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既“遠”且“近”的目光：林語堂、德齡公主、謝閣蘭的北京敘事面對北京城的“古今并容，新舊兼收”，老向曾經說過，“我在北平住了三十年了，但是我不能說已經認識了北平”。徐訏論及北京的風度時，則如是云，“那些想念與留戀北平的人，是沒有一個能說出北平的好處的。”老舍的名文想北平亦曾坦誠相告，“我心中有個北平，可是我說不出來。”林語堂在輝煌的北京(ImperialPeking,1961)同樣道出北京城之神秘莫測：只有那些“勇敢”之士，才會膽大妄“言”，說在北京或巴黎住上十年，就可了解這個城市。同樣意味深長的是，老舍在四世同堂描畫過一位東方化的英國人富善先生，一位極度癡迷于老北京的“東方主義者”。此公在北京居留三十年，成為熟識首善之都風俗掌故的北京通。他雙眼從不忽略任何北京的舊物，他刻意采集、收藏北京“前現代”的器物，從鴉片煙具、小腳鞋，到花翎、朝珠。他還把自己在北京東南城角租下的三間房命名為“小琉璃廠”。富善先生之愛北平，不遜于他之愛大英帝國，他甚至忘了英國，“眼睛變成中國人的，而且是一個遺民的”。他最討厭那些到北平旅行的膚淺傲慢的外國人，會含怒譏諷道：“一星期的工夫，想看懂了北平？別白花了錢而且污辱了北平吧！”富善先生之夙愿，便是撰寫一部題為北平的杰作。但終其一生，這場“東方的好夢”，這部在富善先生心目中、甚至遺囑上念念不忘的大書北平，始終未能完成。除開現代時期的篇篇個案，我們還可上溯到元大都的時代，那位曾經激發卡爾維諾寫出看不見的城市的意大利探險者馬可?波羅。幾個世紀以前，馬可?波羅曾這樣描繪忽必烈時代的北京城以及自己心中的困惑：整個城市“布滿了方形，像一個大棋盤，用如此嚴整高妙的方式加以布置，竟然使人們無法對之作出恰切的描述。”倘若這首善之都果真如此難于理解、把握與測繪，那么一個人該如何觀看、傾聽、觸摸、研究甚至想象那說不盡的北京城呢？是以浪漫的審美觀照，將北京城的物質生活與精神風貌描摹成一個魂魄俱全的鮮活實體？是以實證主義式的細致精確，在卷幟浩繁的檔案文獻里，追溯北京城的滄桑變幻？是以年鑒學派式的整體關懷，觸摸北京城的經濟活動、社會組織與群體心態？還是在記憶的諸色相中，呈現北京城的人文特色、空間場所、政治分化的和諧與沖撞，惰性與轉型？對小說家而言，一個城市的空間與時間，盡可以縮微成一個個故事與傳奇。理查德?勒漢(RichardLehan)便指出，現代城市的興起密切相關于形形色色的文學運動、流派、敘事模式，譬如“喜劇式現實主義，浪漫式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而與這些文學運動、流派、敘事模式相關聯的亞文類，可謂林林總總，如“烏托邦小說，哥特式小說，偵探小說，外省青年小說，帝國探險小說，西部小說，科幻小說，惡托邦敘事”等。于是，解讀文本便成為解讀城市的一種方式。不過，解讀或觀看城市時的視角，解讀者與觀看者的身份屬性以及他/她與那座城市的關聯，卻又林林總總，因人而異。世阿彌曾經說過，“真正的演員必須善于用觀眾看你的方式即以一種遙遠的目光來看自己”。列維?斯特勞斯即借用世阿彌的論點，用“遙遠的目光”為自己的人類學論文集(結構人類學之第三卷)畫龍點睛，說明民族志學者查考社會的方式：“像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都遠離這個社會的其他觀察家觀察這個社會那樣觀察自己的社會。”具體到觀看北京的方式，筆者愿意將“遙遠的目光”擴展為既“遠”且“近”的目光，以便說明敘事者對北京城既“遠”且“近”的主體位置，以及既“遠”且“近”的主體感受。