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秦漢時期軍費開支、籌措與管理問題研究     二、軍費的來源    上述龐大的軍費支出從何而來？據漢書·食貨志曰：    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征）財。稅謂收其田入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    所記非常清楚，賦是國家計口（按丁、口）征收的財，是“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的費用。“至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7(

2、卷24食貨志) “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7(卷32張耳傳)。說明按人口征賦以供軍費，在秦時就已然，而且還非常重。考諸史實，軍費征收，除按法定丁、口常制征收算賦、口錢和更賦三項外，當戰爭持續時間長，造成國庫空虛時，還有一些其他臨時項目。    （一）常制征收項目    1.算賦。是為籌集軍費對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如漢書·高帝紀載：    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注）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

3、馬。”    這個記載明確告訴我們，凡國家編戶，年齡在15至56歲者，不論男女每人都得交納120錢的算賦（注：需要指出的是，算賦的賦額有個變化過程。據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簡牘記載，漢初文、景時期每年的算賦額多達200余錢。但作為記載兩漢制度的漢儀注，是以兩漢較長時期的通例而言的。我們還是以120錢作基本 參考 依據。）。而且這個算賦就是國家收的“為治庫兵車馬”的軍費。算賦主要用于軍費開支，除了 文獻 資料可證外，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如其五號木牘記載“當利里”于正月、二月所征的算賦，主要是用于與軍需有關的“轉費”、“繕兵”19 等。

4、    2.口錢。是對兒童征收的人頭稅，其中有3錢為籌集軍費而設立。據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曰：    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7歲14歲的兒童要出口錢23錢（注：史學界對口錢的征收起于何時？口錢的起征年齡前后有無變化？這兩個 問題 ，認識不太一致。這里我們只是宏觀把握口錢的多少，對此兩個問題暫且不論。），其中明確20錢“以食天子”，3錢用于軍費“補車騎馬”。說明漢武帝時，征伐之事連年，軍需劇增，便增加了口錢以補不足。

5、0;   3.更賦。是“戍邊三日”的代役錢。據漢書·昭帝紀注引如淳曰：    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徭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皆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由此可見，更賦即過更，是代役錢。“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是不可能的，由內地到邊防需要很長時間，到后只“戍邊三日”，得不償失。不去可以，但你得出300錢，由別人代役。顯然是統治者為籌措軍費而巧立的一個名目。至東漢它成為固定的常設賦目。 

6、   上述法定常制賦目，依據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郡國志記載，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和東漢和帝元興元年人口最多，分別為59594978人、53256229人。因為我們是從總體上考察當時軍費情況的，故可將二者相加取其平均值，即（59594978+53256229）÷2=56425602人（注：如果是分階段考察，我們完全可以將史書中所記的數據一一考論。此處只作總體考察，故從略。）。按照人口學 理論 ，男性與女性人口大致相當，每一年齡層次的人口大致相同的一般原理，和政論家晁錯在指出漢初賦役繁重時所講的“今農夫五口之家，服役者不下二人”7(卷24食貨志) 的

7、說法。我們可以大致確定各項收費科目應該交費的人數。    交算賦的人數。約為總人口的2/5，即56425602×2/5=22570241人。    交口錢的人數。我們可根據上述1556歲之間的42個年齡層次，即每個層次人數為22570241÷42=537387人。再依據人口學每一年齡層次的人口大致相同的原理，根據兒童714歲有8個層次，即可確定要交口錢的人數為537387×8=4299096人。    交更賦的人數。以黃今言先生考證的服役年齡2356歲（注：黃先生在秦漢軍制史

8、論第56頁詳細考論后結論：“秦漢時期服役者的起、止役年齡，幾經更易。大致上說，秦代的始役年齡以十五歲為起點，免老年齡通常為六十歲。西漢建國之初，服役者起、止役年齡，一依秦舊。但到漢景帝二年，便改為年二十始傅。昭帝之時，又定為年二十三始傅，五十六歲免老，并從此逐漸形成為漢代的定制。”）為準，期間34個年齡層次，但我們還要考慮已經從軍的約1000000人口和免役的官吏人員120285人（注：漢書卷19百官公卿表：“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這樣實際每年需要交更賦的人數為537387×34-1000000-120285=17150873人。  

9、0; 這樣我們就可以依據上述數據，大略測度一年常規軍費收入。    算賦：22570241人×120=2708428920（錢）。    更賦：17150873×300=5145261900（錢）。    為軍費籌集的口錢：4299096×3=12897288（錢）。    總額為：2708428920+5145261900+12897288=7866587108（錢）。    但需要說明的是，此78余億的軍費收入是

