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家、黃老之學與君王南面之術摘要：在中國歷史上，法家的地位自其創始以來就非常尷尬，商鞅變法成功，秦國被譏為虎狼之秦；秦朝二世而亡，賬被記在法家頭上并從此使法家思想被雪藏；歷來權謀心術都在皇家心照不宣，對外卻一致尊奉儒學，漢宣帝就告誡太子：“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漢書·元帝記。從來沒有那個學派，被罵的時間與被運用的時間幾乎一樣長。而在源頭上，這樣一個學派卻常常與道家聯系起來，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文中，第一次以政論思想分諸家學派，明確辨析了法家與道德家（道家）的關系，“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但在

2、其子司馬遷的史記中，老子韓非被列為一傳，所以在當時人眼中，兩者雖有區別但是也可以算作同根同源，本文將就早期法家的思想理念入手，闡述道家與法家之間的繼承發展與演繹邏輯。關鍵詞：法；術；勢；無為而治；因循很多人談到法家，就以為這是古代的法治思想，其實不然。在理清法家概念與范疇之后，筆者以為有必要質疑法家學派是否真實存在。與儒道墨三家相比，單看法家并無一以貫之的學術主張，正如胡適所言，中國古代只有法理學和法治學說而無法家 , 所謂法家不過是后人沒有歷史眼光 , 把一切講法治的書統稱為 “法家 ” , 其實是錯的 。但法家之名沿用久了 , 故現在也用此名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東方出版社 , 199

3、6，第279頁。從后人評論、分類的角度看，首開濫觴的是莊子，莊子 ·天下 : “公而不黨 , 易而無私 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此時莊子仍然把他們歸類于道家。荀子 ·非十二子中，荀子也將田駢 、慎到歸納為一類，也未冠以法家之名。“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是慎到、田駢也。”一直到司馬談、劉歆，才以政論的角度劃分諸子，漢書 ·藝文志所轉引七略原文，第一次提出認為諸子九流十家乃是出于王官，是“六經之支與流裔 ”。其中對法家的源流認定為，“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諸子出于王官的認識第一次在漢書里提出，但這一點也在后世被廣泛爭

4、論。章太炎、胡適“信古”、“疑古”之爭與傅斯年后來提出的諸子之學源于職業，也在辨析諸子之學的范疇與起源，然而，法家恰恰是以發政治議論為代表的家派 , 如管仲、子產、李悝、尹文、申不害、商鞅、慎到、韓非等 , 即使他們的政論觀點不盡相同 , 哲學觀更是迥異 , 然而因為重視“法律”對政治的作用 , 于是全部被歸入法家名下，從這個角度看，胡適所言不虛。然而考慮到韓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故而后文將以韓非的思想為例，解讀法家的思想韓非子的歷史觀是諸子中最積極的，反對所謂的“法先王”，尤其反對儒家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禮記·中庸。他站在人是自利的角度，“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5、” 韓非子·奸劫弒民， 吸收了商鞅、申不害的法治和權術思想并融合了慎到的權勢觀點，提出以法治為核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治國方案，以重建社會秩序，一統天下。一、法所謂的法，指的就是君王手上的賞罰權柄。對大臣，以賞罰來引導他們的行為，“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韓非子·二柄 ；對百姓，以明文規定的法條約束他們的行為，“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韓非子·定法。這一點韓非承襲于商鞅的“信賞必罰”主張。在此基礎上，韓非提出了法應集于一人之手，也就是由統治者一手掌控，并保持穩

6、定，不能朝令夕改，對百姓的法應當公開，以國家公權力保證其執行及其公正性，對臣下應恩威并施等觀點。需要強調的是，這個“法”更多的是被用來作為君王執政與掌控天下的手段，與現在所認為的法律是社會公共契約可以說有天壤之別。二、術術，在傳統語境里和道相差仿佛，作為法家治理天下的原則，其主旨便是如何維護君主的專制統治，同樣也分治民和馭官兩方面：對百姓，除了用嚴刑峻法規范他們的行為外，韓非主張思想控制，“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 韓非子·問辯，使百姓只知耕戰而不問其余；而對于官員，一手擇人，一手監察，也就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 韓

