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魏晉南北朝時期繪畫魏晉南北朝赤壁之戰魏蜀吳西晉東晉五胡十六國宋齊梁陳（208）（265）（316）（317）（304－439）北魏、北齊北周一、兩漢時期的儒家思想遭到嚴重破壞，各種思想充斥學界，出現了春秋戰國之后的又一次自由、活躍局面。二、老莊思想被士族視為精神支柱，追求放達和超然物外的境界，清淡的玄學之風彌漫。魏晉南北朝（220-589）自公元220年曹丕代漢，至公元589年隋統一南北，史稱魏晉南北朝。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分裂、動蕩的時代，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文學藝術獲得巨大成就的時代。這一時期戰爭頻仍、民不聊生，相當大的群體包括文人才士的生活處于一種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例如：竹林七賢、王羲之等，命運大都十分悲慘，作為本體的人一時在思想上處于灰暗的狀態，他們寄情山水寄情于抽象的東西，這種動蕩不安的社會背景發展到了極致便促使了人的覺醒，人的覺醒就表明了個性重于一切，人的思想、人的精神重于一切，這種思想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美術思想的根基。因此這一時期各種美術作品的藝術高度是不可超越的，不是技法技能的不可超越，而是于后世精神的底蘊和基底坍塌了，后世人難于達到那時藝術家那樣純粹的做人，純粹的獻身精神，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美術達到了中國藝術發展的巔峰。魏晉南北朝美術的特征

1、

為藝術而藝術為藝術而藝術，是相對于西漢文藝“助人倫、成教化”的功利藝術而言的。魏晉開始，藝術具有其自身的價值意義，不再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2、

人的覺醒藝術家重視自身人格的表現，在藝術作品上盡力表現作者的才情風貌。兩漢的五彩繽紛的世界（動的行為）讓位于魏晉的五彩繽紛的人格（靜的玄思）。以“勝流”、“名士”生活為題材的人物畫和以寄情巖壑或向往仙圣為主旨的山水畫在這時開始成熟。“晉”與晉代名人竹林七賢書法家王羲之田園詩人陶淵明“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七人常聚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修武一帶）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他們大都“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劉伶對司馬氏集團均持不合作態度，嵇康因此被殺。山濤、王戎等則是先后投靠司馬氏，歷任高官，成為司馬氏政權的心腹。在文學創作上，以阮籍、嵇康為代表。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玄學”中國魏晉時期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晉玄學。“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玄，謂之深者也”。（王弼《老子指略》）玄學即是研究幽深玄遠問題的學說。魏晉人注重《老子》、《莊子》和《易經》，稱之為“三玄”。魏晉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魏晉玄學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簡言之，它是在漢代儒學衰落的基礎上，為彌補儒學之不足而產生的；是由漢代道家思想、黃老之學演變發展而來的；是漢末魏初的清談直接演化的產物。“建安七子”建安年間(196-220)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

“七子”之稱，始于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干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干。期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錄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認。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余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后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才有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為知己，想依賴他干一番事業。