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村籍、地緣與業緣一個中部中國村莊的社會分層Abstract：NanjieVillage，acommonvillageatcentralHenanProvincebefore1980，hasrisenthroughdevelopingcollectiveeconomyafter1990，thusfinishedthehistoricaltransformationfromtraditionalvillagetoindustrializedone，andsocialstructurebecomemoredifferentiatedandconstitutedvillage-holdsystemtoprotectitsowninterestsfromthetraditionalonesandtointegrateitsinnerorder.Thesystemhasdevelopedtoaintegratedsystemrelatedtowage，socialwelfare，labor，education，medicalcareandevendailylifesuchasmarriageandmourning.Suchsystemthushasinstitutedcommunityandvillagestatusidentificationandthebaseofthesocialstratification.ThissystemistheproductionofsuchspecialsocialbaseastotallycollectiveeconomyandthewelfaresystembasedonitinthePeoplesCommuneSystemperiod.Becausecollectiveeconomy-basedwelfaresystemnormedthevillagersthoughtaswellas“ensuring”theirdailylife，thevillagershadtodependonthesystem.提要：南街村是豫中平原上一個村莊，1990年代迅速崛起，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大辦工業，完成了村莊企業化的歷史性轉變，并逐步形成自成體系的一套村籍制度，目前它已經演化成一種與工資、福利、就業、教育、醫療乃至婚喪嫁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制度綜合體系，由此而形成的社區身份界限，成為村社區的社會分層的基礎。在南街村，村籍制度的產生及其存在有其特定的社會基礎，它是這個村莊完全徹底的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福利制度的產物，其中既有對村民生老病死的“保障”，也有對村民思想行為的“規范”，對村民的約束力和管制力遠遠大于外來人。而且，村民對村莊的依附性愈大，這約束力和管制力也愈具威力。一、研究的問題與方法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我先后在豫西、豫東、豫北、豫南的若干農村社區作調查，近年來則集中專注于豫中平原的一個著名村莊南街村的個案研究，并由此推及南街村及其所處中原地區的歷史、文化、觀念、體制諸方面的深層問題，深感“精神制約”、“制度安排”在社會經濟變遷中的重要性。南街村是一個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迅猛崛起的中部中國村莊，以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著稱于世。隨著集體經濟的迅速發展，南街村已完成了村莊企業化的歷史性轉變，社會階層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在這里，傳統村社的邊界已被打破，并且隨著新的社會成分的生成和新秩序的建立，已形成一套自成體系的村籍制度。本文采用個案研究的方法，根據對南街村的田野調查，具體描述這一變遷過程，分析探討這種村籍制度形成的條件背景，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對整個社區發展以及社區中人的發展的影響。二、人口南街村回漢兩個民族多姓聚居，2000年，全村839戶，戶籍人口3187人。其中漢民761戶，2869人，約占全村人口的90%，回民78戶，318人，約占全村人口的10%.