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關系理論綜述內容摘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就業彈性持續下降。國內外學者對此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根據基本觀點的差異可分為兩派，一派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存在一致性，另一派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存在非一致性。本文對這些理論成果進行分類介紹和評析，在此基礎上，得出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存在著非一致性的結論，并分析了非一致性的表現和成因體系。

關鍵詞：經濟增長就業一致性非一致性

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的一致性

（一）有效就業論

龔玉泉、袁志剛從有效勞動需求，即企業在利潤最大化約束下以勞動力的邊際產值等于其工資成本的勞動力使用量出發，認為經濟增長帶來了有效就業的增加。由于其研究缺乏經驗證據的支撐，后來部分學者在其基礎上對經濟增長與有效就業進行了實證分析。陳安平、李勛來運用協整理論和格蘭杰因果檢驗從有效就業的視角研究中國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協整檢驗結果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和有效就業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格蘭杰檢驗結果表明經濟增長是就業增長的格蘭杰原因，有效就業的增加也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常云昆、李俊鋒、蒲艷萍從有效就業的角度出發，通過實證得出了中國存在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互動機制的結論。

這種觀點基于中國存在大量隱性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基本事實，側重于就業質量而非單純的數量指標，分析有效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可謂視角新穎、獨樹一幟。但有效就業很難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目前學術界對有效就業的界定和有效就業量的測算方法也存在嚴重分歧，此外即便經濟增長促進了有效就業的增長、就業質量的提高，但當今社會成員就業難、流動難、工資低、強度大仍然是所面臨的突出現實問題，所以有效就業論難以使人信服。

（二）實際就業彈性論

馮煜認為，由于隱性失業的存在，一般統計分析的就業增長彈性系數并不是真正的勞動力彈性系數，鑒于此，他從名義就業量中扣除了社會總體的隱蔽失業量，得出結論：1978-1990年中國實際就業彈性較高而且穩定，在20世紀90年代迅速下降，在20世紀90年代末略有回升。鄧志旺、蔡曉帆的研究也表明中國下降的是名義就業彈性，把隱性失業考慮進去以后的實際就業彈性沒有急劇下降，中國近20年的增長對就業的拉動能力保持在一個比較穩定的水平，所謂的“高經濟增長，低就業增長”的矛盾并不存在。劉軍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就業彈性在表現經濟增長的真實就業吸納能力上是無效的，而近幾年的就業彈性系數被人為地縮小了。簡新華、余江建立了一個存在冗員的就業彈性模型來研究冗員對就業彈性的影響；并利用相關數據，重新估計了中國1980-2004年剔除冗員影響后的就業彈性；結果顯示，1995年后中國GDP對就業的拉動能力并沒有下降。

這種觀點針對就業彈性沒有考慮隱蔽性失業和不完全就業的現象，基于中國存在大量隱性失業的基本事實，區分了名義就業彈性和實際就業彈性，這是可取的，但基于實際就業彈性的估算結果來判斷經濟增長與就業的一致性，這是欠妥當的，因為隱性失業本身是很難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

（三）統計失真論

葛蔓、劉楨認為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是真，而所謂“低就業”或“無就業增長”則是由于統計口徑、手段與方法不適應時代特征而導致的假象或誤判。她們認為，由于中國現行統計本身的問題導致就業人數遠低于實際，中國是“高增長、高就業”并存。這種觀點也面臨種種質疑。眾所周知，由于城鎮登記失業率遺漏掉城鎮未統計失業人口、國有企業下崗人員中的失業人口、轉移到城鎮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的失業人口這三部分，所以它明顯低于真實失業率，不具備統計分析意義。為此，許多專家、學者和研究機構根據不同的方法對真實失業率進行了估算。比如周天勇通過比較適度城鎮人口勞動參與率與實際城鎮人口勞動參與率，來估測城鎮真實失業率；龔剛敏將估測的失業率限定在城鎮，同時只考慮失業和下崗且未再就業的人員，不考慮隱性失業，設定模型估算真實失業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依據城市勞動力調查數據推算真實失業率。盡管他們的推算方法、采取的數據各有不同，但最終估算出來的真實失業率都比較高，從估算數據中并沒有看到“高增長、高就業”并存的跡象。

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非一致性

（一）技術進步排擠論

李紅松認為，中國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經濟增長方式正在轉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導致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作用明顯，就業彈性出現下滑趨勢。苗文龍、萬杰認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技術發展路徑（技術選擇）偏差（普遍選擇與國情相背的資本密集型技術）致使本國的勞動力沒有充分利用，降低了投資效率，抑制了經濟增長率的進一步提高，造成持續、高速的增長與失業并存的局面。

同時這種觀點受到兩個方面的質疑。第一，從邏輯上看，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是既能增加就業，又能加劇失業。短期內，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對人的替代；長期內，技術進步產品價格下降/生產利潤上升需求擴大/新企業進入就業需求增加。第二，從經驗上看，縱觀世界技術革命史（水力機械化-蒸汽機械化-電氣化-機械化-計算機化）可以發現：每一次技術革命帶來生產方式的巨大轉變，經濟的跳躍式增長，制度、組織的極大變革，同時也帶來就業方式、就業結構的巨大變化和短暫失業過后的就業“復蘇”。正是基于上述兩個方面的質疑，楊淑華認為，技術進步并沒有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技術進步不一定帶來失業率的增加，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就業具有吸納和排斥的雙重效應，關鍵看能否選擇充分利用本國資源，以及充分吸收剩余勞動力的經濟增長路徑。