7、非子·定法。韓非認為，君主與臣子之間的利益是對立的，要讓臣子不篡權奪位，必須把所謂“帝王之術”藏于心中，不能讓臣子輕易揣摩上意，暗中考察臣下的忠奸善惡，也就是后來我們說的權謀之道，韓非可以說是開百代之先河。三、勢所謂勢，簡言之就是權威。一般以為慎到言“勢”，傳于韓非，實際上，當時各家都在強調，儒家就有孟子主張“定于一” 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認為“隆一而治，二而亂” 荀子·致士，反對權威分裂。然而韓非所強調的是統治者必須親自掌控國家權力機關的控制權，而不是假手儒家的圣人。韓非認為儒家的仁政是會敗壞社會統治基礎的，當然也不是單純使用暴力，“仁、暴者皆亡國者也”，而是借

8、助國家統治權獲得強制力以推行上述的“法”與“術”，他指出，“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 韓非子·功名，所以為獲得最高的執行力，他提出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即“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通過韓非的思想，我們發現他謀求的核心是維護君主的統治權。以勢為前提，以法為核心，以術為手段統治天下。當然，正如全文已經指出的，韓非的思想只能算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如管仲及其學派在管子中的思想就沒有在韓非子中體現，而慎到、申不害的學說多以散佚，只能以最完整的韓非的思想來論法家。然而法家畢竟顯赫一時，還能有相對完整的治國理念實踐并流傳下

9、來，而對于黃老之學，古籍中記載的也就只余一鱗半爪了。講完法家治國之道，再來看看黃老之術的實踐。漢初之時，用黃老之術，留下了“漢興七十余年間，國家無事。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 史記·平淮記的佳話。那一段歷史，是由黃老之術統攝的，可以從幾個方面對這歷史上稍縱即逝的道家思想治國進行分析。一、從經濟的角度看，“漢初實為中國商人第一次獲得自由發展之安定時期也” 李劍農：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99頁，經濟上兩大政策，“開關梁”，“弛山澤之禁”，不再征收關稅減少了地區間的物流成本，資源型產業的開放促進了工商業的繁榮。這與

10、弗里德曼對西德戰后經濟的分析一樣，“這是自由市場創造的奇跡.取消了對工資和物價的管制.幾個月之內經濟就活躍起來了” 弗里德曼：自由選擇，機械工業出版社 ，第57頁，屬于典型的谷底效應加自由經濟結合的產物，在這種時候是最能發揮奇效的，不同的是，漢初之年并沒有形成完整的經濟思想，是屬于無權可用，中央控制力極度薄弱的原因，而最終導致的惡果也是商人集團把持國民經濟，與官場勾結，同時使得地方諸侯勢力龐大，釀成了七王之亂的慘禍 吳曉波：歷代經濟變革得失，浙江大學出版社，4849頁。二、在刑治方面，漢初雖有約法三章的佳話，但是漢書記載，“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

11、民大說。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 漢書·刑法志，再從路溫舒的尚德緩刑書中提及“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可見，漢初的繁文縟法還是相當恐怖的，雖然留下過文景之治的時候天下沒有罪犯的佳話，但是考慮到后來文人的粉飾成分與當時中央對國家的掌控力之弱，可信度還是要大打折扣的，至少在法條上，漢代的獄法嚴苛也可以看做是承襲了秦國的傳統。三、從吏治角度上看，有一佳話就是“蕭規曹隨”。在漢初的時候，相權一支獨大，但是曹參繼任的時候，“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參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

