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制的危機與秩序的秩序何謂更好的聯合論美國內戰時期關于美利堅內外秩序的爭論及林肯對聯合的再定義

如何實現不同國家、民族、階層等政治單位和社會組織的“聯盟”（團結），不僅是美國面臨許多缺陷的政治任務，也是自制憲以來建立美國內外秩序的基本政治理論問題。這一問題在已有的學術成果中容易被還原為對美國憲法的解釋、關于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認同政治等具體研究，卻多少忽視了這些具體研究必須建立在一種關于“何為美國”的秩序想象和理論建構的基礎之上。本文以美國內戰作為切入點，在利用美國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借助政治哲學的思辨和思想史方法，從南北雙方關于美國內外秩序的設想的爭論出發，討論美國內戰爆發的原因，并進一步闡明內戰的特殊性質及其結果如何改變了美利堅的“聯合”形態，以及這些改變對“何為美國”這一問題的答案所產生的深遠政治影響。一．如何對推動美國國家秩序的基礎予以水質重構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關于美國內戰和林肯研究的“進步論”輝格派史學敘事遭到了不小的沖擊，使這個研究領域呈現出兩個值得注意的面向：一方面仍不可輕易否認，內戰是美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林肯至少是這個變化的標志性人物，且無論是否接受傳統研究的觀點，人們亦不難發現內戰前后美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形態和思想觀念變化很大，甚至存在斷裂。另一方面，若是公正地接納修正主義史學的研究及其當代影響，重要的便不是僅僅承認林肯本人的復雜性，以及內戰中微妙、偶然處所起的關鍵作用，而且應當承認，無論是林肯還是當時不同階層的其他人，對其政治行動所指向的美利堅秩序基礎究竟是什么，它將向什么方向變化，無論在內戰前還是內戰后，他們都沒有最終的答案。所以，直接勾勒歷史劇變抑或將當事人視為歷史的工具，與細描世情人心之曲折一樣，都不能自然勾銷以下問題：在立國和制憲時期安頓在美國政治秩序內部的要素——州權和奴隸制——如何會成為政治失序的導火索?如若對此問題不做回應，則亦難以判斷以戰爭的方式摒棄州權和奴隸制，對恢復政治秩序的意義何在。所以，并非僅在修正主義史學的刻意的解構視角中，內戰才不是一出按照既定劇本演出的戲劇。更值得注意的一個研究視角是，首先視內戰為美利堅面對的一次憲制危機，而且此番危機并非如一些研究者所說，完全由外部因素造成，而是可以被視為是自美國立國、制憲以來憲制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的狀況的延續。二卡爾霍恩對“聯合”的認知林肯作為內戰中反奴隸制和反州權一方的代表，留下了大量針對性明確的辯論和演說，加之林肯研究已揭示出他為準備這些辯論和演說所閱讀的部分參考資料，所以林肯的對手及雙方的立場、思想譜系似乎都很容易被辨識出來。林肯面對的政治處境和內戰爆發的直接原因是南北對立，但南北對立的導火索卻在西部。受查爾斯·比德爾(CharlesA.Beard)影響的美國史傳統觀點認為，西部成為問題是由于新的土地和資源打破了東部內部原有的政治與經濟平衡，西部地區若大部分建成選擇莊園經濟和奴隸制的州，東部中的北方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議會和政黨政治中的少數派。這種分析可以成立的條件是不同區域構成的“聯合”已有一個共同的、穩定的整體框架：州成為同質計數單位，且將多數決視為普遍有效的憲制原則。然而，西部成為問題的更深層原因恰恰是因為它成為了“聯合”的變量——這意味著西部問題并非只是一個關乎權力分配的政治問題，而是牽涉到如何構成權力的憲制問題。