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憲法概念觀                 摘要：“憲法”一詞，中國古已有之，但中國近現代的憲法概念已然發生了改變，尤其是新中國建立后，有關憲法概念的論述眾說紛紜，各路學者著述頗豐，可謂是百花齊放。囿于學識疏淺，本文并不科學定義憲法的概念，筆者從公民基本權利的角度粗淺的談談豐富憲法概念的重要性。關鍵詞：憲法；憲法概念；公民；個人權利一、“憲法”一詞的語義考證漢語憲法二字有兩種意思要加以注意：一是古漢語中的語義；二是現代漢語的表達。關于漢語中的

2、“憲”字，以下的話經常為中國憲法教科書所引用：“率作興事，慎乃憲”（尚書益稷）；“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尚書胤征）；“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尚書說命下）；“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是故古之圣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沮暴”（墨子非命上）等等。從以上的引證中我們可以得知，古漢語中的“憲”與“憲法”在能指的面向上有兩層含義，而后一種含義更是被漢語的解釋者所忽略：其一，“憲”與“憲法”指的是“根本性”，譬如，已形成的王權體制，以及這個體制或體制的最高者確立的規則。 “根本性”又可以引申出“權威性”和“至上性”這樣的概念，它是人們必須敬畏與尊崇的根據。其二，當中庸用“祖述

3、堯舜，憲章文武”來表達這種根本性時，這里也隱含了我們現代人使用的“正當性”概念。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差異就是中國人對人類事務的正當性判斷并不是從一個超驗的實體（譬如，上帝）那里領受的。中國的正當性來源是經驗的、歷史的。如孟子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同樣，像堯、舜、文、武、周公這樣的圣賢，他們不只是些過往的偉大歷史人物，而且也是后世借以模仿的典范；他們不但為中華文化提供了“德性”之源，而且也為后世的中國提供了有關人類事務（政治）的正當性標準。中國的 “憲”與“憲法”的根本性，并不是來自于西方意義上的“規范等級”中的“最高規范”，而是由確立者或制定者的正當性決定的。也就是說，問題

4、不在于這種體制或典章本身的品質如何，重要的是它是圣王的制度和典章。 “憲”與“憲法”本身也含攝了使用該詞語的人所體驗到的那種充滿敬意的主觀感受。這與英國人使用constitution一詞表達與其他“蠻夷”國家不同的規范和治理政府的制度與規則時的那種“自豪感”是類似的。這或許可以說明用 “憲法”對譯constitution的部分合理性。當漢語的“憲法”一詞的能指被固定以后，其所指在不同的語境下是可以任意疊加和取舍的。即是說，憲法是表達中國古典體制或典章，還是指涉西方現代性的制度和規則是可以選擇的。問題的關鍵在于：當近人用“憲法”一詞翻譯constitution時，它強調的不是這種制度或

5、規則與中國古典“憲法”的相似性，而是它們相似的“正當性”和“根本性”。不管西方那種被我們稱作“憲法”的東西的所指如何變化，而不變的是它的正當性和根本性。正是后者使中國在現代意義上運用“憲法”這個概念表達西方的制度和規則時，始終潛含了“中國性”的理解。因此我認為我們在定義憲法時，脫離不了“正當性”和“根本性”這兩個基本的判斷標準。二、中西憲法概念之比較綜合起來看，我國憲法學者對憲法概念的界定大體有幾下幾類：1.根據憲法在一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指出憲法是治國總章程、是根本法；2.根據憲法某個方面的功能來界定它，認定憲法是民主制的法律化、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3.從憲法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來說明它，指出憲

6、法是一定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4.從階級關系來說明它，認為憲法是各種政治力量對比的集中表現，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是集中表現統治階級意志的國家根本法。以上觀點均反映了憲法某一方面的特征，但卻無法真實全面反映古今中外各種憲法的共性。中國憲法概念內涵主要強調憲法的階級屬性和根本法屬性，這表明中國憲法學者更側重對憲法的本質界定，也即更側重對憲法的定性研究，因為具有更大的抽象性和較強的理論性；西方憲法概念內涵主要強調憲法對國家政體和對人民同政府之間關系的規定，這表明西方憲法學者更側重對憲法表層功用的闡釋，因而具有更強的具體性、明確性和操作性。相當一部分西方學者在人民同政府關系這一憲法概念的內涵成分中

