后，就有很嚴格的規(guī)定和統(tǒng)一的公卿表》曰：“秦兼天下，建皇帝其后頗有所改。后，就有很嚴格的規(guī)定和統(tǒng)一的公卿表》曰：“秦兼天下，建皇帝其后頗有所改?！保?］到了漢武帝尺寸等，都有一定的等級規(guī)定。觀念則根深蒂固，一直沿襲不變。?輿服志》四）。試述晚明古官稱印流行現(xiàn)象晚明書冢，喜歡在自己的書法作品上加鈐代表其身份的官稱印，如董其昌有“太史氏”（圖1）、“知制誥日講官”、“大宗伯印”、“宗伯學士”、“青宮太?！钡扔?。這些用于印章中的官稱以翰林與六部官為主，且大多不是明代實行的職官，而是與之相應的古代（主要是周代和漢代）官稱，因此其性質(zhì)仍然屬于私印，可以不受當時官印制度的約束和限制。印章在古代本有官私之分,官印刻官職名稱，私印刻私人姓名字號等。也有將官職連同姓名刻在一起的，如漢代的“緁仔妾娋”玉印，這是我們所能見到將官稱刻在私印中的較早的例子。到了三國時，魏武帝《選舉令》規(guī)定“魏諸官印各以官為名印”,將官職與姓名聯(lián)在一起而著為令，但這類印章傳世不多，如顧從德《集古印譜》卷一有'裨將軍張賽”印，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有“尚書散郎田邑”、“隃麋集掾田宏”等?。唬?］這些都是在私印中用當時實行的官銜，也可以不受官印制度的約束。官印在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以制度；西漢初年，還基本沿襲秦朝制度，《漢書?百官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時，印章制度就更加完備，凡名稱、質(zhì)料、鈕制、綬色、后世對印制雖有所改變，但其所代表的等級制度與等級到了明代，官印更是等級森嚴，規(guī)制繁瑣（詳見《明史晚明文人、書家在書畫上加鈐可以直接反映其身份的官稱印，成為一種風氣。這些官稱印在今天為我們判斷某個書家書法風格的嬗變、分期和無年款書法作品的系年以及鑒定真?zhèn)翁峁┓奖?。以王鐸為例，王鐸有“太史氏”、“少宗伯印”、“宗伯學士”、“大宗伯印”、“文淵太傅”等印，按：“太史”在西周、春秋時掌起草文書，記載史事等，到了明代，因修史之事歸于翰林院，所以翰林官也有“太史”之稱。瞿蛻園《歷代職官簡釋》稱：“修史之職，后世皆先歸著作局，繼歸史館。宋之史館始置編修、檢討官，而明、清之翰林院亦置編修、檢討，于是影響附會，亦稱翰林官為太史?！保?］王鐸于天啟四年（1624）授翰林院檢討，則其作品上鈐“太史氏”印當在此之后。［4］崇禎^一年（1638）五月，王鐸任禮部右侍郎，按《明史?職官志?禮部》稱：“周宗伯之職雖掌邦禮……至合典樂典教，內(nèi)而宗藩，外而諸蕃，上自天官，下逮醫(yī)師、膳夫、伶人之屬，靡不兼綜，則自明始也?！保?］所以明代也以大宗伯為禮部尚書的別稱，而禮部侍郎則稱少宗伯。（明代筆記中往往又以“春卿”作為禮部尚書的別稱。）宗伯為六卿之一，品秩和地位很咼，所以王鐸在任禮部右侍郎（正三品）后，就改用“少宗伯印”。到了崇禎十三年（1640）九月，王鐸受命南京禮部尚書（正二品），旋又改用“大宗伯印”。而“文淵太傅”為福王朱由崧所封，時間更晚。王鐸半生的仕宦經(jīng)歷，都反映在這幾方印中，劃然分明。古官稱印在書法鑒定中的意義也很大，由于作偽者往往對古官稱以及作偽對象的仕宦經(jīng)歷不了解，而在偽作上隨便加鈐與作者身份不相符合的古官稱印，我們可以以董其昌的幾件作品為例。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董其昌行書《白羽扇賦》軸［6］（圖2）,自署“壬申秋月書”，鈐“青宮太?！敝煳挠?。壬申為崇禎五年（1632），而董其昌是在崇禎七年“詔加太子

太保致仕”的，（按太子居東宮，東方色尚青，所以也稱東宮為青宮，青宮太保即太子太保的古稱。7]）則董其昌此印應該在崇禎七年（1634）致仕后始用，不能見于其兩年前的書法作品上。有趣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另一件董其昌行書《白羽扇賦》卷，已被李慧聞質(zhì)疑為偽作。⑻又如《書法》2007年第11期彩版所刊出董其昌《行書詩卷》（絹本，縱26厘米，橫197厘米），自署書于丁巳季秋，即萬歷四十五年（1617），并鈐“董印其昌”朱白相間印與“宗伯學士”白文印。董其昌于天啟三年（1623）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五年正月拜南京禮部尚書，則其作品上鈐“宗伯學士”印當在此之后，而不能早在萬歷丁巳（1617）。按浙江博物館藏王鐸《草書臨閣帖卷》，同時鈐“宗伯之章”與“少宗伯印”。此作自署書于崇禎十二年（1639）六月，王鐸于崇禎十一年五月廿六日任禮部右侍郎，至崇禎十三年九月任南京禮部尚書，則其書此卷時，還是禮部右侍郎，即“少宗伯”，而他在作品上已經(jīng)用“宗伯之章”，可見在當時禮部侍郎亦可稱宗伯。以此為例，則董其昌'宗伯學士”印，最早不能早于天啟三年（1623）。