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公正視野中的中國農民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是，由于整個社會過分地以經濟效益為取向，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由于對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基本理念的漠視，致使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這突出地表現在中國農民階層在公正對待方面往往處在十分不利的位置，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包括許多人為造成的問題。這種情形，使得農民的地位從總體上日益趨于弱勢，使得城鄉之間以及農村內部的社會分化出現了某種畸形化的狀態，而且削弱了中國農民發展的潛力，直接妨礙了非農化、城市化的進程，進而對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造成了許多負面的效應。因此，農民的公正對待問題如果得不到妥善的解決，那么，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將是不可能的。一、農民公正對待問題之現狀在考察涉及到農民具體的公正處境問題時，人們往往只是用單一的標準，比如：或者只是以基本生存的滿足狀況，或者只是以機會平等的狀況，或者只是以收入差距的狀況等等來予以衡量，因而對于中國現階段農民所面臨的公正對待方面問題的現狀難以有一個全面和清晰的把握，很容易陷入這樣或那樣的偏頗境地。實際上，如果綜合地以公正所包括的基本需求的保證、機會平等、按照貢獻進行分配（收入的初次分配）以及社會調劑這樣幾項基本規則作為分析視角，那么便可對中國農民有關公正對待方面的具體處境能有一個大致全面的了解。第一，在基本需求的保證方面。應當承認，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農村社會獲得了歷史性的發展：糧食產量在1998年達到了創記錄的51229.5萬噸，2000年也保持在46217.5萬噸；1農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42元；2農村中的絕對貧困人口由1979年的2.2億人降至2002年的3000萬人。中國農村就總體而言已經基本解決了中國農村社會最為基本的需求溫飽的問題。中國農村長期以來就存在著人地關系緊張的問題。2000年，中國農村人均經營耕地為1.98畝。3但是，同以往有所不同的是，現在糧食的單位產量大幅增加，供農戶的日常生活消費已經不成問題；再加上1997年前后開始的新一輪土地延包30年的政策，使得農民在一個相對來說比較長的時期對土地擁有使用權。這些，使得土地對于農民的基本來說，越來越具有了基本的“保障”作用。有關農民“種地養命，打工蓋房子”的說法便是對現在土地此種功能的概括。這也就意味著在糧價不斷波動的市場經濟中，農民在最為基本的生存底線上具有了一定的抗風險的能力，能夠比較長的時期里維持簡單的生產和再生產，從而為維護每個農民基本的“人的種屬尊嚴”確立一個起碼的必要前提。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農村的貧困線定得過低。這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中國農村真實的絕對貧困狀況。2000年，中國農村的貧困線為635元，而國際上通常認定的發展中國家貧困線是每天一美元或兩美元。兩者相距甚遠。如果按照國際慣例，即便是按照每天一美元而且是按照購買力平價的標準來看，那么中國農村里的真實存在的絕對貧困人數顯然也是要遠遠高于3000萬人。第二，在機會平等方面。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結構具有很強的身份屬性。階級身份、戶籍身份、就業身份、所有制身份等等將人們區分為不同身份群體的次級社會制度，構成了一種彈性很低的社會結構體系。4而且，當時的社會流動基本上是處在一種停滯的狀態，城市和農村被嚴格的戶籍制度人為地分成兩個相互隔絕的板塊。1978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整個中國社會在機會平等方面獲得了重大的進展。原來的身份系列開始瓦解，社會流動逐漸正常化和加速化；城鄉之間原本相互隔絕的板塊被打通，城市化程度明顯提高，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0年的36.22%；5人們越來越看重起點的平等而不是最終結果的相似，機會平等、公平競爭的規則愈益為中國民眾所廣泛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講，機會平等對于中國農民的意義更為重大。扶農、重農固然十分重要，但從根本上來看，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在于非農化。“一般地，農民轉化為非農民，從職業轉移起步，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是農民非農民化的邏輯起點。”6就非農化而言，雖然就地的非農化也不失為路徑之一，但畢竟就地所容納的人數十分有限。顯然，非農化的主要途徑當為城市化，換言之，城鄉之間的社會流動對于農民來說至關重要。中國農民向非農化領域的流動有著一種明顯的反差現象：一方面，農民有著強烈的非農化的沖動。