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增長極理論增長極的概念：增長極首次由法國經濟學家佛朗索瓦佩魯(FrancoisPerroux)于1955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上的一篇題為“經濟空間：理論與應用”的論文中首次提出。佩魯認為空間是一種“受力場”，經濟空間與一般的地理空間完全不同，經濟空間是“存在于經濟要素之間的關系”。在人類經濟活動中，“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然后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按照佩魯的觀點，經濟的增長主要是因為技術的進步和創新，而創新并不是在所有產業均衡推進，總是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殊的企業。由于這些企業是主要的創新源，因此它的產值增長大

2、大高于工業產值和國民經濟產值的平均速度。當這種產業增加其產出(或增加購買生產性服務)時，對其他產業具有極強的連鎖效應和推動效應，能帶動其他產業(或投入)的增長，這種產業就是推進型產業(PropulsiveIndustry),或稱之為增長誘導單元(Growth-InducingUnit)，即增長極，而受增長極影響的其他產業就是被推進型產業。佩魯認為，這種推進型產業和被推進型產業通過經濟聯系建立起非競爭的“產業聯合體”，通過產業間向前、向后的連鎖反應，從區域間的不均衡發展到最終實現區域的均衡發展。其主要內容：1、增長極理論是以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理論為出發點。2、增長極具有兩種作用，即極化效應與擴散

3、效應。3、增長極的形成有賴于多種客觀條件。分析佩魯的增長極理論，我們發現這是一種發展的理論，并不是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組織模式，它和赫希曼、繆爾達爾等提出的“涓滴效應”、“極化效應”和“回流效應”、“擴散效應”存在著極大的差別，其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增長極是一個抽象的純經濟概念，與地理空間無關。增長極理論作為一種發展的理論是沒有經過嚴格邏輯證明的，它在怎樣確定推動型產業和適宜發展增長極的地點、增長極對其他產業或其他地區擴散經濟效果的機理分析、增長極帶動其他地區發展的動力解釋等方面都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據。佩魯所認為的增長極經濟空間是“存在于經濟要素之間的關系”，是具有全球性的，與一般意義

4、上的中心與外圍的地域集聚、擴散并不一致。而他所認為通過增長極能使整個區域得到發展的“通道”，并非是人們所熟悉的空間上的運輸路線、通訊設備等外部性設施，而是特指經濟的內在聯系。2增長極理論強調了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因是技術進步或創新，而創新一定集中于一些特定的產業(推進型企業)。佩魯進一步發展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認為“熊彼特片面注重私人廠商的作用，特別是大型私營廠商的作用。但是當局和他們的首創精神以及較小的、為適用于當地情況所作的創新也同樣重要，不容忽視”。在佩魯看來，最具有創新性的經濟活動必定發生于大的經濟單元中，這種經濟單元往往也就是推進型產業。增長極既是創新的發源地，又是擴散源，因此短期壟斷不

5、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種正常現象，極化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正常現象，要通過積極培育增長極來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3增長極理論強調“產業聯合體”。聯合體中的每一個體相互間既是供應者又是消費者，存在著支配和聯系的關系。一方面，推進型產業的成長和創新速度要比其外界快得多，處于產業聯合體中占支配的地位，能夠完全實現規模經濟，在自身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推動支配產業的發展，最終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另一方面，推進型產業的成長可以通過產業之間前向連鎖、后向連鎖以及旁側的聯系，把經濟增長擴散到各個企業或各個地區，最終達到收入分配的均衡，正因如此，佩魯主張政府要對推進型產業進行投資，保證其絕對的支配地位。二對經濟發展的指導

6、作用消極的指導作用用增長極理論指導經濟落后區域發展的陷阱自佩魯提出增長極理論以來，西方許多國家都把它應用到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之中，但效果其實很不理想。比如意大利南部的開發計劃就是比較典型的一例。在19571966年期間，意大利為了解決南貧北富的地區二元結構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南部選取4個增長極典型區，建立了鋼鐵、石油化工、機械、金融加工、電機等“推進型”產業，還配置了與此相聯系的一大批小企業，然而由于增長極自身的一些缺陷和運用不當等多種原因，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在我國，增長極理論也曾廣泛被各地方政府作為振興區域經濟的法寶而加以積極實踐，但總的看來，成功者寥寥（東部沿海不少地區取得的成功，其實

7、是實施了“綜合改良”后的增長極理論，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在此不加展開和討論）。比如寧夏西吉縣政府曾經以增長極理論來制定區域發展計劃，希望通過大力扶植和創建豌豆、土豆、畜產品加工等“推進型”企業，形成“產業聯合體”，然后利用這些產業向前、向后的連鎖來解決就業問題，帶動全縣的經濟增長。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實施，還是無法實現縣政府的意圖。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增長極理論在指導地區經濟發展（特別是經濟落后地區）實踐中的不成功?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反思：1理論自身的不完整性。作為一種開創性的發展理論，可以說增長極理論是沒有經過嚴格的邏輯證明的。佩魯及其追隨者在提出“增長極”概念的基礎上，沒有進一步將該理論系統

8、化、模型化，以至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怎樣來確定推動型產業和適宜發展增長極的地點，推動型產業的支配效應即集聚經濟的正負效應表現如何，增長極理論自身的數量、規模、內部產業結構等一系列技術性問題在實際應用中如何解決。所有這些理論的缺失，都將導致實踐的無法落實。因此，當經濟落后地區從功利主義的立場出發，簡單地將增長極理論作為指導區域經濟發展的組織模式，其實踐肯定會出現問題，有的甚至是從一開始就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操作。2理論的不可操作性。嚴格講，增長極理論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只可作為制定區域經濟政策和區域發展規劃的理論依據，不能作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地域組織模式。在增長極理論中，經濟空間是一個抽象