當然，印章只能作為書畫鑒定的一個參照的依據(jù)，因為有的印章也可能是書畫商為了抬高書畫作品的身價而加鈐的，或由作者在后來補鈐，在鑒定的過程中還須仔細辨別印章及印色等。明清兩代文人用古官稱印的例子很多，此處不能一一列舉，筆者將在另文《明清古官稱印舉例》中作專門介紹。古官稱印的出現(xiàn)和流行，是一個時代的社會思想和文化意識的表現(xiàn)，那么為什么到了晚明會形成這種以古代官稱入印的風氣呢？本文即試著考察這一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一、明代古官稱的流行明朝社會用古代官稱來稱呼當時官員的風氣，其來已久，“以前朝古官為本朝正式官名雅稱之風氣，經(jīng)三年一度科舉考試推波助瀾，至明清長盛而不衰?！盵9]用古官雅稱來稱呼當時的官員，最初是為了表示對他人品格學問的尊崇敬禮，如明初的宋濂，負重名，與劉基、葉琛、章溢齊名，[10]“四方學者悉稱為'太史公'，不以姓氏”[11]。太史是翰林官的古稱，宋濂于洪武二年除翰林院學士，可見這種風氣在明初之濫觴。（翰林學士稱“太史”又更早于明代，本文只論明代的古官稱印現(xiàn)象，故不作引申。）但明初世風純樸，古官稱尚不甚流行，如《明史?吳琳傳》載吳琳于洪武六年自兵部尚書改吏部，“踰年，乞歸。帝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一農(nóng)人坐小機，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12]使者稱尚書而不用古稱以示古雅。又如《明史?曾鳳韶傳》：“曾鳳韶……建文初，嘗為監(jiān)察御史。燕王稱帝，以原官召，不赴。又以侍郎召，知不可免，乃刺血書衣襟曰：’予生廬陵忠節(jié)之邦，素負剛鯁之腸。讀書登進士第，仕宦至繡衣郎……'”[13]繡衣郎是監(jiān)察御史的古稱，曾鳳韶于建文朝為監(jiān)察御史，這應該是用古官稱較早的例子，但曾鳳韶顯然只是為了韻文需要才偶爾一用。明代早期古官稱的流行情況，從明人筆記中也可以窺其一斑一一筆記中古官稱的運用正是古官稱流行情況的直接反映，如明代早期陸容（1436-1494，字文量，號式齋，太倉人）的《菽園雜記》中，用古官稱稱呼六部和翰林官只出現(xiàn)了六次，其對當時六部官員的稱呼多用省稱，如稱吏部侍郎為“吏侍”，稱禮部尚書為“禮書”等。而在比陸容稍早的葉盛（1420-1474，字與中，昆山人）《水東日記》中古官稱則用得更少，可見當時還沒有形成風氣。但是到了明代晚期，在王世貞、沈德符等人的筆記中，用古官稱來稱呼六部官則已經(jīng)成為習慣，其例不勝枚舉?！端畺|日記》“楊文貞公遺囑”條錄楊文貞遺囑中用古官稱，楊文貞即楊士奇，正統(tǒng)九年（1444）卒，于此可見在明代早期的官僚之間也偶爾用古官稱以示尊崇：吾（楊士奇）病久，數(shù)數(shù)累公卿大夫垂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煩院中一僚友，干浼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大人……[14]焦竑《玉堂叢語》卷八“諧謔”中有一則筆記，很有趣，從中也可以對明代早期官制以及官場中古官稱流行情況有一個大概了解：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劉應聲答曰：“大司馬業(yè)洗凈，少司馬尚洗，未凈。”眾聞之噱然。[15]這是景泰間（1450-1456）的故事，這里的洗馬、庶子都是明朝襲用古代的官銜，而大司馬、少司馬，則是古代官稱。王偉是兵部侍郎，即古之少司馬，劉主靜因此以為戲謔，很巧妙；如果用當時實行的官稱，即兵部侍郎，就不能有如此巧妙的戲謔了。像這樣以古代官稱相戲謔在當時或許也只是偶爾用之，就像詩中用典；而王偉一時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官銜中正暗藏著一個“馬”字，所以才招惹了劉主靜的反唇相譏?？梢姰敃r還沒有盛行用古官稱稱呼六部官員的風氣。明弘治以后，古官稱之風漸漸流行，文人（也是官場之間）在書信中用古官稱，也已經(jīng)成為常式。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弘治間戴珊（1437-1505,字廷珍，號松厓，江西浮梁人。）、謝遷（1449-1531,字于喬，號木齋。浙江馀姚人。）手札便是一例：……正月立春日友生戴珊拜。少司空徐老大人執(zhí)事。……珊又言。少司空徐老大人執(zhí)事。（戴珊《致少司空徐老大人函》，圖3）家雁兩掌、豚肩一方、山果二合、官醞一尊，專人馳上司空徐大人行軒，聊用奉犒從者，萬萬麾納為幸。（謝遷《致司空徐大人函》）[16]戴珊、謝遷這兩通信札都是寫給徐貫的，徐貫在弘治間（1488-1505）曾先后任工部侍郎和工部尚書，可見當時古官稱流行之一斑。到了明朝中后期，特別是到了嘉靖以后，古官稱更得到普遍流行（普及）；雖然仍意在尊崇，但已經(jīng)不再單純是對人品學問的致敬，更多的卻是對地位品秩的崇仰，并成為一種浮夸的時尚，融入到當時整個社會崇古尚奇風氣之中。