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其它相關論文-村莊治理中三重權力互動的政治社會學分析內容提要：近1個多世紀以來國家權力在鄉村的日益深入與近20年村落社區自治權的迅速成長，村莊場域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國家村莊精英普通村民的三重權力互動格局。其中國家權力通過宏觀制度的導入和鄉政權力發揮對村莊的控制和滲透；村莊精英在村落場域的三重權力結構中，居于承上啟下的中介地位，構成村莊三重權力互動的交叉點和集合部；村民則掌握著村級治理的所有權，但又必須委托給村莊精英特別是體制內精英行使，在實踐中，可能產生委托代理矛盾。隨著村組法的頒布和貫徹實施，特別是村民委員會直選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和村民代表會議的進一步完善，村落場域三重權力結構非均衡狀況正逐漸改變。關鍵詞村莊治理權力政治社會學一、問題的提出與立論村莊政治是理解鄉村社會政治性質的重要領域，而對村莊權力結構的分析則是理解村莊社會政治的基礎。所謂村莊權力結構，是指村莊各主要權力主體之間模式化的互動關系。對中國農村村莊權力結構的研究曾有兩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紀中葉前后，費孝通在研究傳統鄉土中國的權力結構時候，區分了村莊中同意權力、橫暴權力和教化權力這三種基本的權力類型，特別強調教化權力在傳統鄉村基層治理過程中的突出作用1。杜贊奇考察了20世紀上半葉華北農村村莊權力結構的變化，區分了贏利型經紀與保護型經紀2。黃宗智分析了在華北和長江三角洲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態、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結構對于村莊權力結構類型的影響3。第二次高潮是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由于國家權力近1個世紀以來在鄉村的日益深入與近20年村落社區自治權的迅速成長，造成了空前復雜的權力互動呈現于村莊場域，構成了中國底層農村政治的動態的和主要的層面，因而成為理解村莊政治拼圖的關鍵和衡量農村政治發展水準的重要標尺，也就自然成為近年鄉村治理研究領域的熱點。國內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眾多學者以及海外漢學界從各自的學科視角出發，對村莊結構進行了比較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研究內容上不斷拓展，在研究方法上不斷創新，其成果燦然可睹，觀點迭涌紛呈。概括起來，這些研究主要是從兩種不同的視角分別展開的，一是對村莊內部各個權力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研究，二是對國家與村莊的關系進行研究。前一種研究思路側重于分析探討村莊權力在不同的家族、不同的自然村或者不同“片”乃至不同的人們之間的分配，進而對村莊權力結構的特征進行概括，這種研究實際上可以被稱為“村莊權力結構的內部研究”。賀雪峰以江西的個案說明，人民公社時期及以后一段時間，有些村的干部在姓或者片之間的分布不僅逐步形成了固定的比例，而且由哪一片或者由哪一姓擔任一把手或者二把手，都逐步固定化了，他將這種現象稱為“模化”。4仝志輝也以江西的個案村為依據探討了類似的現象，提出了精英均衡的概念。梅志罡所觀察的個案村，“在村治權的分配上歷史地延續一種族姓均衡機制，這種機制表現為：（1）村級主官不集中在同一姓氏，往往大姓、小姓各一；（2）全村村官在族姓間席位分配上的均衡”。他將這種現象稱為“均衡型村治模式”。仝志輝、賀雪峰還采用“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層分析工具，借助這種三層分析法，他們認為可以理解當前村莊權力運行的狀況特別是村級權力的合法性狀況5。更多的研究傾向于直接分析國家與村莊的關系，這種研究實際上是一種“村莊權力結構的外部研究”。其主要分析工具是國家-社會關系分析框架或市民社會理論。實際上，國家-社會關系與市民社會理論不僅是村莊權力分析也是分析農村政治發展甚至整個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的主導研究工具。起初，人們強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獨立，對“市民社會”的倡導不遺余力。隨著討論的逐步深入，人們逐漸超越了這種簡單化的模式。周其仁對中國農村產權的研究雖未完全擺脫這種簡單化框架，但他已強調了村莊與國家之間的交易和博弈及彼此間的日常互動6。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國家與農村社會之間并不是簡單的零和博弈7，而是更為復雜的互動關系。8王思斌等人對鄉村干部之間的交往結構以及管理區干部與村干部的互動過程與行為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孫立平等人以華北地區一個鎮的訂購糧的征收為例，分析了在正式行政權力運作過程中，權力的行使者將人情、面子等日常生活準則和民間觀念引入權力行使的過程9。周曉虹則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野下對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農民政治參與的狀況及意義進行了深入系統的比較研究10。海外漢學界對中國國家與農村互動關系的研究，除了運用國家-社會關系或市民社會理論，還采用了法團主義理論。前者如懷特在對浙江蕭山地區民間社團的研究中發現，與改革引發的社會經濟變遷相契合，在國家與經濟行動者之間，一種非正式的、非官方的民間經濟和組織正在出現，它們與國家體制的界限日漸明顯，活動空間正在擴大；后者如克利赫發現，農民間的沖突以宗族聯結作為社會單位，其組織形態不是體制外的身份集團，而是跨越體制內外的同宗集團，很多時間，沖突不是發生在農民和干部之間，而是發生在一組干部和群眾與另一組干部與群眾之間。宗族網絡模糊了國家和社會、干部和農民之間的界限。