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如何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合作？

對于中歐關系而言，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重大后果就是讓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提前”進入雙方關系發展議程。中國深刻地認識到美國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不僅是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更使未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所以中國一方面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另一方面也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金融貨幣事務；歐洲從金融危機中得出的教訓是要加強全球性金融監管，讓全球金融貨幣體系的運轉更符合“歐盟規則”。中歐雙方的訴求實際上都觸及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撰文呼吁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法國總統薩科齊也表示將這一議題放在由法國擔任主席國的G20峰會上進行討論。毫無疑問，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需要中歐共同努力。那么，中歐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能夠展開合作嗎？雙方合作的動力來自哪里？面對的挑戰和問題是什么？是否存在可具操作性的合作路徑？這些都是中歐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程中亟待回答的問題。一、中歐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合作的動力2010年12月21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三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中，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成為雙方討論的重要議題，參加會議的歐盟經濟與貨幣事務委員雷恩當日向媒體透露，中歐就改善國際貨幣體系達成了一致。①雖然會議并未公開雙方達成共識的具體內容，但這至少說明中國和歐盟都認識到了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重大缺陷，并給世界經濟未來發展埋下了不穩定因素。國際貨幣體系是指在跨越國家疆界的交易活動中，為支付和收款所形成的一系列協定、規則、慣例和制度安排。②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是一種美元本位制，各國自主決定各自的匯率制度，美元擺脫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黃金枷鎖”，美聯儲不再擔負將各儲備國中央銀行持有的美元紙幣兌換成黃金的義務，美元也不再和任何貴金屬、實體商品或者價值單位掛鉤，而是成為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并承擔全球儲備貨幣的職能。這與二戰前金本位和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由黃金或者可兌換黃金的紙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的安排有著本質區別。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在全球經濟交往中廣泛承擔著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和價值貯藏等功能，保持幣值穩定應當是其第一要義。但事實上，由于沒有外部的“硬約束”，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方美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往往優先考慮本國就業和增長，將國內利益置于國際義務之上，這是現今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根本性內在矛盾。無論是之前直接導致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格林斯潘時代擴張性貨幣政策，還是現今伯南克為下一輪全球通脹埋下種子的所謂“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國際儲備貨幣“幣值穩定”的原則都被拋在腦后，美國以本國利益為取向的貨幣政策根本不考慮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所要承擔的責任。當美元價值改變時，其他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貿易條件就會改變，這常常成為其他國家間貿易沖突的重要誘因。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特里芬困境”和“n－1問題”在美元本位下無法得到解決。所以，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根本問題是要“超越美元”，③重新思考國際儲備貨幣的安排。