于慎行（1545-1608,字可遠，山東東阿人）《谷山筆塵》卷十三“稱謂”：自嘉、隆以來，士風文字雅好古風，官名稱謂亦多從古，如稱六卿為大司徒、大司馬之類，此皆周官舊名，職任相合,稱之是也。惟至臺長無以稱之，乃曰大中丞，則誤甚矣。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督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于錦衣掌印，稱為大金吾，順天府尹稱為大京兆，益無稽矣。名言之間，禮分所寓，豈宜孟浪如此。若各鎮(zhèn)總兵稱大將軍，雖非今制，亦漢官名所有爾。”[17]于慎行生活在晚明，官至禮部尚書，他對明代中晚期社會上古官稱的流行情況應該是很熟悉的。由此可見在明代嘉靖（1522-1566）、隆慶（1567-1572）時，“官名稱謂亦多從古”已成為流行時尚。于慎行說“如稱六卿為大司徒、大司馬之類，此皆周官舊名，職任相合，稱之是也'，而其他官名則多有比附的嫌疑。明代的六部制度本來就是仿照周之六官而設的，“明之官制，為漢以后所未有，其設六部，略仿周之六官，魏以錄尚書事總攬國政，六曹尚書只為尚書省或中書省之曹屬，直至元代皆因之，明始廢中書省，六部尚書遂為最高行政長官。又設都御史，其先稱御史大夫，承元代之御史臺而設，謂之都察院。六部一院之長官，品秩最高，謂之七卿。”[18]《明史?七卿年表》：“明太祖十三年罷丞相，政歸六部，部權(quán)重也。”［19］而晚明官名從古的恰恰是以六部和翰林院為最常見，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職任相合”，但同時也與其品秩、地位最高有關（這也是晚明尊顯和張揚品秩地位的表現(xiàn)）。翰林官的品秩雖然不高（學士只是五品，而編修、檢討則只是正七品和從七品），但地位卻很高，如《明史?成祖仁孝皇后傳》載：“一日問：’陛下誰與圖治者？啼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保?0］因此晚明士大夫文人以古官稱相稱呼，正是既尊顯了身份，又不失古雅。在古官稱的流行過程中，嘉靖皇帝實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十二“今職古銜”條：世廟好用古官名，又最重典禮，故于貴溪、分宜、鉛山、華亭、泰和、常熟、興化諸公，往往傳旨稱大宗伯、太宰。又于少保胡公宗憲總督江西、福建軍務旨云“大司馬兼院右正”。題少師、大學士費公宏《詠春同德錄》曰'內(nèi)閣掌參機政輔導首臣費宏”，尤為新奇。［21］世廟即嘉靖皇帝（1522-1566），其好古成癖，甚至在圣旨中也使用古代官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晚明社會的崇古之風遂愈演愈炙；到了萬歷朝，則連朝臣的疏奏中也多使用古代官稱，且成為常式?！睹魃褡趯嶄洝肪?39“萬歷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壬午”條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蔡應科上疏乞正疏體：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蔡應科乞正疏體……二戒沿襲，如稱輔臣不曰王家屏、沈鯉，而曰山陰、歸德；不曰高拱、張居正，而曰新鄭、江陵。又或稱官及地不曰吏部尚書、禮部侍郎，而曰大冢宰、少宗伯；不曰戶部郎中、工部員外，而曰度支郎、將作官屬……［22］蔡應科上疏批評萬歷年間在疏體中以地名（地望）及古代官名來稱呼當時朝廷官員的現(xiàn)象，可見這種風氣在當時已是普遍流行，風及朝野。其實在稱謂中用地望也是一種舊習，洪武帝朱元璋對當時的儒生就往往稱其地望而不名，如對狀元任亨泰（襄陽人）即稱“襄陽任”以示優(yōu)遇。［23］而疏體中用古官稱，也不乏其例，如焦竑《玉堂叢語》卷三“禮樂”：“倪文毅公岳為禮部尚書，值遣祭金闕真人，奏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但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鞛榱睢！保?4］又《明史?諸王傳》：“崇禎中，流賊擾秦、晉、河北。常淓疏告急，言：’衛(wèi)輝城卑土惡，請選護衛(wèi)三千人助守，捐歲入萬金資餉，不煩司農(nóng)?！保?5］司農(nóng)即戶部的古稱。通過嘉靖、萬歷前后一百年的推廣，到了晚明，古官稱被普遍運用于文人的各種文體中，包括行狀、尺牘、贈序、墓志銘、筆記、小說等，范圍極其廣泛。而這種好古之風又只是當時整個社會好古尚奇的一個方面，大抵濫觴于江南的蘇州、南京等地［26］，再漸漸影響至于北京，所謂“輦下則此風稍遜”［27］。蘇州向來就崇尚奢侈，在洪武時，朱元璋即“以吳俗奢僭，欲重繩以法”［28］，到了明代中后期，奢僭之風就愈演愈烈，又漸由奢侈而好古尚奇，而這種現(xiàn)象卻是明朝兩京之制的產(chǎn)物。