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等教育系統一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盡管有流傳比較廣的印象，認為高等教育越來越和社會其他部分相互依存，因而嚴重地處于 從屬地位，但是看到高等教育部門已經發展了它自己巨大的結構和有界限的程序，可以對某 些任務和職能提供一些絕緣作用和強化的盟主地位，還是有益的。高等院校的這種能力不僅 包括各集團在系統內部形成它們直接的工作環境的力量，還包括影響世界的力量。知識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識材料，處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統的目的和實質的核心。教師的活 動：保存和提煉、教授、應用、發現和形成知識。（一都是知識操作，形式不同而已） 廣義的知識成了實現多種不同目的的共同手段一既用于完成“大眾”性的功能，也用于完成 “尖子”

2、性的功能;既用于完成工科院校的工作和兩年制的教育計劃，也用于完成研究性大 學和哲學博士的工作。近代高深知識具有若干顯著的特征，這些特征所產生的影響遍及整個學術組織。首先，它具 有專門化的性質，很久以來就由若干專業組成，且有專業日益增多的趨勢。如果各國高等教育要成為高深知識的社會支柱的話，專業的無限聚集就是一件必然的事。雖 然各國高等教育系統的涉及范圍有所不同，它們卻都要負責數量比其他機構部門（包括中小 學教育）多得多的學習和應用領域。在一個大的系統中，基礎的學科和專業領域至少有50個。 隨著各大學科分為更細的專業一有些大學科如生物學、經濟學、物理學、心理學、法學和醫 學可以劃分為5個以上的專業

3、，一所主要大學的專業數很容易超過200個。專業的這種增長 似乎沒有止境。相比之下，任何國家的任何公司企業、教會、軍隊、醫院或政府部門都不可 能涉及如此眾多的“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更不用說還要嘗試包容建筑學、工程學、教學 和社會工作了。其他領域的大規模組織集團并不像大學和學院群體擁有如此廣泛的知識領土 組成現代政府各執行機構的眾多的部門群體與高等院校群體最為接近。原因十分簡單:在社 會的所有勞動分工中，什么行業的訓練內容是在高等教育中進行的，什么行業及其相關的思 想和方法體系就被確定為先進的。因此，實用高深知識也必須進入學術系統，與在很大程度 上屬于學術系統特有的眾多的人文學科和哲學學科并肩共

4、存。學術本體的第二個基本特征是它們的自主性程度越來越高，專業與專業之間、專業與中小學 所傳授的普通知識之間的距離正在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知識領域表現出內在的深奧性和固 有的自主性。數學即為一個明顯的例子一是其他學科的基礎學科，為其他學科大量所用。但 是這種聯系并非在整個學科系列中一以貫之;即使在相互聯系的領域，專家們也各行其道， 只關注掌握和使用某一方面的繁雜的思想和方法體系。“因此學術系統的順利運行成了所有 管理中最艱難的管理工作。”第三，發現知識是一項無止境的任務。常規組織機構明顯地是作為實現已知、確定的目的的 合理手段而建立起來的，然而由于發現知識是一項探索未知世界和不確定事物的工作，要

5、通 過常規組織機構對其加以系統化是很困難的。在伯頓克拉克的經典著作高等教育系統一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中，作者從高等教育系 統的學術組織視角出發，把高等教育系統看作由生產知識的群體構成的學術組織，以工作、 信念、權力三者為高等教育的基本要素并據此分析高等教育運行的規律。伯頓克拉克認為， 高等教育工作按學科和院校單位構成縱橫交叉的模式，高等教育系統的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 規范和價值觀形成的學術信念，又從工作組織及其伴隨的信念產生各種權利關系，學科和院 校單位通過國家、市場和學者的協調形成復雜的學術系統。高等教育中社會價值觀的沖突需 要進行調整，權力要分享，變革要支持，模糊性合法。伯頓克拉克的這些論述為

6、我們解讀 高等教育系統的內部特征，探索高等教育系統的整合與改革實踐提供了可借鑒的研究思路與 范式。一、伯頓克拉克對高等教育系統整合的分析伯頓克拉克認為，在一個無限復雜的世界里，高等教育系統在整合方面遇到許多難以簡單 描述和解決的困難，高等教育的任務激增，信念繁多，各種形式的權力往不同方向牽拉，各 種官僚的、政治的和學術權威的國家權力形式都對高等教育系統的整合起著作用。因此，伯頓克拉克建立了3個理想的類型一國家體制、市場體制和專業體制，著重分析了 國家和市場的結合，討論國家控制的限度這一重要問題。高等教育系統結構:一個從緊密向松散的連續體集中在各個組織如何相互作用進行決策的問題，伯頓克拉克設置一

