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城鄉協調發展:理論與實證的分析摘要:在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提出之際,回顧以往關于城鄉協調發展理論的討論,我們需要深思:城鄉協調發展的實質究竟是什么?正本清源,卡爾多改進作為城鄉協調發展的實質,而建立收益成本評估機制以期實現改進成本的最小化則成為必須要關注的內容。以城鄉產業差異為主要對象的卡爾多改進的優化路徑為通過農村中的產業化發展模式,實現增加非農產業人口、減少農業人口。關鍵詞:城鄉協調發展；帕累托改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全面構建小康社會,實施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是解決城鄉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是不斷擴大內需,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城鄉協調發展思路被認為是具體的有效路徑。圍繞城鄉協調發展問題,學術界對此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以往的大多數研究一直強調城鄉協調發展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忽略了城鄉協調發展是什么的問題,結果導致出現“主觀臆斷”左右“客觀事實”,如各地一陣風式地掀起“城市化”浪潮,導致大量土地被閑置、農地被棄荒。在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被提出來之際,本文從理論上分析城鄉協調發展的本質,將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的；而且,以往的研究大都是“泛泛而全面地”討論,本文在就城鄉協調發展的現有理論與實質內涵進行詳細分析之后,又以黑龍江省為例進行了有針對性的案例分析,進而提出有的放矢的政策建議。一、城鄉協調發展的理論綜述目前,學術界對此研究頗多,我們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1.城鄉協調發展的定義在現有文獻中,對城鄉協調發展的研究很多,許多研究融于城鄉一體化、統籌城鄉發展、城鄉協調、城市化的研究之中。這些概念既有本質的區別,又有內在的聯系。城鄉一體化是城市與鄉村這兩個不同特質的經濟社會單元和人類聚落空間,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區域范圍內,謀求融合發展、協調共生的過程1。統籌城鄉發展作為一種創新理念,從觀念上打破城鄉分割發展的思維慣勢,它表明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協調和處理城鄉關系,解決新時期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指導思想2。而城鄉協調的提出源于我國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城鄉協調是在保存城市和鄉村鮮明特色的前提下,建立一種新型城鄉關系,即效益共享、責任共擔、相互協調、共同發展3。城市化則主要指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的過程,其實質是農民從農業勞動轉為從事工業、商業及其他非農業勞動的社會經濟運動過程。以上概念并不矛盾,只是側重點不同,城鄉一體化重點在最終發展目標,統籌城鄉發展強調整體理念,城鄉協調側重城鄉關系,而城市化則強調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從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特征(結構轉型)與任務(共同富裕)來看,處理好城鄉關系是實現城鄉一體化最終目標的手段；是貫徹統籌城鄉發展整體理念的具體內容；是指導城市化戰略實施的平衡原則。因此,我們強調城鄉協調發展,其主要內涵應該為: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運用市場與政府兩種手段,促進農村人口城市化,逐步縮小城鄉差別,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使城鄉共享現代文明。2.城鄉協調發展的必要性從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來看:改革開放前的城鄉之間一直未能建立起均衡增長和良性循環的關系,導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凝固化；改革開放后的農村生產關系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積極性,解決了曾長期困擾我們的溫飽問題,為城市改革提供了穩固而廣闊的農村腹地,并一度縮小了城鄉差別,城鄉聯系也顯著增強；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的城市改革呈現出勃勃生機和跨越式發展的趨勢以來,城鄉差別又被拉大了,再次凸現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尚未從根本上改變,城鄉經濟仍未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4。