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祝”拍賣引發著作權風波在音樂舞臺和唱片市場上，兩部演出頻率最高、銷售業績最好的中國作品，一是黃河 ，一是梁祝 。 1996 年 7月 5 日，中央歌劇院在北京音樂廳舉行了一場音樂會，新任首席梁大南領銜梁祝 。那晚，在美妙柔曼而悲戚哀婉的琴音中，許多聽眾心情格外沉重而復雜， “這部名曲的版權將被送上拍賣臺等待命運的安排，這次演出是拍賣之前的最后一次意義非凡的演出”，在樂隊里拉中提琴的景作人，后來寫了一篇文章，標題： 梁祝不要離我們遠去！他只是1996 年秋天“梁祝”拍賣風波中的一個聲音。有關新聞在華語媒體覆蓋的版面，超越了作品首演的報道規格。1996 年 5 月 31 日， 1996 西安首

2、屆音樂作品拍賣會組委會在京召開新聞座談會。有關負責人談到拍賣的創意時說，我們的意圖是用公平、公開的拍賣形式，把音樂作品版權所有人的經濟利益，最大限度地在競拍中實現；把中國嚴肅音樂作品的版權消費，公開推向市場的大舞臺；探索一條合理的物質報償與崇高榮譽相得益彰的途徑本報記者身在現場，親眼目睹與會音樂家激動興奮，發言踴躍，令人且喜且憂。喜的是音樂家對自身權益的保護意識開始覺醒；憂的是有些音樂家的版權法規常識還顯得十分貧弱。 “把自己的藝術成就寄托在一槌子買賣上，未免過于天真” 。身為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理事的何占豪說他和陳鋼準備拍賣的版權“純粹只涉及經濟方面的財產權部分” ，并稱， 梁祝面世 37 年

3、來，兩位作者僅收到上海中唱公司每年每人1 萬元的版權費，未經授權的出版、演奏，從未支付任何費用，“盜版和侵權行為十分普遍，令人氣憤又無奈” 。從始至終，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并未介入。該會時任常務總干事屈景明個人發言明確指出，拍賣只是一種商業行為， “音樂作品版權走向拍賣市場，是對我國剛剛建立起來的、尚待完善和健全的版權保護的有關法律的貫徹實施是個沖擊。它不符合國際社會關于版權保護的操作常規慣例” 。但，作曲家表現出來熱情高漲，他們說，拍賣是為我們作曲家做了好事、 善事， 是音樂界的新事、 大事； “誰要我的歌？我也賣！ ”已故作曲家石夫當時的觀點以找回嚴肅音樂作品的價值和地位為題， “據說中國交

4、響樂團在改革后，要采取一種新辦法，即收購作曲家的作品或者是委約作曲家的作品，一律付出相當的報酬，以利作曲家的再生產” 。反對的、矛盾的聲音，有的很極端、很尖銳， “賣了梁祝就是賣了民族的尊嚴”， “只是想得到一筆錢吧！”理性一點、溫和一點的說， 梁祝是“要嫁了的藝術” ， “作曲家應多一點奉獻精神”， “作曲家的權益豈能靠拍賣商的槌子來保護”傾聽音樂創作的背景故事，大多數人發現，這部作品著作權實在不應僅僅屬于兩個人。 梁祝拍賣以“流產”而告終。兩年之后，已故“弓弦大師”劉明源的名作喜洋洋著作權， 1998 年 4 月 19 日公開拍賣。全國各地媒體、香港特區 大公報 、 新加坡 聯合早報 第一時間予以報道， “這是中國民樂著作權第一次拍賣成功” ， “意義卻不僅僅是一個優秀音樂作品的出售，更重要的是意味著知識產權，具體到民樂的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 。一名不愿透露身份人士以 58 萬人民幣競價買下，所有收入全部進入中國音樂學院劉明源基金，除每年頒發 1 萬 5 千元的獎學金外，還用于民族音樂的研究推廣。2009 年 5 月 27 日，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誕生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