7、個“維度”，表示高等 教育系統的各部分從緊密向松散的聯系。緊密聯系的一端是一個一元的結構，具有共同的目 標;沿著這個聯系體往下移動，發現一個聯邦的結構，各單位有著原來不同的目標，但又為 共同的目標保持某種正式的聯系;再沿著這條線往下移，是一個聯合的結構，在這樣的結構 中，不相同的目標至上，以至各部分之間只有非正式的和準正式的協作;在連續體的遠端， 是一個“社會選擇”的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中，沒有包括一切的目標，由各自治組織獨立進 行決策。為了更有效地論述各國的大學和學院，伯頓克拉克把這一連續體的兩端，看做純粹的國家 管理和市場體制。他認為，各國高等教育系統在依賴權力和依賴交換之間存在巨大差別:高

8、 等教育系統結合愈松散，對交換的依賴越大。高等教育系統體制:一個呈三角形的協調模式隨著學術權威的無限權力的增長和潛在活動的增加，伯頓克拉克把這個從國家權力到市場 的各連續體重新調整為國家、市場和學術權威成三角形的協調模式。見圖2。在這個“三角關系”里，國家權力代表的是社會集體意志;學術權威則由資深教授及其學者 組成，其影響力來自其知識和專業的權威并通過正式各種委員會)及非正式渠道對教育發展 做出種種影響;至于市場，則是個別“消費者”的意愿。三角形的每個角代表一種模式的極 端和另兩種模式的最低限度，三角形內部的各個位置代表3種成分不同程度的結合。伯頓克 拉克指出，不同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各有各的偏

9、向，假若某些國家為高等教育提供大部分或 全部經費，國家對于高等教育的控制便因此而提升;反之，如果以市場或非國家領域所扮演 的角色為主體的話，國家對于高等教育的影響便減弱。如果我們把影響高等教育運行因素歸結為市場調節和政府計劃指導這兩方面的話，那么美國 屬于以市場調節為主的高等教育體制。伯頓克拉克認為:“在世界幾個主要先進國家的高 等教育系統中，美國的系統是最缺乏組織的，幾乎完全是一種相互之間自由競爭的市場。” 與美國以市場調節為主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洲大陸許多國家實行與政府計 劃指導為主的高等教育體制，重要特征是大學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的財政撥款，并且實行免 費或低收學費的制度。二

10、、高等教育系統整合分析對高等教育改革的啟示變化中的“大學、政府與市場”關系伯頓克拉克把政府與大學的關系分成兩類:國家控制模式(state control model)和國家監督模 式(state supervising model)0國家控制模式常見于歐洲大陸的大學體制中，以理性計劃的控 制見長，國家通常對大學行使全面而強有力的控制，國家教育部門直接管理入學標準、課程 設置、學位授予、考試制度、教職員的聘用和薪酬;國家監督模式來源于英國和美國傳統的 大學體制，大學以自我管理為主，國家對高等教育影響較小，國家的主要角色是監督大學確 保學術水平和素質，保持大學的問責性，在這一模式下，資深教授有相當

11、大的權力，每一所 大學自行招生，自行聘請教員，自行決定課程。政府的職能，決定了它必然要關注大學、調 控市場。1994年伯頓克拉克對一些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做了比較之后認為:“不論這 些高等教育系統規模大小如何，是集權化的還是分權式的，隨著成員數目的增加和任務的繁 多，市場調節的作用也在擴大。1998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發表重整高等教 育報告中指出，當前高等教育應進行管制模式的變革，大力提倡“還政于高等院校”，并 鼓吹“放權力”，并賦予院校“自主性”，期望國家（政府）對高等院校的管制要以微觀調控轉 為宏觀調控。美國高等教育市場調節的作用尤為明顯和突出，非國家乃至市場力量不斷注入 高

12、等教育領域，造成“三角關系”的重整和再定位。長期以來，高等教育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由政府壟斷生產提供，市場力量和社會自治力量 很難介入，政府與學校之間形成封閉關系。凱恩斯主義支配下的福利國家制度在西方發達國 家的普遍推行，使教育被視為公共事業，各級政府是高等教育經費的主要承擔者，大學因有 政府穩定而較充分的財政支持，無須對高等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學生、社會和企業的要求 做過多關注。20世紀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對凱恩斯主義的“全能政府”進 行了猛烈批判，主張利用市場力量來改善政府服務功能，把市場因素和企業家精神引入政府 管理中。新自由主義主張縮減政府規模、尊重市場機制，導致了西方各