至今800多戶原住居民共103種姓氏，其中王姓最多，約占全村人口的25%，分為5支，共一個祠堂。其次為李、趙、張、賈、耿，合起來共約占15%.長期以來比較分明地按民族姓氏門宗聚居。人民公社時期，南街村生產大隊，共有13個生產隊，按居住地劃分。一四隊集中聚居著大部分王姓家族，其中一隊和二隊在城外“南關”，傳統務農為主，大多是莊稼人。三十三隊在城內“南街”，傳統上多為小買賣生意人，十二隊和十三隊是回民隊，其中也有少數漢民。搬遷新的村民樓后，徹底打破了原有家族鄰里和民族關系，按村民樓劃分為22個村民組。近十幾年來，隨著南街經濟的迅速發展，進入南街企業的外地職工，最多時已逾萬人，是本村總人口的3倍多，是本村就業人口的6倍多，大大超出本村原住人口，社會人口構成已發生很大變化。由于工種性質，女工多于男工。1999年1月，企業職工總數10207人，其中男4972人，女6075人；村民1048人，非村民9159人。外工流動性較大，有進有出，總數差額在100200人之間。春、秋季招工時調入的較多。從1991年起，南街村先后吸收一批“有突出貢獻的”外工為“南街村榮譽村民”，高薪聘請了一批工程技術人員長住村內，這些人享受南街村的大部分福利待遇，成為南街村的常住人口。由于招工有一定的條件規定，外工的年齡大多在1825歲之間，文化程度初中以上，身高女1.60以上，男1.70以上，因此，外來人口的平均素質優于本村村民。此外還有工商法司稅務銀行等常駐南街單位的工作人員，合資企業外方人員以及村學校、幼兒園教師，南街村希望藝術學校師生等等，數百人。三、身份概念之界定要說明這個村莊里的人和社會分層，須事先界定幾個有關的概念。通常村里人的觀念里，有本村人、外村人、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這些可看作是一種文化的界定，一種文化概念。這種概念通行于一般鄉村民間。而現在南街村各種文件中正式使用的，有嚴格界定的概念是：村民、職工、榮譽村民。這些概念不單單是具有文化意義的符號，還表示界定著利益分配的權利，是一種具有實質權利意義的經濟概念。這是南街村特有的概念。村民，指一切有南街村戶籍的人口。職工，指一切在南街村企業工作的人，其中有南街本村人，更多的是外來打工者。人們曾經將企業里的本村人稱為“內工”，外來打工者稱為“外工”。為了加強團結，共同奮斗，村領導集團經研究宣布，不準再使用“內工”、“外工”的稱呼，而一律稱“職工”。榮譽村民是一個新的身份概念，分為兩類，一是戶口已不在村里，回村參加企業的本村人；二是從外來職工中提升而來的有特殊作用或技術專長的人，對此有專門的文件規定。本村人的榮譽村民與非本村人的榮譽村民最顯在的區別標志是，前者住村民樓，后者住榮譽村民樓。南街村實行工資加供給的分配制度，榮譽村民享受村民的福利待遇。“本村人”并不等于村民。村里人的“本村人”的概念里，除了村民，還包括戶籍已遷出、在外地生活工作的原南街村居民，甚至包括戶籍從未在南街村、但祖籍南街村的人。這些戶籍不在南街村的“本村人”，與村里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企業發展初期，他們如果回村參加企業，便成為榮譽村民；沒有回村，也在南街村擴大與外界的聯系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南街村在發展經濟開拓市場方面很注重利用這部分社會資源。“外村人”指在南街村企業里打工的當地人，他們來自鄰近的村莊或縣城，與“本地人”基本屬同一范疇。“外地人”指離村莊距離較遠的外省市人，“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區別標志主要在口音，本地人與本村人說同一種口音，而外地人與本地人口音有較大不同。南街村還有一些常住村里，受到特殊優待的外地人和日本人，他們是村企業高薪特聘的技術專家，合資企業的外方老板、資方代表和管理人員，國外設備的銷售商及安裝調試人員。國內的技術專家們住在一個四合獨院內，配有一個專職炊事員負責他們的伙食。一些日本合資方人員住在村里稱為“合資樓”的日本式小洋樓里，也有專人負責伙食。以上這些人都與村企業有關系，無論村民與非村民都有一種業緣的關系。還有一種非業緣的外來人口，他們是村里各種工程的建筑隊與來村里販賣瓜果蔬菜和日用品的小商販。1997年，村里開放了一處“自由貿易市場”辟有攤位店鋪，可以賣服裝、農具、電器、化妝品、肉蛋、水果、蔬菜等等。南街村不允許本村人搞個體經濟，這些個體攤販全是外來商戶，南街村向他們收取一定的管理費。對這些概念進行清理和界定對于研究社會分層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些概念表明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其產生的本身就已具有廣泛深遠的社會意義。