當明成祖遷都北京時下詔：“乃者仿成周卜洛之規(guī)，建立兩京為子孫帝王永遠之業(yè)?！庇谑菍⒛暇┓Q為“留都”。到了英宗正統(tǒng)六年（1441），明朝中央政府分為北、南兩京成為定制。北京所在的順天府和南京所在的應天府，合稱為“二京府”，并且兩京各建有一套大致相同的中央政府機構(gòu)。如兩京都有宗人府、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jiān)、太常寺、光祿寺、太仆寺、鴻臚寺、尚寶司、六科、行人司、欽天監(jiān)、太醫(yī)院、五城兵馬司等，官員品秩也完全相同，并接受同樣要求的考察。所不同的是，南京的政府機構(gòu)主要負責江南地區(qū)的安全和賦稅征收，規(guī)模和編制都比較小，官署中副職、虛職和缺員比較多。相對而言，北京的官員有實權(quán)，而南京的官員則多為虛銜帶俸，且比較清閑。如英宗正統(tǒng)八年，魏驥以年老請致仕，吏部尚書王直以為魏驥還沒有衰老，“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簡。乃改南京吏部”［29］。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黨爭激烈，一些清流官員被貶謫或革職或遭排擠后，往往集中到南京及其周邊地區(qū)一一在明代，一個官員由北京改任南京，也會被認為是降級左遷，因為他已經(jīng)遠離政治和權(quán)力的中心。南京政府既是虛銜，比較清閑，又匯聚了眾多以古為雅的文人雅士，而且還是經(jīng)濟文化最發(fā)達的地區(qū)，這些條件都足以使南京成為晚明流行時尚的發(fā)布地。［30］古官稱的流行，只是當時社會好古的一個方面。這種風氣在當時也頗受批評，前引蔡應科的奏疏即是一例，另外如葉權(quán)（字中甫，1522-1578）《賢博編》中說：今士夫好古，專以古官代今銜。如都御史則稱明御史大夫。既云明矣，明安得有御史大夫官哉？……若以古官名于文字中泛稱今人猶可，乃署卷首尾以自稱，甚至雜于郡縣乘志中，使初學不知此為何官，是謂生今反古，于心何安哉？[31]又鄭曉《今言》卷四第二百八十三條：南京諸衙門《題名碑》宜分別書，如吏部，首書吏部某官某，次書南京吏部某官某，又次復書吏部，又次復書南京吏部，乃為實錄。今概書南京未善，況都察院名臺名府不同，又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與今官名亦不同，乃概列于今名官可乎？[32]從以上批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晚明古官稱的影響之廣。而鄭曉更是明確指出南京諸衙門《提名碑》中以古官稱代今官的不規(guī)范現(xiàn)象，這也正是崇古風氣首先出現(xiàn)在南京的一個典型例子。二、明代古官稱印的流行遼寧博物館所藏歐陽修《行書詩文稿卷》卷末有元末歐陽玄（1273-1357）題跋，鈐“太史氏玄”白文方印（這也是官稱與姓名相聯(lián)的例子，并且用的正是古代官稱）和宋濂題跋及“太史氏”朱文半通印。歐陽玄在元朝曾“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33]；宋濂在“元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后來在洪武二年“除翰林院學士”[34]，兩人相知而不相識，卻互相賞識，推崇備至。由此可見明代古官稱印之濫觴。但是以古官稱入印成為一種普遍現(xiàn)象，應該是到了明代晚期，當社會上古官稱普遍流行之后。而這種以官稱入印的現(xiàn)象，也曾經(jīng)受到一些文人雅士的批評，如楊士修（字長倩，云間人）《印母》曰：至于私印，但可作姓名字，姓名、白箋，小字為佳。齋堂偶一為之。若居士、道人、出生、官銜，則有鬻技道旁者在。[35]楊士修所謂“有鬻技道旁者在”顯然是把私印中以居士、道人、官銜入印當作是旁門左道，絕非印章正宗。但是楊士修沒有舉出具體的例子，我們也無法知道他所指的官銜是古稱還是今稱，或許是無論古今，一概而論。而在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六“私印嗤鄙”條中則列舉了不少以明朝實行的官銜入印的例子：英宗朝錦衣帥門達之塾師，名桂廷珪者，刻一牙印曰，錦衣西席”，又洗馬江朝宗之婿，曰甘崇者，刻印曰,翰林東床”，當時以為笑柄。近日松江徐文貞長孫元春，為太常卿，署印章曰京朝三世肩輿，已堪齒冷。又吳江給事李龍門名周策者，其長君似刻記曰“禮科都諫長公子印”。又吾鄉(xiāng)一庠士，其祖曾守郡，亦刻一印曰“二千石孫”。一太學生曰“天子門生”。此皆俚下廝品，徒堪嘔啰。又見吳中一少年私記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蓋襲唐伯虎舊印，殊不自揆。秦淮一妓女曰“同平章風月事”，見之扇牘，此煙粉何足責。若高明巨公，如夏桂州贈王履約中丞手書詩，用“上柱國章”，考其歲月，正削職里居，尚未復職，何以侈及前銜乃爾，宜為分宜所讒。人臣無上，以致奇禍也。今年汪南溟作文，其印“袞繡行邊”，汪曾以少司馬閱視薊遼，然往事何足道。