12、，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史記·曹相國世家，主張完全按照劉邦和蕭何既定的政策治理天下，最終，司馬遷評論“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后，參與休息無為”，可見曹參也深得無為之治的要旨。可是，這里的無為而治至少混淆了兩個概念：第一種“無為”是指整個政府沒有大動作，聽任民間自由發展，也就是現代視角中以重農主義為前提的自由放任主義，所謂的“守夜人政府”，在上文分析的經濟方面就是一個典例，但是關鍵點仍然在于政府放寬管制，可是，考慮到當時的嚴刑峻法，此處有疑。第二種“無為”是針對于確定的人而非整個社會，就是蕭規曹隨中展現出的特點，以前人的行為、傳統規范來做事，考慮

13、到“漢承秦制”，“蕭規曹隨”，蕭何承襲了秦朝的法律，而劉邦也承襲了秦朝的國家結構，這個說法也有其可信度。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就已經提到，“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他以當時人的視角總結道，道家提倡無為，卻又說無不為，雖然這話很難理解，但是很容易實行，無非是以虛無為根本，用因循來實踐。道出了黃老之學的根本因循。從這個角度再看上文的分析，政治制度以承襲為主的第二種無為才應當是道家因循之道的體現，而當時經濟的快速恢復，也可以看做是無權可用、谷底效應的成果。再往前追溯，在道德經一書中也可以找到很多與“無為”相關的語錄，如“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

14、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我無為而民自化” 道德經通行本四十八章，五十七章，這里的無為更接近一種形而上的主張，只是一種基本的方法論而已，而非一種實際的政策主張。這在先秦諸子中是一個特例，其他學派都是有具體行為方向與目標導向的，道家沒有，只有順勢而為的一種方法論，而與現實一結合，提煉出實際的指導思想的時候，就可概括為“因而不為，損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賤夫巧術，為在未有；無責于人，必求諸己” 王弼：老子微旨略例，在此印證前文觀點。這樣的思想，也讓人聯想到西方的保守主義。在道德經中，還有解讀無為的另一種方式，“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其實這也

15、與前文并不矛盾，對統治階級而言，統治的方法是因循，即順勢而動，不強行改革，以傳統為主，對百姓是.愚民，充實百姓的筋骨而是他們思想單一，更利于因循無為的政策的推行。所以我們從歷史倒逼學理的過程中，總結出黃老之術的核心即因循無為，但是這仍然是以歷史的邏輯線總結出的，而在歷史上，法家晚于道家是不爭的事實，筆者以為這并不能簡單得出道家在法家啟發下進行改良的結論，相反，筆者以為更能說明法家出于道家。首先，道家的治國理念先于法家，道德經的成書年限至今仍有爭議，但從韓非子一書中有的解老、喻老二文可見，道德經的主旨思想在韓非之前已經成型，至少因循無為的思想已經存在，因循的核心是繼承前人的傳統，是為能夠無為而治

16、建立基礎，那么無為是所有人都能垂拱而治嗎？并非如此，莊子·外篇·在宥就在文末講道，“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君臣異道的觀點在此時就已經成型，也就是說，道家是認可統治者或執政者以天道，無為之道行事的，而對于人臣，則是由為而非無為，于是就會有一個清晰的問題出現，再有這樣的先例傳統的情況下，自然可以因循，但是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呢？怎么樣讓君上能夠南面而治，商鞅所推崇的法就呼之欲出了。另外，既然君臣異道，怎么讓臣子恪守本分，申不害的帝王心術，慎到的權勢說就應運而生，所以在最早的莊子·天下中，“公而不黨，易而無私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會將這些人歸為一類，因為他們確確實實屬于提倡無為而治的人。此外，道德經中“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的思想主張，也由此開了歷代法家愚民政策的先河，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其后的獨尊儒術再到之后清代的文字獄，思想控制這一條主線就在歷代專制統治中被一脈相承下來。而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同時，在開始對思想進行控制的時候，自然也不會忘了“王霸道雜之”，其目的并不是真的推崇儒學，不過為了服務于專制時期的中央集權，此時就已經完全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