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戰略論文-巴克爾及其英國文明史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關鍵詞：巴克爾英國文明史新史學朱謙之摘要：英國史家巴克爾及其英國文明史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與中國近現代史學的科學化追求有相當關系。是書以探求歷史如何成為一門科學為主旨，在20世紀初年曾出現了四種中文譯本，對當時新史學思潮產生了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五四以后，巴克爾史學在更大范圍上得到了介紹和探討，并且英國文明史又被重新譯刊，說明它對中國史學科學化具有一定的取鑒價值。20世紀上半期，巴克爾及其英國文明史（下文簡稱文明史）在中國的傳播曾出現過兩次高峰：一是20世紀初新史學思潮時期，二是20世紀20、30年代“新史學”運動時段。中國近現代史學的兩次革新運動，途徑不外乎大量譯介西方史學以改造舊史學，然不同時期、不同思想背景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注意到了巴克爾史學，從中不難發現文明史自身學術特點與中國近現代史學所追求的目標存在某種默契。由此，較為全面追尋巴克爾及其文明史在中國傳播和影響的具體軌跡，不無一定的價值。一亨利托馬斯巴克爾（HenryThomasBuckle，18211861）是英國著名的實證主義史家，以其18571861年間所著英國文明史（HistoryofCivilizationinEngland）二卷而聞名于世1。他的著作不同于一般的歷史作品，以很大的篇幅討論史學理論和方法問題。巴克爾認為，人類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歷史同樣受自然規律的支配。過去史家最大的缺點，是他們?；笥诰醯膫饔洝⒄?、戰爭，而忽視了對歷史本身規律的探尋。而又因過去時代關于統計方面的材料太缺乏，使歷史無法成為一種像其他自然科學一樣具有一定規律的科學。在西方近代史學史上，巴克爾可以說是打破傳統史學、力求建立新史學的先驅。19世紀后半期至20世紀初，巴克爾及著作在日本、中國不乏知音。1878年日本文明史學家田口卯吉將文明史譯成日文刊行，對當時日本的文明史學思潮的形成產生了巨大作用2。20世紀初年，文明史多種中譯本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中國史學界對歷史科學理論探索的興趣。文明史在清末先后出現過四種中文譯本：（一）1903年南洋公學譯書院譯刊的英國文明史；（二）通過日譯本轉譯的文明史論，見1903年9月6日政藝通報第15號上海新民譯印書局新書廣告；（三）王建祖譯的英國文明史3，見1904年作新社出版的美洲留學報告中“留學著述介紹”；（四）陸續連載于1906年至1907年清末學部主辦的學部官報第3至第28期魏易所譯的文明史4。文明史論一書，著者署名“伯古路”，譯者是“林廷玉”5，在政藝通報、中外日報都刊登了出版廣告，兩則廣告內容完全一致。茲摘錄廣告如下：是書日本博士譯英國伯古路氏之文明史論也。氏生于19世紀，浸淫于歐風美雨，所見者文明之事跡，所聞者文明之風潮，故潛心研究各國宗教、政治、學術、制度、風土、人情，如何變遷，如何改良，與夫列邦進步之原因，人群開化之結果，考據精確，議論宏偉。日本辰巳小次郎有言曰，氏以稀代之才，著未曾有之書，誠為史家至高無之佳構也。而重譯者又能以龍臥虎跳之筆達之，立論雅正，行文暢快，引證廣博，而新奇道理，深入而顯出。學者手此一書，當有百讀不厭之趣。6文明史論系轉譯自日譯本文明要論，故中譯本未正式出版之前刊登廣告采用了“文明要論”這一書名7。文明要論的譯者是辰巳小次郎，東京哲學書院1887年（明治20年10月）發行。日譯本分二十章，根據英國文明史兩卷本原書譯出，并增補了五章原書所無的內容，即第八章十九世紀英國形勢、第十四章十九世紀法國形勢、第十八章德國之形勢、第十九章美國之形勢、第二十章全篇概要。日譯本不是一種完整的譯本，只是“節譯”，但文明史各章節主要史學思想大體保留了下來。如果文明史論是較為完整地譯自日譯本，那么巴克爾史學在20世紀初已經相當全面介紹到中國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康有為所著的日本書目志介紹了多種文明史作品，包括有法國史家基佐(F.P.G.Guizot，1787-1874)的歐羅巴文明史以及未署著者名的文明要論。據文明要論的日文本，我們可以確定日本書目志中所提到的文明要論一書，即巴克爾文明史的日譯本，這說明1898年前后中國有部分學人對此書已略有所知了。學部官報譯刊的文明史，署“英國白格耳著”，“仁和魏易譯”。譯刊原著第一卷第一、二章及第三章開頭一部分。