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社群主義和第三條道路

一、社群主義的興起什么是“社群”？“美國的男人、女人和兒童屬于許多不同類型的社群，如家庭、鄰里；這些社團表現為無數社會的、宗教的、種族的、工作地點的、行業協會的，以及政治的等各種形式。第一節社群主義的社會福利思想我們都屬于各種互相依存的重疊的社群。如果置身這些社群之外，人類就不能長久生存，個人自由也不能長久維護。不論哪個社群，假如它的成員不關注并將精力和資源奉獻給共同事業，它亦不能長久生存下去。單純追求私利會腐蝕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體系，并將破壞我們共同進行的民主自治實驗。

基于這些原因，我們認為，沒有一個涉群的觀念，個人的權利就無法長期存在。社群觀念既承認個人的尊嚴，也承認人的生存的社會性。”（丹尼爾·貝爾：《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引言）

三種構成性社群

地區性社群：以地理位置為基礎的社群（地方共同體或社區）；

記憶性社群：共有一個具有深刻道德意義的歷史的不相識的人的社群（種族或民族共同體）；

心理性社群：為信任、合作與利他主義意識所支配的、面對面的有人際交往的社群（政黨、教會及各種發生密切關系和互動的團體與組織）。（丹尼爾·貝爾：《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P19；應奇：《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P64）

社群主義的概念社群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在直接的知識來源上，社群主義是對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從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到滕尼斯的社群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在間接的來源上，它是在批評以羅爾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如果說，自由主義是與個人和國家或政府的關系有關的政治哲學，那么社群主義則被認為主要是與個人和社群或社會的關系有關的一種政治哲學。

社群主義也是一個復雜的政治思潮，“社群主義本身有幾個版本——從社會主義的左翼到保守主義的右翼……。這種立場的代表人物有羅納德·貝納（RonaldBeiner）、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瑪格利特·穆爾（MargaretMoore）、邁克爾·桑德爾、查爾斯·泰勒和邁克爾·瓦爾策。”（約翰·凱克斯：《反對自由主義》，P17）

社群主義認為，人是社會的動物，不管我們喜歡與否，社群對我們都很重要；它與站在高度個人主義立場的自由主義相對立，主張用“公益”代替“權利”，反對原子論的個人主義將個人及其權利看作自我占有的或對社會有優先性的存在。（參見應奇：《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自我與社群”部分）

二、社群主義的政治觀哲學基礎新自由主義認為，自我是一個個人占有性概念，它優先于目的和價值，即優先于“善（good）”,因此，個人權利優先于目的和價值。但是，社群主義認為，自我不是個人占有性的概念，而是社會占有性的；自我是由他所屬的社群規定的，家庭、社區、民族、宗教、國家等賦予自我以社會特性，塑造自我的人格，使自我從屬于一定的目的和價值體系。因此，目的和價值優先于自我，“善（公共利益）”優先于個人權利。基于此，社群主義主張放棄“權利的政治學”，建立“公益的政治學”。權利理論權利（right）在英文兼有“正當”和“權利”的含義。在西方政治哲學里，權利和正當常常緊密聯系在一起，用以表達個人與社會和國家的道德與法律和政治的關系。個人權利就是在這種關系中得到規定。而權利理論也形成了道德權利論和法律權利論的區別。自由主義主張道德權利論，認為個人權利本質上是一種道德權利即天賦人權。它的基礎是自然法，屬應然（oughttobe）權利，無需由特定的成文法典來解釋，反而是一切成文法的基礎。因而，個人行為的正當與否，最終是依據個人的道德判斷。由此產生出權利優先于公益的判斷。而社群主義主張法律權利論，認為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定。它按照一定的社會規范要求保護個人的正當利益，離開規范，個人的正當行為就無法作為權利而受到保護。社群主義主張積極的權利（positiverights）而反對消極的權利（negativerights，是指無須政府或集體的作為而獲得的個人權利，他人也不得侵犯這些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個人的居住、遷徙、信仰、言論、結社、集會……等方面的自由權）。所謂積極的權利是指個人對國家或集體的要求權。它要求國家或集體采取積極行動來實現并保護個人的權利。這些權利是指公民權利或福利權。社群主義者也倡導集體權利而反對將個人權利凌駕于集體之上。他們提出道德義務說來解釋權利和義務的關系，強調社群對個人有一種強制性的從善要求，個人對社群有一種從善的責任，即有利于公益的責任。國家理論社群主義的國家觀針對自由主義的國家理論的兩個基本原則：國家中立和公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中立而形成自己的國家理論。自由主義認為，國家中立的原則是確保社會中的公眾同意的根本政治原則。它要求國家應對各種政治意識形態保持中立，不用某種價值觀去影響、要求公民做任何公民不愿意做的事，哪怕這種事是社會公認的善事或公益事業；公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中立則是說在公民參與國家事務或政治生活的態度上，應該由公民自己選擇，不鼓勵、不動員，更不能強迫。社群主義反對這種國家觀。他們認為，國家不可能保持價值中立的態度，因為國家要實現公益，必須提倡公民的美德和利他主義的精神，否則就不可能達到公共的善。同樣，公民也不應該對國家保持冷淡，要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促進公益的發展。