10、以漢代人口最盛時 計算 的，由于各個時期的人口數量不一，軍費收入 自然 會有所波動，一般情況下肯定要比此少一些。此外，這些費用是依靠地方郡縣政府收繳上來的，考慮到要調動地方收取費用的積極性，和地方也要維持一些軍費開支的實際情況，可能要給地方郡縣提留一部分，這樣收繳上來的實際錢數就沒有這么多了。考據尹灣漢墓簡牘所記東海郡向朝廷呈報的上計報告中的相關 內容 ：    一歲諸錢入二萬萬六千六百六十四萬二千五百六錢。一歲諸錢出一萬萬四千五百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一。20(p78)    說明確實如此，上交比例為145834391÷26

11、6642506×100=54.69，這樣國家實際掌握的實際軍費收入7866587108×54.69=4302236489.36（錢）。故與前述漢書·王嘉傳曰“都內（大司農）錢四十萬萬”，和桓譚新論中所言的“百姓賦斂，一歲四十余萬萬”吻合，占國家120萬萬財政總收入的1/3。即便是這樣，史書仍然常記載，有時大司農錢盡，“不足以奉戰士”，不得已而采取一些非常規的辦法籌措軍費。    （二）非常制征收項目    秦漢時連年大規模用兵，常常造成國庫空虛、軍費不足。因而，在各個不同時期，采取過若干特殊措施，以彌補軍

12、費的短缺。    1.算緡錢。這是對工商主征收的一種特殊性稅收。據史記·平準書載：    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一算。匿名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

13、以其半畀之。    又漢書·酷吏列傳注引正義曰：    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余半入官，謂緡。    由此可知，算緡是漢武帝為伐四夷，對商人、手 工業 者征收的一種稅。算緡實行后，富商大賈們“皆爭匿財”7(卷24食貨志)，于是便進行“告緡”，鼓勵知情者給予告發。漢武帝時期的算緡告緡，使政府“得民財以億計”7(卷24食貨志)。這為緩解當時軍費緊張狀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大大削弱了商業資

14、本的 發展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國家 經濟 的停滯不前。故元封元年（前110年）“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    2.以訾征賦。這是對編戶征收的一種財產稅。通常叫“訾賦”或“訾算”，和當時的“算賦”、“口錢”、“更賦”的區別，在于其是以戶的訾財多少為征收的依據，“算賦”、“口錢”、“更賦”是以丁口為本做征收的依據，二者迥然各異。鹽鐵論·未通篇說：    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賦，常取給見民。    可見“以訾征賦”，是在“軍陣數起，用度不

15、足”情況下實行的，是為了解決軍費不足，而設置的一項非常制征收項目。    3.賦外征調。“調”作為一種賦斂，是東漢時期籌措軍費的一種措施。且作為賦外科目的“調”與軍隊后勤需要有密切關系。如：    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余，以足給之。8(卷73劉虞傳)    今復募發百姓，調取谷帛，炫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征賦。8(卷51龐參傳)    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特選橫調，紛紛不絕。8(卷61左雄傳)  

16、60; 當時統治者根據軍事需要征調的范圍極為廣泛。不僅調取貨幣，有時還調取谷帛、車馬、衣物等物資。    此外，還采取了“鹽鐵官營”、“賣爵鬻官”、“貸王侯國租一歲”8(卷6順帝紀)、“假公卿以下奉，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8(卷7桓帝紀) 和“輒貸于民”8(卷51龐參傳) 等籌措軍費的一些臨時性措施。這些由于時人多有論述，此不贅。    總之，秦漢時期，算賦、口錢、更賦征課是軍費的基本來源，但在連歲征伐、國庫空虛的情況下，也采取過上述一些臨時性措施，以補軍資之不足。  三、軍費的財務管理    軍

17、費是軍隊賴以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加強對軍費的管理，直接決定著它的經濟效益和軍事效益。管子曰：“不明于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于水險也。”又曰：“用費雖多，其數不出于計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也。”21(七法第六) 可見，軍費的財務管理之重要。秦漢時期的一些 政治 家、軍事家自然知道其道理，因而在軍費管理方面極為重視，亦頗具特色。    （一）形成了較完整的管理組織體制    先秦時在軍隊中就有了專職 會計 的“法筭”。如六韜·龍韜·王翼曰“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秦漢時主管國家軍費開支的最

