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影響【摘要】依據吉林省的微觀數據，本文對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進行了統計性描述，并應用微觀經濟計量模型分析了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一方面教育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有顯著的、積極的作用。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個體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務工的概率越大；另一方面教育對農村勞動力的收入也有積極作用，但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的教育收益并不相同，前者高于后者。

【關鍵詞】教育；農村勞動力；流動；收入

Abstract:BasedonmicrodatafromJilinin2005,webuildmicroeconometricalmodelstoanalysistheeffectsofeducationonrurallabor’smigrationandearningsbycomparingtheircharacters.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theeffectofeducationonrurallabor’smigrationisremarkableandpositive.Thehigherindividual’seducationlevelis,thehighertheprobabilityofhismigrationisonconditionthatothersaresame;moreover,theeffectofeducationonrurallabor’searningsispositive,buttheschoolingreturnsofmigrationandruralresidentaredifferent,theformerishigherthanthelatter.

Keywords:education;rurallabor;earnings;mobility

一、引言

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教育與培訓、遷移以及尋找新的工作是勞動者所承擔的人力資本投資的三種類型。經典人力資本理論已經證實了教育與收入之間的相關性，而且通常認為受過較多教育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平均收入。而遷移行為和尋找新的工作則是通過提高既定的知識技能在勞動力市場上所能夠獲得的價格來增加某人人力資本價值的活動。但遷移是具有選擇性的，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從事的活動。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年輕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動性要高一些。國外一些學者在這一方面給出了相應的經驗證據。例如L.Long[1]曾指出在美國的同一年齡群體中，一個人是否接受過高中以上教育是推測遷移可能性的主要因素；A.SpeareandJ.Harris對印度尼西亞不同年齡、性別和教育的農村勞動力的研究表明，具有小學以上教育的年輕人具有較高的流動傾向；L.Lanzona對菲律賓的數據分析表明，個體所受的教育越多其流動的可能性越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教育不僅僅是影響個體收入的直接因素，而且也是影響另外一種人力資本投資——遷移的直接因素。因此，Sahota把教育稱作是人力資本理論“內核”中的“內核”。

在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中，農村勞動力的遷移行為尤為突出。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基數巨大，農業勞動力嚴重過剩，農村失業和不充分就業人口大量存在，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開始向城市轉移。作為一種人力資本投資，這個行為確實給勞動者及其家庭帶來了相應的回報。李實通過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收入分配效應的分析結果表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確實提高了外出打工戶家庭的收入水平。但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問題，我們關心的是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影響。胡士華利用2000-2002年數據檢驗了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概率的影響，但并沒有指明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關系。另外雖然侯風云和趙力濤等國內學者分析了人力資本對外出勞動力收入的影響，但卻沒有分析其流動的成因。與現有的文獻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又分析了教育對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工人員的收入的影響。

本文第二部分對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的統計特征進行了描述，并給出了各教育-年齡組勞動力流動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邏輯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產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給出了農村勞動力流動前后教育對其收入的影響效果。另外，我們在構建人力資本模型時，特別地將勞動者的家庭背景和社會背景因素也考慮進來，以盡量減少教育收益的估計偏差。

綜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過研究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傾向及其收入的影響，提供一個更為直觀地理解我國勞動力市場行為的實證依據。

二、農村勞動力統計特征描述與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觀數據集來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其調查對象覆蓋了吉林省各個城市和農村的現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夠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該數據集提供了戶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員人口和經濟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別、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戶口性質、婚姻狀況、工作單位類型等。在選擇樣本的時候首先需要明確一個事實——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著性別歧視，為了盡可能消除這種影響，我們將農村15歲以上的男性作為基本樣本集。由于農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獲得，因此我們將其年收入換算為月收入。最終樣本總量為15305，進城務工樣本數為1118，占總樣本的%。樣本的平均年齡為歲，可見我們研究的是農村中年輕一代的勞動力流動狀況和教育收益。

對于進城務工人員，主要包括兩類流動人口：一類是在城市中定居的農村勞動力，另一類是暫時到城市打工的人。我們通常稱后者為“候鳥式”流動，當他們賺到一些錢或者家里需要他們時，他們可能會返回農村。

由表1可以發現，進城務工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年，而農村務農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年，即具有較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年輕人在流動過程中似乎占有優勢。這與少數發達國家農村向城市遷移的大多數研究結果一致。

表1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的統計特征

表2給出了具有相似年齡和教育背景的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和收入差距。

本文中使用的收入數據是個體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個體的實物收入，因此可能會低估農村收入。同時，本文也沒有考慮城市和農村生活的成本差距問題。在農村，很多人的勞動可能不被支付現金，他們收到實物或以換工的形式得到報酬，這在一定程度上節約了生活成本，而相應的進城務工人員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能收到現金。如果對其進行調整，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距可能會變小。

由表2可以發現，當我們控制年齡變量時，無論是進城務工人員還是農村務農人員，其收入都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盡管增加的幅度不同。當同時控制年齡和教育變量，我們發現除了單樣本組和零樣本組之外，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要高于相應的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這符合人們通常的預期，即教育對那些在城市中找工作的人來說比在農村更有幫助。