一個穩定、健康的國際貨幣體系符合中國與歐盟的共同利益，這是雙方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合作的動力源泉，這種共同利益主要包含三個層面。首先，約束美國不負責的貨幣政策是中歐共同訴求。歐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集團，而中國也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0％，雙方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決定了中歐都希望世界主要貿易國的貨幣價值保持穩定。由于當今扮演著“錨貨幣”角色的美元持續貶值，各國在國際貿易中面臨著巨大的匯率風險。歐洲空中客車公司公開表示，2007年至2010年期間，美元貶值給其造成了30億歐元的損失，因為空客的大部分成本是以歐元計價，但收入全部以美元計價。④對中國而言，美元貶值不僅帶來了對外貿易風險，而且也使中國持有的巨額美國國債不斷縮水，造成國家財富流失。此外，美元貶值還推高了以美元計價的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的價格，為全球通脹埋下隱患。正因為如此，當美聯儲公布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簡稱QE2）、提出在2011年6月底前購買600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試圖通過開印鈔票刺激經濟復蘇時，遭到了歐盟國家的強烈批評。其次，中國和歐盟都希望避免出現美元突然崩潰的危機。在美元本位下，美國可以用兩種方式創造清償能力：通過購買他國的商品和服務輸出美元，或者通過對外投資來輸出美元。美國是消費驅動型經濟，因此實際上美國主要通過前一種方式來輸出美元，這就導致了美國經常賬戶持續巨額赤字。同時，美國依靠其世界上最發達、最具深度和廣度的高度流動性金融市場，吸引其他國家將大部分美元儲備以購買美元資產的方式回流到美國，為美國的生產消費提供融資，這一循環造就了美國持續的大量貿易逆差和巨額外債。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數據，2008財政年度結束時，美公共債務為5.8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40％；到2010年，美公共債務已超過9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62％。如果美國未來繼續實施減稅措施，且政府開支占GDP份額保持2010年水平，那么到2020年美公共債務將可能達到GDP的100％。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大將使美國背上沉重的利息負擔，美國要支付的利息將從2010年的1970億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7780億美元。⑤一個國家的債務若無限度擴張，其主權信用破產并非遙不可及。為了避免美國出現主權債務違約的情形，美國財政部目前正敦促國會提高政府債務的上限（14.3萬億美元），以允許美國在未來數月獲得更多借款，從而避免出現危機。但這種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不可能永久持續，一旦美國債務規模的積累超過了債權國能夠容忍的程度，美元信用就會瞬間出現危機，美元資產將被大量拋售，全球各大經濟體包括中國和歐盟在內將遭受重大打擊。全球經濟不平衡以這種極端方式得到糾正的情形是中國和歐盟都竭力避免的，它們希望能夠以相對公平和平穩的方式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為此，中歐雙方在全球財經金融政策層面進行協調合作是必須的。最后，中國和歐盟各自的金融戰略需要對方的支持。歐盟在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主張加強對全球金融業的監管，包括經營機構、資本流動、杠桿率等要素，以及開征“系統性風險”稅；主張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全球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等國際機構作為全球金融貨幣體系治理的主體。⑥歐盟的目的在于借此發揮自己在軟實力方面的“比較優勢”，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規則制定者”，同時將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體制化”，融入以IMF和FSB等國際機構為主導的全球金融貨幣多邊治理結構，避免這些國家憑借自己日漸強大的經濟實力“另起爐灶”，建立地區性或者雙邊性金融機構或機制與之競爭，致使歐盟在國際金融貨幣事務中被邊緣化。⑦另一方面，歐盟也希望人民幣匯率變得更有彈性，從而能夠擴大對華出口。而中國在經歷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洗禮后更為堅定地邁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希望人民幣逐漸地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需要將人民幣盡快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的籃子貨幣中，同時穩步擴大人民幣的跨國使用范圍。中國還要更為積極地參與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治理，增加自己在IMF、FSB等國際機構中的發言權，逐步掌握規則的制定權。