故爾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初發芙蓉”與“錯彩鏤金”“初發芙蓉”與“錯彩鏤金”佛教的發展和魏晉玄學的興起,對這個時代的美學思想和文學藝術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從這個時候起,中國人的美感走到了一個新的方面,表現出一種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認為:‘初發芙蓉’比‘錯彩鏤金’是一種更高的美的境界。這是美學思想的一個大的解放,詩、書、畫開始成為活勃勃的生活的表現,獨立的自我表現。”“初發芙蓉”與“錯彩鏤金”文學藝術此時呈現出新的面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文學方面，出現了以曹氏父子為代表的慷慨悲涼,深沉雋永的建安詩文,以陶淵明、謝靈運為代表的寄以志趣情操而清切婉麗的山水詩。在文學批評、文藝理論方面,產生了見解獨到的鐘嶸的《詩品》、體大思精的劉勰的《文心雕龍》等一批文藝理論經典著作,并提出了許多新的影響深遠的美學范疇和美學原則。魏晉南北朝時期繪畫1、產生了帝王畫家和專職的文人畫家。南北朝時期的帝王以能書善畫為榮，魏少帝曹髦、晉明帝司馬紹、梁元帝蕭繹就是當時有名的書畫家。帝王好書畫，極大地提高了書畫的地位，文人畫家深得最高統治者的寵愛和社會的敬仰。文人登上畫壇，專職文人畫家出現，打破了皇家壟斷畫壇的局面，繪畫進入獨立發展的新時代。魏晉南北朝時期繪畫2、宗教美術題材為藝術家提供了自由想像的余地，加之有外來佛教美術可資借鑒，畫家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這對藝術水平的提高無疑是極為有利的。3、當時產生了系統的文藝理論和畫論，一方面對過去的藝術實踐進行總結，同時對當時的創作提出新的要求，使繪畫創作有了明確的方向，以形寫神說的理論成為畫家自覺的指導思想。魏晉南北朝時期繪畫4、中外藝術的融合，提高并豐富了繪畫的表現技巧，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疏密二體繪畫風格，影響深遠。5、繪畫技巧有了明顯進步，刻畫形象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設色也更加豐富，人物畫開始有豐富的背景。水墨與丹青開始有獨立跡象，對色彩提出“炎緋寒碧，暖日涼星。”表明畫家對色彩的冷暖性格有了明確的認識。“王徽之雪夜訪戴”王徽之，字子猷，是王羲之第五子。《晉書》本傳說他“性卓犖不羈”，東晉時，士人崇尚縱酒放達，王徽之亦如此。他棄官東歸，退隱山陰。據《世說新語》載，有一日，夜里下大雪，他睡醒過來，命家人開門酌酒。他邊喝酒，邊展視遠處，但見一片雪白，“四望皎然”。“因起彷徨”，于是詠起左思《招隱》詩，忽然想到了當世名賢戴逵。戴逵即戴安道，《晉書》本傳說他“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余巧藝磨不畢綜”，“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后徙居會稽剡縣”(今嵊州市)。山陰與剡縣相隔甚遠，溯江而上，有100多里。王徽之連夜乘小船而去，過了一天才到了戴逵家門。但這時，他卻突然停住了，不但不進門，反而折身轉回。有人問他，你辛辛苦苦遠道來訪，為會么到了門前，不進而返呢？他坦然說道：“我本是乘酒興而來的，現在酒興盡了，沒有興致了，何必一定要見到戴逵呢？”這就是千秋傳頌的“雪夜訪戴”的故事。千百年來，許多畫家潑墨丹青，畫出了諸如“雪夜乘興圖”、“訪戴圖”等等傳世作；更有不少詩壇歌手，慕其人，頌其事，寫出了許多吟誦名篇。魏晉南北朝時期繪畫顧愷之張僧繇畫論顧愷之（約346-407）字長康，無錫人。出身于士族家庭，曾先后做過參軍和散騎常侍等官，但一生主要從事繪畫活動，在中國繪畫史上是最早以繪畫為職業的文人畫家。他善書畫，能詩賦，今有三幅繪畫作品和三篇畫論傳世。他提出的“以形寫神”說，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影響深遠。張僧繇《雪山紅樹圖》“人大于山，水不容泛”顧愷之（東晉）文獻記載顧愷之曾畫過道釋和山水，最突出的是他創作了不少力求擺脫禮教束縛、主張流露本真性情、如表現嵇康等魏晉以來的名土生活和肖像的作品，體現了他對于那些敢于蔑視虛偽的封建倫理的名士們的贊賞和崇仰。顧愷之的突出藝術成就，還表現在塑造人物的形象時并不單純滿足于外表的肖似和姿態動作的生動自然，從而提出了表現人物性格特征和內在深度的新要求“傳神”。理論上明確提出這一要求，標志畫家對生活的深入認識，在藝術表現上進入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新高度。