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簡論程序比實體更重    導讀：多年以來，程序法學者為了糾正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一再呼吁程序法的重要作用，提出程序法與實體法并重的口號，但是在司法領域中并未產生根本的影響作用。在此無法“并重”的情況下，而必須選擇“更重”。筆者認為，只有樹立程序比實體更重的觀念才能實現訴訟正義。（一）從歷史上看，最早的立法，是體現程序法先于或重于實體法的。迄今為止人類歷史所發現的最早的成文法典古巴比倫皇帝漢穆拉比法典在開宗明義宣稱漢穆拉比自己為“巴比倫的太陽”之后，便緊迫地以第一條至第五條規定了訴訟程序的內容，其中特別強調控告自由民犯罪要負舉證責任，倘自由民控自由民犯罪，

2、控其殺人或案關生命問題，而不能提供證據證實，就要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罪“應處死”。倘自由民控自由民犯巫蠱之罪而不能證實，被控方要被投入神河之中接受神明裁判，“倘河為之洗白而彼仍無恙”，則控人巫蠱者需承擔本身被處死，其財產歸被控者所有的舉證不能的法律責任。此外還規定，法官擅改生效判決，將承擔被撤職、罰金的法律責任。羅馬法是近現代民事法制公認的重要淵源，而其源頭，則以羅馬古法的共和時期的十二銅表法而著稱。十二銅表法則在開篇第一至第三表共十九個法條明確而詳細地規定了訴訟程序，其內容包括：傳訊、拘傳、保人、調解、和解、審理期限、訴訟保證金、延期審理、執行等程序。在我國古代，雖然左傳。昭公六年記載有：“

3、夏有亂政，而做禹刑，殷有亂政，而作湯刑”等語，似乎我國最初立法僅為實體刑法并無程序立法。這其實是偏頗之見，這里的“刑”是指刑事法律而非單指實體刑法。即以可考的西周呂刑而言，其共三章二十二項，主要反映為西周的刑罰原則和訴訟制度。而且左傳所記“周公制周禮”，即是將夏商以來所通行的除刑事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規范系統化、制度化。其中尤以民事法律為重，如“冠禮”、“婚禮”、“喪禮”、“祭禮”等便是關于成年、婚姻、親屬、宗仰倫常方面的法律規范。并且周禮多有儀式、程序法律規范的含義。可見，我國最初立法并無不重視程序法，只重視實體法的情況。從以上人類最初立法情況來看，程序立法是放在重要地位甚至優先地位的。近世西

4、方國家以美國為代表提出了“正當程序革命”，將程序法的重要性認識推向了極至。根據這種訴訟理論體制，追求“實體真實”與“犯罪控制”的目的，不僅不能將“正當程序”做為服從的工具，而且二者也不能“并重”而平起平坐。訴訟應當以“正當程序”為核心、為重點，“實體真實”、“犯罪控制”則處于派性的性質和從屬的地位。因此，當二者發生沖突時，原則上“實體真實”、“犯罪控制”要處于服從地位。美國聯邦法院的非法證據“絕對排除法則”以及我們所熟悉的美國警察拘捕犯罪嫌疑人時的“米蘭達”警告，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據此，如果進行非法搜查，如果不事先“警告”，那么所獲證據、口供，即使符合“實體真實”且有利于“犯罪控制”，也要宣

5、布其證據不具有“可采性”而屬排除之列。因為在此情況下，“程序的正當性”才是最重要的。其作為人類司法文化成果的最新反映，其中的合理因素，包括其中的哲理，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二）法學界一般認為，訴訟中程序與實體的關系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對于二者的關系，人們存在三種認識：一是認為內容重于形式，形式要始終服從于內容，我國傳統觀點，大多數法律界人士都是這樣認為的；二是認為二者并重，強調二者的統一，但對二者沖突的選擇，往往是傾向于側重實體內容的一方，這是不少訴訟專家所持的觀點；三是認為形式重于內容，二者的統一固然是完美的，但二者的沖突選擇，則應更側重形式一方，這是近年來一些青年法學家所極力主張的。這里的