表2具有相似年齡和教育背景的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的對數收入及收入差距

a只有一個樣本

表3給出了不同教育-年齡組的勞動力流動傾向。從總體上看，勞動力流動比率隨年齡的增加具有先升高后下降的趨勢，但隨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遷移率對于那些教育程度低的人來說，隨著年齡的增加具有“高—低—高—低”的趨勢，表明沒受過什么教育的人傾向于在年輕時流向城市，在20-24歲時返回家鄉，并在25-29歲時重新返回城市，30-39歲又回到農村。出現這種趨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20-24歲是適婚年齡，農村青年返鄉結婚幾年后又重新回到城市中工作。對于那些具有高中和大專以上學歷的人來說，遷移傾向高于同年齡組的其他人，并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

表3不同教育-年齡組的勞動力流動比率

注：括號表示分子或分母小于10

三、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

勞動者的流動在市場經濟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社會依靠勞動者在雇主之間、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來進行勞動力配置。根據Harris和Todaro假說，發展中國家的個體遷移決策是基于期望的收入差距[10]。如果勞動力流動僅僅是由收入差距所引起的，我們希望發現對于那些從流動中獲得最大的收益組的流動率是最大的。關于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之間標準假設的直接檢驗就是對表2中“平均對數收入差距”和表3中“流動傾向”進行相關性分析。鑒于收入差距缺乏系統地變化，因此兩者之間不存在較強的聯系并不奇怪。實際上，流動傾向和收入差距之間簡單相關系數為，雖然符號是正的，但是相關性并不是統計顯著的。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以及它們的作用效果。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除了預期的收入差異外，個人的教育、年齡、婚姻狀況也是決定流動性大小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對流動者預期收益的影響尤為顯著。已有的國外相關文獻也表明年輕人和具有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動性要更高一些。為了檢驗這一結論是否也適用于我國，本文運用二元邏輯模型對其進行了分析。

由于我們不能觀察到預期的收入差距，而只能觀察到某個人是否外出務工，因此觀察到外出務工行為時，定義Mobility=1，表示流動后的預期收入差距大于零。邏輯模型的一般形式如式所示：

其中X表示勞動力的個人和家庭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齡、婚姻狀況、父母的收入情況和父母的教育程度。

由表4可以看出，一方面教育對勞動力流動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層次的教育水平對外出務工的影響差異較大，并且這種差異具有隨著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遞增的趨勢。其中高等教育對外出影響最大，而小學教育的影響并不顯著。Spence[11]曾對這種現象進行了解釋，即教育程度為雇主提供了勞動者能力的信號，因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流動者更容易被雇傭；另外教育提高了勞動者適應城市環境的能力。具有較高教育的流動者相應地具有較高的生產力，因而可以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工資水平。而且如果個體的教育水平太低，則其流動后的預期收入并沒有想象的高。已有文獻資料指出在我國具有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輕人有著較高的流動傾向。

表4農村勞動力流動決策的Logit模型估計結果

注：***表示在1%水平顯著；**表示在5%水平顯著；*表示在10%水平顯著。

另外，年齡、婚姻狀況以及家庭背景對勞動力流動都存在顯著的影響。年齡對勞動力外出的影響雖然小但在統計上是顯著的，而且符號是正的。即隨著年齡的增加，個體外出務工的概率是遞增的。這似乎與其他文獻的研究結果不相符，但實際上這與我們選擇的樣本有關，樣本中個體的年齡在15歲至31歲之間，因此該估計結果反映的是影響青年外出務工的概率。并且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單身的年輕人趨向于外出務工，這與其沒有妻子兒女的約束有關。此外，作為家庭背景的代理變量——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對勞動力外出務工也有正的影響，其中父親的受教育程度作用效果不顯著。家庭背景代理變量對個體外出務工存在正的影響，一方面是由于個體的父母收入高代表其家庭條件較好，則該個體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從而在流動后得到更高的預期收入；另一方面與流動成本有關，即家庭條件好的個體可能不會安心的留在農村獲得一份不高的收入，而更可能向城市流動。

四、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收入的影響

根據人力資本理論，通常假設收入會隨著個體的教育、經驗和特殊技能的變化而變化。而且，如果存在勞動力市場分割，個體的收入可能由于其所在部門不同而不同。同時已有的研究結果表明個體的家庭背景對其收入也存在顯著的影響[12]。考慮以上因素，我們建立收入模型。

其中i=1,2…N，lnY為收入對數，S是表示教育水平的虛擬變量，EX表示工作經驗，FS和MS分別表示父母受教育年限，PY為父母收入，JOBTYPE表示工作單位類型。

表5給出了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式的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表明教育對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影響高于其對農村務農人員收入的影響。其中，初中畢業的進城務工者的教育收益大約是相應農村務農者教育收益的4倍，大專畢業的進城務工者的教育收益大約是相應農村務農者教育收益的2倍，而對于高中畢業的人群，無論是進城打工還是在農村務農其教育收益大致相同。因此，對于具有初中和大專教育程度的個體來說，進城務工會較大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而對于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個體，其是否進城對其收入影響不大。這可能與正規部門為高中學歷的個體提供的工作數量較少有關。很多正規部門的組織機構在招聘時往往要求個體的受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上，高中及以下學歷的個體則很難進入這些部門；而非正規部門的工作通常初中畢業的人就可以勝任，所以體現不出高中教育的比較優勢。

