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企業創業導向轉化為績效的中介能力：理論模型與中國實證研究1胡望斌，張玉利（南開大學商學院，天津300071 ）摘要：新企業高失敗率和成長巨大差異性引起了學者們廣泛關注，并導致創業導向研究的豐富成果。 鑒于現有研究陷于在新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間無限追加調節和中介變量的復雜模型中，而忽視了其中關鍵要素的深入挖掘，本文基于演化經濟學、戰略理論和組織理論，認為新企業從創業導向到組織績效，中間需要一定的轉化路徑與能力支持，并提出中介能力構念。 本文構建了“創業導向 中介能力 新企業績效” 模型，并通過150 份有效樣本驗證了中國背景下新企業創業導向和中介能力的維度組成以及與新企業績效的關系，同時 也發現

2、了環境敵意性和環境動蕩性的調節作用、中介能力的中介效應。關鍵詞： 新企業；創業導向；中介能力；組織績效；中介效應中圖分類號：270.7文獻標識碼：AThe Mediating capabil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o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 Theory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in ChinaHU Wang-bin ，ZHANG Yu -li(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

3、1 , China)Abstract ： The gap between the high failure rate and the tremendous growth difference ofnew venture attracted scholars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resulted in the rich research outcomes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n account that the present researches indulged in the complex models with u

4、nlimited additional moderating and mediating variables of the transformationfrom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o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 and neglected studying the key elements,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evolution economics as well as strategic and organizational theory, proves that certain path

5、 and ability support is necessar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o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mediating cap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builds the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orientation mediating capability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 and v

6、alidates the dimensions ofnew ventureentrepreneurialsorientationand mediating capabilityof China s context,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host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ediating effect of mediating capability by using 150 valid samples.Key Words:new ventur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mediating

7、 capability;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mediating effect1 1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企業創業機理與成長模式研究”（項目編號： 70732004）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創企業創業導向轉化為績效的能力與關鍵要素研究”（項目編號：70902049）作者簡介： 胡望斌（ 1976 ），男，漢族，湖北麻城人，畢業于北京理工大學，獲博士學位，南開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創新與創業管理張玉利（ 1965 ），男，漢族，吉林集安人，畢業于南開大學，獲博士學位，南開大學商學院教授，南開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

8、創新與創業管理，戰略管理1一、引言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社會轉型和新技術的快速發展、應用在世界范圍引發了新一輪創業熱潮， 創業活動日趨繁榮，已成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并且出現了一大批例如 google、百度、巨人網絡等成立不久就實現快速成長的明星企業。人們在認識到創業活動對經濟發展意義的同時，也觀察到創業的高失敗率、 新企業成長質量不容樂觀和成長出現巨大差異： Barringer （2005）對美國每年成立的約70 萬家新企業的調查顯示，只有3.5%實現了快速成長而演化成大企業1 ； Michael Songet al （2008）發現美國技術型新企業在5年后存活率僅有 2

9、1.9%2 。而在我國， 70%的企業存活時間低于1 年，平均企業壽命不足 3年（科學時報， 2006 年 8 月 7 日），且根據中國企業評價協會的研究（2005），我國新企業中具有高成長性和漸進成長能力的比例不足3.32。新企業高失敗率和成長巨大差異性引起了學者們廣泛和深入的關注。新企業（NewVenture）是成立時間不長、在創業企業沒有達到成熟階段前的形態（Chrisman, Hofer, et al.,1998 ）3 。新企業缺乏成熟企業擁有的資源能力、市場力量等優勢，它們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引入一種創業導向（EO）戰略來加強它的積極和革新行為，實現戰略整合與提升進而實現生

10、存和成長（ Tang, J,2008; 王重鳴、夏霖， 2006 ） 4-5。我們前期研究也發現新企業創業導向更強 （ Fang Niu, Yuli Zhang, 2009 ）6，那為何新企業在創業導向更強背景下會出現高失敗率、 高成長差異呢？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間究竟有何關系及如何作用？這些問題使得從創業導向視角切入研究新企業成長問題成為創業研究熱點。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企業（包括新企業）創業導向和績效的關系研究經歷了兩者直接作用關系、間接作用關系等不同階段，但研究未取得一致結論。創業導向是企業進入新業務領域所采取的具有創新性、承擔風險性和超前行動性的戰略決策觀念與模式（ Covi

