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加快了準則修訂的步伐， 特別是對與金融工具確認、計量和報告有關的會計準則做出重大調整，將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第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IAS 39) 分成金融工具分類和計量、金融資產減值、套期會計和終止確認四個部分進行修訂，擬最終形成新的金融工具會計準則，替換現行的 IAS 39， 其中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和計量的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金融工具 (IFRS9) 已經完成并發布。為了密切跟蹤這些重大會計改革動態，深入研究金融工具會計有關問題，及時向 IASB 反饋我國意見，積極參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制定，切實維護我國利益，做好我國會計準則與國

2、際準則的持續全面趨同工作，財政部專門成立了金融工具會計工作組，工作組成員由各大金融機構財會部門負責人和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等組成。工作組于2009 年 8 月 21 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集中討論了IASB金融工具：分類和計量(征求意見稿)和金融資產減值：期望現金流量法(征詢信息函)涉及的相關問題，研究了中國的對策建議。2009 年 l2 月 2 日，工作組召開第二次會議，主要包括兩項議題：一是討論 IFRS9 對中國會計、審計實務的影響，以及進一步完善該準則的建議和意見；二是針對 金融工具：攤余成本和減值(征求意見稿)進行討論。會議由財政部會計司應唯副司長主持，劉玉廷司長發表重要講話。 出席

3、會議的專家就相關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會議討論情況綜述如下：1、 IFRS9 的修訂方向值得肯定，對我國會計審計實務整體的影響可控 2009 年 1 1 月， IASB 發布FRS9， 簡化了現行金融資產分類和計量的會計處理，將金融資產由四分類(即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貸款和應收款項、持有至到期投資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變為兩分類(即以公允價值和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分類的基礎是主體管理金融資產的商業模式和金融資產的合同現金流量特征。按照新的準則，當金融資產同時滿足下列條件時，應以攤余成本計量：(1)在這樣的一個商業模式下持有該資產，該商業模式的目標是持有資產以取得合同

4、現金流量；(2)金融資產的合同條款規定了現金流量的具體日期，且現金流量僅是對未支付本金的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滿足上述條件的，應當按照公允價值計量。金融資產在初始確認后一般不允許重分類，只有當企業改變其管理金融資產的商業模式時才允許進行重分類。對于混合合同，要求以整個混合合同為基礎判斷采用公允價值還是攤余成本計量，不再需要進行分拆處理。與會專家結合本企業情況，就實施 IFRS9 的影響、 對“商業模式”概念的理解與界定、權益工具的計量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總體上，專家們認同IFRS9 的修訂方向，認為準則對多數企業的業績影響不大，具有可操作性，未來影響則需要持續關注。此外，新準則將增加審計難度和

5、工作量，會計師事務所需要積極控制相關風險。（一 ）金融資產分類標準的變化對銀行業績影響應當不大，對保險公司則可能產生較大影響按照IFRS9的規定， 現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類別被取消，這一改變意味著現在計入所有者權益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按照新準則將可能會直接計人當期損益，從而會對企業業績產生一定影響，但對我國銀行和保險業來講，其影響程度卻有可能不同。對于銀行業，金融資產的整體規模比較龐大，但目前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相對較小，因公允價值變動引起的權益變動金額整體不大，IFRS9 實施后，預計公允價值變動對損益的影響可控；相反， 保險公司原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的金額較大，實施 IFRS9后將可能會引起重大影響。另外， 金融資產分類的變化也有可能會間接影響到資本充足率、一般風險準備等監管指標的計算。（二 ）混合合同不分拆的政策從目前來看不會擴大公允價值計量的范圍， 但長期影響不容忽視按照現行準則，混合合同在符合一定條件時可以分拆為主合同和嵌入工具部分，分拆出來的主合同往往能夠按照攤余成本計量。在新修訂完成的IFRS9中， 混合合同不再需要分拆處理， 而是以整體為基礎選擇計量屬性，但是混合合同一般結構較為復雜， 在許多情況下作為整體往往難以滿足攤余成本計量的條件。這就意味著 IFRS9 實施后， 絕大多數的混合合同可能需要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人當期

7、損益，是否將因此擴大公允價值的計量范圍值得關 注。專家們認為，目前我國企業金融創新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持有的混合合同相對較少，采用 IFRS9 規定的新的會計處理政策對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影響不會太大。但是，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創新的增加，企業對復雜的結構性產品的投資可能越來越多，這類產品受準則的影響程度與投資規模、具體產品結構等有直接關系，其最終影響目前還難以預計。（三 ）允許重分類可能會增加企業調節利潤的空間，但必須首先滿足較為嚴格的限定條件IFRS9允許金融資產進行重分類，也就增加了企業在攤余成本和公允價值計量之間的選擇權，這種選擇權如果使用不當將成為企業管理層調節利潤的手段