7、進一步強調和側重憲法限制國家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的功用，則既表現了西方社會個人主義和政府權力有限的古老傳統，也表明了做出概念者自身的價值側重。而這種傳統正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政治傳統中所缺乏的。在中國這個有著古老專制傳統和國家本位、社會本位傳統的國度里，強調限制國家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的內涵可能更有助于樹立社會主義的權利義務一致觀念，從而有助于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完善。三、我的憲法概念觀在西方不同的憲法概念內涵中，出現頻率最多的成分，也即為較多西方憲法定義者所認同的成分是憲法對國家政體的規定。如SE芬納認為：“憲法就是在各政府機構及其官員之間分配職能、權利和義務，規定政府同群眾關系的法典。”又如英國

8、學者戴雪在他的英憲精義中說：“憲法是規定政府組織，以及人民與政府間的各種權利與義務的根本規則與法律。”在規定“人民與政府之間關系”這一內涵成分中，許多西方學者究其強調憲法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對人民權利的保護功能，并把憲法看成限制國家權力以保護私人權利的產物。憲政制度在設計時就是以公民權利為出發點的，著名民主啟蒙思想家盧梭指出：國家是由一個一個有著天賦平等的生存權利和追求幸福權利的“公民”構成的，全體公民個人公平享有國家權力時，即為“人民”；個人服從國家的理由僅僅在于，只有充分發揮國家所具有的普遍性強制力，才能按照最有利于每一個公民生存權利的方式來安排社會秩序；個人追求幸福乃是人之天性，雖然它是偏

9、私的，但是這種“偏私”融于“公意”(即法律，每個公民共享的利益)時，就等于每個人在為自己效勞的同時，也就是在為別人效勞，這是實現對全體公民公正的惟一道路；所以憲法不僅不排除公民個人的權利，而且以保護每一個公民的自由權利為基本目的。童之偉教授在其論憲法概念的重新界定一文中對各種觀點進行了評析，他對憲法概念定義為：憲法是分配社會權利并規范其運用行為的根本法。筆者認為其觀點所謂的“根本法”體現了我前文論述的“根本性”，其認為“憲法是分配社會權利并規范其運用行為”對憲法概念的“正當性”體現不足。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出發，我個人認為憲法定義“正當性”不僅要體現其為分配社會權利的根本法，還應該給予公民基本權

10、利更多關懷。尤其是在當前的中國，公民的財產權、遷徙自由等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公民又缺乏有效救濟手段的情形下，我們在給憲法下定義時給予公民基本權利更多關注，更有利于普及民主觀念，推動民主法治社會建設進程。有鑒于此，我給憲法下的定義是：憲法是合理配置社會權利并著重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國家根本法。世界各國的憲政經驗表明，一國實施民主制度的效績，取決于該國公民權利設定的狀態，以及該國所設定的公民權利在實現中所達到的使普通公民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程度。這是因為，民主不僅僅表現為“人民當家做主”這樣一種抽象判斷，更重要的是表現在一個個普通人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中所處的地位和在具體的管理國家的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上。

11、后者主要是通過公民權利的設定和實施來實現的。公民權利最早是被作為封建等級特權的直接對立物而為所有的普通人概括出來的，當采用憲法形式對它加以神圣化后，也就使它成為了民主的基石和民主的具體目標，成為了構筑憲政的基礎；隨著民主實踐的深刻發展，公民權利在推動民主發展進步，檢驗民主制度，判斷法律的價值和作用等方面越來越顯得重要無比，以至各國一致得出沒有建立在良好的公民權利之上的公民傳統就不可能有民主的結論。我國現行憲法有選擇地吸收了世界各國憲法關于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創建了自己的公民基本權利體系，從而有力地指導并推動了我國的憲政實踐，使我國在憲政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步。最為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來，全國人民的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得到了普遍地增強。另一方面，20年來，我國雖然進行過三次修憲，但并未對公民基本權利體系進行任何修補，隨著我國憲政實踐的發展，我國憲法的公民基本權利體系也面臨著需要進一步完善的任務。首先，需要對與市場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一些公民基本權利明確確立或者加以具體化。其次，需要根據社會發展變化所造成的新的民主需求，對我國的公民基本權利增加設定。再次，還需要根據我國人權事業所取得的成就，及時發展我國的公民基本權利規范，比如提升隱私權，確立接受公正審判權和被法律救濟權等。參考文獻：1 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