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憲制、法律職業與主權者革命于明2021-2-1521:47:14來源：?中外法學?2021年第1期摘要: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被視作司法獨立在西方世界確立的標志性事件之一學界長期以來存在一個法律人為爭取獨立而斗爭的“英國故事〞但對于17世紀英國司法史的分析卻說明，傳統的“憲政王義〞和“職業王義〞的解讀都存在簡單化的傾向，而無視了這一歷史進程背后的利益角逐與政治走向這一時期法律職業階層的分裂與斗爭，都無法簡單歸因于道德或職業水準的上下，而更多來自于與現實政治沖突的糾纏；追求獨立的過程本身存在著諸多“反獨立〞的悖論榮耀革命后法官獨立確實立，深層動力來自于王權者的身份轉換、政治決斷與國家治理方式的轉型。

關鍵詞:司法獨立；英國；革命；古代憲制；法律職業

在司法獨立起源的譜系中，17世紀的英國是無法跨越的界碑。盡管英國長期以來并不存在嚴格的司法獨立，但1701年?王位繼承法?中關于法官職位的規定，卻無疑構成了追求法官獨立歷程中的標志性事件。而在傳統的敘事中，事件的發生又并非偶然，還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古代憲制〞與“普通法心智〞的傳統中，從而逐漸營造出一個有關司法獨立的“英國故事〞。

本文分享這個故事，但卻認為故事的敘事還未免有些簡單化，以至于可能遮蔽了另一些重要的問題。對于史料的重新解讀，將進一步展示17世紀英國革命政治的復雜。語境化的分析將說明，英國革命中的法官與法律人扮演著多重角色，其中甚至不乏悖論；而追求法官獨立的努力，也并不僅僅來自于中世紀以來的“憲政主義〞或是“職業主義〞的傳統，或是“輝格〞法律人不懈斗爭，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主權者的政治革命及其治理策略的轉型。

一、司法獨立的故事

故事有很多講法，但主要情節如下：[1]

最初，王室法官只是國王的臣仆，依國王的喜好而任免。但隨著中世紀憲政主義與普通法職業階層的開展，逐漸形成了法官自主的觀念，并出現了許多法官抵抗國王干預的事例。王室法院被認為享有一種相對“獨立〞的傳統。但這種平衡在17世紀被打破。斯圖亞特的絕對主義王權，不僅導致了國王與議會的對抗，也使得法官“獨立〞的傳統面臨考驗。愛德華·柯克等普通法法官與國王產生了劇烈沖撞，反對派的法官被相繼解職，代之以依附于國王的“邪惡〞法官。而堅守正義的法律人那么進入議會斗爭，直至內戰爆發。

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后，查理二世接受了法官“品行端正即繼續任職〞的原那么。但隨著國王與議會的分歧日益擴大，查理二世“又開始重拾憑個人好惡任免法官的方法〞，繼任的詹姆斯二世更是在短短四年中罷免12名法官，留任的法官那么蛻變為專制王權的幫兇。最終，是1688年的“榮耀革命〞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法官獨立傳統。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規定“法官品行端正即可繼續任職；只有在議會兩院的請求下才可罷免法官〞。這一規定被認為事實上肯定了法官的終身制，英格蘭版本的“司法獨立〞也由此確立。

這是一段令人肅然起敬的故事。尤其在當代中國，更可能令法律人感慨不已。故事中所展現出的英國法律人的堅強品格與抗爭精神，也足以使其構成法律史上追求自由與法治的經典。但也正是因為意識到其中可能夾雜的較多情感化的敘事，在分享這段故事的同時，我們仍有必要保持足夠的謹慎。從以上敘事中，我們不難看出，傳統的解讀主要來自兩種進路：

首先是一種“憲政主義〞的進路，認為1701年的原那么實際上植根于中世紀英格蘭已隱隱出現的法官“獨立〞的歷史傳統；而這一傳統又可以追溯到封建社會的“有限王權〞與“古代憲制〞之中。[2]這一時期的封建王權始終受到各種制約，難以開展出恣意的力量，從而維護了法官的相對“獨立〞。這些歷史的傳統為1701年原那么埋下了“種子〞，并成為法律人與專制王權斗爭的旗幟。

其次，以上的故事還隱含了“職業主義〞的進路。1701年的法官獨立還被認為是普通法職業階層開展的結果。隨著中世紀法律職業教育的展開，一個擁有專業技藝的法律職業階層逐漸生產，并伴之以一整套以“技藝理性〞〔artificialreason〕[3]和“普通法心智〞〔commonlawmind〕[4]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這種普通法職業主義，構成了法律人不斷追求自身“獨立〞的動力來源與社會根底。

但這兩種進路也遭到了質疑。晚近的研究說明，僅僅是“王在法下〞或“古代憲制〞，可能并不能全面地概括中世紀英格蘭的政治圖景，而只是眾多政治話語中的一個面相，也很難構成對法律人行為選擇的有效約束。而“職業主義〞的解說，盡管更具現實根底，但僅僅是法律職業階層或是“普通法心智〞，也并非影響法律人政治立場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事實上，前述斯圖亞特職業法官群體在王權壓力之下的分裂，就證實了這種擔憂的存在。

或許是意識到了這種危險，在上述“英國故事〞中，又往往強調法律職業階層的內部的兩條“路線斗爭〞。在這一敘事中，面對專制王權的擴張，原本職業化的王室法官群體，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陣營：一方是道德與職業水準低下的“趨炎附勢〞的“壞法官〞，另一方那么是不畏強權、堅守獨立的“好法官〞與法律人。而1701年原那么的最終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這些“道德高尚、業務精良〞的法律人對于專制王權及其附庸的不懈斗爭。[5]

可這里依然存在疑問。這些解說雖然看到了法律職業階層的分化，但卻過于簡單地將原因歸結為法官的“道德〞或“職業〞水準。但只要我們更謹慎一些，就不難發現仍有許多問題值得追問：僅僅因為支持國王，就一定是“趨炎附勢〞么？而對抗王權的法律人，就一定是因為“道德高尚〞或“業務精良〞么？或真的是在為“獨立〞而斗爭？遺憾的是，對這些問題，傳統的故事都缺乏深入的分析，而代之以簡單的“道德主義〞進路，或是另一種“改頭換面〞的“職業主義〞。

