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前階段我們國家農民收入與農產品價格的特點,微觀經濟學論文本篇論文目錄導航：【題目】【第一章】【第二章】【3.1】【3.2.1】【3.2.2】現前階段我們國家農民收入與農產品價格的特點【4.1】【4.2】【4.3】【4.4】【4.5】【結論/以下為參考文獻】3.2.2現前階段我們國家農民收入與農產品價格的特點3.2.2.1農民收入相對偏低，大多數農民處于收入分配底層〔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經濟發展較少惠及農村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村居民收入普遍偏低。據統計，1950-1978年的29年中，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民那里得到了5100億元，改革開放后的16年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又使從農民手上得到了大約15000億元的收入，并且平均每年的農民稅負總額高達811億元。也有專家測算，近20年有關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征用耕地的價格剪刀差從農民身上至少拿走50000億元。固然，改革開放之后，農村率先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空前提高，1984年城鄉收入比歷史最小，僅為1.84:1,七年間的年均增長率高達16.5%,但是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經濟發展，農村居民收入仍然相對于城鎮居民收入普遍偏低，而且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到3倍以上。1990-2018年，我們國家農村居民收入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實現了一定幅度的增長，人均純收入從1990年的686.3元增長至2018年6977.3元，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90年的1510.2元迅速增長到2018年的21809.8元。城鄉收入比從1990年的2.20:1增長到2018年的3.13:1,華而不實2007年和2018年城鄉收入比到達歷史最高的3.33.農村居民收入不僅絕對值大幅度低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率方面也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是在1990-2018年這20年間。扣除物價因素的影響，這20年來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5.3%,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為8.3%,高出整整3個百分點。不僅如此，這段時期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也遠遠低于實際10.1%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見，這2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飛速發展，但惠及到農村居民身上的好處少之又少，致使農村居民收入的絕對值和實際增速均遠低于城鎮居民收入，造成了城鄉居民收入始終呈現較大的差距。〔2〕農村內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低收入人群中農民的比重上升由于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之前實行計劃經濟，盡管農村的發展存在一定的區域差異，但整體的收入分配趨于平均，1978年的農村居民基尼系數約為0.2124.然而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124,增加到1984年的0.2439,1987年超過0.3的界線后仍然不斷上升，2000年突破0.35,2018年高達0.3897.一般來講，基尼系數值低于0.2,表示清楚收入分配處于絕對平均的狀態；處于0.2-0.3之間時，收入分配相對平均；處于0.3-0.4之間時，能夠以為收入分配的差距是相對合理的；處于0.4-0.5之間時，表示清楚收入分配差距非合理拉大；超過0.6則表示收入差距異常懸殊。國際上通常將基尼系數值等于0.4,看作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若超過0.4,則表示清楚該區域的貧富差距兩極分化較為嚴重，不利于經濟和社會的平穩發展。由此可見，我們國家農村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正在向這條警戒線逼近.盡管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在4000下面的比重從2005年的70.5%下降到2018年的27.1%,但在10000元以上的比重也從2005年的3.4%猛增到2018年的23.9%.并且，2018年按收入五等分農村居民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之間的人均純收入差距高達8.4倍。