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司治理運動的勃興改善公司治理機制的目標簡而言之，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也稱公司管治），是一整套賴以管理和控制公司的機制。對此可進一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來理解。狹義地看，公司治理機制主要指公司董事會的結構與功能、董事長與經理的權利和義務以及相應的聘選、激勵與監督方面的制度安排等內容。廣義的公司治理機制則還包括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收益分配與激勵機制、財務制度、企業戰略發展決策管理系統、企業文化和一切與企業高層管理控制有關的其他制度。素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近在它的有關文件中指出，公司治理機制明確了董事、經理、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的分配，規定了公司決策的規則和程序，并提供了制定公司目標的組織結構，以及達到這些目標和監督績效的手段。 在現代公司治理運動的主流中，改善公司治理機制的基本目標，是保證公司的運行以股東的長期利益為歸依，最大限度地降低經濟學家們所說的“代理成本”，實現股東價值和股東財富的最大化，提高單個公司和整個經濟的運作質量及其競爭力。這一目標的基礎，是一種以“投資者主權”和“股東至上”為中心的公司治理哲學、治理文化和治理理念。它們是全球范圍內正反兩方面廣泛的經濟實踐經驗的結晶。Cadbury報告現代公司治理運動的里程碑可以認為，英國是全球現代公司治理運動的主要發源地。以三個相繼成立的非官方委員會的主席名字命名的研究報告，即Cadbury報告、Greenbury報告和Hampel報告，成為迄今為止英國現代公司治理改革過程的三部曲。它們為建立制度化的、自律基礎上的現代公司治理機制立下了汗馬功勞。1991年5月，一系列公司倒閉事件促使英國的財務報告委員會、倫敦證券交易所等機構合作成立了一個由有關方面的12名權威成員組成的委員會，安得仁卡德伯瑞（Adrian Cadbury）爵士擔任該委員會主席。這是世界上誕生的第一個公司治理委員會。它的任務是考慮與公司財務報告及其責任有關的下述問題，并推薦有關的最佳做法：a、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事向股東及財務上有關的其他當事人檢討和報告業績的責任，以及信息提供的頻率、明晰性和形式；b、董事會的審計委員會，包括它的構成與作用；c、審計人員的主要責任，審計的范圍及其評價；d、股東、董事會、審計人員之間的關系；e、其他相關的問題。經長達1年半時間的廣泛深入調研，1992年12月委員會發表了題為公司治理的財務方面的報告，即人們通常所稱的Cadbury報告。特有的問題導向，使Cadbury報告注重公司的內部財務控制和相應的風險管理，注重董事會的控制與報告職能和審計人員的角色，并提出了相應的公司董事會最佳做法準則。Cadbury委員會深信，“一個有效的內部控制系統，是公司高效率管理的一個基本部分”。為了建立有效的內控機制，植根于英國傳統，Cadbury報告明確提出了公司治理的外部人模式，強調外部非執行董事在內控和審計委員會中的關鍵角色，突出董事會的開放性、透明度、公正與責任。該報告提出的一系列相應的原則和理念，成為今天各種不同“版本”公司治理最佳做法的核心內容的一部分。同時，通過建立專門的委員會，由委員會提出研究報告和推薦公司治理最佳做法準則，亦成為全球不同層面有關機構推動公司治理進程時競相仿效的做法。Cadbury委員會的活動，成為現代公司治理運動大潮勃興的起點和里程碑。該委員會的建議，不僅在英國得到廣泛的贊同并被吸收到上市規則中去，而且在其他國家引起了強烈的共鳴，被作為其他市場衡量公司治理標準的基本尺度。Greenbury董事報酬最佳做法準則對英國一千多家知名公司所作的有關調研結果顯示，從1984年到1994年，這些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報酬以每年10.5%的速度上漲，既遠遠超過這些公司員工同期3.1的水平，也幾乎與這些公司的業績不存在什么相關性。公眾和股東對公司管理層報酬的這種增長大為不滿。1995年2月28日，英國首相梅杰在回答工黨對公司管理人員報酬支付上升提出的質詢時扔出的這句話，即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我和你們一樣發現這種報酬支付令人厭惡，我敢說其他人也將同樣如此。”人們紛紛要求改革公司管理層的報酬確定機制和有關的公司治理機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于Cadbury報告在報酬委員會方面所建議的準則不足以保證確定適當的董事報酬水平，根據英國工商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的提議，1995年初成立了以理查德格林伯瑞（Richard Greenbury）爵士為首的董事報酬研究小組。其研究結果形成了發表于1995年7月15日的Greenbury報告。該報告就報酬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完整的建議，其核心是關于公司董事會報酬的決定和相應說明的最佳做法準則。Greenbury報告認為，所有注冊在英國的上市公司應該盡最大可能地遵守這些準則，并在向股東提交的年度報告中加入報酬委員會對這些準則遵守情況的陳述，若有未遵守之處須言之有理地予以說明。Hampel公司治理原則1995年11月，根據權威人士的提議，以及根據Cadbury和Greenbury兩個委員會關于由一個新的委員會來檢討兩個報告執行結果的建議，在多家機構的支持下，又成立了由羅納德漢普爾（Ronald Hampel）領銜主持的公司治理委員會。