西部問題的憲制意義首先表現為美國南北雙方對西部土地性質的爭論。這一爭論從制憲時期一直綿延到內戰之前，法令上關于西部土地政策的不斷調整和政治輿論中著名的“韋伯斯特-海恩辯論”(Webster-HayneDebate),都以此為重要背景。在制憲之后，美國主流政界至少有兩種理解西部土地性質及其與原有13個州“聯合”的思路：在“韋伯斯特-海恩辯論”中，海恩一方背后的真正領袖是卡爾霍恩，加之林肯對韋伯斯特的明顯青睞，以及對卡爾霍恩的政敵亨利·克萊(HenryClay)的肯定，代表南方的頑固派分子卡爾霍恩自然會被作為林肯的死敵來看待。但從19世紀20年代到內戰之前，卡爾霍恩是唯一一個從南方的角度為包括西部在內的整個美利堅提供了完整秩序圖景的人，因此不同于從宣揚州權和分裂聯邦的角度簡單化地理解卡爾霍恩，本文強調卡爾霍恩為“聯合”提供了一種秩序選擇的正面意義。就此而言，卡爾霍恩甚至可能是林肯最嚴肅的敵人；也正是因為這樣，卡爾霍恩與也必須承擔重建秩序任務的林肯之間，未必絕對勢如水火。能夠被視為建制派，是由于卡爾霍恩和林肯都曾以美利堅既有秩序的支柱為前提，思考這些條件的組合與共存。把美利堅建構成一個政治實體表面上是要完成有主權權能的各州與大片西部土地的聯合，實質上是要把不同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形成的共和革命政權，結合到一個既可以滿足一定的集權和擴張要求，又能夠實現有限政府目標的秩序體系之中。卡爾霍恩因此強調，這一任務不同于歐洲的民族國家建構。首先，美利堅沒有自然就是一個整體的“人民”存在，用數量上的多數來代表這個整體是不可取的，所以它的“人民主權”并非體現為一種絕對的、集中的、獨立的權力。在這個意義上，卡爾霍恩反對用以盧梭和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現代國家建構方式來規范美國，并將這種方式稱為以“絕對平等和自由”為基礎的“數量意義上的多數共同體”。在卡爾霍恩看來，美利堅的秩序應該更接近于各種利益團體以否決權為基點建立起來的制衡體系，這個體系以產生和執行沒有遭到任何部分否決的決定為方向。這意味著，任何決定的做出都有多數和少數同時在場，或者說，多數永遠是臨時的，它只是異質的各部分的共時性(concurrent)選擇。澄清如何維持一種政治性質的關系是描述卡爾霍恩心中的內外秩序圖景的重要環節。首先，從卡爾霍恩對政治關系的理解中可以推知，這里的“州”并非抽象的法權單位或行政單位，而是具體地域范圍內的宗教、經濟、社會團體和政治派別形成自主運作方式的集合體，它們在“政治聯合”中的“平等”地位也并非來自權利和義務的平等。這些多種性質的權力能夠在“州”之中結合成為一套秩序是對“州”獲得平等地位的保障，也對“州”在“聯合”中維系政治關系至關重要，因此，州的自然與秩序特質不可從州的身份中剝離。其次，政治關系一定包含成為敵對關系的可能，州或由州組成的利益集團之間也有可能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在卡爾霍恩的時代，以占有土地和人口維持莊園種植活動，依靠替代性弱的產品在自由貿易體系中的位置賺取高順差的南方，與開始以提升勞動生產率建立高級的生產和組織形態獲利，故而要求限制人員流動和進行貿易保護的北方之間，矛盾就接近不可調和。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關系的維持需要外部空間和資源的存在，這種外部空間和資源可以將內部的存量競爭和零和博弈的危險緩和下來。所以，卡爾霍恩的“聯合”圖景是擴張性的，這不僅是“以世界為市場”的南方的要求，而且也能保證聯邦存在的必要和健全。