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代中國社會民俗的嬗變看近代社會變遷摘要：近代中國社會習俗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是進步的。它與近代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共和、民權等思想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古老的中華民族在近代中國習俗變化中逐步走向近代化。關鍵詞：習俗變化社會變遷近代化民俗學家鐘敬文教授在《民俗學概論》一書中指出：民俗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在長期的歷史生活過程中所創造、享用并傳承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民俗文化的發展與人類社會進程緊密相連，在人類史和民族史上，它從一個側面記錄下社會文明發展深化的歷程。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古代先賢們就已經對民俗非常重視，甚至將民俗與經邦理國相聯系。如《管子?正世》中說：“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韓非子?解老》也有“府倉虛則國貧，國貧則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的認識。由此可見，民俗傳承在社會的發展進程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從先秦到近代的數千年間，中國民俗雖然在某些時期有所變異，但總體來看它的傳承基本上是穩定的。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來，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中國古老的封建大門之后，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勢力隨之滲透進來，從而引起了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中國人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出現了新的變化，中國民俗從長期的穩定傳承走上了近代的變異之路。伴隨著自然經濟的解體，近代工業化的發展，中國由傳統農業型社會向近代化社會的蛻變，中國社會習俗也隨著近代化的發展發生了巨大變化。進入20世紀后，尤其是辛亥革命時期，一方面是“歐風美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力沖擊，另一方面是新興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積極推動，中國民俗開始出現質的變化，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出現了現代因素。我們從近代習俗的變遷可以看到我們古老的民族走向近代化的艱難歷程。一、放大腳的革命婦女纏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陋習，傳說五代時南唐后主李煜這個荒淫之君，崇尚女人的小腳。他的女人們為得到他的寵幸，紛紛纏足，不惜折斷骨頭，達到三寸金蓮的效果。從此，婦女纏足流行開來。在封建統治者眼里，小腳女人像迎風楊柳，婀娜多姿。這種變態的審美標準，造成了對婦女身心的摧殘，纏足的背后隱藏著多少婦女的淚水。鴉片戰爭后，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同時也傳播了西方的現代文明。比如史家認為，在近代中國這樣一個從封閉走向近代的社會中，作為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種載體的傳教士，無疑成為西方近代文明與中國近代化之間的媒介，傳播了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和西方的價值觀念。中國的反纏足斗爭最先就是由外國傳教士發起的。但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由西方傳教士發起的反纏足運動在強大的封建文化面前幾乎不起什么作用，一直到維新變法時才發生了一些變化。19世紀90年代，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資產階級維新派掀起了維新變法運動。它既是一場資產階級愛國政治運動，又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響下，婦女的解放問題被提了出來，當時批評的焦點集中在纏足上。在維新時代的啟蒙者眼中，婦女纏足不僅是婦女肉體上的痛苦，更是與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狀態和延續能力有關。纏足后的婦女被當作民族衰弱的一種象征。康有為認為：“今當舉國征兵之世，與萬國竟，而留此弱種，大可憂危矣。”