13、國“以市場為取向” 的高等教育改革，使大學不得不面向市場，在其辦學過程中引入市場機制。“大學、政府與 市場”三者關系的沖突使得以政府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和以市場為中心的發展模式都不能有效 地解決發展問題，應當對三者關系進行調適。我國高等教育結構是按蘇聯模式確立的，在蘇聯模式影響下的大學與國家關系是一種高度集 權的國家控制模式的大學與政府關系，政府是統制型的政府，其特征是政府無時無地不在， 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且通過行政手段對大學運行模式進行強控制:政府不僅是高等教育的 主要投資者，而且是高等教育的辦學者和直接管理者，政府排斥社會自治力量的介入，學校 之間缺乏競爭機制，政府的資金投入與高校教育質量的

14、改善之間并不成正比，因此，政府應 該如何放權，政府讓渡出來的權力如何在學校、社會、市場之間進行合理配置，及政府、大 學與市場的權與責應如何重新界定，成為一個新的研究課題。隨著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變遷， 舊的大學管理體制亦不能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需要,“從現代的公司到大學直至基層的社區， 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運行，可以沒有政府的統治，但卻不能沒有治理”。政府通過放松國家 控制和擴大高等院校自主權來改變大學治理模式，高等教育與國家關系的模式正由國家控制 型向國家監督型轉變，即從緊密向松散逐漸演變，“大學、政府與市場”關系發生了深刻變 革:出現了影響、制約大學發展變化的3種既互相聯系又互相制約的政府力量、

15、市場力量、 大學力量;出現舉辦者、辦學者、管理者三大教育主體角度和職責分化，政府部門和公共組 織來提供教育，市場以營利性行為為基礎的教育貿易市場提供教育服務。“大學、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調適任何單一力量對大學的極端控制都是危險的，最穩定和平衡的力量制約關系應該是三角模式。 正如伯頓克拉克所總結的那樣，高等教育的協調發展應該是政府、市場及學術寡頭3種力 量平衡的結果。所謂協調，就是將高等教育的各個部分加以整合，使之形成系統，從總體上 說來，存在著政治的、官僚的、專業的和市場的這4種協調類型。克拉克認為，前三者是權 威形式，管理者利用這些協調手段來管理高等教育組織，而市場形式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類型，

16、具有與前三者不同的性質。由于每一種途徑會產生反應停滯或反應失敗，都只能在一定時期 和一定范圍內發揮作用，具有局限性，因此要綜合運用多種途徑，使之互相補償。我國現代大學制度是從西方引進的，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西方大學精神在具有“學在官府，以 吏為師”傳統的我國先天不足，大學的發展受到行政力量過多的干預。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 的今天，市場力量介入大學已是必然，如果不加干預的話，市場有可能成為大學發展的主導 力量。因此，政府職能決定了它必然謀求將“市場與大學”關系納入政府有效管理范疇之內， 構建有利于政府職能發揮的“政府、市場、大學”三者關系的新架構同時，“市場失靈”的 弊端又使它不可能脫離政府的調控，

17、為了防止“市場與大學關系”中的“市場失靈”現象， 必須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傳統的“象牙塔精神”在無孔不入的市場面前顯得有些脆弱， 有被市場力量消蝕的危險，大學追求真理的傳統精神，只能部分消解市場的消極影響。市場 經濟體制改變了大學的社會地位和運行環境，政府難以在大學中扮演供應者的角色，而是向 服務購買者與協調者的角色轉移。政府可以是教育資源的供給者，但不應同時又是管理者， 如果這樣，必然形成教育壟斷，從而扼殺教育活力;相反，如果政府僅僅是教育資源的提供 者，而讓作為獨立法人的辦學者為爭取這些資源進行公開、公平的競爭，就會最有效地發揮 其投資效益，提高教育質量和水平。在給高等學校更多的辦學自

18、主權、適度引進市場機制的同時，政府不能推卸自身發展高等教 育的責任，應轉變職能，改善院校的內部管理績效，完善質量評價方法，滿足市場對大學教 育的需要與期望。政府要積極培育和促進市場發展，在一切能夠發揮市場作用的領域，盡量 發揮市場的功能，使市場力量為大學提供推動力以改善教學和研究質量;在市場不能發揮作 用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政府也要大力規范市場行為，補充市場的缺欠，通過立法、 財政撥款等手段干預大學，使大學在政府宏觀調控下按自身邏輯發展，以保證大學育人、創 造和傳播文化知識、為人類社會自身發展確定價值標準和歸宿的實現。只有在政府的宏觀控 制下，通過立法和財政撥款手段支持大學，為大學創造一個適官的發展環境，大學才有可能 按自身的邏輯發展。第二節整合的過程整合的自然過程可以分成官僚、政治、專業和市場四個方面。（1）官僚制的協調。主要有五個發展途徑：分層。官僚制的協調方式通過增加政府的或半政府的正規協調而得到擴充。實行地方分權 的高教系統增添新的高級層次，實行中央集權的高教系統則引進更多的中間層次。這是政府 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