按照世界平均的農業生產率大致計算，我國的種植業最多只需要4000萬到5000萬人。所以，大量的農村人口必然會卷入非農化的過程。現在全國有8000萬人以上的民工，而且在未來5到10年左右的時間內，每年需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出1500萬到20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10年內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出的總規模需要達到1.5億2億人才行。7另一方面，在非農化過程中，卻仍舊存在著大量的基于原有“身份”的社會歧視和種種限制，從而嚴重地妨礙了非農化進程。從政府層面上看，對于來自城市和農村的勞動者有時會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種有所區別的對待政策。比如，“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是處于政策劣勢的，并且這種政策上的劣勢可能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期而得不到改善。”某些白領行業和管理行業不允許流動人口進入，而且在流動人口和市民并存的行業中兩者存在著一種不平等的競爭。8再比如，在政府的正式用語當中，將城市中失去工作崗位的人稱作“失業者”或是“下崗人員”，而將農村中實際失去工作崗位的人稱作“剩余勞動力”。本來，這兩個稱謂沒有什么差別。但是，將之同時使用并分別固定地指稱不同的人群，則明顯地反映出了政府有所區別的態度。試想一下，在具體的稱謂方面，來自農村的勞動力都享受不到最起碼的“國民待遇”，那又怎么可能在具體的政策上得到平等的對待。“失業者”或“下崗人員”的稱謂，暗含著這樣的意思：即按照國際上通行的慣例，政府有責任、有義務幫助他們尋找工作機會，而且，在“失業”、“下崗”期間，政府有責任負擔其必要的生活費用。但是，“剩余勞動力”則意味著“多余的勞動力”，而不是“失業者”。因此，政府沒有特別的責任和義務具體地安排其就業，也沒有義務籌措其日常的生活費用。政府層面上的厚此薄彼，于此可見一斑。在具體的工作環境以及城市生活的層面上，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更是倍受歧視。這些進城的農村人口在我國社會身份體系中仍是農民，沒有被國家認可為城市化人口，與仍然滯留在農村的人沒有什么區別，因此享受不到國家給予市民的各種福利待遇。9農民工的工作條件是比較差的，他們往往從事一些低級的工種，勞動強度大，工資偏低，10多年來基本停留在400500元的水平上，10而且其基本的勞動權益往往得不到必要的保障，工資被拖欠的現象經常發生，城市大部分的用人單位對于來自農村的打工者均不交納社會保險費用。北京零點市場調查與分析公司對于北京市來自安徽省的農村流動人口的“安徽村”的一項調查，比較綜合地說明了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職業和生活狀況（見表1）。另外，在城市生活中，農村的流動人口往往受到市民的歧視，他們處在一種邊緣化的狀態，而很難進入城市生活的主流，因而經常是集中而居，盡量同市民的生活圈分割開來。第三，在收入的初次分配（按照貢獻進行分配）方面。公正的分配規則應當是按照貢獻進行分配，即按照勞動投入的數量、質量，按照資金、技術以及管理等生產要素來進行收入的初次分配。對于現有的社會資源如何進行分配，最直接地體現了公正規則的兌現程度。應當承認，同改革開放以前相比，中國農民在按貢獻分配方面獲得了重要的進展。由于分配同自身的切身利益直接結合在一起，由于分配同自身的勞動經營狀況直接掛鉤，因而中國農民在收入初次方面的公正程度大為提高，一舉改變了改革開放以前的那種平均主義式的分配方式。然而，對中國農民來說，舊的分配不公問題解決了，新的分配不公問題卻出現了。其一，從勞動的投入來看，相對其他國家而言，中國農民在極為有限的人均耕地中的勞動投入量是很大的。但是，國家對于農業的實際補貼微乎其微，“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占總支出比重年際間忽高忽低，起伏不定，未能形成一條穩定的軌跡。”11再加上糧食價格近年來不斷走低，從1997年2000年糧食的市場價格下降了40%。12所以，農民從種植業中所獲甚少。其二，從生產要素的投入來看，農民缺乏資金、技術，對土地只有使用權而且人均耕地極少，所以，中國農民很難談得上在這方面得到多少回報。除此以外，中國農民所擁有的往往只是勞動力本身了。但是，在中國社會，不僅是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富裕”勞動力，就是城市也同樣存在這一問題。于是，中國農民的充分就業問題難以得到順利的解決，進而按貢獻分配的公正規則也難以充分的兌現。更為嚴重的是，中國農民的負擔尤其是額外負擔過重。就總體而言，目前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只能維持在一個簡單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水準。1999年，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是2210元，而家庭經營費用支出是599.72元，購置生產性固定資產是57.63元，生活消費支出是1577.42元，這幾項支出相加為2234.77元，已經超出了純收入總額。13而且，同城市中的就業者相比，農村中的就業者沒有社會保險一說，因而無形中又少了一塊收入，并導致很脆弱的抗風險能力。