四、地緣與村籍南街村地處縣城，1949年以前社會成員構成小市民成分居多，南街村的身份認同融合于整個縣城，自認為“城里人”，而沒有“村”的概念。1949年土改時，多數人分了土地成為農民，不分土地的仍是市民，“當時憑自愿，絕大多數人愿意要地，就都成了農業戶口，不分地的就是城鎮戶口”（劉坤嶺訪談錄，注）。之后，從個體農民到集體農民，其間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作為農村社會最基層的社會組織，這里的行政區劃是不斷變動的，直到1959年成立南街生產大隊，才算有了較為清晰的行政邊界。但是地域的邊界仍然難以劃清。居住在縣城內的公社社員，雖然各大隊有一個大致的范圍，但東、南、西、北四個街區的住房以及村民與市民的住房，都有“插花”（混雜），很難劃出一個清晰的邊界，同屬一個大隊的人，從親緣關系上講，未必比與另外一個大隊的人更近。這種情況使得南街村不同于中國農村一般的自然村落，長期以來它與周邊社區沒有十分明確的地域邊界，也沒有一般自然村落里那么強烈的家族觀念。同時，長期以來，低下的經濟、社會地位，使這里的人只想流出去，而并不排斥別人流進來，作為一個農村社區，從這一點上說它的邊界是開放的。走出農村進城當工人是當時村里人十分向往的“跳龍門”。南街村以其位處縣城的“地利”優勢，近水樓臺先得月，在歷次征兵、招工時，都有不少人通過各種關系進入城市。或者徹底“農轉非”，戶口遷進城，身份不再是農民；或者“亦工亦農”，雖然戶口仍然留在農村，但是所從事的已不再是農業。那時候他們不僅不在乎自己的村籍，還要力圖擺脫它。而從外面進入南街的人，大多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劃為各種“分子”的人。比如張先皋，據說解放前曾任武漢三鎮都督，“原是北街人，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南街勞動改造，是全體壞分子的頭兒，平反后又當上了縣人大常委會委員，前兩年死了，家屬都在南街，算南街人了，現在老伴在南街敬老院”（王國彬訪談錄）。這說明以往南街村的地緣邊界并不嚴格，向外，是向上流動，向內，是向下流動。村里人開始注重地緣關系和戶籍身份，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80年代中期，南街村集體企業開始起步，急需人力物力的支持。而村里的青壯勞力大多分布在縣城里的各個部門或工廠，政策放開以后，還有不少人搞個體經營。當時南街村黨組織號召人們回村為發展南街村的事業做貢獻，并實行集體福利政策凝聚人心。1990年代以后南街村經濟迅猛發展，生活水平明顯高于周邊農村。企業的大發展也將大批外來人口引入村內，許多外來人不僅在南街村企業打工，還有想在村里長期定居下來的趨勢。于是矛盾產生了：一方面是經濟發展需要引進大量外來勞動力；另一方面是發展帶來的利益，只想讓“自己人”共享，而不愿與“外人”分享。于是他們開始重視并強調地緣關系和村籍，制定了關于職工福利待遇的有關規定等一系列政策，逐步形成自成體系的一套村籍制度。五、社區身份與職業分化在這里，村籍制度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一種與工資、福利、就業、教育、醫療乃至婚喪嫁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制度綜合體系，由此而形成的社區身份界限，也就成為村社區的社會分層的基礎。大體說來村里存在8種身份群體（加：各群體分別占村人口的比例）：1、本村人。這里是指實際生活工作在村里的南街村人，包括擁有村籍的村民和沒有村籍的本村榮譽村民。他們在職業與福利分配上沒有區別，在村里擁有最優越的職業位置和社會身份。全村這樣的人口3000多人，其中企業職工1700多人，約占企業職工總數的15%.本村人在企業里大多從事管理類工作，用他們自己的話說：“賴好是個人都是頭兒”。2、外來榮譽村民。至2002年已有300多人，約占職工總數的3%.他們大都是企業的業務骨干，少數是中層管理人員，但都是副職。雖然享受村民待遇，但究竟還是外來人，缺少本村人的主人姿態和心態，地位不那么穩定，隨時有離去的可能。3、一般打工者。最多時超過萬人，1998年以后，企業內部改革“減員增效”，人數維持在8500人左右，占職工總數的80%以上，都是一線工人。他們流動性很大，是村社區中社會地位最低人數最多的群體。4、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