本文試圖重新理解這些問題。筆者將首先從理論上分析“古代憲制〞與“法律職業〞兩種進路可能的缺乏，并通過對內戰前夕〔1603-1640〕法律職業階層的考察，揭示傳統因素對于法律人行為影響的有限性。在此根底上，筆者還將質疑那種將17世紀憲法斗爭描述為涇渭清楚的兩大陣營的解說。對復辟時代〔1660-1689年〕輝格法律人與托利法律人的分析，將展示兩種政治力量在對待王權與司法等問題上的復雜。最后，筆者還將反思追求司法獨立過程中的“反獨立〞悖論，并從主權者革命與國家治理轉型的視角重新理解1701年原那么及其意義。

二、兩種“傳統〞的質疑

在對于17世紀司法史展開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嘗試對傳統解讀的兩種進路作一個簡要分析。這些分析將說明，“憲政主義〞與“職業主義〞的兩種解讀，盡管具有相關史料的支撐，但本身的論證都存在一些疑問與漏洞。無論是“古代憲制〞還是“法律職業〞，這些來自于中世紀歷史傳統的影響，都只能在邊際意義上影響法律人的行為選擇，而無法構成1701年原那么確立的決定性力量。

〔一〕“古代憲制〞的傳統？

在回溯制度起源的過程中，人們總是傾向于為偉大的制度尋找一個“榮耀〞的起源，對于“司法獨立〞也同樣如此。在傳統的解說中，英格蘭的司法獨立絕非1701年的原那么那樣簡單，它同樣擁有“悠久〞的傳統。

據記載，早在13世紀，就已經出現了巡回法官對于國王干預的抗議。[6]15世紀的加斯科〔Gascoigne〕法官曾頂住壓力判處王子亨利〔后來的亨利五世〕監禁。[7]即便是在王權強大的都鐸時代，當亨利七世就叛逆罪案件詢問法庭意見時，首席法官休斯〔Huse〕斷然回絕說，“法官應依照自己的權利做應當做的事〞。[8]瑪麗時代的法官也曾以“命令有違法律〞而拒絕女王對于判決的指示。[9]與此同時，法官的職位也呈現逐漸穩定的趨勢。從理論上說，作為國王臣仆的法官，任免取決于“國王的喜好〞；而在13、14世紀，也確實存在許多法官因政治原因被罷免的事例與沖突。[10]但從15世紀開始，王室法官逐漸從政治斗爭中退卻；在紅白玫瑰戰爭中，以利特爾頓為代表的法官大都保持了中立，使法官職位得以在動亂的政局中維持穩定。而在整個都鐸時期，除瑪麗女王曾罷免堅持清教信仰的三名法官之外，法官職位幾乎不曾受到政治斗爭的影響。[11]

基于這些事實，許多學者認為，在17世紀之前的英格蘭，存在一個追求司法獨立的傳統。至少在都鐸時期，法官的職位取得了“事實上〞的獨立。[12]但請注意，這只是“事實上〞。因為從理論上說，王室法官依然是國王的臣仆，可能因為“國王的喜好〞而被罷免。因此，這里所說的“獨立〞，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只能是一種“相對的獨立〞。[13]而在一般的解說中，正是這一獨立的傳統，為1701年原那么確實立奠定了根底，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對于傳統的形成，有的解說將其歸因于中世紀的“古代憲制〞。這一觀點認為，英格蘭的司法獨立，早在盎格魯一撒克遜的原始民主制中就開始萌芽。諾曼征服后的“封建契約〞，進一步催生了“王在法下〞的觀念，“司法至上〞的原那么也得以生成。[14]1215年的?大憲章?更是將“王在法下〞的原那么以法律固定下來，構成了“中世紀憲政主義〞的核心。總之，在這一話語中，英格蘭的司法獨立與古老的憲制傳統一脈相承，共同保衛著古老的傳統與自由。

這一進路在西方話語中被廣泛接受。從19世紀的輝格史學，到后來的梅特蘭、加德納、龐德等法律史家，再到晚近的哈耶克，都或多或少接受了憲政主義的解說。[15]但挑戰也隨之而來。許多學者開始質疑輝格史學對于日耳曼傳統的描繪，認為這種以近代政治圖景去裁量古代的做法帶有明顯的主觀臆斷。[16]許多研究都說明，在“封建契約〞結構中，國王與封臣的關系從來不是對等的；而國王是否受到封臣與法律的制約，“那么取決于實際的力量比照〞。[17]而對于中世紀司法的研究也說明，當案件涉及王室利益時，法官在多數時候仍會選擇偏向國王的利益；即便在外表上有悖國王利益的判決中，也可能隱藏著更深遠的政治考量。[18]

本文無意探尋“王在法下〞或“古代憲制〞傳統的真偽。對于遙遠的古代，觀念與實踐的“背離〞本來就是常態；對于同一事實，觀察的角度不同，結論也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今天的學術話語中，“古代憲制〞的解說已很難被視作一種確定的根底。而即便在中世紀的英國確實存在這樣一種“古代憲制〞和法官相對“獨立〞的傳統，我們也仍然無法確定，在古代傳統與1701年原那么之間，是否真的存在一種直線的進化？而本文的分析也將說明，當王室法官面對真實世界的政治沖突時，所謂古代傳統的約束將更加脆弱不堪。

〔二〕“法律職業〞的傳統？

另一種可能更實際的解說是職業主義的。在這一觀點看來，中世紀英格蘭的司法之所以能夠取得相當程度的獨立，更重要的原因來自于13世紀以來的司法職業階層的興起和“職業化〞法官群體的形成。

中世紀英格蘭的王室法院，最初只是為了應付國王人身治理的缺乏而產生的司法治理機構；但隨著國家治理的“去個人化〞，這些法庭在13世紀后期逐漸開展成為專業化的機構，并逐漸呈現出“職業化〞的趨勢。尤其是隨著專職法官與律師職業的興起和“律師晉升法官〞原那么確實立，更是形成了一個嚴格準入的法律職業階層和“職業化〞的法官群體。[19]在許多學者看來，正是“職業化法官〞的出現，使得中世紀的“司法獨立〞具有了更堅強的現實根底。[20]