時正家食圖起家，竟終林下，彼其不朽皆有在，而以腐鼠置口吻，不足滿有道一笑。惟楊文襄邃庵臨歿，以閑住歸，竟不署故官半字，但書'耆德忠正楊公之柩”于銘旌，蓋世宗處賜銀記，乃此四字，其家用楊治命也，此最為得之，人之識見相遠如此。[36]沈德符在這里主要批評的不是篆刻，而是當時以官銜為標榜的社會風氣。沈德符以為攀附權(quán)貴或者以前銜（過去的官銜）為標榜都是鄙俗可笑的行為。其實這種現(xiàn)象也不乏先例，我們在懷素的草書《自敘帖》上就可以看到蘇舜欽鈴的'佩六相印之裔”、“許國后裔”、“四代相印”等，這是以家族的煊赫歷史為榮耀，也是一種普遍心理。沈氏的批評代表了當時正統(tǒng)文人士大夫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可見印章雖小，卻是社會倫理道德的反映。像沈德符這樣以道德批評的眼光來看待

當時以官銜入印現(xiàn)象的還不乏其例，如葉盛《水東日記》卷七“圖記”條：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固有之……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雅制。嘗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尚有典刑，后來奇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有摘古人語以寓己意，或自造語以為謙己自勵之辭，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所謂“保傅尚書大學士”章，則又可厭矣。[37]又如徐官（字元懋，號榆庵，吳郡人，約活動于嘉靖之世）《古今印史》“進士官銜”條：玄敬又曰：唐、宋人無有書進士于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楊維禎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jié)之臣，廉夫之書之者，欲自附于忠節(jié)之后，其意固有在也。后之人乃欲效廉夫故事者，則失之矣。[38]明代早期以官稱入私印的并不多，而且其入印的官稱也很雜，沒有規(guī)范。如楊榮“大學士章”、吳訥“都御史章”等即用當時實行的官銜；而胡儼'大司成章”、董越'玉堂學士”、盧濬湫官大夫”等則是古官稱。這種混亂的現(xiàn)象一直要到晚明才有所改變。如董其昌、王鐸等文人書家，都有很完整的可以反映其一生仕宦經(jīng)歷的古官稱印，這些印章中的官稱也比以前更加規(guī)范統(tǒng)一，可以視為明代古官稱印現(xiàn)象形成的標志。正如白謙慎先生所指出的“如果說晚明是一個禮崩樂壞、經(jīng)典權(quán)威衰落的時代，那么它也是文學與書畫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空前活躍的時代。道德的松弛有時與創(chuàng)造的活力并駕齊驅(qū)；當對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敬畏感消解之際，肆無忌憚地戲擬經(jīng)典的慧黠很快達到了高峰?！盵39]晚明社會是一個雅文化俗化，俗文化雅化的時代，不管沈德符等人的批評是站在什么立場，也不論其保守或進步，我們卻因此得以窺見晚明以古官稱入印風氣逐漸演變、形成之一斑。而晚明以古官稱入印風氣的形成——即以古官稱逐漸代替當時實行的官稱一一正是俗文化雅化的例子。白謙慎先生說在明代文人的心目中“古與雅總是密切相關的”[40]當文人們?yōu)榱思葮税褡约旱纳矸莸匚?，又要表現(xiàn)出一種高雅的時候，自然就選擇了與當時官銜相應的古代官稱。三、古官稱印與牙牌明代朝臣所佩帶的牙牌與古官稱印的流行不無關系。在傳為何震（約1530-約1604，字主臣，一字長卿，號雪漁，新安人，久居南京）的《續(xù)學古編》中說：“漢所謂印章，則今所謂牙牌。”直截了當?shù)刂赋隽搜琅频男再|(zhì)與功能。明代的牙牌是權(quán)力與職官的象征，如《明史?萬安傳》中說萬安專以房中術(shù)取媚憲宗，及孝宗即位，“帝（孝宗）一日于宮中得疏一小篋，則皆論房中術(shù)者，末署曰'臣安進'。帝命太監(jiān)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shù)跪起求哀，無去意。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蓟体崴黢R歸第，乞休去?！盵41]萬安是憲宗朝的閣老，摘掉牙牌就等于是罷免了他的官職。所以《續(xù)學古編》中也就直接把明代牙牌等同于漢代的官印。因為牙牌在明代官場中的特殊意義及其可能對明代篆刻（特別是古官稱印）的流行與發(fā)展所起到的推動作用，故附述于后。明代牙牌上署官銜《續(xù)學古編》將牙牌等同于漢代的官印，首先是因為牙牌上署有官銜，這在宋朝已然，“宋臣黃萬石諭其部將米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w牙牌書銜，在宋已有之，第不知在佩帶否？”[42]明代牙牌上也署有具體的官職和字號，《明史?輿服志》記述牙牌上的字號：牙牌字號，公、侯、伯以勛字，駙馬都尉以親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樂字，入內(nèi)官以官字。[43]《續(xù)學古編》對牙牌上所署官稱的描述更加詳細:

如六部尚書，吏曰“冢宰”，戶曰“司徒”，禮曰“宗伯”，兵曰“司馬”，刑曰“司寇”，工曰“司空”。五軍都督屬曰“參軍”，都御史曰“中丞”，十三道御史曰“侍卿”，通政曰“納言”，給事中曰“司諫”，太常曰“太?！保罄碓弧按罄怼?，兩京府尹曰“京兆”，太仆曰“太仆”，翰林曰“太史”，布政曰“方伯”，府曰“二千石”，州曰“州牧”，縣曰“令尹”，按察司曰“觀察”，蕃王賜印外自制，或曰“某王章”，或曰“某王印”。［44］據(jù)此，我們知道明代牙牌上所署的官職名稱（特別是六部牙牌）恰恰是以古代官稱為主。［按：據(jù)黃惇先生的考證，《續(xù)學古編》卻是一部拙劣的偽書，大約成書于清初，主要抄了元吾丘衍《學古編?三十五舉》與明周應愿（字公謹，吳江人）《印說》（約成書于萬歷中期，此據(jù)韓天衡《歷代印學論文選》）。［45］當然也有作者認為何震的《續(xù)學古編》并非偽書。但無論《續(xù)學古編》是真是偽，書中所指出的牙牌上刻古代官稱應該是事實，這是明代等級制度的反映。但《續(xù)學古編》的作者說“戶曰司徒”，卻很有問題，明代其他五部都與《周禮》六官相配，惟獨戶部尚書不稱大司徒，而是以漢代的大司農(nóng)為戶部的別稱。如焦竑《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其表率百官、統(tǒng)均四海者，無如吏部，而司農(nóng)、司馬與之頡頏而相表里?！保?6］談遷《國榷》卷七十九“（萬歷二十九年十月）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汪應蛟請屯田海濱，略曰?……即充近鎮(zhèn)之年例，省司農(nóng)之轉(zhuǎn)餽，無不可者?！孪聭舨?。”［47］《明史?諸王傳》：“崇禎中，流賊擾秦、晉、河北。常淓疏告急，言：’衛(wèi)輝城卑土惡，請選護衛(wèi)三千人助守，捐歲入萬金資餉，不煩司農(nóng)。”［48］而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二“戶部”即以大司農(nóng)稱戶部尚書，如曰“陳大司農(nóng)（蕖）主計時，國用苦乏”、“若依今法墾得七千頃，可得谷二百萬石，非獨天津餉足，而司農(nóng)亦不匱矣?！保?9］都是以司農(nóng)作戶部的別稱。又據(jù)《明史?職官志?戶部》稱：“明初，嘗置司農(nóng)司，尋罷。吳元年置司農(nóng)司……洪武元年罷。”“洪武元年置戶部”［50］。但是在清代卻普遍以司徒為戶部的別稱，如梁章鉅的《稱謂錄》“戶部”中，即說：“尚書，大司徒；侍郎，小司徒?！保?1］這或許也可作為考證《續(xù)學古編》成書年代的一個證據(jù)。但各部侍郎一般通稱“少”，而梁氏書中則都作“小”，恐有誤。］明代牙牌上所署官稱，往往模仿印章的形式。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中收錄牙牌數(shù)枚，雖然沒有六部的朝參牙牌，但我們從中還是可以對牙牌的形制獲得一個大概的印象。如“內(nèi)使牙牌”（圖4）正面中間仿印章樣式，方形，刻“內(nèi)廷肅禁”，九疊篆；側(cè)面刻“某字壹百一十六號”。按牙牌上所刻印章形狀也是等級制度的體現(xiàn)，如焦竑《玉堂叢語》卷五“方正”中所記：“優(yōu)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是請改牙牌，制如群僚印文改方者，傅珪不可，召老優(yōu)更事者詰曰：’爾優(yōu)，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即遺爾辱，禍靡極矣。’優(yōu)乃戢，俱與新之。”［52］并且明代對官印的形制也有嚴格的規(guī)定，如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三“不識方印”條：“本朝印記，凡為祖宗朝額設者，俱方印；而未入流則用條記?！保?3］條記，即長方形印，如關防之類皆是。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所收錄的“東司房旗尉牙牌”（圖5）,正面即刻“關防”長條印，九疊篆。通過這幾枚牙牌，我們也可想見何震《續(xù)學古編》中所描述的牙牌的大概形制。明代牙牌的頒發(fā)制度牙牌是職官的象征，但是，在明代卻并非所有官員都能夠佩帶牙牌，大抵只有常朝官和留值內(nèi)閣的官員以及內(nèi)官可以佩帶，而南京諸司品秩雖高，卻不得佩帶牙牌。