可以說，卡爾霍恩以否決權促成多種利益團體之間的競爭和輪替從而構成美利堅憲制體系的講法，并沒有超出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和第51篇中對美國秩序的設想，而卡爾霍恩相較于制憲一代的深入之處，在于他揭示出這種多頭民主制度要運作起來，依賴的可能不是——或者至少不僅是——形式統一的單位和客觀普遍的規則，而是還要考慮權力關系和對外擴張。后者參與形塑的美利堅“聯合”的形態遠不是一幅潔凈、整齊、孤立的圖景，而是充滿了微妙與茍且并存的政治交易，充斥著殘酷與血氣混雜的暴力誘惑。所以，不是僅僅要求或聲稱有正當權利就可以被視為“政治聯合”中的一員，利益團體的輪替也并非只靠制度、選票和法律來完成。在卡爾霍恩眼中，美利堅的秩序是一種外部“政治聯合”包含內部“社會聯合”的形態，回到內戰前的語境中，可以理解卡爾霍恩基于其秩序圖景的政治立場。卡爾霍恩站在南方的立場上，承認在關稅、勞動力、奴隸制、西部土地政策和國際關系等諸多方面，南方都與北方存在矛盾，但這并不是導致南北破裂的直接理由，南北雙方利用各自手中的權力形式與西部進行交易、達成妥協從而維持南北均勢，是卡爾霍恩心目中“政治聯合”的正常維持方式。實際上，這種以南北均勢維持“聯合”的方式在美國制憲之后到內戰之前都明顯可見，如“梅松-狄克遜線”“密蘇里妥協”“1850年妥協”等案的達成。然而，卡爾霍恩心中的秩序圖景在內戰之前沒有成為美利堅的選擇，其原因不宜完全歸結為時代的喧囂。廢奴運動的推進固然有賴于一系列外部原因，混雜了道德直覺、革命余波和大眾輿論，且在激烈的公共辯論和政治角逐中將自身和對立面都拋出了理性權衡建制需求的范圍，但是，卡爾霍恩的圖景本身也有明顯矛盾：首先，美利堅的秩序只能以州為視角來陳述，可是形塑秩序肌理的卻是聯邦。參照卡爾霍恩對聯邦本質的理解，聯邦只是州之間權力關系的投影，卡爾霍恩沒有賦予包括行政權在內的任何聯邦權力以獨立存在的屬性，聯邦政府的人員構成也只是州的形式性代表，可是與此同時，聯邦卻要維持“自己”內部的均勢，并為這種均勢的達成開疆擴土。這樣，聯邦“公共人格”的缺失總會使其在政治行動中，或在州與州組成的集團的視野中，面臨權能缺失或權力僭越的困境，這將給州或州集團使用否決權甚至退出權留下長期的機會。其次，州在用柔性邊界支撐剛性法權。卡爾霍恩的憲制觀從一開始就排除了對絕對自由、平等權利的設想，他對州成為“社會聯合”的描述也實屬曖昧。卡爾霍恩提到過州內部會建立社會契約的問題，但從來沒有直接承認“州”有主權，而是強調主權掌握在“州之中的人民”手中，因此州是否就是一個完全獨立且可辨識的政治單位，似乎大可存疑；實際上，在韋伯斯特與海恩的辯論中，卡爾霍恩的“聯合”圖景就已經呈現出退守狀態。面對以“講道理”為主的韋伯斯特一方，海恩更多的是代表南方“擺事實”,而當海恩利用歷史和現實經驗來說明南方及其西部政策的合理性時，卡爾霍恩從整體秩序出發理解南北分歧的意圖，就幾乎降格成了對南方自身利益訴求的表白。與此相對應的是北方在進一步擴張和吸納新州的刺激中做出的實現另一種秩序圖景的努力，這種努力包含著要克服由制憲一代的擔心轉變成的當下的焦慮：無論是卡爾霍恩的“聯合”圖景，還是聯邦的現狀，都面臨著形式和實質兩方面在同一性上的缺失。一個界限不明且缺乏同一性的政治體可能是有序的，但它在什么意義上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呢?從這方面理解這一爭論，就會發現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曾指出的問題：“美國的整體感受和整體意識改變了，海恩先生發出了那個正在消逝時代的聲音；韋伯斯特則發出了已經到來時代的聲音”。不過，這個“已經到來的時代”也包括美國內戰。北方心目中的秩序圖景有一個相當整齊、簡潔的外貌，但其內部卻有不斷激進化的動力。可以說，內戰爆發的直接原因并非南方及其背后對“聯合”性質的主張，而是源自北方的主張和行動，就像林肯的直接對手是道格拉斯而不是海恩或卡爾霍恩一樣。作為北方在內戰前的重要代言人，韋伯斯特并不具備預言家的特質，毋寧說他是實際而保守的。