從社會學視角進入，由“職業化〞引發的“自主性〞追求也并非偶然。所謂“職業〞，意味著一種要求專業知識的工作崗位，需要通過專門的正式教育或精細的學徒制才能獲得。各種職業總是設置嚴格的行業準入，組成類似于行會的組織，抗擊內部競爭和新人的進人，以到達利潤的最大化。也因此，在中世紀的英格蘭，我們看到了以律師會館為核心的法律職業階層的形成。與當時的手工行會一樣，法律職業的行會同樣設置了準人機制與復雜的學徒制。[21]

職業化進程不僅帶來了壟斷，也帶來了新的意識形態。出于對壟斷利潤的追求，職業主義總是強調本行業知識的神秘，并通過各種技巧來維持這種神秘。同時，為了掩蓋對金錢的追逐，職業主義者總是標榜自己很少利己、專門利人，是為了追求一種天職。[22]總之，職業化的過程本質就是一個創造“神秘〞的過程；而正是通過神秘化知識和魅力型人格的塑造，這一職業獲得了“獨立于政治控制和市場控制的正當理由〞。[23]

而普通法職業階層的誕生，首先正是從法律技術的復雜化開始的。以程序為中心的生長形式，使得普通法的技術從一開始就是圍繞著各種令狀、訴請、辯論展開；法律的知識不僅繁瑣復雜，而且只能通過會館的學徒制教育習得。[24]同時，為了維持知識的神秘性，在數個世紀的時間里，普通法法律人不遺余力地開展出一套艱澀的術語和拒絕體系化的知識，足以令一切外行人望而生畏。

更重要的是，普通法法律人還竭力營造出了一套以“技藝理性〞和“普通法心智〞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在他們看來，普通法是“超出記憶的〞，蘊藏在諾曼征服之前的古代習俗之中，也因此保有古代的自由。由于這種知識無法言說，而只能通過法律人長期實踐的“技藝理性〞才能獲得。[25]包括國王在內的任何個人意志對于司法的干預，都是對于這一“神秘〞職業領域的僭越。在這個意義上，中世紀英格蘭的司法獨立傳統，不過是法律職業階層興起的結果或“副產品〞。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疑問并沒有消除。職業主義的解說在強化司法獨立性的同時，也不經意間揭開了它的外衣。我們看到，在復雜的法律知識與自由的話語之下，職業主義的驅動依然來自于對自身利益的追逐。而這也就意味著，在職業化與追求獨立之間的聯系實際上并不確定。一旦放棄獨立可能帶來更大的利益，法律人是否依然會堅守這套話語就可能值得疑心。盡管從長遠來說，堅守職業主義的立場在總體上收益更大，但作為法官的個體選擇卻可能各不相同。不同的外部和內部的約束條件，完全可能導致法官的立場選擇的搖擺與轉身。

三、內戰前夕的法官：職業進路的反思

17世紀的歷史恰恰證實了這種擔憂。

1640年長期國會的召開，標志著英國革命的開始。在國會對于諸多王室官員的指控中，一項重要的指控卻長期以來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那就是，在國會彈劾的“邪惡〞官員中，不僅有聲名狼藉的斯特拉福伯爵〔Strafford〕和勞德大主教〔Laud〕，[26]以及星宮法院等特權法庭的法官，[27]同時還包含了一大批普通法法官的名字。這似乎意味著，原本被視作“自由堡壘〞的普通法法院，在內戰爆發的前夕已蛻變為革命的對象—盡管他們都出自律師會館的法律職業教育。

這一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呢？從理論上說，面對專制王權的擴張，職業化的普通法法官應當堅守古代傳統，維護司法的自主性，但事實上卻是一幅多少有些令人失望的圖景。除了柯克、克魯與黑斯等少數堅持職業操守的法官之外，幾乎多數的普通法法官都倒向了國王的陣營。“他們逐漸成為了僅僅是國王的臣仆，而不再是獨立的法律闡釋者〞。[28]尤其是在關于查理一世征收“船稅〞的“漢普頓案〞中，法官對于國王的諂媚更是使普通法法官的聲譽降到最低點。[29]

這也就意味著，職業屬性對于法官的政治立場可能并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盡管在傳統的輝格史學中，普通法法律人往往被視作專制王權的天然反對者，甚至將其比作“普通法鍛造了砍下查理一世頭顱的鍘刀〞，[30]晚近以來的研究卻說明，英國內戰前后，在法律職業階層中，并不存在團結一致的局面。他們之中既有王室的忠誠臣仆，也有堅決的批評者；即便在1628年的議會中，法律人也并不曾“團結在柯克爵士的法律至上的旗幟之下〞。[31]將17世紀的憲政沖突解釋為“國王特權與普通法的斗爭〞，只能是一種“教科書式〞的簡單化。[32]

法律人在內戰時期的政治立場也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當戰爭來臨時，與整個國會的分裂一樣，律師議員明顯地分成保王黨與議會派的事實說明，法律界缺乏任何獨特的政治一致性，更不必說特別的激進偏好。〞[33]依據普雷斯特〔Prest〕的統計，內戰期間普通法法律人在派系與地理上的分布，大致如下：〔圖表略〕

以上數據統計的來源參見：W.R.Prest,TheRiseoftheBarristers:ASocialHistoryoftheEnglishBar1590-1640,ClarendonPress,1986.pp.275-277.