目前,城鄉關系不順突出表現為城鄉差距過分懸殊,這已經開始威脅到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所取得的成績,危及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從新時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來看:自十六大以來,建設一個高水平的、全面的、均衡發展的小康社會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為此必須由過去的城鄉分治走向城鄉協調,城鄉協調發展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這為城鄉協調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同時,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不合理與綜合效益不高、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三農問題”為城鄉協調發展又提出了挑戰。因此,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長遠意義。3.城鄉協調發展的內容陳加元認為城鄉協調發展應該包括:(1)統籌城鄉發展空間,協調規劃布局；(2)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協調產業分工；(3)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協調各項服務功能；(4)統籌城鄉生態建設,協調環境保護；(5)統籌城鄉勞動就業,協調社會保障發展；(6)統籌城鄉兩個文明建設,協調社會進步發展5。除此以外,城鄉協調發展還應該包括:使城鄉居民享受公平的國民待遇,擁有平等的權利、義務和發展機會；建立城鄉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機制,64.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主張圍繞政策在城鄉間傾向的不同,我們將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主張分為三大類:(1)以城市發展為重點,優先發展城市,然后由城市帶動農村發展,強調城市的主導作用,把城鄉經濟聯系看成是以城市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一種聯系,通過資源要素從城市到鄉村的流動來帶動鄉村地區的發展,城市的輻射能力越強,其對鄉村推動效應越強7。其理論基礎是建立在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基礎之上的二元經濟理論。(2)出于解決農村貧困問題而提出的“自下而上”的城鄉關系發展政策建議。其主要內容包括加強農村的綜合發展與綜合建設,積極發展非農產業,改善農村人口的生活環境和生存條件；縮小城鄉之間就業機會的差別,減輕城鄉收入不平衡性等。其政策主張基礎最早見于利普頓(Lipton)對于“城市偏向的城鄉關系政策的批評。代表性的學者為托達羅,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相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對農業部門的忽視。(3)城鄉互動發展,建立城鄉間統一的市場體系,依靠中心城市地區的集聚與輻射作用；同時政府扶持農村地區實現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等幾方面齊頭并進,逐步改變城鄉隔離發展、城鄉差距逐漸拉大的局面,實現城鄉互動發展2。其核心是城鄉經濟利益平等,以此作為推動城鄉互動發展的動力所在。該政策主張的理論基礎來源于麥吉(Mcgee)教授于1989年提出了Desakota的概念,即在印度尼西亞語中的“desa(村莊)+“kota”(城市)。二、城鄉協調發展的實質:“卡爾多改進”城鄉協調發展是什么?回答這個問題要先從探討“什么是城市”開始。在中國大社科全書(2002)中城市(city)是指“以非農業活動和非農業人口為主,具有一定規模的建筑、交通、綠化及公共設施用地的聚落,其規模大于鄉村和集鎮,人口數量大、密度高、職業和需求異質性強,是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手工業與農業分離,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引起了商品生產的萌芽和發展,商品交換日益擴大和繁榮,逐漸形成了以手工業和商業為主體的城市,農業的發展產生剩余產品,是城市形成和發展的基礎；農業為城市提供食品和工業原料,特別是輕工業原料；城市工業的出現和集聚、城市人口的增加和需求的多樣化促進第二、第三產業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逐步提高將大批剩余勞動力輸往城市等等又進一步壯大了城市規模。”這樣看來,城市的產生源于農業,城市起步發展依靠農業,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得益于農業,城市的規模與“質性”卻脫離于農業。也就是說,自從城市出現以來,盡管從無到有再到發展壯大,農業功不可沒,但是,城市卻天生地異化于農業,異化于農業發展之地鄉村,城鄉之間天然地在自然環境、人口“質性”、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存在差別。