第一章論研究歷史之方法，論人事之有一定程，人事受制于心靈及身體之公例，不明天然理學者不能言歷史；第二章論物理之影響及于社會之組織及國民之品性；第三章未譯章名。目前所有論著涉及這一問題，都承襲俞旦初先生的說法。事實上，魏易所譯文明史不止這三章。學部官報第155、156、158、160期“選譯書報”專欄所刊歐羅巴文明史卷二，署“英國白格爾著”，“仁和魏易譯”。歐羅巴文明史譯文之前，有魏易所作的按語：當學報發行之初，鄙人曾有白格爾氏文明史譯稿附登報末，后因接譯美國學務統計，遂將第二卷暫停，茲編即其續譯也。原書為議論體裁，但求暢曉，不計復沓，譯者循句追意，但求不與原文相左，至與吾國文章格式是否慰貼，譯者學識淺陋，不遑計及，閱者諒之。8根據魏氏所言，學部官報所刊歐羅巴文明史卷二，實是巴克爾文明史的一部分。筆者所見歐羅巴文明史卷二內容只有第一章，名“自十六世紀中葉至路易十四即位其間法國文化之概觀”。核對1901年美國紐約出版的兩卷本英文原著，始知此章乃文明史第一卷第八章。魏氏說“茲編即其續譯”，說明他至少已譯到文明史第一卷前八章，比南洋公學譯書院譯本多出了三章，但此書第一卷第四、五、六、七章內容并未刊登于學部官報，該問題有待進一步的查考。魏易譯本所據的原著是三卷本的文明史，恰恰與后來1936、1946年胡肇椿重譯英國文化史相同，魏氏所譯那章即胡肇椿所譯英國文化史中冊的第一章：“自十六世紀中葉至路易十四秉政間之法國思想史”，故魏氏說是“卷二”。至于他為何將此書更名“歐羅巴文明史”，可能與此卷以論述法國、西班牙等國歷史為主有關。在文明史四種中文譯本中，以南洋公學譯書院譯本最早。1901年南洋公學譯書院曾在中外日報上向學界宣布譯書計劃，其中就有文明史一種，署“英國白克爾著”9。1903年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文明史，“湯壽潛署檢”，署“英倫勃克魯原本”，“南洋公學譯印”，“光緒廿九年五月第一次活字排印”。分甲乙丙丁戊五篇，即原書第一卷前五章。篇一總論史學考證之原、人事齊次之理。凡人事每受制于心理、物理，故史學與格致有密切之關系；篇二論天然物理于人群組織、個人品質上所施之感格力；篇三論心理學家考察心理之法；篇四論心德、心慧，析心理為二，曰德，曰慧。此篇發明二者之關系，于治化而較其輕重；篇五論宗教、文字、政府三者范移治化之力。南洋公學譯書院譯本前面載有一篇亨利多馬斯勃克魯傳，這篇傳記不僅較詳細介紹了巴克爾的家庭出身、生活經歷、著書過程，而且提要鉤元，把文明史中有關史學理論和方法部分，集中概括出“十條大意”。魏易譯本、胡肇椿譯本、文明要論日文本以及文明史英文本，都沒有發現這篇傳記。所以，有學者認為，“如果這是譯者所撰，則說明當時中國學者對它的認識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和深度。”10通觀這篇傳記全文，除非是研究巴克爾的專家，否則很難想象一般譯者能夠撰寫出如此詳實的傳記，尤其是巴克爾1861年去中東遠游，某日去某地游覽，都有記載，甚至還清楚巴克爾墓志銘的內容和字體，這更讓人懷疑此篇傳記乃20世紀初中國學者所寫。1903年前后，中國對西方的認識雖有很大的飛躍，但對西方史學發展動態所知仍是有限的，如此精要的“十條大意”，普通譯者恐怕很難概括得出。筆者在爬梳史料的過程中發現了此傳的真實身份，它只是“譯作”。這篇傳記系譯自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的“BUCKLE,HENRYTHOMAS”條目，而且它只譯了該條目前半部分的內容，后半部分未曾譯出。茲摘錄兩條“大意”的中譯文和英原文，以資核對：一、從來史家才力薄弱，目炫于人群諸務之繁賾，心懵于統核各國人性特殊之法，與夫各事物之定理，而欲成一諸法具備之史，為史家質學之導，所謂獨為其難者也。That,owingpartlytothewantofabilityinhistorians,andpartlytothecomplexityofsocialphenomena,extremelylittlehadasyetbeendonetowardsdiscoveringtheprincipleswhichgovernthecharacteranddestinyofnations,or,inotherwords,towardsestablishingascienceofhistory.一、文明進步淺深之故，在乎措施適當與否。而措施之當否，非考察不為功。今有一國焉，以純固之精神，用之于文明之措施，凡所考察，皆經歷驗，其國有不日進于文明者乎。不然，措施失當，考察不精，輕信多疑，乖違迭見，其國奚自進乎文明哉。Thattheprogressofcivilizationvariesdirectlyas“scepticism，”thedispositiontodoubtandtoinvestigate,andinverselyas“credulity”or“theprotectivespirit,”adispositiontomaintain,withoutexamination,establishedbeliefsandpractices.