從以上數據不難看出，盡管律師和法官中的議會派占據了多數〔前者為34人，后者為72人〕，但法律人中傾向于保王黨的人數依然不少〔律師15名和法官44名〕。尤其是包括13名威斯敏斯特法官在內的高級法官群體更是壓倒性地站在保王黨陣營。[34]此外，對長期國會的研究也說明，在曾接受律師會館教育的310名議員中，至少有120人選擇支持保王黨。[35]而如果進一步考察這些法律人的地理分布，保王黨的法律人更多來自于中部和西南，東南部的法律人那么更多支持議會派，而這一布局與整個議會兩大陣營的地理分布根本吻合。換言之，法律職業階層與其他社會階層在政治立場的分布上并沒有多少區別。[36]

之所以呈現這一局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這一時期的法官在實現“職業化〞的同時，并沒有完全擺脫作為一名王室政府官僚所受到的外在制約。盡管這一時期的普通法法官都來自于高級律師的群體，并且都當然地接受過四大律師會館的職業教育，但除此之外，法官作為國王臣仆的身份卻并沒有改變，其職務的任免與晉升也始終依賴于國王的恩寵。與其他官員一樣，這些“職業〞的法官同樣可能謀求職位的晉升，并有意識地回避與國王的沖突。

而事實也是如此。雖然從今天的眼光來看，能夠成為中央法院的法官〔全國僅12人〕尤其是首席法官，無疑應被視作法律人職業生涯的頂峰。但在當時王室的官職系統中，盡管這些法官職位崇高，但卻談不上“位高權重〞，甚至很長時間都無法進人掌握實際最高權力的樞密院。而從這一時期的法官“履歷〞來看，即便是王座法院的首席法官，也總是不遺余力地謀求升遷首席財政大臣或大法官等更高的職務。[37]對于那些積極要求“進步〞的王室法官來說，首席法官的職位絕非最終的目標，而更多地是用以謀求更高職位的“跳板〞。

甚至是作為堅決反對派的柯克法官，也同樣無法排除對于權勢的追逐。在詹姆斯一世即位之初，擔任總檢察長的柯克就曾經對于多起試圖顛覆斯圖亞特政權的叛逆罪提出指控，尤其是“羅利案〞中的不正當指控更是令后世所詬病。[38]即便是著名的1616年與國王的沖突中，也同樣隱含了政治斗爭的嫌疑。[39]事實上，在此之前，詹姆斯已經在考慮將柯克提升為財政大臣，而罷免柯克的職位也并非出于國王的本意。[40]甚至在1616年被解職之后，柯克還不惜采取一些近乎拙劣的手段來重新爭取國王的支持，并曾一度恢復樞密院的職務。[41]只是在重返法院和成為財政大臣的努力都落空后，柯克才最終轉向了議會的陣營。

總之，對于17世紀初的歷史回憶說明，面對絕對主義王權的挑戰與國家政治的劇烈沖突，原本“職業化〞的普通法法官，同樣不可防止陷入了嚴重的分裂。無論是“古代憲制〞的歷史傳統，還是以“技藝理性〞為核心的“法律職業化〞，都無法維護所謂法官的相對獨立性。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法律人團結一致與專制王權相抗爭的統一圖景，而是一個個身處政治紛爭中的歷史行動者：他們之中既有堅守中立的好法官，也不乏追逐權勢的平庸政客。[42]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重新理解了司法獨立的“英國故事〞。1701年法官獨立原那么確實立，盡管與中世紀以來“古代憲制〞和法律職業化的傳統存在著歷史的關聯，但這并不等于在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因果，或是單線的進化；即便這種影響真實存在，也并非是決定性的。因此，對于法官獨立原那么在1701年確實立，就不能僅僅從“古代憲制〞或是“法律職業〞的解說中去尋找，而應當更多地關注17世紀憲法沖突中真實的權力運作與利益角逐。也只有在此根底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在法律人追求獨立的斗爭之下所隱含的宏大歷史變遷。

四、復辟時代的法官：道德話語的反思

有如前述，或許正是意識到“憲政主義〞或“職業主義〞解說的缺乏，在傳統的“故事〞中，又往往著力強調兩種法律人之間的對立與競爭。司法獨立的“英國故事〞被進一步渲染為堅守職業理想的“好法官〞與議會中的法律人團結在一起，與專制王權及其附庸的“壞法官〞不懈斗爭，最終成功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法官“獨立〞傳統并將之寫人1701年立法的故事。[43]

但對于這一似乎更復雜的敘事，本文依然不滿足。盡管這個故事在“憲制傳統〞或“法律職業〞的影響之外，特別強調了法律職業階層內部的分裂與斗爭，但有如前述，這種解說仍舊是簡單化的。法律人的分化被簡單歸因于法官的“道德〞與“職業〞水準的高低，仿佛在法官的“職業〞水平、“道德〞操守和政治立場之間，存在某種必然的因果。但在筆者看來，這不過是另一“版本〞的“職業主義〞進路，或是一種更為簡單化的“道德主義〞解說。

但真實的歷史遠沒有這樣簡單。在接下來的局部，我將通過對于斯圖亞特復辟時代〔1660-1689〕的歷史分析，進一步展現17世紀英國革命中司法與政治的復雜關系。這些分析將說明，在一個政治全然分裂的時代，置身于政治漩渦之中，無論是輝格派，還是托利派，都難以維持客觀的中立地位。僅僅是選擇支持或反對國王，都無關乎法官道德或職業水準的上下；而一味地強調法官與法律人對于政治斗爭的參與，只可能導致法官應有中立地位的進一步喪失。

〔一〕政治漩渦中的法官

1660年的“復辟解決〞，使得英國司法與政治的關系重新回到起點。早在1640年，長期國會上提出的給予法官終身職位〔tenure〕的提案得到恢復。在1660年的?布列達宣言?中，查理二世重申了法官“品行端正得繼續任職〞〔holdofficesduringgoodbehavior〕的原那么，宣布不再依據“國王個人的喜好任免法官〞。[44]

但事實上，這一原那么很快被拋棄。隨著國王與議會沖突的加劇，從1676年開始，查理二世開始頻繁撤換法官。民事高等法院的艾利斯〔WilliamEllis〕和雷恩斯福德〔Rainsford〕先后被解職，而效忠于王室的斯格羅格斯晉升為首席法官。[45]這一時期，圍繞著約克公爵〔后來的詹姆斯二世〕的王位繼承問題形成了“輝格〞與“托利〞的派系政治，并很快延伸到法院。普通法法院開始頻繁受理對于輝格派的叛逆罪指控，并屢屢給予反對派不公正的審判。詹姆斯二世繼位〔1685〕后，更是在短短四年中罷免了12名法官。而杰弗里法官在“血腥審判〞中的表現那么使得“斯圖亞特時期的法官沉淪到谷底〞。[46]