18、高部門是大司農。軍費的征集、支出，以及軍糧馬草之籌劃、運輸、供給均由大司農統管。史籍有多處說明：“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7(卷77毋將隆傳) “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座卒六十萬人戍田。 中國 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給大司農。”“漢連出兵三歲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7(卷24食貨志) 這些都充分說明大司農是管理軍費的最高行政部門主管。大司農的屬官大倉令、均輸令、平準令、都內令、籍田令、斡官長、鐵市長等，分別職司國家糧倉、運輸和物價、錢帛的庫藏、田籍糧谷、鹽鐵專賣、鐵器管理等費用的收支與管理7(參

19、見卷19百官公卿表)。    除中央財政管理系統外，在地方郡、縣、鄉、里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財政機構。郡國是地方的最高行政單位。郡國長官對戶口墾田、稅收錢谷、 社會 治安皆負全面總管之責。郡國具體掌管財稅者，是倉曹掾等。縣一級設有“縣嗇夫”，負責財稅事宜。鄉是稅收財政最基層單位，設有三老、嗇夫等官員。各級地方財政機構和財政官員，皆負有保障軍事需要的職能。如“嗇夫”和“鄉佐”的主要職責是“職聽訟，收賦稅，派徭役”7(參見卷19百官公卿表)。沒有他們自下而上的軍費物資收支管理，軍隊所需財資供給就難以進行。    （二）實施了嚴格的財務上計制度

20、    建立財務上計制度的目的，在于便于政府掌握全國的財政收支情況，做到胸中有數，對戰事做出決策。“計必先定而兵出于境”21(參患第二十八)，“欲戰必先算其費”22(孫子注·作戰)。西漢開國之初，蕭何為相國，他就對天下圖書計籍的人非常重視，借以熟悉并掌握全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作為施政的依據。用曾在秦代當過柱下史而熟悉秦代檔案和統計數字的張蒼為計相，漢書·張蒼傳曰：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21、60; 蕭何以張蒼為列侯的身份，住在相府里，主持郡國上計事務，奠定了漢代上計制度的基礎。漢代各郡在太守之下，皆設有上計吏，主持計政。王侯國的相以下，也設有上計吏。上計吏主管各郡國的財政、經濟基本數字，如戶口、墾田、物價、農事豐歉、災情等等。各縣要在每歲末，將上述情況，核實數字上報到郡國，由郡國匯總，責成上計吏攜帶上項文件進京，向皇帝匯報。所以叫上計吏。記載各項財政、經濟基本數字的文件叫計簿，或稱上計簿。各縣報到郡國的數字，郡應核實，然后上報。如漢官解詁曰：    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谷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    此 文

22、獻 記載了與財務管理有關的上計大致 內容 為“戶口，墾田，錢谷出入”等。我們還可以從西漢時期東海郡向朝廷呈報的上計報告詳細了解其具體內容：    一正（正面）：縣、邑、侯國卅八：縣十八，侯國十八，邑二。其廿四有堠（城）。郡官二，鄉百七十，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正二千五百卅二人。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郵卅四，人四百八如前。界東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如前。縣三老卅八人，鄉三老百七十人，孝弟力田各百廿人，凡五百六十八人。吏員二千二百三人；太守一人，丞一人，卒史九人，屬五人，書佐十人，嗇夫一人，凡廿七人；集簿：都尉一人，丞一人，卒史二人，屬三人，書佐

23、五人，凡十二人；令七人，長十五人，相十八人，丞卌四人，尉卌三人，有秩卅人，斗食五百一人，佐史、亭長千一百八十二人，凡千八百卌人；侯家丞十八人，仆、行人、門大夫五十四人，先馬、中庶子二百五十二人，凡三百廿四人。戶廿六萬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其戶一千六百六十二獲流。口有卅九萬七千三百卌三，其四萬二千百五十二獲流。提封五十一萬二千九十二頃八十五畝，二人如前。    一反（背面）：（侯）國、邑園田廿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十九萬百卅二卅五萬九千六長生。種宿麥十萬七千三百十頃，多前千九百廿頃八十二畝。男子七十萬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萬八千一百卅二人，女子多前七千九百

24、廿六。年八十以上三萬三千八百七十一，六歲以下廿六萬二千五百八十八，凡廿九萬六千四百五十九。年九十以上萬一千六百七十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萬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春令種樹六十五萬六千七百九十四畝，多前四萬六千三百廿畝。以春令成戶七千卅九，口二萬七千九百廿六，用谷七千九百五十一石八斗升，率二斗八升有奇。一歲諸錢入二萬萬六千六百六十四萬二千五百六錢。一歲諸錢出一萬萬四千五百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一。一歲諸谷入五十萬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少升出卌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升。20(p7778)    從中可以看出，財政上計內容將上述文獻記載“戶口，墾田