他的言論主題主要是澄清北方視角中聯邦的構成和權限，據此反駁南方在西部土地爭議、南北分裂危機中的“錯誤”主張。若與后來林肯在演說中展示的格局和技巧相比，他的言辭實在可謂缺乏政治想象力。可是，從韋伯斯特的言論中確實可以發現，他描述的北方制度與聯邦構成形態更容易建立起內在的一致性和連貫性。這使得北方能夠承接制憲時期關于美利堅“自由帝國”的想象，使己方青睞的秩序圖景轉換成可以復制和擴展的原則，而且，這些原則本身可以成為幫助締結“聯合”的紐帶。這奠定了北方而非南方為“聯合”提供秩序圖景的基礎。閱讀韋伯斯特時，可以看到他也借助卡爾霍恩所使用的“州之間的協定”所以，讓韋伯斯特與海恩真正錯開的，更可能是因為韋伯斯特經常論及革命、戰爭、政府、西部的“公共性”,卻從來不談是誰怎樣發動了革命和戰爭，建立了政府，獲得了西部；他不斷強調北方能夠為勞動力乃至政府界定更清晰、更確定的權利來源，卻不討論這些權利的取得是否伴隨著對其他權利的侵害；他一再論及聯邦政府具有崇高的義務和廣泛的利益，卻從不明確其義務來自對誰的虧欠，其利益建立在對何種產權的回報之上。有鑒于此，為美利堅設計“自由帝國”秩序圖景的杰斐遜，能同時得到南方和北方的尊重甚至追隨，既被視為卡爾霍恩所繼承的對象，又被理解為林肯的精神向導，就不難理解了。在杰斐遜不靠君主和強力，而是用同質、民主的“小共和國”的形式復制和互惠互利所構成的“大共和國”圖景中，換言之，一方面，杰斐遜的“自由”概念仍然不是指一套流動的、抽象的權利制度，而是脫胎于古典意義上的共和國，針對具體、有限的空間，描述其中盡可能憑借直接民主和共同意志建立起來的生活方式。而且，為了防止這種自由流于空洞，杰斐遜專門強調，組成美利堅憲制的單位應該縮小而不是擴大，各州的邊界應該更為嚴格，而不是可以隨著“大共和國”的擴張而愈發松弛、隨意。經過在“韋伯斯特-海恩辯論”中體現出來的時代變化，在杰斐遜的“聯合”圖景里，“小共和國”中存在的結構、民情、風俗特征被進一步淡化，“大共和國”與空間之間的密切關系也遭到了嚴重的削弱。這樣，北方體系到了道格拉斯那里就成為具有普遍感染力的形式性訴求。針對南北雙方關于聯邦是否應允許西部采用奴隸制的爭議，道格拉斯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以投票形式進行民主自決：可以說，南方對“聯合”中的差異性更敏感，但內戰的動力在北方。如果沒有北方體系中的激進力量用形式規范為南方乃至整個“聯合”中的異質部分進行的“賦權”,內戰以如此大規模和高烈度的方式展開就不可想象。于此意義上澄清林肯對手的譜系可以得知，卡爾霍恩雖然與林肯背道而馳，但兩個人的敵對并不一定會摧毀聯邦。卡爾霍恩為“聯合”準備了較為完整的秩序圖景，這個圖景與北方體系有全面且根本的差別，但它卻不是引發戰爭的直接原因。林肯的難處在于，他必須面對來自自己陣營內部的正面挑戰。無論是對道格拉斯，還是對韋伯斯特和杰斐遜，林肯若向他們展示武器，利刃中都有一邊指向自己——對手也是同道，他們都曾試圖讓“聯合”以更輕盈的方式變得更為廣闊和堅固，但卻不得不在北方不斷激進化的過程中面對使“聯合”支離破碎的危機，而若要重新構筑“聯合”的秩序圖景，則先要與戰爭為伴。三阿倫特把“聯合”納入秩序圖景的范圍中在既有的秩序圖景中，林肯沒有太多的選擇。從杰斐遜的“自由帝國”圖景延伸出來兩條主要路徑：一條以復制民主形式來擴充政治單位，實現自由“聯合”;另一條注重在政治單位中實現真正的權利平等和共同意志，從而確保自由“聯合”。與前一條路徑相比，后一條路徑在處理“聯合”的內部分歧和對外擴張政策時會允許有一定程度的保守性。林肯與他青睞的杰斐遜和韋伯斯特都對后一條路徑有更多的同情。但是，在林肯面對分裂的事實而選擇政治方向的時候，他已經很難再以保守的姿態走后一條路徑了。所以，利用后一條路徑中所強調的實質內容，林肯揭示了道格拉斯一直以來在形式上的自相矛盾，進而要求北方體系通過徹底貫徹其形式邏輯實現內容與形式的合一，支撐這種做法的動機同時可以兼容堅定的道德理念、純粹的正誤標準，以及政治形勢逼迫下的理性權衡。