維新運動的領導者把反對纏足看成是強國保種和推進近代化的重要措施，把纏足視為中國強種救亡的障礙性行為。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呼吁清廷不但要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而且要求禁止婦女纏足。他們發起成立了“天足會”、“不纏足會”等組織，移風易俗，廢除婦女纏足等習俗。一時間，纏足與放腳的斗爭非常激烈。維新時期的反纏足活動是在“強國保種”，挽救民族危亡的情況下進行的，大大地推動了婦女的解放運動，具有進步意義。辛亥革命使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都發生了巨變，使社會習俗也發生了巨變。辛亥革命后，從鞏固維新革命成果，掃除封建專制的目的出發，南京臨時政府發布了一系列改革社會習俗的條規。涉及禁止纏足、變革稱謂、文明結婚、剪除辮子等多方面。1912年3月13日，孫中山頒布《大總統令內務部通飭各省禁纏足文》說：“全纏足一事，殘毀肢體，阻淤血脈，害雖加于一人，病實施于子姓，生理所證豈得云誣？……”當此除舊布新之際，此等惡俗，尤宜先事變除，以培國本。辛亥革命沖破舊秩序，舊習俗的明顯成就是令人剪掉了辮子婦女放開了大腳。從此后，在新式學堂里，到處可見男女同校現象，婦女煥發出青春的魅力。如1940年2月國民參政會通過關于“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工作案”，切實查禁女子纏足。1944年5月，政府再次發布禁止婦女纏足條款。近代的反纏足運動是與挽救民族危亡、宣揚民主平等、解放婦女聯系在一起的。但是隨著社會進步，小腳女人遭男子冷落的時代最終到來，“小腳女人的裹腳布，又臭又長”。便成為人們譏諷的口頭禪，越來越多的婦女拋掉了裹腳布，這不僅是婦女的解放，更是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二、辮子的革命大清王朝，除了和尚、道士之外，男人的腦后，皆拖著一條豬尾巴似的小辮子，別說洋人看了譏笑嘲弄，連中國人也覺得有點自卑。這種留辮子的習慣本是滿族的陋習，漢族并無此習慣。清世祖在清軍入關后，命令漢族人也要留辮子，作為統治中原的象征和標志。中國古人有：“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祖訓，很多人寧可掉腦袋也不留辮。這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強大的影響力，同時也反映了中原人對滿洲“異族”統治的強烈反抗意識。但胳膊擰不過大腿中國男子頭部都刮成禿瓢，腦后拖著個象征屈辱的“豬尾巴”，多少仁人志士對此深惡痛絕。所以立志反清者，外表標志之一，便是蓄發。太平軍發布《奉天討胡檄文布四方諭》指出：“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于后，是使中國人變為禽獸也。”迨至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在《興中會誓詞》中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并帶頭剪辨蓄發。這時，是否留辮子成了革命與保守的分水嶺。許多革命者、留學生剪去辮子。但這時革命者剪辮子，具有強烈的“排滿”意識。武昌起義后，清政府統治土崩瓦解。人們紛紛剪去辮子，象征著告別舊時代，迎接新社會的到來。但一些冥頑不化的人，清朝遺老遺少仍然留著令人可笑的辮子。1912年3月6日臨時政府公布了《大總統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文曰：“仰內務部通各省都督轉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凡未去辮者，于令到這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有不遵者違法論。”當時用行政命令剪除辮子。《鄞縣通志》透露：“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于途。瞥見豚尾及鋒試，道旁觀者拍手呼。”在辛亥革命潮流沖擊下，人們紛紛剪掉辮子。1919年，末代皇帝溥儀也剪掉了大清國的象征——辮子。但是中國一直到40年代，窮鄉僻壤的邊遠地帶的農村，還有不少人留著辮子。此時已成為愚昧與落后的象征。在近代，中國人終于去掉了屈辱的辮子，這不僅是社會習俗的變革，更是一切社會觀念的大變革，極大的沖擊了保守、封閉、愚昧、落后的社會觀念，推動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思想觀念的變革，對推動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進程起了積極作用。三、婚俗的改革婚姻是家庭的基礎，又是人生的大事，以家庭為本位的中國，婚姻有著全關重要的意義，圍繞著婚姻問題產生了一系列的婚姻禮俗。這些婚姻禮俗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清末民初以后，傳統的婚姻習俗受到了來自西方近代文明婚俗的沖擊，新的婚姻觀念和新式婚俗也逐步流行起來。中國從古代到近代，在婚俗當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構架婚姻的主體。