概言之，本論文刻意選取林語堂(1895-1976)、德齡公主(1886?1944)與謝閣蘭(1878-1919)的文本為個案，他們同為北京城的居住者，也同是身在海外時，以外文(英文或法文)書寫他們的北京敘事。他們因同時濡染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而展露出一種雙重視域，或者說，他們觀看北京城的目光與主體位置可謂既“遠”且“近”：“遙遠”的目光，是準人類學式探詢“異”邦、體味“異”城的方式，是局外人的觀（洞）察與想象；而“近切”的目光，則是北京城的親身經歷者或局內人對自己居住過的城市的閱讀和詮釋。一、林語堂：超越時間/歷史的普遍主義田園都市作為小說家、散文家、哲人、語言學家和“世界公民”，林語堂雖然也象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一樣，擺蕩于都市與鄉村之間，但他既沒有純然以鄉村美學或田園詩學為起點或歸宿，從而批判現代都市與工業文明的罪惡與墮落，也沒有刻意經營深厚、獨特的都市文學。一如他筆下的“快活天才”蘇東坡，林語堂恣意馳騁于鄉村與都市之間，天馬行空，自得其樂。具體到林語堂筆下的北京形象，那是一個“田園都市”，一個“文化之城”與“象征之城”，一個“理想的城市”，甚至是赫然立于古今、中外的“世界城市”。林氏構造的北京形象，正可視為他本人文化普遍主義或普遍主義式“文化翻譯”的具體產物。在京華煙云完稿以前，林語堂1937年8月15日曾在紐約時報發表短文，向美國讀者言傳雖然淪陷于日人之手，卻仍舊迷人的北平，我們不妨將此文與京華煙云相對照。林語堂精練筆墨下的北平，“像一個國王的夢境”，像“一個飲食專家的樂園”，“是貧富共居的地方”，“是采購者的天堂”，有“舊的色素和新的色素”，而最重要的是，“北平是一個理想的城市，每個人都有呼吸之地；農村幽靜與城市舒適媲美”。或者一如他在京華煙云中刻意突顯的，北京城是田園與都市的合體：在北京，人生活在文化之中，卻同時又生活在大自然之內，城市生活極高度之舒適與園林生活之美，融合為一體，保存而未失，猶如在有理想的城市，頭腦思想得到刺激，心靈情緒得到安靜。既富有人文的精神，又富有崇高華嚴的氣質與家居生活的舒適。無疑，這一“田園都市”既容納自然的美景，慷慨的精神，和諧的人/物/事，卻也不乏現代都市生活的舒適與便利。林氏眼中望去的北京，“山丘、樹木、宮殿構成了一組迷人的景色，色彩之組合極為神奇！”這是鳥瞰的視野中所呈現的自然景觀與帝王氣象的彌合，這是同時涵概傳統與現代的全景式烏托邦，時間停滯或被超越，從而留下一種非歷史的、普適意義的城市意象。需要指出的是，林語堂在禮贊北京式的新舊和諧、古典與現代共處之時，卻對上海式的摩登出言不“遜”。在上海頌(AHymntoShanghai)中，他開篇便道，上海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上海的可怕，在它那東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它那浮面的虛飾，在它那赤裸裸而無遮蓋的金錢崇拜，在它那空虛，平凡，與低級趣味。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勞力，乏生氣的報紙，沒資本的銀行，以及無國家觀念的人。上海是可怕的，可怕在它的偉大或卑弱，可怕在它的畸形，邪惡與矯浮，可怕在它的歡樂與宴會，以及在它的眼淚，苦楚，與墮落，可怕在它那高聳在黃浦江畔的宏偉而不動搖的石砌大廈，以及靠著垃圾桶里的殘余以茍延生命的貧民棚屋。