11、n J, Slevin D，1989） 7 ，其研究源于戰略管理領域的戰略決策模式。創業導向重點描述了企業追逐新事業、應對環境變化的一種特定心智模式，以及企業總體精神氛圍的分析框架。 由于創業導向具有獨立維度構成，且經過眾多實證檢驗，成為不確定環境下有效企業戰略之一， 因此日益成為創業研究熱點。而新企業更強的創業導向在面臨 “新進入缺陷” 把握機會創造價值、 在短時間內實現快速成長中的確起到了重要作用（ Fang Niu,Yuli Zhang, 2009 ）6 。那為何從創業導向視角切入研究新企業的績效卻遲遲難以取得一致性的結論呢？根據前期研究， 我們認為主要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和研究的局限。第

12、一， 新企業與已有較長歷史、經營相對穩定的大企業有巨大差異。新企業不是大企業的“小版本”，與幼兒并非小的“成年人” 一樣，其組織特征和行為等具有明顯獨特性（ Carroll, Freeman, 1983; Eric A.Morse, et al,2007 ）8 ，但現有研究大部分直接采用針對成熟企業的研究框架和量表，忽略了新企業的獨特性。 第二， 新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關系研究，經歷了從雙變量直接關系模型到無限追加調節變量和中介變量復雜模型演變，學者們研究考慮的因素和構建的模型愈來愈復雜，卻在勾勒新企業成長輪廓、挖掘新企業創業導向轉化為績效的關鍵要素方面關注不夠，沒能構建概念性的要素和過程模型（

13、Gartner and Birley, 2002; Gilbert, 2006 ） 9 ，也沒能夠從中提煉出一些使能（ Enable）技術和能力（張玉利，2007 ），導致研究結論缺乏普適性和現實指導性。 其實創業導向這一構念可作為其他構念的指示器，與其他構念連接起來解釋新企業的成長績效差異，實現理論的普適性（鄭馨，2008） 10 。第三，現有研究大多集中于解釋“為什么有的新企業成長性更高”“ Why ”的問題，缺乏在分析新企業創業導向演化機理基礎上，進一步挖掘“新企業如何才能成長”“ How ”的問題（ Gilbert, 2006 ） 9 。在此情況下，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問題： 在中國情境

14、下具有獨特性的新企業創業導向由幾個維度構成？對新企業績效是否有正向作用？如果有，中間是否存在一個綜合的轉化路徑？如何提煉？要素之間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檢驗？2為了回答這些問題， 基于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現有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問題，本文創造性地提出中介能力構念，并構建了“新企業創業導向 中介能力 新企業績效”關系理論模型。然后基于在中國天津市9家創業中心內按照系統分層抽樣獲取的數據對理論模型進行了檢驗。 檢驗結果支持了新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間中介能力的中介作用和環境的調節作用。 即新企業的成長是企業創業導向和能力共同發展的結果，新企業創業導向通過不斷演化為中介能力繼而實現新企業的初期成長。本文

15、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第一，本文針對中國轉型經濟背景和新企業獨特性， 探討中國新企業創業導向構成及其轉化，有助于豐富新企業獨特性和創業導向理論。 第二，本文構建和驗證了新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轉化的能力模型，從內在演化視角探悉了新企業成長的實現方式，為揭開新企業成長差異性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第三，本文的研究從能力的視角解釋了新企業的初期成長。能力概念一直被創業研究所忽視，因為人們對新企業是否具有能力存在疑問。本文基于演化論、 資源論、 企業成長組織能力理論，構建和檢驗了中介能力構念和理論維度，為挖掘“新企業如何才能成長”等“How ”的前沿理論問題（ Gilbert,