但問題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法官的“墮落〞呢？這些選擇支持國王的法官，真的是因為“道德〞或“職業〞水準的低下么？還是僅僅因為缺乏終身職位而畏懼于強權？事實上，隨著材料解讀的深入，晚近的研究都說明，如果拋開政治立場的選擇，從職業法律人的角度來說，選擇支持王權的法官，很難說就一定是“腐化墮落〞的。除了斯格羅格斯和杰弗里等少數法官外，諸如瓊斯〔Jones〕、潘伯頓〔Pemberton〕、艾提肯〔Atkins〕和雷蒙德〔Raymond〕等人，無論是作為法官還是律師，在當時都具有較高的聲望。盡管有許多判決支持王室與托利派，但很少有直接證據說明他們本人在道德和品格上有重大的瑕疵。[47]

更進一步地說，在一個政治分裂的時代，我們實際上很難用政治立場的選擇去判斷法官的“優劣〞或高低。而較之之前的都鐸時代，斯圖亞特時代正是這樣一個政治極端對立的時代。圍繞宗教與政治的重大問題，整個國家分化為對立的派別，以至于本應堅守中立的法官也不得不陷入派系斗爭之中。這在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時期就突出地表現為圍繞詹姆斯繼位而形成的“輝格〞與“托利〞的斗爭。輝格與托利日趨劇烈的斗爭，迫使王室法官們也卷入到爭端之中，不得不在政治上選擇自己的站隊。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很難以政治立場的選擇去指責法官的“司法不公〞，因為這種“指責〞的背后本身就帶有派系的偏見。一個在輝格派看來糟糕透頂、嚴重不公的判決，在同時代的托利黨人看來，可能無比榮耀、正確。尤其是考慮到“榮耀革命〞后輝格黨人在話語權上占據的優勢，我們有理由對于那些指控法官的言辭保持必要的謹慎。[48]畢竟，我們不能忘記歷史總是由勝利者寫成的。即便這一時期的法官作出具有政治傾向的判決，我們也恐怕很難將之歸因于法官個人的道德品格。這些判決同樣可能來源于法官本人的政治派別，源于他們個人對于當時政治的判斷—這種判斷不一定是正確的，但卻可能是“獨立〞的。

〔二〕以“天主教陰謀案〞為例

類似的例證有很多。著名的“天主教陰謀案〞就是其中一個。[49]

盡管所謂“陰謀〞的內容漏洞百出，但國王的反對派還是沒有放過這一打擊天主教的時機。在反對派領袖薩夫茨伯里伯爵的煽動下，被奧茨〔Oates〕指控的鮑維斯伯爵等多名天主教貴族被逮捕。從1678到1680年，在首席法官斯格羅格斯的領導下，王室法院相繼提起了一系列針對天主教徒的審判。盡管查理二世曾試圖阻止一些證據并不充分的死刑判決，但這些建議都未能被法庭接受。到1681年，共有35人因“天主教陰謀案〞被判處死刑。[50]而如果從今天的證據眼光來看，這些審判幾乎都是站不住腳的，[51]但輝格派那么始終拒絕成認這些冤案。

當然，這并不是說“天主教陰謀案〞一定是虛假的。由于年代的久遠，我們已經很難完全恢復歷史的真相，但本案的審判過程本身卻說明，無論是法官與國王的關系，還是輝格派對待司法的態度，都遠比傳統的解說更為復雜。

首先，在這一案件中，法官與國王的意見并不一致。對于所謂的陰謀，查理二世從一開始就表示疑心，并一度以法庭證據缺乏為由阻止死刑判決。但面對天主教恐慌的蔓延和來自樞密院和議會的共同壓力，斯格羅格斯等法官還是堅持作出了死刑判決。而斯格羅格斯本人恰恰是因為效忠國王而被任命為首席法官。但在“天主教陰謀案〞的問題上，卻“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是順從國王的；相反，法官總是支持國王的反對派〞。[52]換言之，即便是那些被認為“見風使舵〞的法官，在具體案件中，依然可能具有獨立于國王意志之外的政治立場。

其次，這一案件還說明，在司法公正的問題上，輝格派也并不比托利派做得更好。面對陰謀論的喧囂直上，反對派議員似乎并沒有多少耐心去證實傳聞的真實性。他們抓住這一“良機〞主動出擊，將大批天主教議員逮捕羈押。對于此后的審判，他們同樣竭力支持法院的指控，即便這些審判的過程中充滿著誣告、偽證和刑訊逼供時，[53]也沒有輝格派議員對此提出異議。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這樣一個充滿陰謀的時代，無論是對于偽證和告密、陰謀和反陰謀還是涉及生命的政治斗爭，輝格派的手段并不比托利派干凈多少〞。[54]

甚至，托利派的立場也未必就是“趨炎附勢〞。輝格派反對詹姆斯繼承王位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對其天主教立場的反感，以及對天主教復辟的擔憂。[55]但這并不意味著托利黨就一定支持天主教或是支持專制。相反，他們中的多數人依然是反天主教的，之所以支持詹姆斯繼位，更多是因為不希望破壞君主世襲的原那么。[56]同時，在輝格內部，對于誰來繼位的問題始終存在分歧，也使許多人擔憂繼承權的不明確會導致政治動亂，甚至內戰的重演。[57]因此，輝格與托利的分歧，也就并非在于天主教或是專制，而實際上是對待國家命運的兩種態度；而在當時，維持政治秩序和防止大規模動亂，又何嘗不是一種“審慎〞的政治選擇呢？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能更客觀地理解法官的選擇。與輝格史學歸因于法官個人的道德不同，本文更多地將其視作政治斗爭作用于法官個體的結果。盡管“天主教陰謀案〞只是其中的個案，但它至少說明，即便外表上依附國王的法官，也可能只是基于自身的政治認同與選擇。在對待司法的態度上，輝格派也并非嚴守中立；在運用誣告與偽證打擊對手的方面，輝格與托利并無本質差異。

總之，在斯圖亞特后期的政治斗爭中，也許并不存在“正義〞與“邪惡〞的非此即彼的對立；輝格與托利的派系之爭更多只是道路選擇上的差異，而無關道德的高低。王室法官被迫卷入到政治紛爭之中，而不得不做出政治上的站隊與選擇。盡管這里面不排除法官的性格與追名逐利，但面對一個司法與政治混淆且充滿著分裂與對抗的時代，我們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們做出更好的選擇呢？