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詞“協調”的意義就在于協調的是城鄉的差別,而從城市的定義來看,這種差別的主要特征就在于產業差別。這里,學術界經常有這樣一個誤解,是需要澄清的。那就是,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經常有某地的農村發展第二、三產業致富,建設起新的生活環境,農民不再或者很少依靠種地維生,大多數農民進入企業從事工作,過上城市化的生活。于是,有的學者就宣稱,城鄉差別協調了。對此,我們認為:當農民脫離開農業生產之時,就恰如當初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產生城市一樣,原先的“農業、農村、農民”就已經不存在或者改變了,成為“非農業、城鎮、市民”。因此,何來城鄉差別呢?原先的“鄉”已經變為“城”了,有的只是“城城差別”(擺脫了城鄉戶籍制度、行政建制差別認識后,從產業發展角度講,這里的農村已經是城市了),我們這里所講的城鄉協調發展應該是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基于產業差別為主要特征的城鄉差別的關系協調問題。正如中國“三農問題”中的農業問題是核心問題一樣,農業問題同樣是城鄉協調發展的核心問題。總之,我們認為,城鄉協調發展的本意應該在于:協調城鄉間的差別,而并非消滅城鄉差別,因為城鄉差別的主要特征產業差別,在目前是不能夠消滅的。至此,我們可以總結關于分析“城鄉協調發展是什么”的理論前提如下:(1)存在城市、農村兩個大的經濟體；(2)兩個大經濟體之間存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差異,其中產業差異是主要的差異特征；(3)每一個大經濟體都有著各自的產出(效用或者幸福)函數,城市為F1,鄉村為F2；(4)兩個經濟體之間有著往來,其結果會產生作用于產出函數的影響P,如果影響是正的,則p0,反之p0。在這些理論前提基礎之上,我們構建理論模型用以說明“城鄉協調發展”的實質,如下:TF=(|i=1,2)Fi+p(i=1為城市；i=2為農村)其中,TF代表整個社會的產出函數(效用函數或者幸福函數)；(|i=1,2)Fi代表無數個城市與農村的產出函數被加總求和。若要獲得max(TF),則需要使得:第一,max(Fi)；第二,max(p)。max(Fi)是城市與鄉村的各自產出最大化問題；max(p)是城鄉之間整體協調產出最大化問題。在Fi既定的情況下,實現max(p)則必定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在Fi非既定情況下,實現max(|i=1,2)Fi+max(p)則可能是一種卡爾多改進,也就是說此時的max(p)可能是建立在對max(Fi)的否定基礎之上。所謂“帕累托改進”即人們在追求經濟效率的過程中,不損害任何人而能使大多數人(在他們看來)變得更好的改變。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了損害,但是總體利益得到了提升,則可以認為是“卡爾多改進”。我們在對一項經濟政策進行分析的時候,明確其是“帕累托改進”還是“卡爾多改進”,有助于我們正確評價其績效,如果是“帕累托改進”則說明該項政策的實施成本為零；而如果是“卡爾多改進”則說明該項政策存在實施成本,進一步需要引起我們關注的則是探討如何縮小實施成本,我們所探討的“城鄉協調發展”問題在較大程度上是一種“卡爾多改進”。因為,如果城市的發展與農村的發展是一種純粹的互補關系,不存在替代關系,則城鄉協調發展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帕累托改進；而大多數情況下,城鄉之間存在諸如“工農剪刀差”、“工業反哺農業”等相互之間的利益交流,這種利益交流實際上是一種替代關系,這種替代在一定時期內實現了整個社會的產出最大化,即max(TF)是以城市或者鄉村的利益損失為代價的,因而實現的在較大程度上是一種卡爾多改進。從中國城鄉間的發展關系來看,無論是生產要素市場還是產品市場等方方面面都存在嚴重的城鄉差距,農村長期以來承擔著中國改革的成本,而這種改革的成就恰恰又主要體現在城市,所以農村所承擔的主要是城市的改革成本。因此,中國經濟整體實力的增長,實現的恰恰就是一種卡爾多改進。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確如下幾點:(1)城鄉協調發展的實質是一種卡爾多改進；(2)城鄉協調發展時,推進落后的農村發展需要付出兩部分的損失,即部分的p和部分的Fi,對Fi的損失就是對城鎮利益的直接損失,而對p的損失則是對城鄉整協利益的損失。一般來講,在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時,必須考慮到卡爾多改進的成本問題,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分解、分擔成本,實現改進成本最小化才有助于社會公平與效率的實現。例如在前一段時間的“城鎮化”浪潮中,大批的農民變市民,但是城鄉的整協利益損失卻處理得不好,即現代化的城鎮設施+無業可就的農民式的市民,一個是現代化的城鎮,一個是落后的農業勞動力,二者無法匹配,不但沒有產生整協利益,反而付出了摩擦成本。當前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又恰恰是推進城鄉協調發展的一條新的舉措,在這項方針策略中,關注卡爾多改進中的成本問題必將有著事半功倍的效果。三、城鄉協調發展的實證分析:以黑龍江省為案例的產業差別分析按照前面的分析,我們明確了產業差別是城鄉差別的主要特征,而城鄉協調發展的實質就在于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