9、的概念，是全球性的，與我們認為的地理空間不是同一個概念，所以，在這種空間中的經濟要素之間的“聯系”，與一般意義上的區域空間中的集聚、回流、擴散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如果按照增長極理論的要求，我們其實是無法考察任何空間中兩個地方的各種物質流、資本流、勞動力流、技術流、信息流，從而也就無法在實踐中去討論增長極的支配效應、聯系效應以及分配效應。如上面提到意大利南部的失敗，主要是由于新建的大型現代化企業與當地的產業沒有發生預期的聯系，無法形成產業之間的連鎖效應和推動效應，因此也就無法形成增長極。3理論的區位選擇和時間選擇的局限性。從根本上來講，正是由于增長極理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時代背景和區位背景，決

10、定了其不適合指導經濟落后地區的發展。佩魯是從處在比較成熟階段的經濟現象出發來研究增長極的，因此，增長極的形成和發展前提就是市場的有效需求。而能形成有效需求的地區，一般來講區域經濟都已經進入成長的階段，區域內各類產業基礎設施比較發達，區域產業鏈基本形成，然而，這些條件恰恰正是經濟落后地區希望通過形成增長極來達到的。由此可見，這種實踐中的悖論注定了增長極理論不能作為經濟落后地區發展的組織模式。綜觀我國不少落后地區實施增長極模式最終失敗的案例，大都經歷了以下的過程：地方政府大力在落后地區新建“推動型”企業企業生產率低下，缺乏商品市場開發能力和新產品開發能力新的企業無法發展下去，產業之間無法形成連鎖，

11、要素無法向外擴散增長極無法形成，暫時形成“飛地”經濟原來的“推動型企業”進一步萎縮，經濟發展受阻。積極的指導作用增長極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的積極作用是巨大，主要表現在：區位經濟區位經濟是由于從事某項經濟活動的若干企業或聯系緊密的某幾項經濟活動集中于同一區位而產生的。例如，某一專業化生產的多個生產部門集中在某一區域，可以共同培養與利用當地熟練勞動力，加強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共同承擔新產品開發的投資，可以形成較大的原材料等外購物資的市場需求和所生產產品的市場供給，從而使經濟活動活躍，形成良性循環。區位經濟的實質是通過地理位置的靠近而獲得綜合經濟效益。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是由于經濟活動范圍的增大而獲得內部

12、的節約。如可以提高分工程度、降低管理成本、減少分攤廣告費和非生產性支出的份額，使邊際成本降低，從而獲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外部經濟外部經濟效果是增長極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結果。經濟活動在某一區域內的集聚往往使一些廠商可以不花成本或少花成本獲得某些產品和勞務，從而獲得整體收益的增加。具體來說（主要針對我國西部來談）自從對非均衡發展的戰略重點進行調整的實踐后，從目前實施的效果來看，對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確實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對于縮小東中西部區域經濟差距問題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增長極理論是我國西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導理論。合理選擇增長極對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增長極要能夠完

13、成區域技術的創新和擴散，資本的集中與輸出，實現規模經濟效益，產生聚集經濟效果。通過極化和擴散作用，增長極不僅要促進自身發展，產生“城市化趨向”，并且以其吸引和擴散作用進一步推動其他地區的發展，從而形成經濟區域和經濟網絡。在選擇增長極時，一是要防止增長極的“飛地性質”，即：與周圍環境缺乏有機的緊密的聯系；二是要防止增長極規劃和抉擇的政治性質和計劃性質，造成極化區域和計劃區域的非兼容性和非協調性；三是防止增長極的定位的盲目性，使增長極的定位建立在整個區域規劃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自身發展潛力或周圍偏遠地區需求的基礎之上；四是防止增長極理論和政策過于簡單化和理想化；五是防止單純的增長極過分依賴外部力

14、量，反而使區域差異加劇，以致于增長極政策變成“兩極分化的發展戰略”。第二、構建和發展西部經濟增長極是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舉措西部地區包括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面積54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陸地面積的56.8%；人口約2.85億，占全國總人口的23%；國家重點貧困縣307個，占全國總數的50%以上。這些數據說明：一方面，從根本上解決這么一大塊區域和人口的發展問題，對于我國現代化全局具有重要意義；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這里的地域遼闊，各方面條件較差，發展極不平衡，西部地區無論是發展基礎、發展環境還是區位條件，都難以和東部相提并論。市場化程度低，市場經濟不發達；城市發育遲緩，不僅城市化率低，而且

15、缺乏現代意義的城市圈；工業化程度低，主導產業缺乏，產業鏈條難以延伸等一系列制約因素的存在，是西部經濟增長極形成的最主要障礙。所以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實現整個西部的均衡發展，也是不現實的。尤其對于國家來說，要在所有這些地區增加投入，毫無疑問是力所不及的。西部區域規劃沒有明確的區位戰略重點。國家將有限的投入平均分配在西部12個省、市、區，對于幅員遼闊、發展參差不齊西部的地區來講，是難以快速推動區域經濟增長極的發展的。因此構建西部增長極在初始條件上所遇到的困難與東部相比顯然要大得多，復雜得多。“增長極”理論根據非均衡發展戰略，把國家有限的人力、財力、物力投入到最能發揮效率的地方，形成積聚經濟，依賴增長極