雖然中歐雙方的金融戰略目標有很大不同，但是作為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舉足輕重的戰略力量，雙方目標的實現都有賴于對方的合作。二、中歐貨幣合作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金融被稱為現代經濟運行中的“血液”，如果中歐在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能夠讓“夢想照進現實”，雙方關系的發展必將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但要實現這“驚人一躍”，中歐雙方還要面對諸多挑戰。第一，中國和歐盟在目前國際貨幣體系下承受的壓力有差異，因此雙方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不同。對美元霸權，歐洲人有著更早也更為深刻的切膚之痛，戴高樂就曾抱怨美元享有“過分特權”（ExorbitantPrivilege）和美國政府的不流眼淚的赤字。美元幣值動蕩讓當時歐洲各國貨幣飽受投機之苦，美國可以輕易通過借債和開動印鈔機彌補歐美間以美元計價的貿易赤字。尼克松時期的美國財政部長康納利面對歐洲人對美國貨幣政策的詰難，一句“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讓歐洲人心痛，歐洲國家更堅定了走貨幣聯合之路的決心。歐元的前身——歐洲貨幣體系——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當時的歐共體采取了成員國貨幣固定匯率制，統一對美元浮動。歐元的問世一勞永逸地消滅了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匯率風險，使歐盟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美元霸權的陰影。歐元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種國際儲備貨幣，歐盟國家可以不必積累大量美元來應付國際收支。更為重要的是，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和私人機構不斷增加歐元儲備，推動了歐元的國際化進程，使歐盟國家的融資能力大為增強。歐盟國家可以通過低成本發行債券和征收國際鑄幣稅等方式獲得充足資金，這讓歐盟國家獲得了相當大的空間來推遲或者轉移調整國際收支不平衡的負擔。雖然歐盟官方一向對歐元國際化表態謹慎，堅持歐盟絕不主動推進歐元國際化進程的立場，并認為歐元的國際地位應由市場力量決定，歐盟也不太愿意承認它從歐元國際化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但實際上，歐盟對歐元國際化在行動上并不消極，歐洲央行在2002年歐元現鈔進入流通領域時發行500元的大面值鈔票就是一個例證。盡管這種500元大鈔在實際生活中使用非常不便，且遭到許多歐盟國家的超市和加油站拒收，但意大利央行的一份報告顯示，在2002年，50元面值的鈔票占歐元流通貨幣總量的34％，500元的占23％；而到了2010年2月，500元的占比升至36％，50元的則下降到31％。⑧2002年，流通中的500元鈔票總額為308億歐元，而到2010年則達到了2850億歐元，年增長率達30％。⑨為什么這種在正常交易中很少被使用的大額鈔票其規模和發行量增長如此之快？事實上，對500歐元大鈔的需求有兩類，一是游離于各國政權體制之外、基于現金交易的全球“地下經濟”（毒品交易、走私等），二是金融系統脆弱或者社會動蕩的中小發展中國家。發行500元大鈔不僅使歐盟獲得了可觀的鑄幣稅收入，同時它也成了歐元“曲線國際化”的重要工具。科恩（BenjaminJ.Cohen）將國際貨幣權力區分為“自主力”（Autonomy）和“影響力”（Influence）兩個維度，前者指在貨幣事務上能夠隔離外部壓力，獨立決策；后者指讓別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在這兩個維度中，前者是根本和基礎，后者是從前者發展出來的。正所謂一種貨幣可以有自主力而沒有影響力，但不可能有影響力而沒有自主力。⑩用這個標準去衡量，歐元基本上具備了自主力但是影響力欠缺；相比之下，人民幣在這兩方面都欠缺。中國在國際上一方面面臨強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也就是讓中國承擔調節國際收支失衡的負擔），卻無法有效轉移或分散這種壓力；另一方面，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又面臨不斷貶值的風險，正如克魯格曼所形容的，中國掉進了“美元陷阱”。(11)也就是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歐盟承受的壓力要小于中國。雙方在貨幣金融方面“疼痛點”和“疼痛程度”的差異，增加了彼此在改革問題上達成一致的難度。第二，歐元在信用支持和治理結構方面的特殊性讓中歐貨幣合作變得復雜。現代貨幣都是信用貨幣或者“法幣”，其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僅是一些花花綠綠的紙片，它之所以能夠在日常經濟活動中作為清償手段被普遍接受，在于其背后國家主權的強制力和信用程度。國家在通過發行貨幣獲取收益的同時，貨幣使用者也就默認了國家負有在危機時刻維持貨幣價值和提供及時有效的債務清償手段的義務。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足夠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來保持國內穩定和抵御外部入侵，其發行貨幣的價值和被接受程度就會大打折扣。在這方面，人民幣和其他主權國家貨幣一樣，其背后有一個單一的中央政府為其提供信用支持，而歐元則是一種沒有主權國家為依托的貨幣。