林語堂仍舊以簡單化、定型化、甚至刻意丑化的手法，表達他本人對虛浮、畸形、異化之都市文化的否定。他甚至抵觸那標志著“現代化之亮度”的閃爍的霓虹燈，以及凸顯“現代性之高度”的摩天大樓、“那高聳在黃浦江畔的宏偉而不可動搖的石砌大廈”。但實際上，林氏并不排斥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生活內容與生活方式的改進，因為“思想上的排外，無論如何是不足為訓的”，但他一直警醒東、西方文化畸形、怪異的組合，抵制膚淺、摩登的都市現代性，而將自己的“田園都市”理想建構在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城市，如北京、巴黎和維也納。除此以外，林語堂也未忽略北京的“富強”之維。北京之“富強”，不僅見于林氏在輝煌的北京中刻意援引的馬可?波羅的游記，他還在迷人的北平中將北平描畫成一個富麗堂皇的“珠玉之城”，“一個人的眼睛從沒有見過的寶石城”。北京之“富強”還可見于“前現代”北京的輝煌與榮耀，那是北京“莊嚴的設計構想”，以及“雄偉”、“開闊”、“肅穆”的感覺。長篇巨著京華煙云是解讀林語堂北京想像的另一扇法門，林氏本人的大同主義傾向、普遍主義預期、甚至“東方主義”式自我表演，皆可見于他對作為文學文本之北京城的跨文化“翻譯”。京華煙云以家族史講述北京城以及現代中國的歷史變遷，而現代中國的紛紜變幻，卻又在某種意義上，被空間化、凝固到巍然屹立的北京城，一個超級的大寫“能指”。京華煙云從庚子年間義和團反抗“八國聯軍”侵略寫起，到“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止，歷時40年，以姚、曾、牛三大家族的浮沉興衰故事，折射此間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五四運動、“五卅”慘案、“三?一八”大屠殺、語絲派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北伐戰爭、日軍侵華、日偽販毒走私、蘆溝橋事變、“八一三”上海戰爭等歷史事件，展示了多災多難的現代時期錯綜復雜的歷史局面。林語堂也夾敘夾議地涉及孫中山、宋慶齡、蔣介石、馮玉祥、林琴南、辜鴻銘、齊白石、袁世凱、張勛、段祺瑞、曹琨、張宗昌等歷史人物。林語堂給郁達夫的信里有一段話頗富提示意義：大約以紅樓人物擬之，木蘭似湘云，莫愁似寶釵，紅玉似黛玉，桂姐似鳳姐而無鳳姐之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紈，寶芬似寶琴，雪蕊似乎鴛鴦，紫薇似紫鵑，暗香似香菱，喜兒似傻大姐，李姨媽似趙姨娘，阿非則遠勝寶玉。孫曼娘為特出人物，不可比擬。至曾文伯(儒)，姚思安(道)，錢太太(耶)，及新派人物孔立夫(科學家)，陳三(革命)，黛云(女革命)，素云(“白面女王”)，鶯鶯(天津紅妓女)，巴固(留英新詩人)，則遠出紅樓人物范圍，無從譬方。以私意觀之，木蘭、莫愁、曼娘、立夫、姚思安(木蘭父、百萬富翁，藥店茶號主人)、陳媽、華大嫂為第一流人物。蓀亞、紅玉、阿非、暗香、寶芬、桂姐、珊瑚、曾夫人、錦羅、雪蕊、紫薇、銀屏次之。他若素云之勢利、環云之貧污、雅琴之儒弱，鶯鶯之無恥，馬祖婆(朱太太)之專橫。以全書結構而言，木蘭、莫愁、立夫、姚思安，為主中之主。牛黛云、牛素云、曾夫人、錢桂姐、童寶芬，為賓中之主。珊瑚、鶯鶯、錦羅、雪蕊、紫薇、環兒、陳三、陳媽、華大嫂又為賓中之賓。林語堂對于自己筆下人物的安排及評價，他們與紅樓夢人物的異同之處，他們的身份與品格，都在此豐富清晰的人物譜系中一覽無遺。