五、“反獨立〞的司法獨立

但這并不是否認法律人的斗爭與努力。面對斯圖亞特王權的司法干預，那些堅守職業自主性的法律人依然值得贊賞，并在事實上推動了法官獨立原那么確實立。但問題是，我們不能因為贊同這些努力，就對其中的復雜性視而不見；不能因為尊重，或“為尊者諱〞，就將輝格法律人的“不公正〞記錄一筆抹去。真正的歷史研究，應當是直面復雜的世界，從外表的“悖論〞中去尋找那真實的歷史。

與“古代憲制〞與“法律職業〞的進路一樣，本文的分析說明，僅僅是訴諸道德話語的所謂法律人的斗爭，同樣無法解釋法官獨立原那么的最終確立。在深入的分析之后，原本清晰的“高尚〞與“卑劣〞、“進步〞與“落后〞的劃分變得模糊起來，我們看到的是一幅各種力量相互交錯的復雜圖景。我們開始疑心，是否真的存在一部輝格法律人為追求獨立而斗爭的歷史？1701年原那么，真是古老傳統在經歷了革命洗禮之后的重生么？在“憲制〞的、“職業〞的傳統以及輝格法律人的斗爭之外，究竟是怎樣的力量從根本上塑造了1701年的法官獨立？

〔一〕獨立的“悖論〞

事實上，只要我們重新思考一下17世紀普通法法律人對于法官獨立的追求，以及1701年原那么最終確立的過程，就不難發現其中所隱藏的深刻“悖論〞。

首先一個“悖論〞是，所謂為“獨立〞而斗爭的法律人，本身就未堅守中立。與托利派法官選擇支持國王一樣，輝格法律人對王權的對抗，也同樣可能是基于政治立場的選擇，而并非為了堅守獨立。在外表的“獨立〞之下，同樣隱藏著政治的立場與“偏向〞，而無關道德的高低。更何況事實說明這些法律人在不正當手段的使用上并不比托利好多少。甚至他們也未必真的“勇敢〞；相反，“可能更多是出于對議會的畏懼，而非對原那么的堅守〞。[58]

其次，更大的“悖論〞在于，獨立的過程本身就具有“反獨立〞的意味。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事實上確立了法官獨立的原那么，但一個重要的“前提〞是：這是“哪些〞法官的獨立？顯然，這些“被獨立〞的法官不會是詹姆斯國王任命的法官。有如前述，在榮耀革命前后，王室法官的聲譽已經降到了最低點，在英格蘭的政治話語中充滿著對法官的痛斥與謾罵。[59]在詹姆斯逃往法國后，一切司法活動也都中止，法官幾乎成為了“腐敗〞、“無能〞的代名詞。

因此，對于革命后的司法，人們首先面對的問題，不是法官的獨立，而是如何處置這些“前政權〞留下的舊法官。對此，威廉三世在1689年的決定是：“一個也不留！〞最終，詹姆斯二世時代的法官被全部撤換，“沒有一名繼續留任或重新獲得任命〞。[60]至于法官的終生任職問題，那么直到以霍爾特〔Holt〕爵士為代表的12名全新的王室法官獲得任命之后，[61]才被“正式〞提上議程。這也就意味著，司法獨立在“榮耀革命〞后得以確立的一個重要卻經常被忽略的前提，即首先以“革命〞的名義罷免“舊法官〞。

在這個意義上，1701年的立法最終賦予了新法官以穩定的職位，但同樣是職業化的舊法官卻在“革命〞的名義下丟了飯碗。[62]因此，1701年確立的法官獨立僅僅是革命派法官的“獨立〞，并恰恰以犧牲舊法官的“獨立〞為代價。

〔二〕司法獨立與議會主權

當然，也有人會辯稱，1701年的原那么并非無條件的終身制，其根本的前提是法官的“品行端正〞。因此，如果這些詹姆斯國王任免的法官被認為違反了“品行端正〞的要求，就有理由被罷免，而并不違背法官獨立的原那么。但這里的問題是，由誰來判斷法官的品行？又憑什么來判斷品行的端正呢？

在這里，真正的問題開始浮現。1701年原那么結束了“國王依個人喜好任免法官〞的歷史，但這并不一定意味著法院與法官的勝利。盡管“品行端正〞的原那么防止了法官任免上的恣意，但問題是，“品行端正〞本身依然是一個難以準確界定的語詞，而對于“端正〞的解釋權那么成為了重要問題。依據1701年的原那么，這個解釋權的主體不是國王，而正是革命后的議會。換言之，通過對于“品行端正〞的解釋權，議會取代國王，成為了決定法官去留的關鍵。

但有如前述，在革命的話語中，由議會來裁斷法官的“品行端正〞與否，本身也許就有失公平。在革命之后的輝格議會中，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反思復辟時期“正義〞力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以及王室法官的“墮落〞。國王任命的法官被一律歸結為“邪惡的參謀和法官〞，理所當然地被視作“品行不端〞而解職。但請注意，這并不是一個“中立〞的裁決。至少，由受害方來充當仲裁者，本身就違背了“不可為自己的法官〞的“自然正義〞。而我們也很難想象，在一片聲討“反動〞法官的輝格話語中，這些法官會得到多少公正的對待。

可這正是革命與政治的邏輯。

事實上，許多研究也都說明，1688年的“榮耀革命〞的本質，更多是一場國王與議會爭奪最高主權的主權者革命。較之都鐸時代“王在議會中〞的“混合政體〞，榮耀革命第一次清晰界定了主權的歸屬，明確樹立了“議會主權〞的原那么。[63]這一原那么首先是對于“君主主權〞的否認，意味著曾經與議會共同行使主權的國王，已經完全被置于議會權力之下。盡管從外表上看，“王在議會中〞的原那么依然得以維持，但國家主權的重心已無可挽回地從國王的一邊轉移到了議會。

但另一方面，“議會主權〞確實立，還意味著另一種可能的方案—“法律主權〞或“普通法主權〞—的落空。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在當時的主權革命中，除了國王與議會之外，實際上還存在著另一種“普通法至上〞的主張，要求將國王與議會都置于法律的主權之下；而作為“法律神諭者〞的法官與法院，[64]那么將成為“既能制約國王又能限制議會〞的獨特權威中心。但在17世紀英國革命，這一主張卻最終被拋棄，“議會至上〞而非“法律至上〞取得了勝利。[65]