(12)歐元誕生于歐盟成員國政府之間一系列政治談判后所達成的協定，這些紙面上的文字如何維持人們使用歐元的信心？假如歐盟面臨外部威脅，誰來出面“擺平”？在歐元解決中央政府缺位的問題上，蒙代爾給出了答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它是歷史上最成功的聯盟。只要歐盟依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依靠美國的軍事聯盟，即使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歐盟也足以對抗任何外來敵人。(13)北約在相當大程度上成了歐元信用的一個重要支撐，用歐洲人自己的話來說，歐洲為美元霸權所付出的代價，實際上是為美國向歐洲提供軍事保護所付出的必要軍費。(14)在中歐貨幣合作問題上，美國必然將成為一個繞不開的外部因素，這就增加了中歐合作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此外，歐元的對外代表權問題還沒有解決。歐盟實行單一貨幣后，設計和建立了一系列機構和制度以確保歐元順利運行，但關于歐元事務的最終決定權卻相當分散，歐盟實際上并不能有效地對外代表歐元。始于希臘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歐元問世后面對的第一次嚴峻挑戰，也使得“誰代表歐元”這一問題再次凸顯。2010年4月底，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和IMF總裁卡恩在向滿腹狐疑的德國聯邦議院解釋德國加入救助計劃的重要性時，態度之懇切讓很多觀察家想到了2008年底美國財長蓋特納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國會懇請議員們通過備受爭議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美國總統奧巴馬幾次打電話給德國總理默克爾，以確認德國將支持援助計劃；德國財長朔伊布勒（WolfgangSchaueble）也成了美國財長蓋特納唯一要與之會晤和討論歐洲債務危機的歐元區財長。在這次歐元危機中，各國政府、政策分析人士和市場的目光都跳過了那些理論上歐盟和歐元的代表者，焦點集中在一個國家和它的領導人身上：德國和默克爾。不少政要甚至認為，默克爾才是歐盟和歐元區事實上的主席。(15)因此，中國在與歐盟進行貨幣領域合作時，面對的將不是一個單一的歐元代表機構，而是一個復雜的、網絡狀的和多層次的治理體系。以歐元在IMF的代表權為例。IMF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貨幣與金融事務機構，也是中歐在國際金融貨幣事務進行對話合作的重要平臺。歐盟正式負責IMF事務的有兩個機構，一個設在布魯塞爾，是部長理事會所屬經濟與貨幣委員會內的一個部門，被稱為SCIMF（the“Sub－CommitteeonIMF），主要負責為經貨委員會準備關于IMF或與之相關的工作。SCIMF通過的文件沒有約束力，成員國在IMF的執行董事可以不按SCIMF的意見行事。另一個機構歐盟IMF代表團（EURIMF）設在華盛頓，是一個非正式組織，由歐盟成員國在IMF的代表組成，主要功能是成員國之間交換信息和協調立場。(16)在歐元治理結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機構是歐洲中央銀行和歐元集團，但前者在IMF中只有一個觀察員席位，而后者僅是歐盟的一個非正式組織，這兩個機構在IMF的話語權非常有限，無法作為談判對手。實際上，歐元在IMF的代表權非常復雜地分散在隸屬不同選區的成員國和歐盟機構手中。歐洲學者曾提出將歐盟成員國在IMF的席位合并為一，或者分為歐元區和非歐元區兩個席位，以增強歐盟在貨幣事務上的談判能力和便利處理與他國的金融貨幣合作問題。(17)但目前來看，這兩種方案在歐盟內部都遇到了阻力，小國擔心席位合并后失去在IMF的話語權，而大國則害怕其影響力被稀釋。面對歐元復雜的治理結構，中歐貨幣合作僅在技術和程序層面就面臨嚴峻挑戰。第三，歐盟對于中歐貨幣合作抱有較強的戒備心理。中國對于同歐盟在各個層面的合作一直抱著積極和開放的態度，但歐盟近年來對中國的看法有了明顯的改變，對中國的防范意識和懷疑情緒不斷增強(18)。在歐洲人看來，中國擁有近14億人口，中國人吃苦耐勞、工作勤奮，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經濟結構轉型，努力從全球產業鏈的低端走向高端，并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這其中所蘊含的能量巨大，發展過程充滿著不為歐洲人所掌控和理解的不確定性，歐洲人目前所享有的社會福利和工作崗位正因這一進程的龐大規模和不斷加快的速度而減少。這種消極的“中國觀”使得歐洲領導人經常對來自中國哪怕是善意的舉措也都以惡意去揣測，致使許多有益于雙方的合作都因缺乏政治意愿而無法實現。貨幣金融合作雖然潛力巨大且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由于其在政治經濟運行中牽一發而動全局，也就更容易觸動歐洲人敏感的神經。希臘在爆發主權債務初期曾主動和中國接觸，希望中國為其國債融資提供幫助。此事經媒體報道后立刻在歐盟引起了非理性的不安情緒和強烈質疑，一些歐盟政要和媒體指責中國要將希臘變成自己在歐盟內的特洛伊木馬。直到希臘危機愈演愈烈并一度引發國際社會對歐元的信任危機時，歐盟的態度才逐漸變得務實，不再把國債問題泛政治化。2010年7月，歐盟貿易委員古赫特（KareldeGucht）公開表示，中國購買了約4.2億歐元希臘和西班牙發行的債券，并認為這是一個明智的投資選擇。盡管如此，歐盟內部擔心中國通過大規模持有其成員國債券而增強對歐盟影響力的憂慮仍然普遍存在。三、中歐貨幣合作的路徑選擇由于貨幣所具有的天然權力屬性，國際貨幣合作注定將是一個敏感的國際政治問題，它既能為合作雙方帶來巨大的政治經濟利益，也最容易引起國家間的沖突和猜忌。