除此之外，據2018年中國農村低收入群體個人特征、工作和收入情況的調查，農村低收入人群中從事農林牧副漁行業的勞動力占總人數的比重約為41.4%,主要從事農林牧副漁業的勞動力約占總人數的32.3%.2020年，由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發布的(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對6000多戶農村居民過去三年的現金收入進行了抽樣調查。該報告顯示，最高收入的20%樣本農戶中，務工農戶占比88.9%,務農農戶占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樣本農戶中，務工農戶占比17.5%,務農農戶占比82.5%.可見，固然低收入人群的比例正在不斷減少，但是低收入人群中農民的比重卻在不斷增大。綜上，無論是在城鄉之間、還是在農村內部，收入分配差距都非常大。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遠遠落后于城鎮居民，而絕大多數農民的收入水平又在農村內部處于中低層。因而，我們國家處于收入分配底端的人群大多都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群眾。農民相較于城鎮居民和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村居民而言，收入長期偏低，并且這種形勢還在不斷惡化。〔3〕農業收入構造性下滑，農民平均收入水平低下1983年我們國家農村全面落實以家庭經營為主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之時，非農收入在農村居民總收入中的比重僅為23.4%,而農民收入的比重達68.7%,處于主導地位。但是從1983年到2018年，農民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9.6%,相反，非農收入的年均增長率達了15.3%.相對增速緩慢使得農民收入在總收入的比重持續下滑至2018年的36.1%,連一半都不到；而非農收入的比重節節攀升至52.5%,替代農民收入成為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然而，農村就業人數中，至今仍有一半以上從事農業生產。固然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比例不斷在下降，從1978年的92.4%,下降至1990年為81.6%,進一步下跌至2018年的67.4%,但2018年仍然有65.7%的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也就是講，現有65.7%的農村勞動力介入分配36.1%的農村居民總收入，而剩下的勞動力卻能夠介入52.5%的總收入分配，后者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前者高出3倍左右。可見，相對于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村勞動力來講，農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嚴重偏低。3.2.2.2政策推動農民收入上漲，多數地區出現農民回鄉種田20世紀90年代后期，農業發展滯緩、糧食生產比擬效益下滑，農民收入連續三年負增長。并且由于種田比擬效益不高，農村青壯年絕大多數進城打工，導致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嚴重缺乏，在全國各地區都普遍存在耕地直接撂荒和隱形撂荒現象。國土資源部調查數據顯示，當前我們國家每年直接撂荒耕地約3000萬畝。并且在長江流域大部分地方，傳統上一年三熟水稻種植，現普遍只種一季中稻。為了扭轉這一局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制定了工業反哺農業、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針，連續下發幾個1號文件，出臺四減免、四補貼一系列的強農惠農政策，逐步減免農業特產稅、牧業稅、農業稅和屠宰稅，并對農民直接種糧補貼、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并且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市場，逐步出臺了稻谷和小麥的最低收購價政策。與此同時，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在城里大多飽受歧視，在城鎮中被邊緣化。農民工一詞便深入反映了他們這種的狀態。正因如此，他們進程務工所面臨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主要表現為：工資普遍偏低，且拖欠現象較為嚴重；做工工時長，安全條件和生活條件相當差；缺乏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子女上學、培訓就業等方面存在眾多困難。因而，很多在城鎮務工不如意的農村勞動力在權衡進城務工和返鄉種田二者之間的利弊之后，選擇了棄城返鄉，或重新收回自個的土地、或爭相開墾撂荒的土地，甚至承包別人的土地，重新從事農業生產活動，農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得到很大的提高。