但經此一變，一種原本從屬于既有憲制的秩序圖景卻喚起了憲制的革命。林肯要說明的道理并不復雜，在與道格拉斯的辯論中，他對這個道理的表述也愈發清晰：道格拉斯堅持在“聯合”內實行普遍的人民自決權但又支持保留奴隸制，這是一種錯誤。通過自決形式形成共同意志的前提，不僅是要承認某個人群的集體意志，而且是要承認“其他人都至少平等、普遍地擁有表達和形成共同意志的權利”。這樣的主張會帶來“聯合”的性質及圖景的改變。若用卡爾霍恩的話說，林肯實際上讓整個美利堅回到了自然狀態，其主張成立的基礎，是設想純粹的平等理性個體——而不是在具體的州、社團、派系中的個體——如何運用自身的普遍同質權利，構成一種規范關系。林肯對此有充分的自覺，這也是他為何將自己的事業視為是對1776年獨立戰爭——而不是1787年制憲——的繼承。州權和奴隸制是1787年憲法不可分割的秩序支柱，作為憲法能夠通過的事實性保障，它們及附屬在它們之中的人和關系是考慮“聯合”圖景的重要出發點，但是，林肯有意識地改變了“聯合”圖景的時空條件，將其放回到《獨立宣言》的時代背景下，把對美利堅秩序的想象帶回到那個尚未形成任何確定政治關系的人類社會之中，在那里，區分新州還是舊州、南方還是北方，并不是必然的要求，而排除了種族、宗教和地域差異的個體才是構成美利堅秩序的支柱。可以說，林肯設想的秩序圖景打破了內戰時期關于“聯合”討論的天花板，把大地上不可見但卻蘊含在人性中的某種建制沖動，也帶入了塑造“聯合”的過程中。在這種圖景里可以設想的理想狀況是，聯邦政府向異質群體賦權直接帶來“聯合”基礎的更新和對“聯合”困境的克服，“賦權”在此扮演著雙重角色：它在恢復自然狀態的同時形成新的社會契約，將內戰轉化為革命，把現有的政府從革命的對象變成革命的成果。如果是這樣，阿倫特筆下“革命在美國”的特質會重現于世，它不僅沒有導致社會革命和因此招致的對必然性的屈服，反而在把更多的人帶向公共生活的過程中成為“聯合”的直接手段；然而，美國內戰卻有其自身不能納入革命甚至與革命的原則相矛盾的基本邏輯和展開方式。首先，從林肯的角度來說，內戰之前的他越接近權力中心，對自己的秩序愿景的實現條件越有清醒的認知，即廢奴運動難免會引發戰爭，“我們的共和長袍被弄臟了，被拖拽在塵土中。讓我們重新凈化它。或者在鮮血中，或者在革命的精神里，讓我們將它再洗干凈”。進一步來講，可以考察林肯所面對的戰局。正是在戰局逐漸展開并帶來一系列政治、制度后果的過程里，林肯獲得了其語言和行動的形式，并由這些形式呈現出與純粹作為其思想形態的秩序圖景之間的差異。在內戰開始初期，林肯下令“封鎖”(blockade)而不是“關閉”(closure)從北卡羅來納州到弗吉尼亞州的港口。這是一種具有國際法意義的做法，它象征著南北雙方遵循將對方視為“正當敵人”的國際戰爭模式。悖謬的是，當歐洲暫時建立起“有限戰爭”的規范體系和均勢格局，用以消化初現于北美殖民地革命中因追求普遍自然權利而給歐洲造成的動蕩和撕裂時，這種危機卻復現于北美大陸，而且這種危機的一種表現形式正是配合林肯的革命訴求出現的另一種戰爭形態，它對美國內戰最初作為“有限戰爭”的性質造成了嚴重沖擊，同時也給美利堅秩序的重建造成了困難。“有限戰爭”雖然含有林肯不能接受的內外秩序框架，但其過程和結果至少不會構成林肯青睞的秩序圖景的反題，因為這種戰爭方式本身就是要防止戰爭中的一方或一些人被完全剝奪了法權，淪為“絕對敵人”。可是，這場戰爭還是一次內戰，林肯在下令“封鎖”港口之后，又宣布南部邦聯調用的船只應該被視為“海盜船”,也就是視邦聯船只為“罪犯”而非“參戰軍隊”。然而，這種權力至少有三個不同層面的來源：首先，最直接的來源是戰爭本身。當“有限戰爭”的性質變得愈發模糊，軍隊與平民之間的區分隨之消失，合法占有戰利品的標準遭到廢棄，那么無論北方是否訴諸更為古老的“正義戰爭”的理由，它把南方視為“絕對敵人”的傾向都愈發明顯。在這一近于必然性的催促下，奴隸作為南方平民的合法財產的性質不再受到戰爭法的保護，他們因此成為北方戰爭機器榨取、掠奪的對象。