16、取得區域的快速增長和規模效益，具有能在短期內促進特定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因此，通過培育增長極進而通過其擴散效應帶動鄰近地區經濟發展是實現西部發展的最佳手段。根據增長極理論，在資源稀缺條件下，一個經濟相對落后的區域應該首先把有限的資源用于發展那些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在這些地區建立若干個經濟增長極，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推動力量，促進這些地區的快速發展。因此，我國要促進西部地區發展，實現西部大開發的戰略，依然要堅持非均衡發展思路，把構建西部經濟增長極作為戰略重點，通過培育重點區域經濟增長極拉動整個西部經濟發展，以逐步縮小同東部的差距，最終實現東、中、西部三大區域協調發展。第三、西部增長極的發展已迫在眉睫

17、西部地區到目前為止，仍未在國家層次提出在西部構建類似“增長極”的政策或口號。2007年，國家批準成都和重慶成為我國的“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批準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通知（發改經體20071248號）明確：“國務院同意批準設立成都市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同時要求成都市和重慶市要從實際出發，根據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要求，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并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率先突破，大膽創新，盡快形成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也為推動全國深化改革，實現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發揮示范和帶動作用”1。雖然綜合配套改革

18、試驗區的出發點是為了促進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尋求城鄉協調發展的路徑，是實現區域內部均衡發展的戰略，但我們認為，從我國東中西部這個大區域意義上講，這也是一個重點發展成渝經濟區這個西部增長極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因此，西部地區應該利用這個發展契機，大力推動成渝經濟區在經濟上的發展，以實現縮小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的戰略目標。構建西部經濟增長極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從戰略高度統籌西部發展，由中央政府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極進行系統全面規劃，按區域確定西部增長極的“極核”，其中，將成都和重慶為中心的成渝經濟區的發展作為西南地區的經濟增長極應該是西部地區加快發展的重要戰略，由極核拉動外層中心城市發展，形成密集的

19、城市圈；同時在城市圈內建立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各類工業園區，形成密集的產業集群，通過產業集群向前向后的聯系效應，對整個區域產生幅射帶動作用，從而拉動西部經濟的快速發展。三哪些學者做出過貢獻作用西方學者1、增長極理論的起源和提出階段古典區位理論是經濟增長極理論的主要來源。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A.Marshall)是古典區位理論的創始人之一，他在經濟學原理(1890年)一書中強調必須注重研究“空間的區域變化和市場擴張的周期”，首次提出外部經濟和內部經濟理論。他指出，可把因任何一種貨物的生產規模之擴大而發生的經濟分為兩類：第一是有賴于這工業的一般發達的經濟即外部經濟；第二是有賴于從事這工業的個

20、別企業的資源，組織和經營效率的經濟即內部經濟。前者往往能因許多性質相似的小型企業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說的工業區分布而獲得。杜能(J.Thunen)則是第一個用科學的區位理論解釋空間經濟活動規律的經濟學家，他在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1826年)一書中創立以成本探討農業配置區域差異的理論。龍哈特(W.Launhurt)和韋伯(A.Weber)創立了系統的工業區位理論，強調運輸因素、勞動力費用和集聚因素對工業區域配置的重要影響。另一些與成本學派不同的市場經濟學家如謝費爾(Shaffle)，克里斯泰勒(W.Chrastaller)和勒施(A.Losch)提出以市場為中心的市場劃分理論和市場

21、網絡理論。勒施則在經濟空間秩序(1939年)一書中，力圖把生產區位和市場區位相結合，從而開始了古典區位論向現代區域經濟學的轉化。總之，古典區位理論為經濟增長極理論的產生提供了充沛的思想基礎。2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經濟學界爆發了關于一國經濟平衡增長或不平衡增長的大論戰的大論戰，經濟發展極理論應運而生。法國著名經濟學家佩魯(FrancoisPerroux，1950)在經濟空間：理論的應用和略論發展極的概念(1955年)等著作中首次提出以“發展極”為標志，以“不平等動力學”或“支配學”為基礎的不平衡增長理論，其出發點是抽象的經濟空間，以部門分工所決定的產業聯系為主要內容。他將經濟空間劃

22、分為計劃空間、極化空間、勻質空間三種類型，從極化空間入手，首倡“極”的概念，論述了“極”的形成和作用機制。繼而在論文略論增長極概念(1955)中從產業關聯及相互依存的角度系統闡述了其增長極理論。他在該文的開篇即提出了關于增長極思想的著名論斷：“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于一些點或增長極上，然后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終極影響。”3但事實上，佩魯在該文中并未對“增長極”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直到1961年，佩魯才在論文區域推進型企業和推進型區域中明確提出“增長極是在特定環境中的推進型單元”，4這種推進型單元是與周圍經濟環境相結合、對另外的經濟單元施加不

23、可逆或部分不可逆影響、產生支配效應的推進型單元，包括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為此，他引入了“區域推進型企業”和“推進型區域”等概念，這事實上是佩魯的增長極理論從抽象的經濟空間走向現實的地理空間的初步探討。佩魯認為經濟空間存在著若干中心、力場或極，產生類似“磁極”作用的各種離心力和向心力，從而產生相互聯合的一定范圍的“場”，并總是處于非平衡狀況的極化過程之中。在他看來，一國經濟是由各種“經濟空間”構成，它或者是“計劃內容”或政策運用的經濟空間形式，統計學意義的均質的經濟空間形式；或者是作為“勢力范圍”、“力場”和“增長中心”的經濟空間形式。佩魯著重分析了最后一種經濟空間形式。在他看來，經濟增長是在不