16、2006 ）、建立新企業成長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提供了一個積極的探索。最后，本研究基于新企業創業導向較強的特點，挖掘我國新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轉化的中介能力及其作用機制， 對于提高新企業成長質量，降低創業活動失敗率， 指導新企業在實踐中更好地發揮創業精神與技能的作用進而快速成長，以及強化創業教育的理論基礎和發展深入的創業教育實踐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第一部分為引言， 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 第二部分是文獻回顧、 理論模型構建與假設。通過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關系的現有研究綜述，建立了 “新企業創業導向 中介能力 新企業績效”關系理論模型，并相應提出假設。第三部分是方法和研究設計，包括數據收集處理、 變

17、量測量與檢驗、 因子分析等內容。 第四部分是數據分析與結果，通過相關分析、回歸分析等驗證本文提出的理論假設。第五部分是結論與討論，包括論文得出的結論、理論和實踐意義，以及本研究的不足和下一步研究方向。二、理論與假設（一）創業導向近年來，創業研究正在努力尋找能夠把一些“累積性的碎片”串起來的主線，而創業導向（ EO）的研究就是這樣的嘗試。創業導向是創業研究對主流管理理論的主要貢獻，是創業研究與戰略管理理論研究結合的產物。創業導向的研究來源于戰略管理領域內學者對戰略決策模式的研究，其理論根源可追溯到戰略選擇的理論觀點。這一觀點強調通過有目的的戰略行為可以有效地實施新機會的進入行為。創業導向不但是描

18、述企業從事于追逐新事業的一種特定心智模式，而且提供了一個分析創業活動的有用框架，許多學者使用創業導向分析與創業活動有關的決策或過程。 在概念和實證兩方面， 創業導向研究已取得許多共識， 開始成為創業研究中少數幾個已有相當知識性積累的領域。從 20 世紀 70年代開始，管理學者開始對創業導向進行深入的探討。Miller 、Covin 、Slevin 、Zahra、Lumpkin 、Dess等一批學者對創業導向概念、測量、維度等的探討推動了創業導向研究的不斷深入。Miller （ 1983 ）認為創業型企業積極從事產品與市場創新，敢于承擔適度風險，經常體現超前認知與行動的特征，主動向競爭對手發起挑

19、戰，而非創業型企業則恰恰相反 11 。在此研究基礎上， Miller and Friesen （1983）提出創業導向的概念，并認為其包括創新、風險承擔、超前行動三個維度12 。 Miller 等的研究表明企業創業活動受多種組織因素影響，只要正確理解并設計這些組織因素就可提升企業的創業精神， 進而增強企業的競爭優勢。基于此，許多學者對創業導向進行了大量后續研究。3Covin 和 Slevin（ 1986 ）構造了一個公司創業的概念框架，提出了創業導向可以采用三個維度：創新、風險承擔、超前行動來測量，并提出了三個維度的測度量表，共9 個測度題項（Covin 、 Slevin,1989 ） 13

20、，在此基礎提出了創業與組織績效關系的若干理論假設，繼而成為諸多后續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基礎，許多研究者在Miller 、 Covin 、 Slevin創業導向三維度的基礎上刻畫創業導向維度。Lumpkin 和 Dess在 Miller 、 Covin 、 Slevin 等人的基礎上，對創業與創業導向兩個理論概念進行了比較和辨析。在此基礎上， 兩人將 Miller 、Covin 等人提出的創業導向三個維度擴充為創新性、風險承擔性、 超前行動性、 自治性、 競爭積極性五個維度，并對這五個維度的含義進行了闡述14 。此后不少學者進一步研究創業導向各維度的內涵、測量等（ Ireland, Hitt, et

21、 al, 2003；Deutschman, 2004； G.T. Lumpkin et al, 2009 ） 15 。近期關于創業導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創業領域的學者考察了創業導向對組織績效的直接影響（ Lee, 2001; Lumpkin and Dess, 2001; Hughes and Morgan, 2006; Hughes M, 2007; Tang, J, 2008 ）16-17 、間接影響（ Matsuno et al,2002; Blesa et al,2003; Stam and Elfring, 2006; Covin, 2006; Teng