25、，錢谷出入”情況全部包括在內。涉及的內容較廣，概括而言，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管轄范圍、管轄官吏、管轄區域、受獎賜復人員、郡國直屬官吏等行政概況；二是郡轄民戶、人口（包括新增加的戶數和戶口）、提封土地、侯國、邑園田、耕種畝數、植樹面積等資源狀況；三是賦稅收支、農稅收支等財政狀況。尤其是對轄區吏員（俸祿支出的依據），戶數、人口數量、男女性別比例、不同年齡段人數（稅賦收入的依據），土地資源、區域面積、可墾土地面積與種植面積（農業稅收入的依據），錢谷收支存（財務狀況的依據）等情況報告的更為詳細。絕對抓住了財務監管的主要矛盾，這對保證財務監督目標的實現起到了突出重點的效果。因為其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

26、經收入。故，漢代對上計之事很重視。皇帝經常親自聽取上計吏的匯報，有時在隆重儀式中舉行。僅漢書·武帝紀上就有三次“受郡國計”的記載：    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    后漢書·孝明帝紀上也記載：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

27、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群僚輔，宗室子孫，眾郡奉計。    從上述記載說明，上計關系到國家財政大事，皇帝非常重視，經常在隆重的場合親自過問。正因為如此，上計被確定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在西漢、東漢整個時期一直被堅持，至少是從武帝開始，每年的春季，各個郡國必須將一年來的財政情況上報中央。不僅如此，居延漢簡中也記載有向中央上計的情況：    建昭元年十月盡二年九月，大司農部丞簿錄簿算及諸簿，十月旦見。(82·18b)    說明居延邊塞屯田和戍邊的部隊也同各郡國一樣，其一年的財務情

28、況也要向中央上計。    上述是各郡國及部隊向中央上計的情況。那么，郡以下的要不要上計呢？據文獻和漢簡記載同樣如此。后漢書·百官志五·州郡條：    屬官，每縣、邑、道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奸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于所屬郡國。（注）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谷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    說明縣及其以下組織也要分別向其上級上計。其內容肯定與郡向中央上計內容大同小異，因為每一級上計的數據都是依據其下一級上報的內容，其性質和目的也在于監管下級的財政情況。

29、邊防屯戍組織也是一樣，下簡也可見證：    元年歲計毋余錢。（274·22）    三月課與計偕。（542·2a）    上計卒史郝卿卿千人令史。（503·12）    命者縣別課與計偕，謹移應書一編敢言之。（47·6a）    耕庭候長仁持計一人詣官，七月辛酉蚤食入。（113·27）    以上諸簡中有“歲計”、“計偕”、“持計”等上計制度中的專用術語充分說明，屯戍

30、組織中上計制度的 方法 、程式和文獻中記載的郡縣組織上計情況基本一致。    從文獻記載中發現，對上計情況不實的，要進行嚴肅處理。如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上記載：    眾利侯郝賢元守二年，坐為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上計謾，免。師古（注）曰：“上財物之計簿而欺謾不實。”    盡管處分十分嚴重，可是 問題 還是不斷地發生。如宣帝黃龍元年（前40年），發現上計不實，皇帝發怒，下令斥責，詔書曰：    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

31、簿，具文而已，（師古曰：“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務為欺謾，以避其課。7(卷8宣帝紀)    看來，對上計虛假的事，皇帝是深惡痛絕的，下詔書予以譴責制止。可見，對上計的真實程度，中央十分關注，管理異常嚴格。應該說上計制度的嚴格實施，對中央掌握和管理全國財經情況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建立了比較完備的 會計 簿籍管理體系    早在西周時期，會計簿籍就已經初見端倪。國語·周語中記載：“月會旬修，日完不忘。”韋昭注曰：“月會，計一月之經用；旬修，十日中所成為者；日完，一日之所為。”周禮

32、83;春官·巾車云：“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司戈盾職又云：“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司弓矢職又云：“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說明將兵器分門別類由專人登記注冊管理，在當時已經成為制度。但當時的后勤保障主要是武器，因而，未形成其他的簿籍系統。 秦漢時期，就不同了，從甘肅出土的居延漢簡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會計簿籍依據管理對象的不同分錢、糧、物進行分類核算。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會計簿籍管理體系。現分述如下：    錢出入簿：    錢出入簿。（214·40）  

33、60; 陽朔元年十一月甲辰朔戊午，第廿三候長赦之敢言之，謹移錢出入簿一編敢言之。（28·4）    元壽六月受庫錢財物出入簿。（286·28）    戍卒籍所受錢財物出入薄。（e.p.t50:35）    右張忠錢財物直錢出入簿。（e.p.t51:88）    財物簿：    甲渠候官綏和元年八月財物簿（e.p.t50:28）    始建國天鳳一年六月以來所受枲蒲及適槧諸物出入簿。（e.p.t59