（二）經濟結構調整論

蔡認為，中國失業中的自然失業的比重很大，而自然失業又與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相關，所以單純依靠宏觀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和緩解失業現象，治理失業和擴大就業應該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加強職業培訓體系建設、推動高就業產業發展。劉偉認為，中國經濟“高增長低就業”現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經濟雙重轉軌的特殊體制和發展背景。就發展轉型而言，向工業化加速發展的過程，客觀上會加劇資本對勞動的排斥，伴隨技術進步，工業化進程的重工、重化工化階段的來臨，產業及產業結構會在更大程度上由勞動密集型占優勢比重逐漸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占優勢比重轉變，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化自然會降低經濟增長帶來的就業增長彈性。

同時這種觀點也至少受到三個方面的質疑。第一，從理論上看，配第·克拉克定理、庫茲涅茨法則、錢納里的發展模型都表明，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化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且變動的方向大體一致。經濟步入工業化中后期，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逐漸替代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結構也以第一、第二產業為主逐漸轉為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為主，此時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成為吸納勞動力大軍的主要產業。第二，從經驗上看，世界各國的工業化進程表明，伴隨著技術進步、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在傳統行業絕對或相對減少的同時，一些新興產業異軍突起，成為吸納勞動力的主要陣地。第三，從中國現實來看，當前中國的投資結構和經濟結構正在逐步向第三產業方向調整，第三產業也因此獲得突破性發展。統計數據顯示，從1979-2011年間，中國第三產業平均增速為10.9%，比同期GDP的增速高約1個百分點。同時，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也在明顯提升。1973年，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是17.3%，而到了2011年，這個比例提高到了41.6%。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的大力發展使其對就業的帶動能力也在不斷增強。正是由于這些質疑的存在，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的凈影響究竟如何是難以判斷的。

（三）要素價格扭曲論

一般而言要素價格扭曲論的研究重點集中在資本與勞動力的替代方面，比如盛仕斌、周天勇認為，中國實行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并將大多數貸款投向國有部門，使得資本相對于勞動力更為便宜，資本替代勞動力的趨勢明顯，就業彈性下降。也有的學者將要素細分，具體分析不同的要素配置扭曲對勞動力就業產生哪些不同的效應。比如黃婧認為，中國長期存在要素配置扭曲，具體表現為資本要素配置扭曲、土地要素配置扭曲、勞動要素配置扭曲和能源要素配置扭曲。這些要素配置扭曲對勞動力就業造成了不利的影響：一是資本要素向國有企業集中導致國有部門的就業競爭日益激烈；二是土地要素向非農產業集中導致失地農民問題更加嚴峻；三是勞動要素向低薪酬領域集中導致民工荒問題時隱時現；四是能源要素向重化工業集中導致能源替代勞動的強度增大。

同時這種觀點受到來自邏輯和經驗兩個方面的質疑。比如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實際的利率水平對就業的影響取決于兩個效應即替代效應（資本替代勞動力）和規模效應（資本價格的下降推動投資和產出，進而帶來就業增長），這兩種效應孰大孰小，很難分清。從經驗上看，實際的利率水平并不是影響就業彈性的重要因素，因為銀行的貸款絕大部分是流向了國有企業，但是由于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缺陷和預算軟約束，貸款利率的高低對于企業的經營起不到應有的約束作用。

（四）勞動力市場分割論

黃婧從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雙重二元分割的視角分析當前中國的失業問題，認為兩類產業部門與兩級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傳導受阻，且兩級勞動力市場與兩類產業部門之間的流動受限是導致失業的根本原因。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二元分割和背離輸出了四個結果：一是一級市場上的競爭激烈；二是低學歷勞動者向上發展型就業流動困難；三是廉價勞動力驅動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四是高學歷勞動者向下開拓型就業流動受阻。這種理論能較好地解釋當前大學生在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等激烈的就業競爭現象以及金融危機沖擊之下農民工被迫大量返鄉的事實，但無法解釋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同時并存的現實困境，無法解釋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失業潮”與“民工荒”交替出現的奇特現象。

（五）人口紅利消失論

針對勞動力市場分割論的理論缺陷，一些學者從人口學即勞動力的數量、健康、教育、性別、勞動參與率等方面差異來解釋“失業潮”與“民工荒”交替出現的奇特現象。張翼認為伴隨“低生育水平”的長期維持，兩個非常重要的就業群體—農民工與大學生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就業問題。農民工的“招工難”源于勞動力人口供給數量的逐年遞減。而大學生的“就業難”，則直接產生于擴招所引發的結構性競爭壓力。蔡認為中國的快速人口轉變形成了“未富先老”特征，第一次人口紅利過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紅利開發困難，而過去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得益于人口紅利，而這個人口因素一旦變得越來越不具有優勢，則會對勞動力數量、人力資本和儲蓄率等方面造成負面的影響，把中國經濟增長的穩態向較低的水平上回拉，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從而增加就業壓力。