表5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收入函數的回歸系數

注：***表示在1%水平顯著；**表示在5%水平顯著；*表示在10%水平顯著。

a教育程度的省略變量是：未上過學；

b以千元為單位；

c工作類型的省略變量是：其他類型企業。

此外，在同一個群體中，個體收入隨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單調遞增，但是這種增加并不是線性的。進城務工人員中，高中畢業的教育收益比初中畢業的教育收益高出%，而大專畢業的教育收益比初中畢業的教育收益高55%；農村務工人員中，高中畢業的教育收益比初中畢業的教育收益高%，大專畢業的教育收益比初中畢業的教育收益高%。

同時結果也表明小學教育對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都沒有顯著影響，也就是說教育對個體收入的影響確實存在“閾值”效應，即個體所受的教育必須累計到一定程度才能對收入產生影響。而本文中的教育“閾值”就是初中教育。

關于回歸結果，我們還注意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收入有一個顯著的、負的影響，雖然這與一些文獻中的結果并不一致，但是J.BehamanandM.Rosenzweig[13]在研究增加婦女的教育是否會增加孩子教育的問題時，發現增加母親的教育對孩子的教育來說并不會產生有益的影響。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母親其在家時間相對要少，使其撫育孩子的時間減少，從而使孩子的教育并沒有顯著的增加。類似地，我們認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會使父母雙方疏于對子女的照顧，從而降低了影響孩子收入的稟賦。

除了教育是影響其收入的主要因素之外，經驗、父母收入以及工作類型都對個體收入存在顯著的影響。

經驗對收入有一個小的影響。通過對兩個組的回歸結果比較，我們發現雖然經驗變量對進城務工人員收入的影響比對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高，但是優勢非常微小。這可能與我們所選的樣本有關。樣本中個體的平均年齡為歲，因此經驗值較小，導致由經驗差異引起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明顯。但是估計結果也大致說明了相對于農村務農人員，經驗對于進城務工人員更重要一些。

父母的收入對于個體收入也存在著顯著的影響。父母收入對農村務農人員收入的影響大概是對進城務農人員收入影響的倍。這可能是因為對于留在農村務農的人來說，他們的土地基本上是和父母的土地在一起的，一起耕種、一起收割，然后得到自己相應的收入；而對于在城市中打工的人來說，這種依賴性會大大降低。父母收入對進城務農的人收入有正的影響是因為父母的收入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個體的家庭背景，父母收入高表明其家庭條件較好，這對于在城市中搜索工作的個體是有利的，他可以不必忙于找工作；而對于家庭條件不好的人來說，他會急于接受第一份工作，盡管工資比較低。

工作單位類型不同，個體收入也有顯著的差別。對于農村務農人員來說，由于大部分個體都是土地承包者，所以只有這個因素對個體收入有影響，而其他工作單位類型對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對于進城務工人員來說，在集體企業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以下依次為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土地承包者的收入最低。大多數關于勞動力市場的文獻表明正規部門的收入會較高，正規部門主要包括政府和大規模企業[11]?？墒潜疚牟]有得到這樣的估計結果，這是因為在國有企業上班的個體，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體力勞動，因此收入并不高。

回歸中使用6個因素解釋了進城務工人員收入變化的%。這意味著進城務工人員收入中教育、經驗、家庭背景和雇用部門等因素可以在較大程度上解釋收入的變化。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與這些因素的相關性稍微弱一些，收入變化的36%可由表5中的回歸系數解釋。

五、結論

本文運用吉林省2005年的微觀數據，針對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收入以及流動可能性的影響進行了統計分析和計量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具有相似年齡和教育背景的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相比，當我們控制年齡變量時，無論是進城務工人員還是農村務農人員，其收入都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當我們同時控制年齡和教育變量時，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均高于相應的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

收入差距與各個教育——年齡組之間的流動傾向存在著正的、弱相關關系。因此影響我國勞動力流動因素中，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教育因素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個體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務工的概率越大，即具有大專學歷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可能性最大，高中次之，初中最低。小學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概率沒有顯著影響。

教育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對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影響高于其對農村務農人員收入的影響；而且在同一個群體中，個體收入隨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單調遞增，但是這種增加并不是線性的；此外，教育對個體收入的影響存在“閾值”效應，即個體所受的教育必須累計到一定程度才能對收入產生影響。對吉林省而言，“閾值”是初中教育。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教育不僅是影響個人收入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現狀既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農村勞動力專業層次的提高[14]。因此，若要持續增加農村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能力，首先應該提升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我國推行的九年義務教育對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和增加農村收入具有重大意義。

但是由于樣本數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只分析了學校教育的作用，而沒有考慮職業培訓的影響?，F有的文獻資料已經證實了進行專業技能培訓對于增加農民收入有重要的影響，但是培訓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如何，是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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