34、:229）    谷出入簿：    甲渠候官甘露五年二月谷出入簿。（82·6）    吞遠倉建昭三年二月當食案谷出入簿。（136·48）    甲渠候官五鳳二年谷二月出入簿。（e.p.t52:473）    甲渠候官神爵三年九月谷出入簿。（e.p.t52:203）    甲渠候官初元二年六月谷出入簿。（e.p.t53:222）    建武四年十一月戊寅朔乙酉，甲渠鄣守

35、候博敢言之，謹移十月盡十二月谷出入簿一編敢言之。（e.p.f22:453）    吏受俸名籍：    第四部居攝元年十二月盡二年正月吏受奉名籍。（154·34）    年閏月吏受奉名籍。（254·4）    受奉名籍一編敢言之。（e.p.t40:137）    居攝二年二月甲寅朔辛酉，甲渠鄣候放敢言之，謹移正月盡三月吏奉賦名籍一編敢言之（e.p.t8:1）    綏和二年十一月乙未朔辛亥，第廿三候

36、；    受祿錢名籍一編敢言之。（e.p.f25:14）    吏卒廩名籍：    萬歲部建平五年五月吏卒廩名籍。（55·24,137·20）    建年十二月吏卒廩名籍。（203.25）    甲渠候官永光五年正月廩吏卒名籍。（e.p.t52:262）    建平元年二廩三月食名。（e.p.t8:3）    建平三年二月壬子朔辛已第十五燧長；  

37、  廩三月食名籍一編敢言之。（e.p.t65:123）    家屬廩名籍：    戍卒家屬在署廩名籍月小。（191·10）    元壽二年十一月卒家屬廩名籍。（276·4a）    上述見于漢簡的各類簿籍，都是將每天發生的賬目按月編制上報的，完全符合現在的會計分科目結算制度的要求，即各項收支“日清月結”。這些簿籍的建立，說明當時的財務管理體系已經比較完備了。建立這些簿籍的目的，是防止財物流失，確保各種供給的正常進行。通過簿籍，隨時可以查閱財物的流

38、向，凡發現財物管理有出入者，要嚴格追查責任。如居延漢簡記載，“將召宣詣官以財物故不實，臧二百五十以上”（229·1,229·2），而受到追查。正因為如此，簿籍才每月都要上交保存。如果說上述簿籍還不能說明其所記內容的話，從下簡的記述中即可窺見其一斑。如：    第四燧長之菜錢二百一十六，又肉錢七十凡二百八十六。    第一燧長萬年菜錢二百一十六。    百錢（159·4）    每項開支，是誰開支的，開支多少錢，所計清清楚楚。上述簿籍，就是將一個月

39、來的這些賬目匯集成冊上報的。可見，財務管理之規范和嚴格。    賬不僅要“日清月結”，還有“年報”。真謂是“一切 歷史 都是當代史”，完全如現在會計制度一樣。見下列居延漢簡：    陽朔三年九月癸亥朔壬午，甲渠障守候塞尉順敢言之，府書移賦錢出入簿與計偕謹移應書一編敢言之。（35·8a）    元康三年十月盡四年九月戍卒簿。（5·14）    肩水候官地節三年十月以來盡四年九月吏卒稟食名。（13·1）    元康三年十

40、月盡四年九月吏已得奉一歲集。（126·42a）    綜上所述，會計簿籍，以財務科目分，有“錢出入簿”、“財物簿”、“谷出入簿”、“吏受奉名籍”、“吏卒廩名籍”和“家屬廩名籍”等。以財務結算時間分，有“月會計簿籍”和“年會計簿籍”。充分顯示，秦漢時期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會計簿籍管理系統。其對官府及時、準確地掌控軍隊所需錢的收支、糧及其他財物的調入、撥出和儲備情況，應該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實行了財務平衡調劑制度    目的在于保持總體上的收支平衡和對軍隊戰事的重點保障。如后漢書·百

41、官志三記載：“大司農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補足。”說明大司農在財務管理上，有調劑全國財務平衡的職能。據后漢書·安帝紀記載：    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    又調濱水縣谷輸敖倉。    東觀漢記·王阜條上說：    （大將軍竇）憲嘗移書益州，取六百萬，阜覺有奸詐，以狀上。憲遣奴騶賬下吏李文迎錢，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余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焉。    說明平衡調劑必須由中央統一調度，必須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