22、B S, 2007; Stam, W. and Elfring, T. 2008;張玉18-19利 , 2006; 王重鳴、夏霖，2006; 鄭馨 , 2008）以及環境等因素對兩者關系的影響（ Lumpkinand Dess, 2001; Wiklund and Shepherd, 2005; Chow, 2006; Covin et al, 2006; Lumpkin et al, 2006; Ana M etal, 2008 ）20-21 等。（二）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關系創業導向來自于戰略選擇視角，是通過有特定目的性的執行獲取成功的一種行動戰略。所以對于企業想要獲取競爭力、尤其是持續的競

23、爭優勢，有效地整合和控制運用戰略資源，創業導向就顯得異常重要。正是基于此， 目前創業導向和企業績效的關系和轉化路徑的研究已經成為創業研究領域的熱點和核心問題之一。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在創業導向和企業績效的關系和轉化路徑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較豐富的成果， 總結起來主要的研究脈絡大致表現為：早期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研究主要集中于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的直接影響關系，探討兩者間直接的正向、 負向或者不相關的作用關系；由于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的直接關系研究沒有取得一致結論，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研究者們開始采取權變理論、組織構造理論等來研究如環境因素、組織因素、 戰略變量等第三方變量對兩者關系的調節影響， 以

24、解釋兩者直接關系結論不一致的原因；進入二十一世紀，由于學術界和實踐界更加重視創業過程，試圖揭示創業導向戰略到價值創造轉化的“黑箱”、了解從創業導向到企業績效的中間轉化路徑，從而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的中介效應作用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視； 近年，隨著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的直接關系、調節和中介關系研究的深入，兩者關系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情景得到了一定的拓展探討，如從大型企業轉向中小企業、 家族企業、新企業和聯盟企業等。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的直接作用關系。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 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的直接作用關系成為創業研究領域的一個焦點問題，集中于兩者最簡單、最原始的線性雙變量模型研究。 大多數研究發現

25、創業導向和企業績效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代表研究包括Khandwalla （ 1977）、Millerand Friesen（ 1982）、Zahra and Covin（ 1995 ）、Garvis（ 2000 ）、Covin and Slevin(2005) 、Wiklund （2003 ，2005）、Irene Hau-Siu Chow （ 2006）以及我國張玖今（ 2001）、陳勁（ 2003）、蔡莉（ 2005）、張健和姜彥福（2005）等 22-27 。雖多數研究發現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也有部分學者研究產生了不一致的結論，發現兩者之間關系并不顯著（ Smart

26、 and Conant, 1994; Morris and Sexton, 1996; Sapienza, 1997; Slaterand Narver, 2000 ） 28-30 ，甚至存在負相關關系（Hart, 1992; Auger 、Barnir and Gallaugher,2003） 31 。此外，部分研究還發現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的正向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在效果上長期影響明顯強于短期影響，如Zahra and Covin （ 1995 ）、 Wiklund （1999 ）等 22 。4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作用間的調節變量。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左右，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

27、現僅通過創業導向與績效直接關系的雙變量模型，難以獲得全面和正確的認識，得出的結論也不可能具有一致性和普適性。因此很多學者認為， 從權變的角度看， 創業導向與績效的關系受到組織變量、 環境變量等多個變量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基于權變的視角引入調節變量對創業導向與績效的關系進行更細致的分析，并且在此思路下進行了廣泛研究。研究者們采取權變理論、 組織構造理論等來研究第三方變量對創業導向和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影響，以解釋兩者直接關系結論不一致性的原因。根據文獻總結， 這些研究得出的第三方調節變量主要有組織變量和環境變量。組織變量包括組織結構（Jennings and Lumpkin ， 1989 ；Covi

28、n and Slevin ， 1991； Tang, J.,2007；等）、資源（ Ramachandran and Ramnarayan，1993 ； Ostgaard and Birley ， 1994；Ana M. Moreno ， 2008；朱秀梅， 2008；等） 21 、文化（ Kaner ，1983 ；Burgelman，1984；Stuart，1987 ；等）、戰略（ Miller ，1983；Sandberg，1987；Lumpkin ，211997； Covin and Green ，2006； Ana M. Moreno ，2008；薛紅志， 2006）等。環境變量包括環