24、同部門、行業或地區，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地增長的。由于佩魯繼承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創新，而創新總傾向于集中在推進型產業。因此，佩魯的“增長極”是指某些計劃空間中的“推進型產業”(主導產業)或有創新能力的企業企業家的創新是發展進程的主要動因在一些地區或城市的集聚和優先發展，從而形成恰似“磁場極”的多功能的經濟活動中心，亦即增長極。它不僅促進自身發展，產生“城市化趨向”，并且以其吸引和擴散作用進一步推動其它地區的發展，從而形成經濟區域和經濟網絡。佩魯把這種吸引和擴散效應歸結為技術的創新和擴散，資本的集中和輸出，規模經濟效益和集聚經濟效益(城市化趨勢)，并對發展極的形成條件作了概

25、括：必須要有一批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和企業家，必須具有規模經濟效益，還應具備良好的投資環境和生產環境。佩魯的發展極理論雖然涉及產業和企業的不平衡發展，但最終歸結為城市和區域的不平衡發展，并且強調聚集和吸引效應、擴散效應以及地理、區位和中心優勢。他的理論打上了克里斯塔勒(W.Christnller)的“中心地理論”的烙印。因而佩魯的發展極理論也被稱為“地理性發展極”和“增長中心”理論(N.漢森語)。但是，佩魯的發展極理論還存在兩大缺陷：一是將發展極建立在抽象的經濟空間基礎上缺乏可操作性，需要量化、模型化和實用化；二是過分強調發展極的正面效應，而對負面效應不置一詞。后來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他的弟子對此做

26、了彌補和修正。增長極不可避免地要與地理空間發生聯系，而佩魯本人對增長極的論述卻是產業間的聯系，忽視增長極的地理空間特征，成為佩魯增長極理論在實際應用中的一大缺陷。法國經濟學家布代維爾(J.R.Boudeville)最早將佩魯的增長極概念地理化。他認為經濟空間不僅包含了經濟變量之間的結構關系，也包括了經濟現象的區位關系或地域結構關系。因此，增長極概念有兩種含義：一是在地理意義上特指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二是在經濟意義上特指推進型主導產業部門。布代維爾特別強調經濟空間的區域特征，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通過一個描述經濟過程的數學變量在地理空間的應用。”5因此，經濟空間將涉及到地理空間中有關經濟特征

27、、經濟關系和經濟計劃的區位問題。他還對空間(Space)和區域(Region)進行了區分：“經濟區域是一個連續的、地方化的地域(Area)，而經濟空間卻不是。”這樣，布代維爾也像佩魯樣認為，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存在著三種類型的空間：勻質空間、極化空間和計劃空間；區域也相應地劃分成三種類型：勻質區域、極化區域和計劃區域。不難看出，增長極由抽象空間轉換成地理空間或區域背景無疑是因為極化空間和極化區域。對布代維爾來說，極化空間主要體現為要素的相互依存性，這一概念與城市等級概念緊密相關，它特別適合于研究城市中心及其相互關系。這樣，通過空間概念的轉換，就把增長極概念同極化空間和極化區域中的節點，即城鎮相聯系

28、起來。布代維爾作為功能學派增長極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其區域經濟規劃問題(1966年)中寫道：“增長極是配置在城區的一組擴張性產業，它能通過其影響范圍而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6這實際上強調了增長極的產業“極化效應”，即推進型產業的建立或產品的增加會導致原區域中未曾配置的其他產業活動的出現。如布代維爾指出，由推進型產業所誘導的經濟活動，會投入到推進型產業的“上游”(Upstream)供應者，或者作為其產品的“下游”(Downstream)使用者。他認為，增長極是區域配置中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通過里昂惕夫乘數效應和極化效應對區域經濟產生影響，即推進型產業可以對其他產業產生后向或前向聯系效應，各種

29、勞務或資本等要素得以優化配置，并隨著整個產業的擴張，這一地區變得對投資更有吸引力，從而形成地區產業的累積增長效應。在這里布代維爾實際上已經指明了極化區域累積增長的必備條件：計劃區域內的主導產業及其創新，主導產業與相關產業存在于計劃區域內。72、增長極理論的發展階段（1）對增長極理論研究的擴展和推動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G.Myradal）是增長極理論的重要推動者。他早在1944年出版的進退維谷的美國：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中提出“循環的或累積的因果關系”原理，即“累積的地區增長和下降”理論，并在經濟理論和不發達地區（1957年）和亞洲戲劇：各國貧困問題考察（1968年）等著述中，使用“回波”和“擴

30、散”的概念，說明經濟發達地區（發展極）對其它落后地區的雙重作用和影響，并指出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并不是同時產生和均勻擴散的，而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一旦這些區域由于初始優勢而比其它區域超前發展，這些區域就能通過累積因果過程不斷積累有利因素，從而進一步強化和加劇了區域間的不平衡。由此而形成了“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論以及相應的政策主張，豐富和發展了區域經濟增長極理論。在繆爾達爾看來，社會經濟發展過程是個動態的非均衡發展過程，其各種因素（包括產出與收入、生產和生活水平、制度和政策等六大因素）相互作用、互為因果、循環累積。任何一個因素“起始的變化”會引致其它因素相應變化，并促成初始因素的“第二