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之下，農民交納的各種費用的增長幅度遠遠高于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幅度。1985年農民所交納的“正稅”（農業各稅）為42.05億元，到200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465.31億元，增長了11倍；而農民的人均純收入1985年為396.6元，2000年為2253.42元，只增長了5.67倍。14在國家的“正稅”之外，農民還要交納許多額外的費用，如各種各樣集資甚至包括農網改造的費用其數目總額往往要超過國家的“正稅”。據有關部門統計，1997年農民承擔的“提留”、“統籌”、“以資代勞”等費用，全國人均約為180元，占上年人均收入的10%以上，占農民現金收入的16%，已遠遠超過“上年人均收入5%”的最高限。除此而外，農民負擔還來自請客送禮、中小學亂收費、看病亂收費及高價電費等。15實際上，這是一種超經濟剝奪的現象。現在，本應由國家承擔的農村義務教育實際上是由農民在負擔；龐大的基層政權的運轉費用大部分也是由農民在承擔。雖然國家三令五申規定農民交納的各種費用不能超過純收入的5%，而且農村狀況統計數字的水分經層層過濾，到了國家統計局這一層所公布的數字真實度大為提高。但農民交納各種費用是按鄉村的統計數據（初次統計數據）為準。這種統計的水分較大，據保守的估計，其水分在20%以上。所以，農民免不了在實際中多交各種稅費。在城市，居民交納所得稅是有起點條件的，即有收入且每月收入超過800元人民幣者。但在農村，不管收入多少，不管老幼皆要交納各種稅費。這顯然很不合理。再者，農民在一些同樣的日常生活必需項目的開支中，有時要比城市居民高得多。比如，城市居民用電是每度0.4元左右，而農村居民用電則往往是每度0.8元左右，無形當中又多增加了一部分額外負擔。由上可見，中國農民在收入分配領域往往是處在一種不公的境地，即：該得到的往往沒有得到，不改拿走的卻被拿走了不少。第四，在社會調劑方面。社會調劑的主要內容是，立足于社會的整體利益，國家對于初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其目的在于使社會成員普遍地不斷得到由發展所帶來的收益，進而不斷地增進社會的整合性和合作性，不斷地提升使社會發展的質量。就總體而言，農民是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其基本的權益和社會地位本應靠社會調劑來維護和提升。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國家在這方面的相關做法還沒有到位。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于農民基本權益的維護還很不夠。有學者指出，公民權是一個潛在的獨一無二的資源，尤其是對于哪些缺少其它種類資源的人來說，這一問題更加突出。16以此反觀中國農民的現狀，很有些實際的意義，至少提醒我們應當多關注農民的基本權益問題。比如，勞動權是農民基礎性的權利，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顯然，大部分在農村中耕種土地的勞動者被排除在勞動法之外，相應地，農村大部分勞動者勞動的基本權利也就無從保護了。再如，農村居民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本來，社會保障一個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對于全體國民的普惠性和一致性。但是，現在城市和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分為兩個板塊，國家的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工作重心是在城市而不包括農村居民，厚此薄彼現象十分明顯，致使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嚴重滯后，中國農民缺乏有效的社會安全網，難以應對人生及市場經濟的風險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如“人民公社”時期。另外，中國農民還缺乏表意的基本渠道。其二，對于改革過程中農民所付出的代價沒有予以應有的補償，對于農民以往所做出的貢獻缺乏追加性的回報。改革意味著社會利益結構的調整，在改革過程中會有一些社會群體在利益方面出現某些損失，付出一些代價。因此，國家應當基于社會的整體利益，從獲益比較多的社會群體那里截取一塊利益對代價較大的一方予以必要的補償。在中國現實的改革過程中，農民所付出的代價應當說是比較大的，其收入增長的空間十分有限，其就業機會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其耕地面積在不斷地縮小，其來自于國家的福利待遇微乎其微，其居住地遭受到工業化過程中嚴重的環境污染，等等。但是，目前國家對于農民的這些代價并沒有予以應有的補償。另外，從代際公正的角度來看，農民對于中國現代化事業的貢獻度同社會應有的回報度不成比例。據統計，從19521986年，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隱蔽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巨額資金，加上收繳的農業稅1044.38億元，34年間國家共從農業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