所以，合作路徑的選擇尤為重要。中歐貨幣合作有兩種可選路徑。第一種可稱為戰略導向型，這意味著雙方的合作將直接導向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核心——替代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如此，雙方將更多地采取政治合作方式，比如在改革IMF治理結構的前提下，協調雙方在IMF中的立場，共同推動SDR使用范圍的擴大和發行量的增加，特別是通過用SDR作為部分大宗商品的計價單位，穩定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實現SDR在私有部門的使用；也可以通過政府間協議的形式轉換雙方外匯儲備和貿易往來所使用的幣種，改變目前美元“一幣獨大”的局面。第二種路徑為需求導向型，是指在互利原則下通過解決彼此在金融貨幣領域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逐步擴大人民幣的使用范圍，主要采用經濟合作方式，政府可以通過政策加以引導，但主要以市場力量推動。很顯然，第二種路徑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都不太容易遭遇政治阻力，并且合作主體是中歐雙方的企業，中歐之間龐大的貿易量和不斷增長的相互投資為這種合作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需求空間。從可操作性來考慮，中歐貨幣合作應以第二種路徑為主，同時輔之以第一種路徑。對中國而言，可從下面三個方面著手。第一，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發揮更為積極和主動的作用。雖然歐洲的危機整體上對中國并未造成傷害，但我們不能因此抱著一種看客心態。一方面，歐元穩定符合中國的利益，這不僅是因為中國輸歐產品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用歐元計價，歐元暴跌將給中國出口商造成損失，更為重要的是歐元的存在使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在分散化投資中多了一個選擇，而歐元崩潰會使中國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承受更多壓力。另一方面，歐債危機為開啟中歐貨幣合作打開了一個“機會窗口”。隨著希臘、愛爾蘭先后陷入債務困境，歐盟傳統的“一事一議”危機處理模式使其疲于應付，應接不暇。在全球資本市場上，與其他歐洲國家主權債務信用違約掉期（CDS）價格相比，近期歐盟成員國中的“援助大戶”德國成為CDS價格增幅最大的國家之一，法國、荷蘭等其他歐盟核心成員國的CDS價格也急劇飆升，這些國家與包括丹麥、挪威和冰島在內的非歐元區成員國的CDS利差擴大至歐元面世以來的最高值。(19)這意味著經過連續不斷地“輸血”，市場對德國和法國這些財政狀況良好國家的信用支付能力也開始擔憂，對它們的還債能力提出質疑，這將加大這些國家未來的融資成本，使整個歐盟財政能力下降。歐盟也在考慮建立一種永久性的危機解決機制，比如一些歐洲領導人倡議發行歐盟統一主權債券（E－Bonds）。但無論使用什么方法，都涉及如何融資籌錢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當支持歐盟的危機應對措施，并要有所作為，如鼓勵歐盟機構或者其成員國到中國發行債券，或者由中國的金融機構向歐洲金融系統提供融資。這樣做既能解決歐洲的資金問題，也符合中國投資分散化的總體策略，同時有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更重要的是，債權國地位將大大加強中國在處理對歐關系時的談判實力。第二，鼓勵歐洲企業和個人持有人民幣資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是中國擺脫美元霸權的根本出路，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從基礎部分一步步做起。其他國家央行是否具有儲備人民幣資產的意愿并不受我們控制，但卻同這個國家的企業和私人的投資偏好具有密切關系。如果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需要大量的某種貨幣或者以這種貨幣計價的流動性資產，那么央行自然需要進行儲備以保證國際收支正常。因此，通過市場力量鼓勵和引導國外企業和個人儲備、使用人民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一步。歐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雙方經貿關系發展的深度和廣度達到了相當高水平，這為雙方在金融貨幣領域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間。實際上，中國政府已經逐步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比如，為促進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中國于2010年9月對2005年制定的《國際開發機構人民幣債券發行管理暫行辦法》進行了修訂。按照之前的規定，債券發行人在中國發行人民幣債券所籌集的資金只能用于中國境內項目，不得換成外匯轉移至境外；而修訂后的《辦法》規定，發行人可以將所籌集的人民幣資金直接匯出境外使用，也可以在中國境內兌換成其他國家貨幣后匯出境外使用。《辦法》的修訂意味著今后歐盟的開發機構可以在中國募集其發展項目所需資金，而中國也可以借此改善國際收支狀況，減少外匯儲備。又如，自2010年以來，外國企業已被獲準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而之前只有中國的金融機構才有此資格。