31、級強化運動”，如此循環往復的累積導致經濟過程沿初始因素發展的方向發展。繆爾達爾進而提出兩種循環積累因果運動及其正負效應：一種是發達地區（增長極）對周圍落后地區的阻礙作用或不利影響，即“回波效應”，促成各種生產要素向發展極的回流和聚集，產生一種擴大兩大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運動趨勢；另一種是對周圍落后地區的推動作用或有利影響，即“擴散效應”，促成各種生產要素在一定發展階段上從發展極向周圍欠發達地區的擴散，因而產生一種縮小兩大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運動趨勢。他強調指出：市場機制的作用總是傾向于擴大而不是縮小地區間的差距，這就意味著回波效應大于擴散效應，從而形成“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后來的學者把這種情況

32、歸結為經濟自由主義占上風的“自發的發展極”現象。相反地，繆爾達爾寄希望于政府采取積極的干預政策（不應消極等待發達地區或發展極的“擴散效應”）來刺激發展極周圍落后地區的發展，填補累積性因果循環所造成的經濟差距。后來的學者把這種情況歸結為國家干預主義占上風的“誘導的發展極”現象，這是繆爾達爾增長極理論的精髓。8地理學派的最早闡述者是美國經濟學家赫希曼（A.O.Hirschman），他在產業經濟理論意義上的闡釋進一步深化了增長極理論的意義。他在其代表作經濟發展戰略（1958年）中曾談到：“經濟進步并不同時在每一處出現，而一旦出現，巨大的動力將會使得經濟增長圍繞最初出發點集中”，對于任何具有較高收人水

33、平的經濟來說，它“必定而且將會在一個或幾個區域實力中心首先發展；而在發展過程中，增長點或增長極出現的必要性意味著增長在國際間與區際間的不平等是增長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條件。”9這種觀點可以看作是佩魯增長極思想在區域中的直接翻版，這里所說的“增長極”或“增長點”基本上指的是極化空間或極化區域中的節點，即城市等地理單元。這樣，“增長極”或“增長點”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就變成了城市中心對周圍腹地的影響。同繆爾達爾的分析一樣，赫希曼也認識到了“極”的增長可以對當地產生負效應即“極化效應（PolarizedEffect）,以及正效應“涓滴效應”（Tricklingdowneffect）。極化效應使得發

34、達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拉大，而涓滴效應使得二者的差距縮小。但與繆爾達爾得出結論不同的是，赫希曼認為：從長期來看，地理上的涓滴效應將足以縮小區域之間的差異。因為增長的累積性集中并不會無限地進行，一旦廠商在國家領土的一部分生根，它顯然會產生一種力量來作用于領土的其他部分。這種趨勢的不可避免性部分地是由于增長中的“極”會產生聚集不經濟，從而促使工業的分散而產生的。此外，國家是一只新型的“看不見的手”，也具有種內在的均衡穩定機制。10如果赫希曼的分析能夠成立，就意味著工業投資在大城市的集中，除增加那里的增長動力外，也會對國家或區域的其他部分產生有利的“涓滴效應”，從而可以得出把增長極戰略作為完成國

35、家或區域經濟增長目標的最佳手段的結論。在產業經濟方面，與佩魯有所不同的是，作為平衡發展理論的主要批評者的赫希曼則強調經濟部門或產業的不平衡發展，并強調“關聯效應”和資源優化配置效應。在他看來，發展中國家應集中有限的資源和資本，優先發展少數“主導部門”尤其是“直接生產性活動”部門。如何選擇優先發展的產業和部門呢？赫希曼提出“關聯效應”原理。這是其不平衡增長理論的核心。在他看來，“關聯效應”應該是各個產業部門中客觀存在的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聯度，并可用該產業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來度量。因此，優先投資和發展的產業必定是關聯效應最大的產業，也是該產業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最大的產業，都

36、能通過該產業的擴張和優先增長，逐步擴大對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帶動后向聯系部門、前向聯系部門和整個產業部門的發展，從而在總體上實現經濟增長。11（2）經濟增長極理論步入政策化和實用化階段1945-1957年長達十二年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造成了兩大嚴重后果，一是大城市出現過度增長、產業結構惡化和聚集不經濟現象；二是周圍地區的衰退和收入差距的擴大證明了增長極理論的準確性。因此急于改變這種狀況的發達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紛紛將這一理論付諸于實踐。因此，經濟增長極理論的政策化和實用化成了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主要代表有威廉姆森（J.Williamson）的地區非均衡和國家發展進程（1965年），弗里德曼（

37、Friedman）的區域政策（1966年），胡佛（Hoover）的區域經濟導論（1972年），漢森（Hansen）主編的區域開發中的增長極（1972年），利奧伊德（Lioyd）的空間區位（1977年），還有艾薩爾德（W.Isard）的區域分析方法（1960年）和區域科學導論（1975年）等著述，為國家干預區域經濟提供了可具操作性的政策理論和方法，奠定了包括增長極理論在內的西方區域經濟學的基礎。12美國城市與區域規劃學家約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在其代表作極化發展的通論（1972年）一文中試圖將極化發展理論思想提煉為一種普遍適應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空間規劃基礎的“通論”。這種“

38、通論”實際是建立在其“核心一外圍”理論模式的基礎之上。所謂“核心一外圍”理論，是在考慮到區際不平衡較長期的演變趨勢基礎上，將經濟系統空間結構劃分為核心和外圍兩部分，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二元空間結構。核心區發展條件較優越，而外圍區發展條件較差，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各生產要素從外圍區向核心區的凈轉移。在經濟發展初始階段，二元結構十分明顯，表現為一種單核結構；隨著經濟進入起飛階段，單核結構逐漸為多核結構替代。弗里德曼通過將創新因素引入空間系統，從而將政治因素引入區域發展過程的分析之中，并把各具體地區的變量看成是一個更大系統的組成部分而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他指出，發展作為創新的一種繼續在積累的過程中出