在各種熱烈的辯論中，該委員會成員參加了200次以上的研討，從近200家機構與59名個人那兒回收了140多份調查問卷和167份關于委員會初步報告的書面意見。經過千呼萬喚，在1997年8月發表初步報告之后，1998年1月28日始發表了委員會的最終報告。該報告的主體部分，是一套關于董事、董事報酬、股東角色、說明義務與審計四大方面內容的廣泛的公司治理原則。報告建議公司在年報中披露它們是如何根據自己的特定情況應用這些原則的。在以上三個報告發表之后，接著，還出現了一個三合一的綜合準則，即將這三個報告的精髓全部納入其中。同時，倫敦證券交易所以三個報告為基礎，推出一個對上市公司具有約束力的超級準則，以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標準。公司治理與亞洲經濟增長機制重新構造幾十年來，作為經濟實體的現代公司和公司的治理實踐，一直成為不同國家國內政策的興趣點之一。但只是在過去幾年時間內，一種更為廣泛的公司治理概念及其同實際經濟表現之間的聯系，才進入國際思維的前沿。今天的企業已成為世界大多數經濟活動的發生器，是包括從商品、服務到資本、人力資源在內的所有市場上的重要競技者。在任何國家，公司吸引投資、創造利潤和就業的能力，皆對經濟繁榮和人民的福祉具有直接的影響。亞洲經濟危機和隨之而來的區域資本市場的暴跌，使人們集中地注意到亞洲金融和公司部門規管的基本弱點，尤其是以關系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機制、不健全的投資做法、大公司低劣的信息披露與陳述標準以及它們對經濟不穩定的作用程度。亞洲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當然，公司治理問題并非是某些經濟或文化所特有的。比較研究表明，受到金融危機打擊的那些國家所遇到的公司治理問題，與80年代和90年代發達國家所遇到的有關問題是相似的。大量案例顯示，無論何時何處出現公司災難，糟糕的公司治理毫無例外地是一個關鍵原因。1998年11月初，一批知名人士聚首澳洲悉尼，召開專題研討會，對亞太經合組織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的公司治理問題，進行診治。與會者在以下問題上達成共識：健全的公司治理，是按照所有者和利益相關者的最佳利益管理資產的保證。近年來，亞洲公司在擴張和擴大借款的同時，并沒有相應地注意對公司治理做法進行調整。為了恢復投資者信心，實現經濟穩定持續增長，必須大力推進亞洲公司治理機制的改革。健全的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則包括：及時、準確地披露與業績有關的財務信息和某些情況下的非財務信息；公平對待所有股東；明確股東、董事和經理人員的權力與責任；建立有效的、可實施的、有助于確保管理和決策機制健全的信息披露標準。公司所有權結構是治理安排的關鍵決定因素，而不管公司是由私人、公眾、國家抑或家族擁有。今天很多亞洲企業主要由單個家族擁有、運營和管理，這使得用人、管理和投資等決策限于小圈子內。良好的公司治理，需要靈活的市場環境，同時需要有能夠引導健全的企業行為的、清晰并可實施的規則。為此，需要推動股權市場的深化，建立與良好的公司治理需要相一致的法律和監管架構。在這方面，政府可以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全球公司治理熱潮一瞥公司治理機制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問題。OECD已制定出公司治理機制的基本準則，世界銀行在自己的因特網站上開辟了專門的公司治理論壇。美國著名的機構投資者CalPERS(加州公職人員退休基金會)發起建立了國際公司治理網絡，每年舉行一次年會，并開辟專門的網站，系統地推出國內和國際公司治理原則，正在世界范圍內推進公司治理改革。在歐洲和日本亦出現了專門的組織“歐洲公司治理機制網絡”和“日本公司治理機制網絡”。為了改善公司治理機制，提高企業競爭力，英國政府正在考慮修改公司法。世界上許多重要證券交易所越來越關注公司治理機制，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內容不僅包括信息披露，而且還越來越強調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這些情況從表1中列出的世界部分地區推出的公司治理準則、原則與建議中，即可窺見一斑。國際公司治理網絡國際公司治理網絡系經美國加州公職人員退休基金會大力呼吁而于1995年成立的非盈利性組織，主要吸收對象為世界范圍的機構投資者。第一屆年會于1996年在倫敦舉行。從此，通過歷屆年會和信息交流，國際公司治理網絡迅速發展成為各國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行為領域的一個國際網絡。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屆年會上有人提議制訂全球公司治理原則及全球行使投票權原則。國際公司治理網絡第三屆全體年會于1998年7月8日至10日舉行。來自17國退休基金公司、基金管理機構及證券交易所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擬定了全球公司治理原則草案，通過了全球股份投票原則。會議對全球公司治理原則草案未進行表決，因與會者普遍認為立即對這些原則通過一項聯合聲明尚為時過早，這是基于以下兩個原因：1）盎格魯-美利堅體系是這些原則的基礎；2）各國有關公司治理原則的辯論進展也不一樣，應讓每個國家各自對此作出決定，以能體現各國不同的法律及市場條件。由于各國的文化及法律體系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