29、境（ Miller ，1983；Covin ，1989；Zahra，1993, 1995, 2000；Irene Hau-Siu Chow ，2006；焦豪，周江華， 2007 ；朱秀梅， 2008 ；等） 32 、行業特征（ Miller ， 1986； Sandberg，1987；Eisenhard，1990；Lumpkin ，2001）等 33-34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Covin 和 Slevin、Lumpkin和Dess的研究。Jeffrey Covin 和 Dennis Slevin 認為公司創業活動與組織績效間關系主要是由第三方變量的影響造成的， 并在 1991 年提出了完整

30、的創業活動概念性框架35 ，認為內部變量、外部變量、戰略變量是其中三個重要調節變量。Lumpkin 和 Dess(1996)在 Miller(1983) 基礎上提出創業導向變量維度，構建了創業導向與績效關系研究的權變框架7。他們認為，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會受環境因素和組織因素這兩類調節變量的影響。高績效是創業導向和這些調節變量匹配的結果，他們的觀點對后續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啟示。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作用間的中介變量。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從雙變量直接作用模型到調節變量引入的研究，使人們對兩者關系的認識更加深刻。但是僅僅從調節效果來看， 創業活動導致價值創造過程中，影響這一過程的

31、關鍵要素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創業導向與最終價值創造之間的轉化媒介這一“黑箱”仍未得到很好解釋。所以，除了調節效應外，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是直接轉化還是需要一定的中間轉化路徑、以及需要哪些必要的內在轉化路徑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通過研究， 很多學者認為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間存在如市場導向、 雙元能力、 動態能力等中介變量作用。 相關研究學者主要有Lumpkinhe andDess（ 1996）、 Matsuno（ 2002）、 Blesa（ 2003）、 Stam and Elfring （ 2006）、 Covin （ 2006）、Teng B S （ 2007）、 Stam and Elfri

32、ng （ 2008）、 Catherine L （ 2008）、夏霖和陸夏峰（2006）、魏江和焦豪 （ 2008）、姚先國（ 2008）、Victor Lau 和張玉利等 （2008）、杜運周和張玉利（2008 ）、李乾文和張玉利（ 2009）、胡望斌和張玉利（2009）等 19 36-42 。 Lumpkin & Dess（1996 ）認為組織中有效的整合行為和過程是形成組織創新活動和創業過程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組織創業導向能否有效轉化為組織績效的中介變量。Matsuno （ 2002）、 Blesa（ 2003）等從理論上認為市場導向在創業導向和績效的關系中充當中介變量作用。S

33、tam和 Elfring （ 2006）認為網絡資源是創業導向與績效關系的中介變量。張玉利、李乾文 （ 2006 ）驗證了機會探索能力和開發能力在組織績效間起到了完全的中介效應。魏江和焦豪 （ 2008）論證了組織學習在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之間的中介效應。杜運周、 張玉利 （ 2008）驗證了合法性在創業導向的先動性維度與中小企業績效關系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Victor Lau、張玉利（ 2008）發現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的間接關系強于直接關系，資源獲取能力在其中扮演顯著中介作用。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路徑關系的研究情景拓展。早期的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路徑關系無論是線性直接作用， 還是調節變量或中介變量

34、的引入，都主要是關注大企業和成熟企業。如Covin 和 Slevin （1991）重要的概念模型就主要針對大型已建企業創業導向與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的關系， 被后來學者認為并不適用于新企業和小企業。近年來， 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5路徑關系逐漸向各種情景和研究對象拓展，如從大企業到中小企業，代表作者Wiklund 和Shepherd（ 2005）、 Wassim 與 Alain （ 2005 ）杜運周、任兵、張玉利（ 2008）等；從成熟企業到新企業，代表作者姚先國（2008）、朱秀梅 （ 2008）、胡望斌、張玉利（ 2009）等；以及向國際企業、家族企業、聯盟企業等情景的拓展。（三）新企業創業導

35、向與績效轉化的中介能力構念提出新企業成長的實現方式是其他學科難以描述和解釋的研究領域，現有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關系研究， 沒有從內在演化視角深入剖析新企業成長的實現方式，很難在理論層面解釋新企業之間成長巨大差異性的本質原因（Gilbert ，2006）10 。因此從創業導向演化的視角入手挖掘新企業創業導向轉化為績效的關鍵要素，并針對新企業的成長構建類似于創業導向的理論構念來分析新企業的績效產生，為揭開新企業成長差異性的 “黑箱” 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的關系研究已經逐步深入，并取得了較豐富的成果。但是現有研究陷于在兩者間無限追加調節和中介變量，構建復雜的數量模型，忽視了從新企業創