39、現，它總是起源于信息場中為數不多的變革中心，創新總是從這些中心由上而下、由里而外地向創新潛能較低的地方擴展。創新變革的中心稱之為核心區，特定空間系統內的所有其他地區稱之為外圍區。核心區和外圍區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空間系統。13核心區往往是通過六種主要反饋效應而鞏固其對外圍區的支配地位的：支配效應。因自然資源、人文資源和資本資源向核心區凈轉移而使外圍區經濟不斷削弱的效應。信息效應。因核心區人口、產量和收入增長而產生的內部生產因素潛在相互作用增強的效應。心理效應：核心區通過提供更有前景的創新機會、減少經模仿引起的創新危險以及創造進一步創新的前景等而使創新者向往核心區。現代化效應。通過創新而使現有的社

40、會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組織機構朝著更易于被接受的和與迅速積累的變革一致的方向轉變的效應。連鎖效應。核心區通過為其他地區提供服務而創造出新的服務市場等方式來使得一種創新的出現能帶來另一種創新出現的效應。生產效應。因擴大外部經濟的規模和城市化經濟傾向以及降低創新的成本而達到刺激生產的效應。14弗里德曼認為，核心區位于空間系統的任一網絡結構上。空間系統可以有全球級、洲級、國家級、大區級和省級等水平。特定地區是否組成一個空間系統取決于它的內部聯系方式。哪里存在著一個支配外圍地區人口之重大決策的核心，哪里就存在著一個空間系統。任何特定的空間系統都可能不止一個核心區。特定核心區的地域范圍將隨相關空間系統的

41、自然規模或范圍而變化。153、增長極理論發展的最新動態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關于增長極理論的研究和實踐成為了熱點，由此所產生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主要包括：(1)對增長極理論從動態角度研究所形成的區域經濟梯度推移理論該理論的基礎是美國跨國企業問題專家弗農(Vernon)等人的“工業生產生命循環論”區域經濟學者把生命循環論運用到區域經濟學中，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盛衰主要取決于該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劣及轉移，而產業結構的優劣又取決于主導專業化部門在工業生命周期中所處的階段。與梯度推移理論相類似的是日本學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們將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中國等國家列為不同的發展梯度，并冠之

42、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核心一邊緣”模式、“核心一外圍”結構和“中心(發達國家)一依附(發展中國家)”理論是增長極核和所在區域腹地相互關系的擴大化。弗里德曼(J.Friedmann)在1966年對委內瑞拉經濟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核心一邊緣”模式。他認為，任何一個區域都可認為是由一個或若干個核心區和邊緣區組成。這一模式的擴大化構成宏觀的“核心一外圍結構”，即“中心一邊緣結構”或“心臟一腹地結構”(Centre-Periphery/Heartlang-interlandStructure)。拉美激進經濟學家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勞爾普雷維什、塞爾索富爾塔多、卡多索和法萊托等則據此提出了“依附

43、性發展理論”或新帝國主義理論。點軸開發理論是增長極和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的擴大化，也是增長極理論在經濟發展中的應用增長極可由點到線，進而演變為增長軸。沃納松巴特(WernerSombart)等人在20世紀7。年代提出的增長軸(GrowthAxis)是指區域開發紐帶和經濟運行的通道。該理論實際上是運用網絡分析方法，把國民經濟看成是由點和軸所組成的空間理論形式。其中，點即增長極，軸即區域內的交通干線。該理論是生長軸理論和中心地理論的發展。其中心思想是：隨著連接各中心地的重要交通干線，如鐵路、公路、河流及航空線的建立，會形成有利的區位條件。方便的區位條件使得人口的流動十分便捷，運輸費用也隨之降低，從而降

44、低了生產成本。新的交通干線對產業和勞動力產生新的吸引力，形成有利的投資環境，使產業和人口向交通干線周邊聚集而形成新的增長極。這種對地區開發具有促進作用，形成了區域開發紐帶和經濟運行通道功能的交通干線被稱為生長軸。在一定假設條件下，經濟中心在地域空間上呈現出三角形分布的特征，其吸引范圍為六邊形，不同等級的經濟中心體現了其吸引力范圍的差異。因而點軸開發理論重點論述了經濟的空間移動和擴散是通過點對區域的作用和發展軸對區域經濟擴展的影響，選擇若干資源較好、具有開發潛力的并且有重要交通干線經過的地帶，作為發展軸予以重點開發；在各發展軸上確定中心城鎮（增長極），并確定其發展方向和功能。16（4）抨擊自上而

45、下依靠外力建立增長極的政策伯格曼（E.Bergman）、梅爾（GMaier）和托特林（F.Todtlin在關于區域經濟問題的再思考（1991年）等著述中，對傳統的“自上而下”建立增長極和增長中心的政策提出責難和反思，反對單純依靠外力（例如外地資本和本地自然資源稟賦）的道路，主張依靠內力（例如知識和技術的創新能力）發展區域經濟的戰略。他們對經濟增長極理論和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沉寂和影響力下降進行反思，并把其失敗原因歸結為：一是增長極的“飛地性質”（與周圍環境缺乏有機的緊密的聯系）；二是增長極規劃和抉擇的政治性質和計劃性質，造成極化區域和計劃區域的非兼容性和非協調性；三是增長極的定位帶有盲