盡管這同樣意味著“君主主權〞的失敗，但從本質上說，“議會主權〞卻與“君主主權〞分享著一致的政治邏輯—“機構至上〞—區別僅在于這個機構是君主還是議會。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榮耀革命的司法意義，就并非法官相對于主權者的獨立，而僅僅是法院從對于國王的依附轉向了作為新的主權者的議會。[66]換言之，主權者依然是法院的“主人〞，變化的僅僅是主人的身份。

正是在這一語境中，我們也就重新理解了17世紀后期司法獨立的歷史。無論是舊法官在革命后的免職，還是1701年獨立原那么確實立，都實際上來源于“榮耀革命〞所帶來的主權者變更，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判斷。首先，詹姆斯二世的法官之所以被全部罷免，就并非僅僅是由于這些法官“道德淪喪〞或“知識欠缺〞，而更多是主權者革命的結果。“議會主權〞確實立，也就意味著原主權者任命的法官徹底喪失了合法性，必須在人事上替換為效忠于議會主權者的新法官—即便他們中有些人在品行和職業上可能并不算太糟。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701年的法官“獨立〞，就并非“古代憲制〞或普通法傳統的重生，而同樣來自于新的主權者的政治判斷。為了防止作為曾經的競爭者的國王重新爭奪主權，就有必要對國王的權力做出限制。其中，除了在財政和軍事上限制國王的收入與武裝之外，另一個在司法領域的重要措施，就是剝奪國王“依據個人喜好〞罷免法官的權力，賦予法官“品行端正〞即可以終身任職的特權。只不過，判斷法官是否“品行端正〞的權力也同樣落入了議會手中；議會的上下兩院從此獲得了“依法〞罷免法官的權力。[67]

更進一步地，在法官“獨立〞與國會成為“新主人〞的背后，我們還可以看到國家治理方式轉型的變遷。與中世紀政治中“主權〞歸屬的模糊和王權對于司法“赤裸裸〞的控制不同，榮耀革命確立的“議會主權〞恰恰生動展現了現代政治的復雜。一方面，以議會為主體的“機構至上〞取代了中世紀政治的“根本法至上〞，實現了主權的至上性與唯一性；[68]而另一方面，國家的治理也變得更“間接〞與“隱蔽〞。[69]議會依據“品行〞來決定法官去留的權力，正表達了現代政治的精髓：它既保持了主權者對于重大政治問題的最終決斷，也最大限度降低了“個人好惡〞的恣意，將政治判斷納入到更理性、穩定的決策程序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議會主權對于法官職位的控制，也同樣是國家治理模式變遷的反映。在這種新的治理中，法官與主權者之間的緊張被消解，法官的地位也不再受制于個人的喜好，而只需要在整體上與主權者的意志—即所謂“法律〞—保持一致。法官及其所附屬的法律職業階層，不再是國家主權者的“敵人〞，而成為了最親密的“戰友〞與有力的“合作者〞。正如我們之前的分析所展示的，在經歷了革命的洗禮后，不僅議會獲得了對于法院與司法的控制，同時普通法法律人—尤其是輝格法律人—也成功占領了議會。而所謂的普通法法律人階層，恰恰成為了協調主權者與法院之間的溝通橋梁與“緩沖〞。這確實是一次“法律人的勝利〞，[70]但卻是主權者權威之下的勝利。

六、一點“結語〞

在本文的最后，當我們重新審視司法獨立的“英國故事〞時，會發現本文最初的故事被“翻轉〞了—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新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作為“理想狀態〞的司法獨立不復存在，法律人為保衛憲制傳統和職業自主而斗爭的圖景也逐漸碎片化。這里不再是古老的榮耀理想，而是殘酷的政治與赤裸的利益；不再是堅守獨立的崇高法律人，而是“追名逐利〞的卑微個體，是為派系斗爭不擇手段的平庸政客。故事的結尾也不再是“自由〞戰勝“專制〞、司法獲得獨立的“榮耀〞革命，而是議會取代國王，成為新的主權者和法官的“新主人〞。

這確實是一個不太招人喜歡的故事。但這并不是要貶低革命者的崇高，更不是否認司法獨立的理想。本文同樣堅守這些理想，并贊賞為理想而奮斗的法律人。但正因為對于理想的珍視，更需要我們認真對待這段歷史，努力去發現歷史之后的真實，而不是將復雜的歷史簡單化，或者神化。尤其在當代中國的學術話語中，由于傳統版本的“英國故事’，所具有的強大感染力與影響力，可能會有意無意地導致視野上的遮蔽，以至于將法官的獨立與職業化簡單地等同起來，而看不到深層的政治權力運作對于司法的塑造及其可能暗含的復雜與悖論。

在這個意義上，本文也就并非只是為了顛覆或“挑刺〞。相反，恰恰是意識到當下中國建成司法獨立的艱難，才更需要我們拋開歷史的迷思，更清醒地面對現實的困境與復雜。因此，在中國的語境中，對于西方歷史故事的重新審視，就不僅僅是一種智識的挑戰，同時也將直接有益于制度的建設。至少，較之傳統敘事，一個更多面的“西方〞，可能為問題的討論提供一個更堅實的根底與參照。最后，筆者同樣不相信本文的解讀就一定完全正確，而僅僅是將曾經被遮蔽的歷史重新呈現出來。這個新故事不一定最完美，但它卻可能更有助于我們認識到歷史的復雜與多面，提醒我們更多地注意法官獨立得以生成的“革命〞背景，以及隱藏在宏大話語之下的政治運作與權力角逐。

注釋:

[1]類似的故事有許多版本，本文的概括主要參考：LordBrooke,“JudicialIndependence:ItsHistoryinEnglandandWales〞,inCunninghamed.，FragileBastion:JudicialIndependenceintheNineties,JudicialCommissionofNewSouthWales,1997;T.E.T.Plucknett,AConciseHistoryoftheCommonLaw,Little,Brown,1956,pp.240-243；程漢大、李培峰：?英國司法制度史?，清華大學2007年版，頁139-143。

[2]關于英國“中世紀憲政主義〞和“古代憲制〞的學說，參見〔美〕麥基文：?憲政古今?，翟小波譯，貴州人民出版社；J.G.A.Pocock,TheAncientConstitutionandtheFeudalLaw:AStudyofEnglishHistoricalThoughtintheSeventeenthCentu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

[3]這一觀念認為，只有擁有獨特技藝理性的法官，才能作出公正的司法裁決。參見于明：“法律傳統、國家形態與法理學譜系—重讀柯克法官與詹姆斯國王的故事〞，?法制與社會開展?2007年第2期。

[4]參見J.W．Tubbs,TheCommomLawMind,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0.