8月份麥當勞（McDonald）第一個在香港成功發行了2億元人民幣債券，美國推土機制造商卡特彼勒（Caterpillar）也將在香港發行兩年期總計10億人民幣的債券。這兩家都是在華經營多年的美國跨國公司。歐洲在華企業也很多，如果它們直接在香港發行企業債，不僅融資成本低，還能有效避開匯率風險。此外，人民幣的跨國結算業務也在不斷擴展，更多外資銀行獲得了經營資格，匯豐、渣打、西班牙對外銀行等歐洲銀行都在其中，這為中歐之間的貿易往來選擇用人民幣進行結算提供了便利和條件。(20)最后，外國企業在中國上市的具體政策措施也正在加緊研究和籌備中，一旦外國企業在中國上市發行股票，更大規模的人民幣資產將被國外企業持有和使用，這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具有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第三，積極參與IMF治理結構和職能轉變盼改革。在此次金融危機前，IMF的處境可以說是每況愈下，一則由于許多借款國提前還清了貸款，而新興國家因為普遍積累了充足的外匯儲備，沒有貸款需求，IMF所依賴的利息收入下降迅速，其為解決國際收支問題所能動用的資源嚴重不足；二則IMF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為亞洲國家開出的經濟緊縮藥方和苛刻的貸款條件導致危機進一步惡化，IMF的名譽和公信力遭到嚴重損害。但全球金融危機使IMF的作用被重新發現，IMF再一次回到了國際金融舞臺的中心位置，加強IMF的監管監測職能和提高對IMF的注資額度成為國際社會共識。可以預見，IMF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將越來越重要，因為很多規范未來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規則和制度將在IMF框架下制定執行，IMF必定成為大國間利益博弈的重要戰場。同樣，IMF也是中歐貨幣合作一個并不輕松的話題。這里的主要問題是IMF治理結構已經不能反映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改革勢在必行。一個基本的改革共識是歐盟國家目前擁有的投票權大大超出了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實際份額，需要讓渡一部分給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歐盟在韓國舉行的G20峰會中也確認要讓出在IMF執行董事會中的兩個席位，中國的投票權將提高。但歐盟國家肯定不會心甘情愿地主動讓出投票權，相關決議的最終落實將是一個艱難的討價還價過程。在IMF職能轉變問題上，歐盟希望加強它的多邊和雙邊宏觀經濟監測職能，這也是中國所贊成的；但在增加IMF自身財政資源方面，中國鼓勵IMF發行以SDR計價的債券為自己融資，同時擴大SDR的使用范圍，而歐盟對此態度并不積極，雙方還需要凝聚更多的共識。結語中國和歐盟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進行合作對雙方都是一個新課題，但卻是一個擁有巨大空間和潛力的合作領域。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講，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另一個含義就是讓本國的貨幣制度更具效率和競爭力，在風險可控前提下，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這其中的核心仍然是提高中國在國際競爭中“巨額融資”能力（capabilityofhighfinance）。(21)要做到這一點，中國需要更為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全球金融貨幣體系改革和建設進程中，需要以開放的姿態開展對外金融貨幣合作。鑒于歐盟在世界政治經濟舞臺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國需要它的先進經驗和戰略合作。對于歐盟而言，積極推進中歐貨幣合作不僅能夠鞏固歐盟在世界格局中的戰略地位，更可以分享這種合作所釋放出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從更廣泛的角度講，中歐貨幣合作無疑將有利于充實中國與歐盟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內涵。注釋：①“中歐經貿以和為貴，牽頭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新華網，http://news.xjnhuanet.con/fortune/2010－12/22/c_12906683_2.htm.（上網時間：2010年12月25日）②RoberSolomon,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1945-1976,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7,pp.5-6.③PaolaSubacchi,“NoNewBrettonWoods,butaSysteminFlux”,PaolaSubacchiandJohnDriffilleds.,BeyondtheDollar:Rethinking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ChathamHouse,March2010,p.4.④“空客：美元疲軟令公司三年損失30億歐元”，《華爾街日報》中文網，/gb/20110118/BEU006023.asp.（上網時間：2011年1月19目）⑤“FederalDebtandInterestC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