46、目性（增長極位置的選擇都是建立在城市人口增長計劃或全國部門計劃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自身發展潛力或周圍偏遠地區需求的基礎之上）；四是增長極理論和政策過于簡單化和理想化；五是單純的增長極過分依賴外部力量反而使區域差異加劇，以至于增長極政策被說成是“兩極分化的發展戰略”。（5）增長極戰略應強調競爭優勢、合作優勢和本地化戰略，競爭和合作對于增長極的生產系統同樣重要波特（M.Porter）把生產要素劃分為基本要素（自然資源、地理、氣候和人口等）和高等要素（高級人才、科教機構、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等）。傳統的比較優勢建立在基本要素的基礎上，而競爭優勢賴以成立的基礎是高等要素。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歸根結底取決于

47、各個區域培植的具有競爭優勢的特色產業的總和。弗里克森（Fredriksson）和林德馬克（Lindmark）1979年首次提出了生產系統的概念，并認為生產某種弱整體性的最終產品的若干企業所發生的一系列聯系所形成的生產系統會出現一種變垂直一體化為垂直分離化的趨勢，要處理這種關系，必須正確處理降低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的本地聯系（區域經濟內各企業的聯系）和降低直接生產成本的非本地聯系（區域內外企業的聯系），以及正確處理規模經濟（生產系統的大小）和范圍經濟（生產系統的集合分離）的關系，通過專業化產業集聚的地理手段來實現外部范圍經濟，從而組成既合作又競爭的小企業網絡和區域生產綜合體。此外，區域內企業還要注

48、重與所在地市場、客戶、供應商、企業、大學、科研單位、行政機構的聯系和合作，尤其是外來落戶的企業，要適應所在地的環境、法律和行政法規，扎根于當地的社會和文化。這就是格雷諾維特（M.Granovet-te玲闡述的扎根式（Embeddedness）或本地化的發展戰略，等等。（6）增長極理論向產業集群理論的延伸，并形成新產業空間理論一個企業、一種產業或一國經濟的發展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與其生產率密切相關的該地域“集群”（cluster）及其競爭環境，即在某一特定區域下一個特別領域存在的一群相互關聯的公司、供應商，關聯產業的專門化的制度和協會；公共物品建設如基礎設施和人力與技能庫，并創造出信息、激勵方

49、式、競爭壓力、以及專業化服務、名聲等集體財富；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且改善創新的條件和有利于新企業的生成等等。這種有利于生產率增長和競爭優勢形成的地域，即經濟地域增長極或區域增長極。增長極定位的新原則是競爭優勢而不是比較優勢，此即波特(M.Porter)或新競爭經濟學或新經濟地理論的精髓。因為僅僅依靠國家干預如產業政策，依靠國家組織更多的資源是不能確保該地區的經濟繁榮的。波特的產業集群理論極大地推動了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的發展，其主要觀念被廣泛應用到經濟實踐，促進了區域經濟、產業經濟的發展，對現實經濟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后，有大量的關于產業集群的理論性和實證性研究，這些研究使聚集

50、經濟的概念已經成為評估地區的競爭優勢、制定公共政策的一種新思維，培育和構建產業集群已成為各國、各地區參與全球和區域競爭，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戰略，也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或路徑依賴。西方學者奧勒曼斯(L.Oerlemans)、米厄斯(M.Meeus)、斯科特(Scott)和漢森(Harrison)等人，在20世紀末提出新產業空間理論。這里講的新產業是指高科技產業。這個理論中所講的產業集群實際上是高科技產業集群，這是對傳統的外部經濟、聚集經濟和增長極理論的新發展。他們認為，以技術創新為特征的高科技產業一般呈現出高度的空間聚集性，并局限在特定的地理空間亦即增長極。這種新產業聚集機制與以往的產業聚集有

51、所不同，它打上了信息社會或知識經濟社會的烙印，產業聚集的目的是交易費用減少，外部規模經濟也拓展到外部范圍經濟，產業聚集形成的原因既是一般的產業聯系又是產業的地方化網絡聯系，其聚集機制對勞動的質量與效率的要求遠勝于對勞動成本的考慮，只有具備區域創新環境的地區即擁有大量高質量高效率高技術含量的勞動，才有可能產生成功的產業聚集和協同作用。新經濟地理理論對增長極理論的闡釋隨著經濟全球化高潮的到來，迪克斯特(Dixit)、斯蒂格利茲(Stiglitz)、克魯格曼(Krugman)、阿明(Amin)、伯格曼(Bergman)、沃納伯爾斯(Venables)、伊頓(Eaton)和基凡奈蒂(Givannett

52、i)等經濟學家把新經濟地理理論作為區域經濟問題的理論基礎來研究區域發展。其理論特征是：鼓勵世界區域貿易和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發展中國家或轉軌中國家放棄閉關自守的政策，代之以多邊貿易體系的系統；企業的區位、發展極、區域增長方式和增長模式的選擇也隨之發生變化。傳統的以新古典經濟理論為基礎的區域經濟理論，其假設前提是規模經濟或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以及無差異空間、無運輸成本(即生產要素的流動是無成本地一瞬間完成的)、外生比較利益等。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在1977年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性一文，標志著新經濟地理論、新貿易理論的產生