[5]LordBrooke,supranote1；程漢大等，見前注[1]，頁139-143。

[6]R.V.Turner,TheEnlishJudiciaryInTheAgeofGlanvillandBracton,1176-1239，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276.

[7]T.E.T.Plucknett,supranote1,p.241.

[8]J.H.Baker,AnIntroductiontoEnglishLegalHistory,Fourthed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p.167.

[9]J.H.Baker,TheOxfordHistoryoftheLawsofEngland,Vol.6,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p.419.

[10]比方，普拉克內特在論及14世紀的司法時，就曾提到了1340年和1386年法官與國王的沖突。參見T.E.T.Plucknett,supranote1,pp.240-241.

[11]T.E.T.Plucknett,supranote1,p.242.

[12]LordBrooke,supranote1.

[13]程漢大等，見前注[1]，頁137。

[14]參見〔美〕龐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高雪原、廖湘文譯，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

[15]參見w．Stubbs,TheConstitutionalHistoryofEngland:initsOriginandDevelopment，ClarendonPress,1903;〔英〕梅特蘭：?英格蘭憲政史?，李紅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S.R.Gardiner,TheHistoryofEngland,1603-1649,London,1893;龐德，見前注[14];〔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

[16]錢乘旦、陳曉律：?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32。

[17]〔法〕布洛赫：?封建社會?〔下卷〕，李增洪、侯樹棟、張緒山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頁655；或參見馬克垚：?英國封建社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74。

[18]比方，亨利三世時代的“德比伯爵案〞就是一例，參見R.V.Turner,TheKingandHisCourt：TheRoleofJohnandHenryIIIintheAdminstrationofJustice,1199-1240,CornellUniversityPress,1968,pp.141-142.

[19]R.V.Turner,supranote6.

[20]〔德〕茨威格特、克茨：?比擬法總論?，潘漢典、米健、高鴻鈞、賀衛方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頁291。

[21]〔德〕韋伯：?法律社會學?，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184-188。

[22]〔美〕波斯納：?道德和法律理論的疑問?，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219。

[23]〔美〕波斯納：?超越法律?，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39。

[24]〔美〕斯托納：?普通法與自由主義理論?，姚中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184。

[25]參見J.W.Tubbs，supranote4.

[26]蔣孟引主編：?英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頁340-341,

[27]T.ET.Plucknett,supranote1,pp.192-193.

[28]W.S.Holdsworths,AHistoryofEnglishLaw,Vol.V,Methuen＆CoLtd.,1924,p.352.

[29]J.H.Baker,supranote8,p.167.

[30]A.K.Kiralfy,Potter'sHistoricalIntroductiontoEnlishLawanditsInstitutions,1958,p.43;W.R.Prest,TheRiseoftheBarrister:ASocialHistoryoftheEnglishBar1590-1640，ClarendonPress,1986,p.235.

[31]C.Russell,ParliamentsandEnglishPolitics1621-1629，OxfordUniversityPress,1979,pp.349-363．

[32]C.W.Brooks,"CommonLawyersinEngland,1558-1642",inW.R.Robertson,LawyersinEarlyModernEuropeandAmerica，CroomHelmLtd.,1981,pp.59-60.

[33]W.R.Prest,supranote30,pp.273-274.

[34]Ibid.,p.275.

[35]W．J.Jones,PoliticsandtheBench:TheJudgesandtheOriginsoftheEnglishCivilLaw,GeorgeAllen＆UnwinLtd,1971,p.46.

[36]晚近研究說明，英國革命中很難用階級界限來劃分陣營。兩者界限更多表現在地理的分布和宗教信仰之上。一般說來，東部和東南部地區或反國教者，大多支持議會；而在北部和西南部或支持國教者，那么多數支持國王。參見錢乘旦、許潔明：?英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159頁。

[37]比方，柯克之后的兩任首席法官亨利·蒙太格〔HenryMontagu〕和詹姆斯·雷爾〔JamesLey〕，在任法官期間都不遺余力地謀求首席財務大臣和樞密院大臣等更重要的職務。

[38]參見C.D.Bowen,TheLonandtheThrone：TheLifeandTimesofSirEdwardCoke,Boston,Little＆Brown,1957.pp.190-224.

[39]有研究指出，柯克與其說是針對詹姆斯國王，不如說是與大法官埃爾斯密爾、總檢察長培根等政敵的爭鋒相對；而這種對立的背后，與當時圍繞霍華德派而展開的政治斗爭有著很大的關聯。參見W.J.Jones,“TheCrownandtheCourtsinEngland,1603-1625〞,inLaw,Liberty,andParliament，SelectedessaysonthewritingsofSirEdwardCoke,editedbyAllenD.Boyer,LibertyFund,2004,p.298.

[40]有研究認為，解除柯克職務并非國王本意，而來自政壇宿敵培根的煽動。C.D.Bowen,supranote38,p.224.

[41]包括使用暴力強迫女兒嫁給國王的寵臣白金漢公爵的兄弟韋勒斯。S.Stevein,“ChronologyofEvents〞,inS.Steveeds.,TheselectedwrtingsandspeechesofsirEdwardCoke,Vol.1,LibertyFund,2003,p.lvii-lviii.

[42]W．J.Jones,supranote35,p.42.

[43]LordBrooke,supranote1．程漢大等，見前注[1]，頁139-143。

[44]C.H.MeIlwain,“TheTenureofEnglishJudges〞,7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13〕.

[45]W.S.Holdsworths,AHistoryofEnglish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