社群主義的國家理論是一種強國家理論，而自由主義主張的是弱國家理論。三、社群主義的社會福利思想共同的善社群主義的福利思想主要通過其公益理論表達出來。這種理論認為:首先，從個人和社群的關系來看，個人生活在社群中，并從社群獲得個人的目的和價值，形成善的觀念。真正的善是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的結合，是一種包含個人利益與社群利益的共同善。共同的善是一種評價個人偏好的標準。它規定社群的生活方式，并使公眾獲得善的觀念，引導公眾的偏好趨向于共同善。

共同善的物化形式共同善的物化形式可分為兩大類：非產品形式的公共利益和產品形式的公共利益。前者是指那些人們可以共同分享，但卻不能為某個人或某些人單獨享有的公共利益。后者則是指具體看得見、摸得著的社會福利。在所有的共同善中，不論它有多少種表現形式，基本的就是安全和福利兩大類，而各種人類社群，就其基本意義來說，就是提供安全和福利的場所。公共利益的相容性和相關性

公共利益是一種相容的和非排他的利益，“它意味著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會減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其特征是在特定的社群里，某個人可以享有，其他人也可以享有，而不在乎其他人有多少。公共利益的另一個特征是相關性。公共利益受到損害，不僅僅是某一個人受害，也是同一社群的所有成員受害。公共利益的這種特征，使得一種社會福利的實施常常會產生搭便車（freeride）現象。使人們不愿意為增加社會福利作奉獻，而只愿等待“免費的午餐”，坐享公共利益帶來的好處。結果出現所謂的“囚徒困境”（俞可平：《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P245）。解決這一困境的方法就是加強道德教育。社群主義對西方社會福利觀的影響社群運動是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興起的福利運動。它以社區為基礎，提倡居民的互助友愛、社區服務、為他人做好事，主張“和睦的鄰里關系對預防犯罪和互補余缺起重要作用”，“有善的人際關系能促進本單位、本街區的和衷共濟”。這與社群主義的主張是一致的，是社群主義的政治理想和福利追求在社會生活層面的呼應。另外，社群主義對公民權利，特別是社會福利權的強調，強國家和集體權利的強調，在新自由主義和新右派一片反福利國家的嘈雜中，為福利國家作了必要的辯護。第二節“第三條道路”及其社會福利思想一、“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第三條道路”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福利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共識”被放任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所取代后，西方左派為了把自己與傳統左派和新右派相區別，標明自己的理論實踐創新而作的自我標簽。“這個標簽不僅有象征意義，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西方左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嘗試努力，折射了9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的變遷。”（楊冬雪、薛曉源：《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P1）“‘第三條道路’指的是一種思維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試圖適應過去二三十年來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界。這種‘第三條道路’的意義在于：它試圖超越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吉登斯：《第三條道路》，作者序、P27）二、“第三條道路”的政治觀“第三條道路”的政治目標基本目標：建立新型的民主國家與積極的公民社會，幫助公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變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具體目標：（1）建立合作包容的新型社會關系：在尊重個人價值的基礎上，倡導建立共同體意識；協調資本-勞工關系，提倡雙方建立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合作關系；協調國內居民和外來移民之間的關系，提倡包容，反對排斥，塑造“一個國家”來激發國家精神，將人民凝聚在一起。（2）形成能夠團結各種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在政治思維上打破“左與右”的兩分法，團結各種政治力量，尤其是中間力量和邊緣社群，擴大左翼的社會政治基礎；堅持社會正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以重新形成社會團結的凝聚力；改革現行的封閉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擴大制度的包容性，推動國家政治制度的改革。（3）推動政府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轉變：建立政府與市民社會之間互動與合作關系，培養公民意識，鼓勵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使它們承擔更多的社會職能，參與政府決策，促進政治民主化；改革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向地方放權，提倡社區自治，使地方承擔更多職能；協調政府各職能部門的關系，建立“整體型政府”；實現國際的和全球范圍的治理，回應全球化的挑戰。（4）改革社會福利制度，重新確定國家職能：建立能夠照顧各個階層利益的福利制度，并且要按照“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的原則，變“消極的福利”觀為“積極的福利”觀，培養個人對自己的福利負責的意識，將福利國家改革為“社會投資型國家”；建立新的混合經濟，重新定位國家的職能；混合經濟與舊的經濟的最大區別，不是平衡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比重，而是實行管制和解除管制、經濟生活和非經濟生活之間的平衡，因此，要對國家的職能加以調整，使之適合于新的經濟形式。新型混合經濟中的國家職能有管制的競爭是市場調節的基礎，當壟斷威脅到競爭時，保持經濟的競爭力；控制自然壟斷，在發生壟斷時，政府必須實施反托拉斯的措施；建立并維護市場的制度基礎，建立公平的競爭機制和環境；保護公共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產品，使之免受市場的沖擊；利用市場實現各種戰略的和戰術的目標；在宏觀和微觀的層面上減少市場波動；保護工人的健康和合同關系；應付和處理各種災難及其后果。總之，在新型的混合經濟中，國家的職責就在于建立合理的經濟秩序，保持市場的活力，平衡效率與公平，把經濟發展的標準建立在對廣泛的社會后果的衡量之上。“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價值觀平等；對弱者保護；作為自主的自由無責任即無權利；無民主即無權威；世界性得多元化；哲學上的保守主義。（吉登斯：《第三條道路》，P70）第三條道路的綱領激進派的中心（超越“左”與“右”的激進政治綱領）新型的民主國家（沒有了敵人的國家）積極的公民社會民主的家庭新型的混合經濟