曹植的《洛神賦》曹植：三國曹魏時建安著名文人、曹操第三子。《洛神賦》：傳說曹植少時曾與上蔡（今河南汝陽）縣令甄逸之女相戀，后甄逸之女被嫁給其兄曹丕為后，而甄后在生了明帝曹睿后又遭讒致死。曹植在得知甄后遺枕后感而生夢，因此寫出《感甄賦》以作紀念，明帝曹睿（甄氏之子）將其改為《洛神賦》傳世。洛神是傳說中伏羲之女，溺于洛水為神，世人稱作宓妃。把甄后與洛神相提并論，實際上也是一種對甄后的懷念和寄托。《洛神賦》通篇言辭美麗，描寫動情，神人之戀纏綿凄婉，動人心魄。顧愷之讀后大為感動，遂凝神一揮而成《洛神賦圖》。此卷一出，無人再敢繪此圖，故成為千百年來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名著和最為世人所傳頌的名畫。顧愷之（東晉）《洛神賦圖卷》畫家以其豐富的想像力和卓越的藝術才能對文學作品進行再創造，形象生動地將原文的精神實質托展出來。作者把那位似去似來，飄忽無定，在水面上凌波微步的洛神描繪得非常嫻雅傳情，表現出人物“進止難期，若往若還，含辭未吐”的復雜心情。處于驚疑、恍惚中的曹植，在洛水之濱與戀人遙遙相對，留戀徘徊可望而不可及的樣子，則又傳達出無限惆悵的情意和哀傷的情調。作者把不同的情節在一幅畫卷中展示出來，以裝飾性手法處理山水樹石，一方面使畫面連成整體，同時使主體人物更加突出，而且表現出似真似幻，神人交融的幻境，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和詩意氣韻。顧愷之（東晉）《女史箴圖》顧愷之（東晉）《女史箴圖》《女史箴圖》是描寫古代宮廷婦女的節義行為，它以連環形式，標榜封建“女德”的作品。畫卷的主題思想有說教的性質原件于一九OO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劫往英國，故現藏于英國不列顛博物館。顧愷之（東晉）《女史箴圖》顧愷之（東晉）《女史箴圖》其畫人物面目衣紋無纖媚之態，氣味古樸，筆跡周密，緊勁連綿，如“春蠶吐絲，流水行地，皆出自然”。所表現的男性寬袍大袖和女性裙帶飄舞，生動流暢。對人物面部的勾畫，則細處求工。在設色上，則“薄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充分體現了顧愷之所提倡的“以形寫神，遷想妙得”的法則。顧愷之（東晉）《女史箴圖》整個構圖，按題材的不同而分為9段，每一段都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但又用題款及人物服飾的處理等手法使段與段之間有一種內在的聯系，使畫面形成散而不亂，起伏有致，疏密得當如有機整體。人物造型動態自然，表情變化微妙，春蠶吐絲般的線描富有韻律之美，體現了中古藝術的秀雅和高貴。張僧繇中國南朝·梁畫家。吳(今江蘇蘇州)人，生卒年不詳。擅寫真、釋道人物，亦善畫龍、鷹、花卉、山水等。一次，梁武帝因思念諸王子出征西域，遣僧繇寫諸王子貌，果然逼真如面。武帝蕭衍又崇尚釋道，亦多命僧繇圖之。張僧繇《雪山紅樹圖》僧繇一生苦學，“手不釋筆，俾夜作晝，未曾倦怠，數紀之內，無須臾之閑。”畫跡有：《十八宿神形圖》《梁武帝像》《貞觀公私畫史》張僧繇與“畫龍點睛”梁天監中，張僧繇為武帝蕭衍所器重，凡帝崇飾佛寺，多請張僧繇去作畫。相傳南京安樂寺請張僧繇去畫寺壁，張氏在墻上畫了四條白龍，畫后，張即告辭。觀者均說，龍畫得如此之好，為什么不點眼睛？張氏說，不可點睛，如點睛，龍即會飛去。眾人不信，懇請張氏補點。張推辭不下，就給兩條白龍點了睛。霎時，雷電大作，這兩條白龍破壁騰空而去，只剩下兩條沒有點睛的白龍仍安然在墻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畫論隨著文學藝術創作的發展，促進了藝術理論的探討。劉勰的《文心雕龍》可謂劃時代的著作，而謝赫的《畫品》中提出的謝赫六法論，則奠定了中國古代繪畫的基本輪廓。以至于“六法”成為繪畫的代名詞。顧愷之：三篇畫論顧愷之在理論上的建樹也是突出的，流傳下來的三篇畫論已成為魏晉時期美術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論畫》《魏晉勝流畫贊》《畫云臺山記》《論畫》論述晉衛協、戴逵等作品（21件）之優劣。開頭云：“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山水畫被看作是有生命的，排在僅次于人物的地位，反映出魏晉南北朝山水畫迅速發展的情況。第二，“遷想妙得”的提出，接觸到了形象思維特點。所謂遷想妙得，是指作者運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充分發揮想象，把胸中所得變為藝術形象。其中不僅人物、動物，山水也被看作是有生命的，描寫它們同樣需要遷想妙得。《魏晉勝流畫贊》專講如何臨摹古代人物畫，但其重點放在如何傳神，提出了“以形寫神”說，代表了當時美術理論新的高度。《畫云臺山記》記述自己所畫的一幅山水畫構圖，畫面表現的是道家張天師與弟子們在蜀云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