53、o1991年，克魯格曼(P.Krugman)采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假設，試圖通過建立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規模報酬遞增模型、動態的多區域模型以及區域跑道模型，把空間因素從而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他引入了空間或地理因素、外部經濟、聚集經濟、規模經濟，并把技術進步、規模經濟作為內生經濟變量進入到區域經濟增長模型中，探討增長極或優勢區位的選擇及區域經濟增長模式，其分析結果表明：“中心邊緣”結構和增長極的形成取決于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全球性新區域主義(NewRegionalism)、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是增長極理論在更廣

54、泛的意義上的研究和運用原生的增長極理論強調全球經濟要素的聯系和流動。派生的“地理性增長極”強調特定區域空間尤其是城市與周邊地區的經濟聯系，全球性新區域主義(NewRegionalism)是這個理論的體現，它注重經濟空間或佩魯空間(偏重于全球經濟諸要素流動，具有無形、非實體和不穩定的特征)與地理空間(偏重與區位優勢和比較優勢，具有實體性和穩定性)的結合，這就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特征。瓦爾茲(Walz)1996年的研究結果表明，區域經濟增長起因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所表現的持久的生產率增長，以及技術等要素的溢出效應，并且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遞增的生產與產品創新的區域集中。1996年到1999年期間

55、，維納伯爾斯(Venables)在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框架內，把運輸成本作為空間地理因素納入區際貿易模型，其結果表明：貿易方式和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不僅取決于資源稟賦和要素密集度，并且取決于運輸成本和運輸密集度。由此所形成的20世紀90年代的非均衡發展戰略的特征是：總體均衡和局部非均衡相結合，效率和公平相結合，非均衡推進與協調發展相結合，以及外在牽引力、內在驅動力和區域聯動力相結合。這些理論不僅對于增長極理論是一個發展，而且對于中國的實踐也產業了較大的影響，并且在政策上得到了很多的運用。總之，西方增長極理論經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理論演變和有力的經驗檢驗，日臻成熟。盡管有某些局限性，但仍不失為發展區域經

56、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論之一。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已將它廣泛應用于經濟規劃、生產力布局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戰略。國內學者1982年禹龍、馮之浚對梯度推移理論進行了研究并將改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他們認為，我國東、中、西三大地帶間存在著經濟技術發展的梯度，首先應該讓高梯度的東部地帶掌握先進技術，優先發展起來，然后再進一步向梯度較低的中、西部推移。在初期，人才、資本、技術等各類生產要素會從低梯度地區向高梯度地區轉移，自然要導致東部同中、西部的經濟差距不斷拉大，但隨著經濟發展，通過產業轉移的加速，東部經濟的發展又會對中、西部地區產生輻射帶動作用，進而逐步縮小東、中、西部三大地區區域間的差距。1985年

57、陸大道將“點軸系統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和運用。他認為，經濟中心總是首先集中在少數條件較好的區位，這就是點軸開發模式的點。隨著經濟發展，點與點之間，由于生產要素交換需要交通線路以及動力供應線、水源供應線等，相互連接起來這就是軸線。這些軸線一經形成也會吸引人口、產業向軸線兩側集中，并產生新的增長點。點軸貫通就形成點軸系統。在此基礎上1986年陸大道又提出了T字型發展戰略，認為，東部沿海和長江沿岸地帶構成的T型地域具有地理位置優越、經濟技術雄厚、交通便捷等多項優勢，應當作為全國的一級重點開發軸線，重點建設、重點布局以實現最佳的空間組合。按照陸大道等人對“點軸系統”理論的研究，在區域開發的初期，在

58、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資金投入和開發活動的重點集中在少數中心和少數軸線上。這種重點開發可以導致區域經濟的較快增長。隨著開發活動的增加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有更多的級別較低的中心地和發展軸線出現，而開發活動的重點逐步轉移到較多的但層次較低的中心地和發展軸線上。他們把國民經濟看作是由點和軸組成的空間網絡，點就是某一地域中聚集各類生產要素的經濟中心，也就是經濟增長極；軸就是連接各個中心或經濟增長極的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運輸線、生產要素供應線等經過的地帶。他們的研究繼承并擴展了增長極理論的精髓。四增長極理論在我國的應用具體應用增長極理論的傳入及其創新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所產生的實踐意義在于：直接促成了

59、我國區域發展戰略從以公平為中心的均衡發展向以效率為中心的非均衡發展的重大轉變。它使人們認識到，均衡是發展的一種理想狀態，而非均衡則是達到均衡的必要手段。因而，轉變發展思路，讓一部分條件較好的區域優先發展起來，率先成為區域增長極，通過它們的發展輻射帶動整個區域發展，將是我國新的區域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我國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區位優勢，選擇了東部沿海地區作為優先發展地區，為此在對外開放、體制改革、投資、稅收等方面實施了一系列向東部傾斜的優惠政策。在國家一系列優惠政策推動下，東部的極化效應得到發揮，吸引了包括海外資源和中、西部資源的大量涌入，在東部沿海從南到北圍繞“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

60、海”三大城市圈形成了產業聚集和規模經濟，三大經濟增長極逐步形成。20世紀80年代初以開放4個經濟特區為標志，“珠三角”經濟增長極迅速發展起來；90年代初以浦東開發為標志，“長三角”經濟增長極又迅速成長起來；進入90年代中后期，“環渤海”經濟增長極也漸漸凸顯出來。三大經濟增長極的快速發展1、“長三角”經濟圈的現狀、特征及其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增長極效應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簡稱“長三角”），是指由滬、蘇、浙三省市中的16個地級以上城市組成的區域，包括上海市，江蘇省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揚州、鎮江、南通和泰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寧波、湖州、嘉興、紹興、舟山和臺州。“長三角”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是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