作為包容的平等積極的福利政策社會投資型國家世界性的國家世界性的民主（吉登斯：《第三條道路》，P74）新型的民主國家

權力下放雙向的民主公共領域的更新：透明度行政效率直接民主機制作為風險管理者的政府公民社會的復興作為合作伙伴的政府和公民社會通過激發地方的主動性而實現社區復興第三部門的介入地方公共領域的保護以社區為基礎預防犯罪民主的家庭（吉登斯：《第三條道路》，P81/83）三、新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思想社會投資型國家吉登斯說：“古典的社會民主主義主要關注于經濟安全和再分配，而把財富創造視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新自由主義者則把競爭和財富創造放在首位。‘第三條道路’政治也十分重視所有這些因素。考慮到全球市場的性質，它們都具有十分緊迫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人們都沉溺在紛亂的經濟漩渦中隨波逐流，所有這些因素將都得不到任何發展。”因此，“第三條道路”的政治主張的是一種新型的混合經濟，它試圖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建立一種寫作機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場的動力機制的同時，把公共利益作為一項重要的因素加以考慮。“它既涉及到國際、國家和地方各層次上的調控與非調控之間的平衡，也涉及到社會生活中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之間的平衡。第二種平衡至少與第一種平衡同樣重要”。（《第三條道路》，P103/104）積極的福利社會用福利社會代替福利國家：“‘福利國家’這個概念的形成，實際上經歷了一段復雜多變的歷史。它的起源遠遠背離了左派的理想。實際上，創立福利國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驅散社會主義的威脅。”“第三條道路政治應當接受右派對福利國家提出的某些批評。現在這種依賴于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從根本上說是很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動機是保護和照顧，但是它沒有給個人自由留下足夠的空間。”

貝弗里奇在他于1942年寫的《社會保險及相關服務報告》中，公開向匱乏、疾病、無知、骯臟和懶惰宣戰。但是他所關注的幾乎完全是人類生活的否定性方面，他所主張的社會福利也因此是消極的保護和照顧。“今天，我們應當倡導一種積極的福利，公民個人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機構也應當為這種福里做出貢獻，而且，它還將有助于財富的創造。福利在本質上不是一個經濟學概念，而是一個心理學概念，它關乎到人的幸福。因此，經濟上的利益或好處本身幾乎從來都不足以創造出幸福。這不僅意味著，種種其他情景和影響（而不是福利體制本身）產生了福利，而且還表明，福利制度還必須在關注經濟利益的同時關注心理利益的培育。”“為了取代‘福利國家’這個概念，我們應當提出‘社會投資國家’這個概念，這一概念適用于一個推行積極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