然而近代中國歷史上紛繁動蕩的歷史事件，不過是易逝的變化、若夢的浮生罷了，真正巋然不動的巨型空間，仍舊是那飽經滄桑、兀自挺立的北京城。而北京城內的日常生活，在林氏筆下展露出迷人的一面。京華煙云從商人姚思安家的四合院寫起，“大門口兒并沒有堂皇壯觀的氣派，只不過一個小小的黑漆門，正中一個紅圓心，梧桐的樹蔭罩蓋著門前”，可是姚家的房子“堅固，格局好，設置精微，實無粗俗卑下華而不實的虛偽樣子”，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姚木蘭“卓然不群與堅定自信的風度”得以養成。倘若測繪現代北京的地形圖，這四合院或可視為城中之“城”，一個五臟俱全的日常化空間，一個不無理想化的家居處所。而官宦人家曾文璞的豪宅，也是一個獨立、自足的空間：白墻有一百尺長，門口是高臺階，有二十五尺寬，左右兩邊兒的墻成八字狀接著大門，門是朱紅，上有金釘點綴。門的頂上有一個黑漆匾額，刻著一尺高的金字“和氣致祥”。門旁有個白地撒金的長牌子，上寫“電報局副總監曾公館”九個鮮綠的字。門口兒高臺階前面擺著兩個做張嘴獰笑的石獅子。大門前的橫路正對大門那一段，向后展寬，后門端立一段綠色的影壁墻。曾家大宅第的門前外觀固然輝煌、氣派，而其內部空間則曲徑通幽、值得玩味：除開院子里的假山、魚池、大花盆里的石榴樹，“曾公館宅第寬大，有四層院子深，在正院兒的東側，有一條榆樹交蔭的狹長小徑，還有若干紆回曲折供散步的走廊通往正院兒西邊的幽深的庭院”。如果說老舍筆下的四合院是貧民化的、四方雜處的，林語堂的四合院則是舒適、貴族氣、甚至文人化的。姚思安是商人，但篤信道家思想，與此同時對西方的知識保持開放姿態。某種意義上，姚思安可謂某一類型京城士人的代表，而他雖不堂皇卻別有匠心的四合院，亦可見出姚氏本人的性格與價值趨向。曾文璞則可看作京城官宦人家的典型，曾家的宅第便宏偉壯觀得多。而林語堂通過京華煙云所提供的理想的都市生活，不妨是士、官、商或道家與儒家的理想結合。道家的女兒姚木蘭與曾家的幼子蓀亞之婚約，即是此種理想的痕跡之一種。七百多年的帝都所積淀的文化“神韻”與社會等級，仍舊縈回不散于首善之都的諸色生活空間。林語堂以不同空間之間的禮尚往來，突顯在首善之都宏偉的空間架構中經營詩意的日常生活的可能。這是以四合院為起點或參照系，把目光投射出去，觀看、品味北京城，這是日常生活的詩意與空間詩學的結合：到什剎海看水、賞蓮花，到護城河邊收集露珠烹茶，到中央公園閑坐松樹下，面對紫禁城，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愛德華?薩義德在詮釋加斯東?巴什拉的“空間詩學”時曾這樣說過：一所房子的內部需要一種真實的或想像的親密感、隱秘感、安全感，因為生活經驗似乎要求你這么做。房子的客觀空間墻角、走廊、地窖、房間遠沒有在詩學意義上被賦予的空間重要，后者通常是一種我們能夠說得出來、感覺得到的具有想像或虛構價值的品質：因此，一所房子可以令人心煩意亂，可以充滿家庭溫馨，可以像監獄，也可以像仙境。于是空間通過一種詩學的過程獲得了情感甚至理智，這樣，本來是中性的或空白的空間就對我們產生了意義。北京宏闊的空間為諸色人等提供無窮無盡的機會，在“人”與“城”之間建構出各種想像的、真實的關聯。林語堂英文撰寫的八百多頁的“北京”大書及其詩學空間，對英語讀者而言，是美倫美奐的日用類書，是來自異邦異城的文化百科全書，是對北京城美化、雅化的跨文化翻譯。如是的敘事嘗試，直可追溯到林語堂剛到美國寫的第一部書生活的藝術(TheImportanceofLiving,1937)，他給陶亢德的信，恰可說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