8、。專家們普遍認為，允許重分類體現了企業在商業模式改變時金融資產計量屬性相應改變的對應關系，理論上是嚴密的，但是， 執行中監管部門有必要監控企業進行重分類時是否遵循了準則規定的嚴格限定條件。從會計準則的角度，可以對商業模式的判定和改變條件給出更多的指南，明確商業模式在何種條件下發生改變，具體示例包括哪些，盡量減少企業在改變商業模式方面的靈活性，避免為監管和審計帶來過大難度。（四 ）修訂后的準則將增加審計的取證難度，加大審計成本由于IFRS9中涉及主觀判斷的因素越來越多，例如， 金融工具初始確認時對企業商業模式的判斷，商業模式改變時能否重分類的判斷等，企業借此操控利潤的空間加大，審計師與管理層產生

9、分歧的領域也可能增加。這對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建立更為嚴密的審計程序，收集更加充分的審計證據，無疑會增加審計難度和工作量，導致審計成本增加，審計風險上升。（五 ）準則實施應當留出充分的準備時間IFRS9 的強制執行日為2013年 1 月 1 日，與會專家普遍較為關注中國相應準則的制定和實施安排，盡管準則大大簡化了金融工具的分類和計量，但是，企業仍然需要在收集比較數據、系統改造、協調內部財務、績效評價、股利分配等政策方面做好準備，外部監管和宣傳培訓工作也需相應配套，因此應當為準則實施留出充分的準備時間。2、 IFRS9 的部分內容未能充分考慮新興市場的特殊情況。需要進一步加強

10、與IASB 的溝通與協調盡管IFRS9大大簡化了金融資產的會計處理， 但是準則在一些細節問題上尚存在沒有充分考慮新興市場特殊性的情況，還有進一步完善的余地。（一 ）企業對商業模式的判斷存在諸多疑慮，需要更多指南指導實務操作商業模式是IFRS9提出的新概念，金融資產的分類依賴于企業對于商業模式的判斷。但是，IFRS9只對不同的商業模式進行了舉例，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討論中， 專家們對于商業模式的判斷主要存在以下疑慮： 一是企業的管理層對商業模式的決定大多依托于對外部環境的判斷，并結合企業的經營目標、風險偏好等綜合因素，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觀性；二是實務中金融機構的運作按照存貸款業務、投資業務、無法與

11、商業模式直接掛鉤，監管部門又將銀行的表內外資產分為銀行賬戶資產和交易賬戶資產兩大類，眾多分類標準令金融機構難以區分和把握；三是各金融機構對金融資產的具體運作模式可能有很多，例如為流動性儲備目的持有金融資產、為保證資產負債匹配管理持有金融資產等，應當如何判斷尚需進一步指引；四是商業模式的界定較為寬松，容易導致人為調節利潤的行為，也將給注冊會計師收集審計證據提出更多挑戰。總體而言，專家們認為由原來按照持有目的意圖分類改為對商業模式進行判斷已經減少了主觀性，但也表示希望IASB 提供更加詳細的準則解釋或指南，指導實務操作。（二 ）權益工具全部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存在較大操作困難按照IFRS9的分類標準，

12、所有權益工具將必須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僅在極少數情況下，成本可以作為公允價值的適當估計，例如，缺乏確定公允價值所需的當前信息，再如，公允價值的可能估值范圍很大，而成本是該范圍內對公允價值的最佳估計。但是，準則明確要求，當被投資單位的業績與預算、計劃相比發生重大改變，股權或產品市場、所處經濟環境發生重大改變等時，成本不能夠代替公允價值。專家們普遍反映，作為新興市場與轉型經濟國家，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整體經濟環境、資本和產品市場都在不斷發生變化，作為市場參與主體的企業大多處在成長期，企業內部預算和計劃的執行很難達到成熟企業的穩定狀態，業績與預算計劃相比出現重大差異并不罕見。這些新興市場特有

13、的情況恰恰是IASB 規范的不能以成本代替公允價值的情形。然而，在中國的市場環境下，企業在獲取公允價值的合理估值方面存在較大困難，完全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權益工具不具有可操作性。一是沒有公允價值估值的有效機制保障，新興市場中， 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廣泛存在，許多金融資產沒有公開一致或者可信的渠道獲取公允價值，由于產權市場不發達，一些權益工具投資根本沒有活躍交易市場（如對許多非上市公司的股權投資），要對其進行公允價值估值是相當困難的；二是公允價值估值成本高，對于有些對非上市公司投資或股權比例較小的投資，企業很難取得相關信息，硬性要求公允價值計量可能導致為了評估而評估的現象，企業付出很大成本， 而評估的結