2007年全面落實這些惠農政策后，農民收入在2007-2018年的年均增速到達了10.7%,即便是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的重挫下，2018年的農民收入也有2.2%的增長。3.2.2.3農民收入多年漲幅不及成本，農業生產效益整體下降成本利潤率等于凈利潤與總成本的比值，通常用來衡量生產中所消耗的全部資源的凈回報率。我們能夠用農產品的成本利潤率來反映農業生產效益，華而不實的凈利潤等于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實際收入，是農產品的產值總額與農業生產總成本的差額，反映生產中所消耗的全部資源的凈回報。表3.2顯示，除了兩種糖料和生豬以外，其余主要農產品的成本利潤率均在波動中逐步下降。三種糧食的成本利潤率自2004年49.69%跌至2018年為31.70%,大豆的成本利潤率從2003年的43.88%下降到2018年24.95%,棉花的成本利潤率從2003年的68.09%下降到2018年12.84%,烤煙的成本利潤率從2003年19.49%下降到2018年的2.38%,大中城市蔬菜的成本利潤率從2003年102.27%下降到85.84%.主要農產品的成本利潤率下降，表示清楚農業生產總成本比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更快，農業生產效益整體下滑。3.2.2.4農產品價格保持絕對上漲，但增速過山車影響農民增收穩定近些年，我們國家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均實現絕對上漲。三種糧食每公斤價格從2003年的1.13元上漲至2018年的2.31元，年均增長9.6%;大豆每公斤價格從2003年的2.94元上漲到2018年的4.08元，年均增長6.1%;兩種油料每公斤價格從2003年的2.92元上漲到2018年的6.18元，年均增長10.9%;兩種糖料每公斤價格從2003年的0.17元增至2018年的0.48元，年均增長14.1%;棉花每公斤價格從2003年的14.94元上漲到2018年的18.05元，年均增長7.5%;烤煙每公斤價格從2003年的8.07元上升到2018年的17.65元，年均增長10.7%;生豬每公斤價格從2003年的6.71元上漲到2018年的17.19元，15.8%;年均增長大中城市蔬菜每公斤價格從2003年的0.80元上升到2018年的1.46元，年均增長8.5%.然而，農產品價格卻出現暴漲暴跌的現象。大宗農產品中，大豆在2004-2006年價格連續三年負增長，2006年每公斤僅2.52元，但2007年猛漲至4.14元，漲幅到達64.6%,之后又回落至3.69元,降幅為11%;棉花2004年單位價格暴跌27.0%后，2005年又暴漲19.8%,小幅波動后2008年又暴跌20.2%,2018年在2018年增速達27.2%的前提下繼續暴漲86.3%,而后2018年猛跌27.1%;生豬價格2004年增長32.2%后，2005年下跌15.0%,2007年暴漲68.4%,2018年暴跌20.9%,2018年又暴漲44.8%.而大蒜、綠豆和土豆等部分小品種農產品較大宗農產品而言，波動愈加頻繁且劇烈。以大蒜為例，2005-2006年蒜價大漲，2006年的批發價為每公斤11元左右，堪比豬肉價；而2007年、2008年蒜價大跌，2007年5月新蒜上市價每公斤僅為0.6-0.8元，兩年里的最高售價也僅為每公斤4.0元左右，而后2018年、2018年蒜價不斷上漲，最高曾到達每斤10元以上，緊接著2018年大蒜價格又大幅跳水，最高收購價僅為每公斤3元左右，而2020年蒜價再次暴漲，收購價格達每公斤8元。由于各種農產品價格幾乎均出現了大幅波動，使得總的農產品價格增速從2003年到2018年的9年時間里一共經歷了5次過山車。增速從2003年的僅為4.4%,忽然猛增至2004年的13.1%,上漲了8.7個百分點；2005年又霎時下跌至1.4%,降幅高達11.7%;在低迷了一年以后，又從2006年的1.2%暴漲至2007年的18.5%,增長了17.3個百分點，較2003-2004年的漲幅提高了一倍左右；然而高速增速也僅維持了一年，就從2008年的14.1%降至2018年的-2.4%,下跌16.5個百分點，比2004-2005年的降幅多出4.8個百分點，并轉變為了負增長；接著2018年、2018年又恢復高速增長，增速分別為10.9%和16.5%.在農產品價格大幅波動的情況下，盡管農民收入在政策的推動下實現恢復性上漲，但其增速出現了五次大起大落的現象：2003-2004年、2006-2007年和2018-2018年分別提高11.6%、11.2%和10%;2004-2005年和2008-2018年分別下降11.8%和9.3%.農民收入和農產品價格的漲跌幾乎完全同步，表示清楚農產品價格大幅波動，會對農民增收的穩定性產生嚴重的影響。3.2.2.5農產品價格相對上漲較少，相對增速與成本利潤率同向漲跌從表3.4的單位成本動態變化來看，我們國家主要農產品的單位成本在2003-2018年間全面上漲。三種糧食單位成本從2003年的每公斤1.04元上漲至2018年的1.75元，年均增長7.0%;大豆每公斤成本從2003年的2.05元上漲到2018年的3.27元，年均增長6.7%;兩種油料每公斤成本從2003年的2.38元上漲到2018年的4.17元，年均增長7.8%;兩種糖料每公斤成本從2003年的0.17元增至2018年的0.33元，年均增長9.1%;棉花每公斤成本從2003年的8.89元上漲到2018年的16.00元，年均增長8.3%;烤煙每公斤成本從2003年的6.75元上升到2018年的17.24元，年均增長12.6%;生豬每公斤成本從2003年的5.91元上漲到2018年的13.46元，年均增長12.0%;大中城市蔬菜每公斤成本從2003年的0.39元上升到2018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