36、業導向的演化入手，總結和提煉新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轉化間的關鍵要素（Gilbert, 2006 ），從而未能取得一致性的結論。 當前亟需抽象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勾勒新企業成長的輪廓、掌握其中的關鍵要素，構建概念性的要素和過程模型（Gartner and Birley, 2002 ） 43 。基于已有研究和前期探索，本文認為創業導向作為一種獨特的心智模式，是新企業發展的決定性理念， 為新企業提供了一個應對環境動蕩所產生的組織危機極好的戰略應對平臺和基礎， 但是創業導向并不是簡單直接的轉化為企業績效，而是會隨著企業的發展而不斷演化，中間存在轉化的“黑箱”。根據演化論觀點，新企業的生成和成長過程也是組織

37、能力的發展過程；資源論認為，企業是獨特資源、能力和知識的集合體，企業的長期競爭優勢來自于其擁有和控制的難以模仿和交易的獨特資源和能力，而對新企業而言，吸引資源的能力是影響其成長的關鍵因素；企業成長組織能力理論認為企業能力是企業成長的動力，決定企業成長速度、方式和極限(E.Penrose,1959；Alfred D.Chandler, 1977,1992) ；戰略理論認為雖然資源對于新企業績效很重要，但重要的不是資源本身， 而是創業如何發展技能和選擇競爭性的戰略利用可用的資源以及采取及時行動的決策和行動過程。 余紅劍和寶貢敏 （ 2007）發現內部能力在新企業成長中起關鍵作用 44 。我們前期發

38、現動態能力、雙元能力等能力要素在新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間扮演中介作用。在已有理論和前期研究基礎上本文認為：新企業的成長是企業創業導向戰略和能力共同演化發展的結果， 新企業創業導向不斷演化成的各種能力是創業導向轉化為企業績效的關鍵要素 （前期研究已得到部分驗證，胡望斌，張玉利， 2009 ；張玉利，李乾文， 2009）41-42 ，決定新企業能否獲得競爭優勢。本文將這些能力中的核心部分提煉成一個理論構念 中介能力。中介能力反映新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轉化過程與路徑中的關鍵要素集合。它在較大程度上揭示了新企業在創業導向背景下如何最終轉化為績效、以及新企業創業活動如何向價值創造轉化的“黑箱” 。（四）假設

39、1.創業導向與新企業績效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創業過程領域開始關注大企業創業導向（EO）與企業成長績效關系。 Miller 等（ 1983）從創新性、風險承擔與先動性3 個維度考察了創業導向對企業成長績效的影響，結果發現這3 個維度與企業績效均呈正相關關系（Miller&Friesen,1983 ）。此后 Zahra and Covin （ 1996）、 Garvis（ 2000）、 Covin andSlevin(2005) 、Wiklund （ 1999，2005 ）、 Irene Hau-Siu Chow （ 2006 ）、陳勁（ 2003）、蔡莉（ 2005）、張健

40、和姜彥福（2005 ）6等一大批中外學者也通過實證分析研究發現成熟和大企業創業導向和企業績效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但也有部分學者研究產生了不一致的結論，發現兩者之間關系并不顯著，甚至存在負相關關系。 例如 Smart 和 Conant（ 1994）、Morris and Sexton（ 1996）、Sapienza（ 1997 ）、Slater and Narver（ 2000 ）發現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并不顯著；而 Hart（ 1992）、Auger and BarnirGallaugher, et al.（ 2003 ）認為創業導向高的戰略定位會導致差的企業績效。新企業（New Ventu