14、果并沒有太多實際意義；三是公允價值估值水平和技術相對滯后，公允價值估值過程中涉及到模型設計、參數選擇、對現實市場的判斷等很多問題，是相當復雜的過程，由于估值技術尚不成熟，可能出現估值結果誤差較大等問題。在公允價值難以可靠計量的情況下，公允價值估值結果的不可靠性可能大大降低信息的有用性，為此，專家們普遍呼吁沿用IAS39 現行的規定， 允許企業對于沒有活躍市場、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計量的權益工具投資采用成本計量。三、 金融資產預期損失減值模型受到普遍質疑。可操作性不強2009 年 11 月， IASB 發布金融工具：攤余成本和減值（征求意見稿），提出金融資產的減值由現行的已發生損失模型改為預期損失模

15、型。按照預期損失模型，企業在金融資產初始確認時即需估計其預期信用損失，并將該預期信用損失包含在實際利率的計算中， 各期確認的利息收入需要扣除當期攤銷的初始預期信用損失。在后續資產負債表日，企業需要重新評估預期信用損失，并將信用損失預期值變動的影響金額計人當期損益，預計信用損失發生不利變化時將引起減值，預計信用損失發生有利變化時，前期確認的減值損失準予轉回。此外， 征求意見稿還對與金融資產減值有關的列報和披露做出了非常詳盡的規范。與會專家展開熱烈討論，普遍認為該征求意見稿是IASB 迫于外部壓力發布的，其中提出的預期損失模型在理論上存在缺陷，實務上可操作性不強，實施成本過大，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

16、不贊成采用預期損失模型。專家們建議財政部據理力爭，代表中國向IASB 反饋意見。（一 ）預期損失模型不符合現行準則體系的概念框架現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概念框架給出了會計確認和計量的基礎，即權責發生制基礎，要求只有當期已經實現的收入和已經發生或應當負擔的費用才計人當期損益。然而， 預期損失模型下減值損失的確認不以損失是否已發生為基礎，而是依賴于對未來信用損失的預計，與整個準則體系的概念框架要求背離。（二 ）預期損失模型與其他準則的相關規定不一致預期損失模型在確認利息收入、金融資產減值和對預期損失的處理等方面與現行的收入、資產減值和企業合并等一系列準則存在不一致。例如， 預期損失模型要求在確認利息

17、收入時要扣除預計損失的攤銷部分，這部分預計損失既沒有發生風險報酬轉移，企業也沒有對其失去控制，因此，扣除這部分收入既與現行收入確社會的風險報酬法不符，也與正在討論的控制法不符。再如，按照現行的資產減值準則，無論是金融資產還是非金融資產，確認資產減值的前提是判斷資產是否存在可能發生減值的跡象， 而預期損失模型略去了金融資產減值跡象的判斷程序，其減值處理原則與非金融資產不相一致。對預計損失的處理，各準則之間也將產生差異，現行企業合并準則明確要求不考慮被合并企業的預計損失，而預期損失模型卻需要基于預期損失確定金融資產減值。（三 ）企業不具備實施預期損失模型的外部市場環境和內部管理水平預期損失模型的建

18、模基礎是，企業在資產初始定價時考慮預期未來損失因素， 從而在正常回報之上加收信用風險溢價構成合同利率。然而，目前我國企業并不具備實施預期損失模型的外部市場環境和內部管理水平。首先，這種模型要求銀行具有自主的市場化定價機制，但我國的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處于較為嚴格的管制狀態。其次，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剛剛建立，信用數據還處于積累階段，企業內部評級體系也不完善，遠遠無法提供預期損失模型所要求的體制保證。當企業囿于市場環境，只能按照平均水平或者管制要求來確定風險溢價時，預期損失模型的基礎將受到挑戰。最后，從企業自身角度，盡管完善金融資產的風險定價機制、不斷提高估值能力和風險定價水平是企業控制市場風險、

19、信用風險等的有效手段，但我國金融機構與國際先進金融企業在定價能力方面還存在差距，目前還不具備采用預期損失模型的內部管理水平。（四 ）預期損失模型對于初始和后續計量的處理存在不一致，可能產生較大誤差作為獨立的模型，預期損失模型本身存在內在不一致性。按照該方法，金融資產初始以公允價值計量，在考慮未來預期信用損失的基礎上預計未來現金流量，并計算實際利率，初始預計的未來損失在后續期間逐期攤銷。按照這種邏輯，企業在后續計量時重新預計的未來現金流量與原來的預計存在差異的，折現產生的差額本質上也是預計損失（或者利息收入），沿用初始確認時的做法應當在后續期間逐期攤銷，但該模型要求一次性計人當期損益；再者，初始