所以，從戰爭的角度來看，奴隸恰恰不是經由“賦權”而參戰，是被“剝奪”了原有的庇護，失去了在原先結構中的位置，作為戰爭的手段而不是戰爭的目的去參戰的。其次，在內戰定性的基礎上，權力可以來源于聯邦政府。以林肯所擁有的執行權為代表，隨著戰爭的進行，聯邦政府的權力極大地突破了憲法原有的規定，關于林肯在廢除人身保護令、不通過國會授權直接征召軍隊等問題上的做法是否違憲的討論，自內戰至今仍在進行。再次，如果黑人與白人的平權不僅在戰爭期間的北方軍隊中得到了實現，加入南方軍隊以及戰爭結束后黑人的權利如果仍能獲得聯邦的承認，那么內戰時期的廢奴運動也可以因為這種時空上的延續性，通過苦心經營的解釋，被視作黑人爭取自身權利發起的革命，聯邦則是在得到他們的授權之后代表他們處理與其權利實現相關的事務，比如與南方舊奴隸主之間的財產和政治關系，從而獲得權力來運用武力或頒布法令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樣，美國內戰同時作為平權革命，并在戰爭之后導引出一個林肯意義上的秩序圖景，就是可能的。一方面，現實給這種時空延續性的存在提供的支持相當有限：在內戰后期，南方也面臨兵源匱乏等困境，因此也在一定范圍內允許黑人加入軍隊，并給予其與自由人同等的權利，北方對這部分黑人，以及通過起義擺脫奴隸主的黑人的權利，都難以予以承認，并實際上通過相關軍事法和《解放黑人奴隸宣言》撤回了對這些黑人的權利的承認。所以在黑人加入內戰之后，擺在林肯面前的是兩種相互矛盾的秩序可能性：一種可能性由戰爭建構，正如共和黨激進派看到的那樣，武力征服是這種秩序的基礎，北方的勝利意味著南方和黑人都是被征服者。戰爭及其后呈現的秩序是觸目驚心的，令人難以回避；革命和它的承諾則永遠讓人動心。兩者并非一真一假，而是人性在不同層面和不同時空中的真實需求。正是因為如此，戰爭與革命之間的抵牾不僅難以消解，而且催生了在保留戰爭形塑秩序之能力的基礎上，使革命成為秩序圖景和歷史記憶的迫切希望。林肯的偉大之處在于，他把自身化作了在兩者之間進行溝通的橋梁。隨著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崩解，因戰爭與革命在構建秩序方面喪失一致性而引發的政治危機并不鮮見，但林肯還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調動了關于美利堅秩序想象的資源，在憲制方向上留下了他的印記。盡管從北方的角度出發也是一種選擇，可林肯并沒有完全從戰勝方的角度出發，將勝利者作為秩序的“頭”連接到革命者組成的“身體”上，那樣他的工作與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會大不相同，比如包括建構一種基于北方立場的“建國史”與“解放史”。可是，林肯的立足點仍是革命圖景，他仍未放棄構建一個超越地域、種族，甚至是超越國家、超越歷史的普遍的“聯合”,并將其作為理想，甚至是信仰，植入普通個體的心靈，用這個秩序圖景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去激發人們，使他們于社會生活中抹平戰勝者與戰敗者之間的差距，在政治實踐里重建能夠容納不同權力量級的各方，并使之重新構成輪替關系的憲制。這當然不是一個完美且沒有代價的選擇，但越是接近內戰結束的時候，我們就越能看到林肯朝著這一方向做出的努力。前文已經提及，為強調內戰具有的革命面向，林肯已經改變了他對美國歷史的敘述方式，模糊了1787年制憲和聯邦政府建立在美國史上的起點位置，甚至還沖淡了“一次性制憲”的神話，把憲法視為可以根據革命原則的精神和革命性事件的發生而不斷調整的文件。所以，林肯將革命原則比喻為“金蘋果”,將聯邦和憲法比喻為“襯托在金蘋果周圍的銀畫”,而且“這幅畫并非要遮掩或是毀壞蘋果；而是要裝飾并保存它。這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