亨利多馬斯勃克魯傳中有一段話：勃克魯以著英國文明史得盛名，全書具在，發而讀之，覺理緒深微，節次秩如也。開章專論著史之法，揭其大綱，漸及統核人群進化程途之公例。次乃撮舉各國歷史記載之異同，以發明著史之法，與所謂大綱，所謂統核人群進化程途之公例，如引西班牙、蘇格蘭、日耳曼、合眾國諸國歷史之體要皆是也。11研究者往往藉此認為該傳對文明史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若將此傳與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巴克爾條目對照研讀，我們發現譯者有曲解原文本意之嫌。事實上，原文僅對此書作客觀的評述，“十條大意”只是該書主要觀點的概括，似乎看不出有何“高度評價”的意思。這篇傳記只譯了原文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內容其實對巴克爾及文明史頗有微詞。原文指出，巴克爾否定了種族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夸大了氣候、土壤、食物和自然景象的力量，時常帶有自然宿命論的傾向；他雖收集了大量資料以證明自己的論點，但是嚴密的歷史論證在書中并不多見；他經常改變或扭曲歷史事實，把問題簡單化；他的知識雖然很淵博，但既沒有受過正統教育也沒有經過科學的訓練；他習慣于證明一個觀點的正確性而推論出全部事實，以偏概全；他雖掌握了數量驚人的史料，但思想并不豐富12?？梢?，撰寫巴克爾條目的作者對巴克爾許多觀點持不同意見，他雖然肯定文明史是一部值得重視的著作，書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也值得深究，但并不等于它的結論是正確的。南洋公學譯書院不把巴克爾條目全文譯出，可能出于不想沖談英國文明史在中國正面影響的考慮。二文明史第一卷前五章集中反映了巴克爾的歷史哲學。此書第一章即以“論研究歷史之方法，論人事之有一定程，人事受制于心靈及身體之公例，不明天然理學者不能言歷史”（學部官報譯文）為標題，以表明作者立志建立歷史科學的決心。巴克爾說：“吾人將何恃以為史乎？欲興一空前絕后之舉，殫精竭慮，使史學一門與他類問學之考求精碻者，不相上下，以免學者偏畸之弊斯可矣。今是書悉本此意，雖所成就者與所存想者，未能盡符，而吾仍望吾史之成就，或媲美格致家之成就?！?3他繼18世紀啟蒙思想家之后，把自然規律、自然因果關系引人了史學領域，強調歷史具有內在的規律性。他說：“一凡作事必有動機為之因，二此動機必有前事為之因，三若能盡悉前事及知其設施之理之法，則其間構接之究竟，雖累黍之微，不難察知而預定?！庇纱耍J為只要“取上下古今人事所現之相，悉數研察，以尋求其相通之故”14，那么“通例公理”就能被發現?！坝Q史學于各學之列”15，就必須批判那些以為歷史乃“自由意志”或“預定命數”的結果之觀點。巴克爾指出，“命數本諸神學之幻說，自由本諸心學之臆斷”16。事實上，“蓋凡人動作，循其往事之跡，外雖反復靡定，內實有條不紊”，人的行為受嚴格的因果關系制約，不過是“宇宙間有一大整齊之理”的一部分。歷史規律是客觀存在的，只是“當前學識所及，亦僅能見其大概”，“近世學者考人進步至銳且速，吾謂不及百年，證據益當完密。今形體界內所謂之理，哲學家鮮有非之者，將來倫理界中亦必無排斥齊次之理之史學家?！?7所以，作者堅信“通理公例之無在不著，無物不具”18，問題在于人們是否善于發現、認識它。巴克爾在文明史第二篇“論天然物理于人群組織、個人品質上所施之感格力”，較為全面闡述了他的地理史觀。他認為人類社會如同自然界一樣受制于規律的支配，而對人類歷史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的規律有兩種：自然規律和精神規律。對于自然規律，他說：“細考外物之感人，其最有力者，可類而為四：曰氣候、曰食品、曰土壤、曰萬有現相”。前三者“于組織人群，則獨有大效焉”19。他主張氣候不僅刺激或消沉人類的努力，同時還影響到人類工作的恒心和能力，并察覺到，“活潑之業，為處溫土所樂操者，居氣候炎熱之地，則必不愿就，即就亦有不宜是也?！?0一年中大部分時期的氣候妨礙人們的戶外工作，結果遂造成對于工作或作或輟的習慣，及其浮躁不定的民族性?！叭f有現相”即自然景象，會對人的精神狀態產生直接的作用：天然狀態中之令人恐懼疑駭者，每足以激發人之意象，意象一萌而覺悟即為所制。人觀于天然物勢力之偉大，自覺其力不足以勝之，不期而畏沮之意生，且每措一事，疑難多端，似造化之有意弄人者，又若腦力幼稚之時，驟為某物所震，則后此見而生畏，不暇考此龐然大者究何由而使然，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