陸容《菽園雜記》卷二所述甚詳：常朝官懸?guī)а琅疲瑢Ｖ麝P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凡在內(nèi)府出入者，貴賤皆懸牌，以別嫌疑。如內(nèi)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廝銅牌，匠人木牌，內(nèi)官及諸司常朝官牙牌。［54］而《明史?輿服志》對牙牌的頒發(fā)制度的敘述就更加詳盡：凡文武朝參官、錦衣衛(wèi)當駕官，亦領牙牌，以防奸偽，洪武十一年始也。其制，以象牙為之，刻官職于上。不佩則門者卻之，私相借者論如律……嘉靖二十八年，內(nèi)府供事匠作、武職官，皆帶朝參牙牌，嘗奉旨革奪，旋復給之。［55］明代牙牌的頒發(fā)，一直有很嚴格的規(guī)定，最初主要是為了“防奸偽”，但同時，牙牌反映職官與地位等級的功能也漸漸凸顯，在正德十六年（1521），即規(guī)定對不朝參的文官“毋得濫給牙牌”：正德十六年，禮科邢寰言：“牙牌惟常朝職官得懸。比來權(quán)奸侵柄，傳旨升官者輒佩牙牌，宜清核以正名器。”乃命文職不朝參者，毋得濫給牙牌；武官進御侍班、佩刀、執(zhí)金爐者，給與。[56]而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朝廷對牙牌的發(fā)放又有了新的規(guī)定：嘉靖二十八年，內(nèi)府供事匠作、武職官，皆帶朝參牙牌，嘗奉旨革奪，旋復給之。給事中陳邦修以為言，禮部覆奏：“《會典》所載，文武官出入禁門帶牙牌，有執(zhí)事、供事、朝參之別。執(zhí)事、供事者，皆屆期而領，如期而繳。惟朝參牙牌，得朝夕懸之，非徒為關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虛銜帶俸、供事、執(zhí)事者，不宜概領……”報可。[57]在這個新規(guī)定中明確規(guī)定除了朝參官員可以朝夕佩帶牙牌外，其他如虛銜帶俸、執(zhí)事、供事等都只是“屆期而領，如期而繳”,“不宜概領”，并且強調(diào)牙牌的性質(zhì)“非徒為關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這就是說佩帶牙牌不僅是地位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種榮耀，這也就是《續(xù)學古編》中說的“漢所謂印章，則今所謂牙牌”。牙牌對明代文人心理的刺激牙牌既然是地位身份的象征，則其對當時一般不得佩帶牙牌的官員的心理實是一個很大的刺激，特別是在以職官品秩為標榜的明代社會。早在陸容《菽園雜記》中即論牙牌“若以為榮美之飾，貝I」朝廷待兩京一體，何在京伶官之卑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此容美之邪。”[58]陸容雖然批判“榮美”之說，但也正反映了當時社會上以佩帶牙牌為榮美的普遍心理。這種心理在李詡（1505-1593，字厚德，自號戒庵老人）《戒庵老人漫筆》卷一“牙牌排衙”條中就說得很直白了：“外任官與京職官相遇，外任官曰我愛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愛外任有排衙?！盵59]可見當時一般官員對牙牌之重視、覬覦。我們還可以通過另一則筆記來看當時人們眼中的牙牌：“國初于京師嘗建妓館六樓于寶聚門外，以宿商賈。時雖法度嚴密，然有官妓，諸司每退朝，相率飲于妓樓，詠歌侑酒，以謀斯須之歡，以朝無禁令故也。厥后漫至淫放，解帶盤薄，牙牌累累懸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廢務?！盵60]這種景象對晚明崇尚奢靡生活的文人真不知會有多么大的誘惑力。明代牙牌的神圣化明代牙牌不僅是職官與地位的象征，同時它還在不斷地被神圣化甚至神秘化。牙牌的背面刻有“不許借失，違者治罪”等字樣，就人為地使牙牌平添了一層神圣莊重的色彩，而一旦損壞或遺失牙牌，是會受到很重的處罰的，如談遷《國榷》卷五十八，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庚辰，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戴維師擅笞兵馬指揮鄭思賢、金夏,損其牙牌，被訐，謫維師江西布政司都事?！盵61]即是因損壞牙牌而被訐遷謫的一個例子。并且，牙牌還被用來驅(qū)鬼辟邪，則宛如神物，如明代的筆記小說《紀周文襄公見鬼事》：“尚山在京求仕不偶，都御史劉觀延作館賓，與同鄉(xiāng)諸縉紳交往甚久，物故于宣德二年。魂忽附于翰林修撰尹鳳岐之次子，求見諸故舊，于吾尤切……吾時為越府長史，與文淵何御史、南云程中書、吏部鄭侍郎之弟同往。四人俱見此子緊閉雙目，面碧而臥，口絕不言。何（文淵）執(zhí)牙牌叱咄之曰：’甚么人在此無禮！’”[62]牙牌已經(jīng)到了被神秘化的地步。在明代文人的古官稱印中，除了“太史氏”外，用古官稱印最多的就屬六部官員，而六部官也有朝參與虛銜帶俸之別，那些授虛銜的官員，如南京諸司，以及晚明大量的添注官都領不到牙牌，這對他們的虛榮心是一個極大的刺激。