6、爭議涉及到諸多方面，但哲理的基礎，則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問題。對于哲理問題，人們往往見仁見智，為此就需要搬動哲人出來說話。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學一書中認為：一切具體事物都是由形式與質料組成的。形式與質料都屬于存在，即本體，而形式比之質料，是更重要的本體、第一本體。在形成事物的過程中，形式才是唯一的動力。例如大理石雕像，大理石是質料，人像是形式，二者結合是大理石雕像。人像這種形式使大理石這種質料成為確定的東西大理石雕像。人像的形式，才是大理石雕像的本質。不是嗎？人們贊嘆維納斯雕像之完美，而其完美的本質在于質料的形式，而不在于形式的質料。近代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他的小邏輯學一書中認為：

7、“質料必須形式化，形式必須質料化”、“形式規定質料，而質料被形式所規定。凡是表現為形式的活動，同樣也是質料自身的運動根本沒有無形式的質料出現。”可見，他認為形式與質料、形式與內容之間，二者互相依存、互相包容，而歸根結蒂，形式則是起“規定”作用的因素。在我們研究程序與實體的關系問題時，我們還經常引用馬克思的下述名言：“實體法都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形式”、“審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間的聯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聯系，動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聯系一樣。審判程序和法應該具有同樣的精神，因為審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內部生命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

8、78頁。）對于這一段話，我們過去往往是理解為，實體決定程序，內容決定形式，程序形式服從于實體內容，即實體內容比程序形式更重，或充其量是二者并重。但今天仔細分析，這其中除了二者之間密切聯系、有機統一，都很重要的內容之外，還分明指出了一個十分明顯的重要警示，即：從動態發展的觀點看問題，程序比實體更為重要，程序法可以說是實體法的生命線、生命形式、生命表現，也可以說是實體法的命根子。不僅如此，馬克思同文還有下邊一段常被人們忽視的話：“如果審判程序只歸結為一種毫無內容的形式，那么這種空洞的形式就沒有任何獨立價值了。”這里分明是講，審判程序雖然可以歸結為一種形式，但這種形式是具有自己的內容的形式，因而具有

9、自身獨立的價值。可見，全面理解馬克思的話，在程序與實體關系上，應為：二者密切聯系，互相依存，有機統一，實體法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訴訟形式，而這種訴訟形式又是實體法的生命形式、生命表現或是其生命線，而且這種訴訟形式又具有自身的內容，有自身獨立的價值。可見，馬克思總體的觀點是，實體法固然重要，但程序法更重要。（三）當前，我國法學界正在對訴訟法的價值問題展開熱烈討論。按照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程序法的價值應包括其“不獨立”的價值和其“自身獨立”的價值。其“不獨立”的價值當然應當是指對實體法的實現的保障價值，這種價值屬于其生命保障、生命表現的功能價值。其“自身獨立”的價值則當然只能是在實體保障之外、不依賴

10、于實體法而獨立存在的價值。英國法學家邊沁將程序法的價值僅僅歸結為實現實體法社會控制目的工具的工具論價值，這里的問題，不僅是將程序法做為實體法生命形式、生命表現，貶低為其附庸工具，以工具論價值觀取代“生命論”價值觀，而且還完全抹煞了程序法自身所固有的“獨立價值”。現在，如果我們根據許多學者的觀點將法律的價值歸結為實現“正義”的話，那么，就可以把程序法的不“獨立”的價值，歸結為實體正義的保證價值，而把其“獨立”的價值，歸結為充分體現程序本身的正義價值。實體應當是正義的，程序應當是能有效保障實現實體的正義。如在刑事訴訟中，就包括保障實現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所體現的實體正義；在民事、行政訴訟中，則應反映

11、為能有效保障實現當事人民事、行政實體權益。程序正義則亦應包括程序本身應當是正義的，程序的實施亦應是體現正義的。程序本身的正義應反映為程序本身所規范的訴訟權利能充分體現訴訟正義，而程序實施正義應反映為程序實施過程中能保證實現訴訟規范的正義。程序正義不僅是實體正義的保障，而且具有自身正義的獨立價值和品位。這種通過程序所體現的正義是國家、社會必要的，也是公民所企盼的。當訴訟程序能充分體現其正當性、公正性、公平性和可視性甚至必要的公開性，程序正義的光輝將普照大地，這將是國家社會正大光明的體現，公民福祉的保障。當然程序的價值進一步延伸，還不僅包括自身的正義，也還可包括其經濟效益在內。因此一些學者提出經濟效益亦應為訴訟程序價值的獨立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