41、re ）是成立時間不長、在創業企業沒有達到成熟階段前的形態（Chrisman, Hofer, et al., 1998 ）。新企業不是大企業的“小版本” ，與幼兒并非小的 “成年人”一樣， 其組織特征和行為等與大企業、成熟企業、 中小企業相比均具有明顯獨特性（ Carroll,Freeman, 1983; Eric A. Morse, et al,2007; 張玉利， 2008 ）。因此直接將針對大企業、 成熟企業、中小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的關系直接應用到新企業將忽略新企業的獨特性，結論未必可信。由于新企業缺乏成熟企業擁有的資源能力、 市場力量等優勢， 它們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引入一種

42、創業導向（ EO ）戰略來加強它的積極和革新行為，實現戰略整合與提升進而實現生存和成長（ Kim,W.C, et al., 2005; Tang, J,2008; 王重鳴、夏霖， 2006）。根據以上討論，我們提出假設：H1：我國新企業創業導向是一個多維度概念，并且與新企業績效正相關。2.環境的調節作用產業環境是影響企業創業戰略的主要變量之一，比其他因素對企業內部過程及管理決策影響更大 （ Daft,1982; Covin, 2001 ）。Jeffrey Covin 和 Dennis Slevin 認為公司創業活動與組織績效間關系主要是由第三方變量的影響造成的，而它們的影響會導致不同的績效，甚

43、至出現負效應。為了揭示調節變量影響創業導向和績效關系的機理，他們在1991 年提出了完整的創業活動概念性框架，認為內部變量、 外部變量、 戰略變量這三個層次的變量對企業的創業活動以及創業導向與績效的關系產生調節影響。其中外部變量的核心是外部環境。Lumpkin和 Dess(1996)構建了創業導向與績效關系研究的權變框架， 認為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會受環境因素和組織因素這兩類調節變量的影響。其中外部環境因素主要包括動態性、復雜性、行業特征等。此后， Zahra（ 2000）、 Irene Hau-Siu Chow （ 2006）、 Ana M. Moreno（ 2008 ）、焦豪（ 2

44、007）、朱秀梅（ 2008）、胡望斌（ 2008）等都分析了環境因素在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之間的調節作用，但結論不完全一致。 本文選取環境特征的動蕩性、復雜性、敵對性作為調節變量，分析中國新企業環境特征對創業導向與新企業績效的影響和調節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設：H2：環境因素在新企業創業導向與績效間起到正向調節作用。H2a：環境的動蕩性越強，新企業創業導向與新企業績效間正向作用越強；H2b：環境的復雜性越強，新企業創業導向與新企業績效間正向作用越強；H2c：環境的敵對性越強，新企業創業導向與新企業績效間正向作用越強；3.中介能力與新企業績效能力概念一直被創業研究所忽視，因為人們對新企業是否具有

45、能力存在疑問。根據演化論、資源論、 戰略理論觀點， 本文認為新企業成長是企業創業導向戰略和能力共同演化發展的結果。 新企業成長中， 新企業的創業導向不斷演化成的各種能力是促進新企業績效的關鍵要素，并且將這些能力綜合為中介能力。從能力視角解釋成熟企業的績效和競爭優勢一直是戰略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戰略管理理論中曾經一直占有主導地位的資源基礎論解釋了企業擁有的獨特資源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以 Prahalad and Hamel 為代表建立的核心能力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企業競爭優勢和績效的形成；而Teece（ 1997 ）、 Eisenhardt（ 2000）等人在資源基礎理論、核心能力理論等的基

46、礎上，提出了動態能力的概念，認為動態能力是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45 。7在成熟企業之外， 已有不少研究發現能力因素對新企業績效有直接的促進作用。張玉利、李乾文 （ 2006）發現機會探索能力和開發能力對新企業組織績效有直接作用關系。余紅劍和寶貢敏（ 2007）發現內部能力在新企業成長中起關鍵作用。賀小剛等（2008）分析和驗證了企業家能力與企業競爭優勢和績效的正向作用關系。朱秀梅（2008）構建和驗證了資源整合能力與新企業績效的關系模型。胡望斌、 張玉利、 牛芳（ 2009 ）以及葛寶山、 董保寶 （2009）發現動態能力對新企業成長有顯著作用。劉智勇和姜彥福 （ 2009）深入分析了新企業