然而，舊式婚姻也存在著不少弊端。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由父母包辦，當事男女被剝奪了獨立選擇的機會，扼殺了青年男女的獨立人格；二是父母的擇婚標準，多考慮家族或家庭的利益，注重門第、財產等因素，忽視了作為婚姻基礎的感情，從而使婚姻缺乏必要的感情基礎。很多婚姻，不是由感情維系的，而是以家庭的利益維系的。這樣的婚姻何來幸福？正因為有著如此多的弊端，舊式的婚姻一直受到新式知識分子的猛烈抨擊。西方的新式婚禮，在中國開始出現。中國的新式結婚，最先出現在鴉片戰爭后東南部沿海的大都會和商埠。中國人效仿西方的婚禮形式。但中國真正的婚姻變革是從維新知識分子批判傳統婚姻制度開始的。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文章《禁早婚議》，猛烈抨擊封建婚姻制度，主張婚戀自由，實行一夫一妻，反對納妾。20世紀初，隨著“新政”的推動，辛亥革命的影響，主張個性解放，宣傳愛情至上，婚姻自由，主張一夫一妻制的思想影響越來越大。如金一發表《女界鐘》、唐群英的《婚姻改良論》他們號召青年沖出舊式婚姻的桎梏，爭取自由平等的天賦之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受到自由戀愛自主婚姻的挑戰,而兩性的結婚儀式和自由戀愛之風，已經為時代的新事物所接受。1912年民國成立后，人們不僅對舊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進行更為深入的批判，而且以實際行動投入變革舊婚俗，提倡新婚俗的婚姻變革之中，有些西化的青年，則在教堂中舉行“文明結婚”。但新式婚禮畢竟是與中國傳統禮俗相沖突，受到了舊派人物的懷疑和抵制態度。但“文明結婚在留學生中，沿海大城市逐漸流行起來”。30年代，上海等城市發起了以“簡單、經濟、莊嚴”為宗旨的新式婚禮——集體結婚，得到年輕人的廣泛歡迎，他們紛紛報名參加。近代的新式婚禮與舊式婚姻相比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新式婚姻以感情為基礎，“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取男女之同意”，淡化了傳宗接代的目的，增強了婚姻自主、平等的觀念；第二，新式婚姻的形式趨于簡單，花費較低，鏟除了許多陋習；第三，新式婚禮具有近代婚姻的法制性和契約性。民國時期的婚俗變遷，正是反映了民國前后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觀念的劇烈變化。雖然舊式婚禮仍占主導地位，但伴隨著社會的進步，變革舊式禮俗成為大勢所趨。使民國時期的婚姻禮俗呈現出“新舊并存，中西結合”的特點，這正是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轉軌性特征。四、 服飾的改良中國古代服飾有很多值得贊美的地方，但古板單一、等級觀念強、莊重有余、自由不足。我國古代服飾體現了強烈的等級色彩，不同等級之間有不同的服飾規定。古代有很多是寬袍長袖，穿用不便。近代由于經濟發達、中外交融，社會風氣大開的都市里，擺脫了封建社會禮制與習俗的枷鎖，服飾也開始發生了變化。最先是留學生從國外帶回了西裝，為一些青年所喜愛。為促進服飾改革，孫中山創制了融中西服裝文化的中山裝。中央參議院還通過了民國禮服式樣。這服飾的更新反映了當時思想的活躍。民國后領導服飾革命新潮流的是妓女，從她們的服飾變化由長變短，由肥而瘦，盡顯人體曲線。到三十年代旗袍流行，令人眼花繚亂。清代的長袍馬褂逐漸退出服裝舞臺。從近代服飾的變化，反映出近代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和平等觀念的深入，也受西方資產階級美學思想的影響。當人們紛紛穿上西裝，拋棄長跑馬褂時，不僅僅是服飾的革命，更標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五、 稱謂、禮儀的革命我國封建社會里有嚴格的稱謂、禮儀規定，君臣、父子、上下級、晚輩對長輩都有嚴格的稱呼，并且相互之間的禮儀非常繁瑣，帶有很強的專制色彩。民國建立后，南京臨時政府力圖將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治原則運用于共和政治新生活之中，封建舊禮儀在民國一律革除。1912年3月2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布命令：“官廳為治事之機關，職員乃人民公仆，公仆非特殊階級，何取非分之名稱。查前清官廳視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爺’等名稱，受之者漸增，施之命失體，義無取焉。興復以后，聞中央各地方官廳漫不加察，仍習舊稱，殊為共和政體之沾。嗣后各官廳人員相稱，咸以官職。民間稱呼，則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廳惡稱。”孫中山認為清朝的稱呼已不符合共和民主革命精神了，必須對稱呼進行改革。隨著稱呼的變革，封建禮制也被廢止。改跪拜禮為鞠躬，舊式的請安、拱手、作揖也都被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