同時這種觀點也遭到質疑。首先，人口“紅利”是否真的存在。一些學者認為當前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是人口負擔，而非人口“紅利”。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控制人口，用20年時間達到了低生育水平。但由于人口慣性，20世紀30年代人口才會達到高峰。與這一過程伴隨的就業問題一直是重大社會問題。其次，即便存在人口紅利，那么在數量上是否真的消失也存在爭議。中國人民大學劉元春指出，目前中國教育的發展加速了劉易斯拐點的提前到來，但這時的劉易斯拐點并不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因為它只是用中高端勞動力的失業替代了低端勞動力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失業。它只是意味著人口紅利的形式發生轉移，即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型的人口紅利轉變為具有人力資本的人口紅利，從低端勞動力轉移帶來的人口紅利向中端具有人力資本的人口紅利的轉移。洪勇指出中國三十多年來之所以能通過高投資驅動經濟增長主要是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紅利，近幾年，“民工荒”使得從表面上看人口紅利行將消失，但是實際上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是潛在的巨額人口紅利，應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最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現象與人口“紅利”聯系起來，因果關系至今也沒有得到過有效論證。此外，人口紅利除了指人口數量，還指人口的質量即人的文化素質，隨著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中國人口的綜合素質得以大幅度提升，而這又促進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的發展，從而促進就業的增長和就業結構的提升。

此外，不少學者還從經濟轉型時期制度性因素、消費需求不足、國際因素如實際匯率和貿易協定與國內勞動力市場之間的聯系等各種角度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非一致性的機理。然而由于缺乏統一的全局性分析，這些研究成果均遭到了各種各樣的質疑。

結論

（一）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存在著非一致性的原因

目前學術界從實際就業彈性和名義就業彈性兩個不同的角度出發，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的一致性、非一致性。但筆者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逐漸顯現出非一致性，并且隨著重化工業的到來，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原因如下：第一，經濟增長率平穩上升。1978-2007年，中國年均GDP增長率為9.87%，不僅明顯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長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3.0%的速度。第二，就業增長率不斷下降。1978-2007年，中國就業增長率從1.90%下降到0.77%。就平均就業增長率而言，1978-1990年，中國的平均就業增長率為2.87%；1991-2000年，其數值降為1.07%，到2000年后，其數值進一步下降到0.94%。第三，就業彈性整體下降。1978-2007年，中國的就業彈性從0.16下降到0.06。1978-1989年，平均就業彈性為0.33，即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以帶動330萬人就業；1991-2000年，平均就業彈性下降到0.11，即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只帶動110萬人就業；2001-2007年，就業彈性進一步下降到0.09，即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只帶動90萬人就業。

（二）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非一致性的不同表現形態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非一致性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GDP增長率與就業增長率之間的非一致性。第二，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非一致性。第三，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非一致性。第四，經濟周期波動與就業數量伸縮之間的非一致性。就GDP增長率與就業增長率之間的非一致性而言，當前中國出現高增長、低就業并存。就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非一致性而言，有學者研究表明，1990-2006年間中國沒有明顯地呈現出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替代關系，同等通貨膨脹程度下，失業率上升，波動較大。就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非一致性而言，中國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存在嚴重偏離，就業結構滯后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同時也滯后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就經濟周期波動與就業數量伸縮之間的非一致性而言，經濟危機下，中國出現經濟衰退速度與就業減少速度的非一致性和經濟復蘇速度與就業增長速度的非一致性。

（三）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非一致性的復雜成因體系

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非一致性現象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現象，是多種復雜的因素在當前這一特殊階段同時聚集的結果。本文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是造成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非一致性的直接成因，要素配置扭曲和技術進步偏誤是造成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非一致性的兩個間接成因，三大成因相互配合，構成了中國新型趕超戰略和快速工業化道路中的“三駕馬車”。具體而言，當前各地方政府熱衷于重工業，重工業、大項目的優先發展固然能夠帶動產值的較快增長，但由于它們多是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所以對勞動力就業帶來的好處可能就不會那么明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勞動力形成排擠效應。另外，為了支持重工業、大項目的快速發展，地方政府必然會動用手中依然擁有的資源配置權力，扭曲要素價格和技術創新政策，優先發展產值大、稅收多、資本密集的簡單加工工業和重化工工業，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這將會對中國人力資源優勢的發揮帶來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

1.林丕.對高增長、低就業的粗略分析[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4（3）

2.苗文龍，萬杰.經濟運行中的技術進步與選擇—基于中國技術發展路徑與經濟增長、就業關系的實證分析[J].經濟評論，2005（3）

3.龔玉泉，袁志剛.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機理[J].經濟學動態，2002（10）

4.楊淑華.中國經濟增長的路徑選擇：基于技術進步與就業關系的實證分析[J].經濟學動態，2007（2）

5.蔡，都陽，高文書.就業彈性、自然失業和宏觀經濟政策—為什么經濟增長沒有帶來顯性就業？[J].經濟研究，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