20、確認時的實際利率是在初始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基礎上計算確定的，在后續期間預計未來現金流量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按照該實際利率折現恰好與攤余成本保持一致，但是，當后續的預計現金流量變化時，理論上折現率也應當隨之變化，也就是說，應當重新計算實際利率，但該模型要求實際利率一經確定，不得變更。預期損失模型不可避免地會用到歷史經驗數據，這些數據無論來自企業外部還是內部都遵循大數法則，即風險單位數量越多，實際損失的結果越接近從無限單位數量得出的預期損失可能結果。但是， 缺少一定的數量基礎就不能產生所需要的數量規律。企業在各個期間需要預計未來信用損失的金融資產并不能保證達到一定的數量規模，在將大樣本歷史數據獲得

21、的經驗運用到單個或小樣本組合中時，無疑將產生巨大誤差。（五 ）預期損失模型無法解決順周期問題現行的金融資產減值“已發 生損失模型”在金融危機中頗受詬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 部分金融和監管界人士認為該模型存在順周期效應，即認為已發生損失模型延遲了減值損失的確認，在經濟形勢較差時無法抵御風險，在引起損失的事件發生前，造成利息收入高估，各期利息收入波動較大等。但是，預期損失模型的引入并不能完全解決上述問題，甚至還會帶來更多負面影響。首先，企業可以依據預期提前確認損失，也可以在后續改變預期， 轉回原已確認的損失，會計處理上過大的自由度可能降低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其次， 預期損失模型無法解決各期利息收人確認

22、波動較大的問題，當預計損失估計發生變更時，利息收入將會呈現大幅波動。最后，按照當前的已發生損失模型，對未來損失的預期通常已經反映在減值確認當中，預期損失模型提前確認損失的效果不大。（六）預期損失模型在實務中不具有可操作性1 歷史數據難以取得預期損失模型在估計與預期信用損失相關的未來現金流量時，需要大量歷史數據，因此對歷史數據的要求很高。當企業缺乏信用損失的內部數據時， 需要借鑒外部同行的比較數據。我國金融企業內部評級體系尚不完善，缺乏信用損失歷史數據的積累，外部評級體系亦尚不健全。對于廣大非金融企業，取得歷史數據難度更大。即使從現在開始建立數據庫，數據的完整性和代表性也令人質疑，畢竟中國經濟快

23、速發展幾十年，還沒有經歷過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這種環境下取得的數據將在多大程度上反映預期損失值得商榷。2 估算現金流的難度很大在缺乏歷史經驗的情況下，在金融資產初始確認時就對其整個存續期間的信用損失進行估算非常困難，有些情況下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國家政策性銀行通常會發放長達幾十年的貸款 ），按單項資產逐筆評估更是如此，可能需要涉及大量的人為判斷， 這種可信性較差的估計能否反映資產的真實價值值得懷疑，可能會大大降低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和可比性。（七 ）預期損失模型大幅增加了減值會計的復雜性首先，由于每個資產負債表日企業都需要重新估計現金流，前期估計不準確的部分還需通過利得或損失處理，我國各類企業以

24、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金額重大， 無論是采取組合還是單項的方法進行評估，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會大大增加企業工作量。其次， 該模型對列報和披露要求過高。預期損失模型要求企業分別計算考慮初始預計信用損失攤銷前、后的利息收人并分別列報，也就意味著需要計算兩個實際利率，導致計算工作量翻倍，并極易造成混淆，與 IASB 積極倡導的降低金融工具會計復雜性的原則背道而馳。再次， 該方法還要求對壓力測試、金融資產信用質量等企業內部敏感信息進行披露，實質上是企業內部管理信息的外部化，這有可能導致信息超載，不一定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八 ）預期損失模型實施成本較大預期損失模型的實施需要企業做大量準備工作，具體

25、包括進行業務梳理、信貸組合分類、數據積累、改進定價和管理模式、制度更新、系統更新、人員培訓等，將極大地增加企業的編報成本。未來現金流量的預計、預期損失的估計等加大了企業主觀判斷的空間，將為注冊會計師進行審計帶來更大的審計難度。(九)預期損失模型將加大納稅口徑計算、績效考評方法、監管系統等的協調難度預期損失模型將進一步擴大會計與稅務計算口徑的差異，預期信用損失的稅務處理有待進一步明確。一旦采用預期損失模型，各企業預計未來現金流量所選用的參數將有所不同，相應的收入、利潤受到的影響也存在差異，如何建立科學、合理、 一致的績效考評體系將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監管部門還須建立新的監管體系應對新模型帶來的盈余操縱問題。四、 現行金融資產減值損失模型亟待研究完善。有必要多管齊下解決有關問題金融危機中暴露出的問題引發了對現行“已發生損失模型”的質疑， 但在綜合考慮上述“預期損失模型”存在問題的基礎上， 專家們普遍不贊成引入預期損失模型，大家認為當前的最優選擇是優化和改進現行的已發生損失模型，并從強化風險管理和監管等角度尋求更加根本的解決辦法。(一)優化現有模型盡管存在各種缺陷，現行已發生損失模型仍不失為現有框架下的較優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