這可能是造成當時以古官稱入私印之風大熾的重要原因，如熊廷弼有“大司馬章”，但他的兵部尚書卻是添注官；董其昌、王鐸都有“大宗伯印”，而兩人都是南京禮部尚書。同時，南方（以南京、蘇州為代表）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的篆刻藝術(shù)也發(fā)展得很快——經(jīng)濟的繁榮促進藝術(shù)的發(fā)展，當時主要的一些篆刻家如文彭（1498-1573）、何震等也都是南方人。而當時的南方也頗以篆刻為雅玩，文人甚至請人刻印送給自己喜歡的秦淮名妓。如何震的《聽鸝深處》印，邊款刻'王百谷兄索篆贈湘蘭仙史”，王百谷即王穉登，蘇州名士，有豪俠氣，稱“文徵明第二”；馬湘蘭是與董小宛、顧橫波、卞玉京等齊名的“秦淮八艷”之一，善蘭花、小楷。王百谷請何震刻印贈馬湘蘭，可見當時篆刻在文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當時社會上對篆刻的接受程度。（關于篆刻與晚明文人的生活，可參看白謙慎先生《傅山的世界》之《文人篆刻對書法的影響》一篇。）正是政府對牙牌的限制使用、南京官員的特殊性以及當時的尚古風氣與篆刻藝術(shù)的迅速發(fā)展，使晚明以古代官銜入私印蔚然成風。注釋：以上據(jù)沙孟海《印學史》，杭州：西泠印社，1987年?！稘h書》卷十九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722頁。清黃本驥編：《歷代職官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明代翰林官也有用“玉堂學士”印的，如董越有“玉堂學士”白文印，見其跋朱熹《行書城南唱和詩卷》，故宮博物院藏?！八未鷮W士院、明清翰林院別稱'玉堂'，源自宋太宗為學士院'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匾額?！保徰用鳌吨袊鴼v代職官別名研究》，《中國古代職官科舉研究》）⑸《明史》卷七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750頁。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三十卷，1979年，第71頁。以青宮作為東宮的別稱在明代是很尋常的，如《明史?楊士奇?zhèn)鳌酚浶谂c楊士奇語“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忤”?！稄堣畟鳌肥雷谑蛛芳訌堣⒐疠喽颂犹?，張璁“辭以未建青宮，官不當設”。晚明文人文集中以青宮稱東宮的例子也很多，如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四“金實”條：“金實者，浙江金華人……晉春坊司直郎，洪熙中，升衛(wèi)王府長史……以青宮近臣，曳裾王門?！庇志硎濉班l(xiāng)試借題攻擊”條：“蓋物情惟欲焦（竑）早離青宮講筵足矣?！崩罨勐劊骸抖洳摹捌洳笔鹂钛葑冄芯考捌鋵Χ洳承┳髌废的昙拌b定的意義》，上海：《書法》2007年第10期。龔延明：《中國歷代職官別名研究》，《中國古代職官科舉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6頁。焦竑《玉堂叢語》卷三“寵遇”：“高帝建國初，遣使者樊觀以束帛召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入見，上甚喜，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薄睹魇贰肪硪话俣?，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788頁。《明史》卷一百三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965頁?！睹魇贰肪硪话偎氖本褐腥A書局，1974年，第4055頁。葉盛：《水東日記》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1頁。焦竑：《玉堂叢語》卷八“諧謔”條，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70頁。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明清名家手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6-197頁和第204-205頁。于慎行：《谷山筆塵》，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48-149頁。孟森：《明史講義》第一編第二章《明史體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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