47、動態能力的微觀基礎、演進以及對新企業創業績效的作用機制。根據本文對中介能力的定義以及已有相關研究，我們提出假設：H3：我國新企業中介能力與企業績效正相關。4.中介能力的中介作用創業導向作為一種獨特的心智模式，是新企業發展的決定性理念，為新企業提供了一個應對環境動蕩所產生的組織危機極好的戰略應對平臺和基礎，但是創業導向并不是簡單直接的轉化為企業績效，而是會隨著企業的發展而不斷演化，中間存在轉化的“黑箱”。本研究將新企業創業導向轉化為績效的各種能力和關鍵要素提煉成中介能力，反映中間轉化的 “黑箱”。基于中介能力的定義，可以認為中介能力在新企業創業導向與新企業績效中扮演中介作用。已有研究發現一些能力

48、因素在成熟企業或新企業與企業績效之間起中介作用。如Stam和 Elfring （ 2006）認為網絡資源能力是創業導向與績效關系的中介變量；張玉利、李乾文（2006 ）發現機會探索能力和開發能力的雙元能力在企業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間起到了完全的中介效應；魏江和焦豪 （ 2007，2008）從理論和實證統計上論證了組織學習能力在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之間的中介效應； Victor Lau 、張玉利、楊俊（ 2008）等通過對 638 位中國江蘇、北京、 廣東等地 CEO 樣本的研究， 發現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的間接關系強于直接關系，其中資源獲取能力在其中扮演了顯著的中介作用。胡望斌、張玉利、牛芳（200

49、9）發現動態能力（尤其是其中變革更新能力、組織學習能力、環境洞察能力3 個維度） 在新企業創業導向對企業成長有部分中介作用。根據本文對中介能力的定義以及已有相關研究，我們提出假設：H4：我國新企業中介能力在新企業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間起到中介作用。H4a：我國新企業中介能力在新企業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間起到完全中介作用。H4b：我國新企業中介能力在新企業創業導向與企業績效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圖1 所示。中介能力控制變量公司規模創業導向公司年限新企業績效環境圖 1本文理論模型8三、研究設計（一）研究樣本與數據收集國外的一些研究將生存年限低于8 年的企業歸為新企業（Biggadike,

50、 1979; McDougall etal., 1994）。全球創業觀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將成立時間在42 個月內（即 3 年半）的企業作為新企業的標準。本文對時間界限采用折中的方法，將成立時間在5年內的企業定義為新企業。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南開大學創業管理研究中心于2009 年 5 月 9 月委托專業市場調查公司 （天津森博市場信息咨詢有限公司）在天津市 9 家創業中心內按照系統分層抽樣的方法進行隨機抽樣獲得。數據的收集過程主要有3 個階段：第一階段： 2009 年 5 月 -6 月，選定委托調研的第三方調查公司。在探測性調研基礎上，南

51、開大學創業管理研究中心擬定了正式的調研方案，并通過網絡搜索和熟人介紹的方式聯系備選的專業市場調查公司，考察其公司實力、業務范圍和優勢等，權衡其是否具備運作被項目的實力及專業態度。最終確定天津森博市場信息咨詢有限公司承擔本項目的調研工作2。第二階段： 2009 年 6-7 月，調研合同簽訂階段。在選定第三方執行公司之后，研究中心與調查公司的總經理及項目負責人進行了多次面對面溝通，就問卷內容、 結構、訪問要求及相關執行細節進行了反復溝通，調查公司人員從專業執行層面對問卷提出了寶貴意見，作者綜合考慮對問卷進行了完善定稿，最后與執行公司簽訂正式委托協議。第三階段： 2009 年 7 月 -9 月，調研執行階段。根據雙方簽署的勞務協議，此次調查需在天津 9 個科技企業孵化器按照分層系統抽樣的原則隨機抽取150 個有效樣本，并按照等額抽樣的原則，每個孵化器的樣本應在15-20 個左右， 2009 年 7 月 2 日，調研項目正式啟動。在執行過程中， 訪問員持委托方南開大學商學院創業管理研究中心所開具的介紹信，并配帶訪問員標示進入孵化中心實地訪問，進入創業中心后訪問員按照“右手原則”3地行走路線，依照抽樣間距每間隔3 個單位抽取訪問一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