11美國的簡奧伊（JeanOi）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農民一書中，自稱她并不過于關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力量消長，而是更樂于討論二者之間的互動方式12。這些研究將“國家社會”范式推向一個新的深度。崔之元在“國家社會”的兩層分析法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三層分析法，即“上層”（中央政府）、“中層”（地方政府和新興資本大戶）、“下層”（廣大掙工資謀生的老百姓）。崔之元認為，從中央政府與普通民眾的“上下聯盟”來制約“中間層”地方精英的離心傾向，只是“上中下”三者良性互動的一個環節，另一個環節是“中間層”對“上層”過度集權的制約13。精英結構是村莊權力結構的重要側面，因為在村莊權力的內部和外部結構中，村莊精英居于承上啟下的中介地位，構成村莊權力互動的交叉點和集合部。因此對村莊精英的分析可作為村莊權力結構分析的切入點。實際上，近百年來，中國大陸鄉村精英的地位、作用一直是海內外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關注的焦點。如早期的“雙軌政治”14、“士紳操縱”15、“士紳支配”16、“經紀體制”17，近期的“主人代理人”理論18、“邊際人”理論19、“庇護關系”理論20等，這些概念（理論）多少帶有當年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理想型概念的印記，即依靠財富、權力和聲望這三個范疇進行定義。其后吳毅又提出“村治中的政治人”的概念21，黨國印闡述了“鄉村權勢階層”現象22。王漢生則研究了農村工業化對農村精英構成及其相互關系的影響，她不僅揭示了鄉村工業化引發精英結構和關系變化的復雜機理，而且在分析精英構成地位差異時劃分了四種“理想型”鄉村社區，富有啟發性23；總的來看，上述研究已達到相當深度，但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第一，對具體村莊的權力結構進行實證或個案研究時，缺乏有解釋力和包容力的分析框架，在理論預設方面顯得比較薄弱；第二，對當下村莊權力的互動結構的研究不夠；第三，在研究視角上，關于村莊權力結構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互脫節，因而不足以描述與解析當前村莊治理的實際狀況。本文則是以前兩類研究為起點，把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特別是個案研究相結合，建構村莊場域中國家村莊精英普通村民的三重權力分析框架。具體地說，本文的研究按以下思路展開：第一，分析村莊權力結構特別是國家與村莊的關系（村莊的外部權力結構）的歷史演變，即從傳統的的村莊雙重權力結構（國家鄉紳）到人民公社時期村莊單一權力結構再到改革以來村莊三重權力結構（國家村莊精英普通村民）的嬗變；第二，對當下的村莊權力結構作分層（三重）研究：一是自上而下滲透到村莊的行政權力。二是由村莊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直接行使的自治權（“村治”權力）。三是村級治理的最終所有權，其主體是普通村民，他們是村莊精英們特別是體制內精英的直接授權（委托）者，也是“鄉政”權力（通過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的間接授權者。通過三重權力的分層研究，就把“村莊權力結構的內部研究”與“村莊權力結構的外部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在這一框架中，以鄉政組織為載體的“鄉政”權力運行是國家權力與社區權力互為滲透、互為影響的連接點，因此也是“村莊權力結構的外部研究”的核心；而直接行使“村治”權力的村莊精英在村莊權力結構中居于承上啟下的中介地位，構成村莊權力互動的交叉點和集合部，因此對村莊精英的分析是“村莊權力結構的內部研究”的基點；第三，著重研究三重權力在村莊治理中的相互作用。因此作為本文核心概念的村莊權力結構其實質即是村莊體制內權力與體制外權力，“鄉政”權力與“村治”權力以及所有權與使用權之間的互動關系。它集中體現在村莊各權力主體運用村莊內外各種資源的互動過程中。二、村莊權力結構的歷史演變一般來說，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上，中國從國家于社會之中產生之日起便反過來侵吞了社會，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政治系統與一盤散沙的弱小社會并存，表現出強國家、弱社會的基本特征24。詩經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類的經典辭句，表明國家取得了對社會的無所不在的統治權，但是，國家對社會特別是廣大農村社會的實際控制在深度、廣度和力度上受人力、物力和財力以及治理能力等的限制，仍有其界限。由于小農經濟是彼時社會的基本經濟形態，它分散于地域遼闊的農業村落，以家庭為單位，自給自足，較為獨立和封閉，國家自上而下的權力從未深度介入到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與市場條件下國家通過改變一個經濟參數就能實現社會的聯動形成對比）。馬克斯韋伯在分析傳統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時，有過這樣一段概括：“事實上，正式的皇權統轄只施行于都市地區和次都市地區。出了城墻之外，統轄權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減弱，乃至消失。”25因此，“在中國，三代之始雖無地方自治之名，然確實有地方自治之實，自隋朝中葉以降，直到清代，國家實行郡縣制，政權延于州縣，鄉紳階層成為鄉村社會的主導性力量。”26W古德先生則從著重分析了鄉村宗族勢力在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強大勢力：“在帝國的統治下，行政機構的管理還沒有滲透到鄉村一級，而宗族特有的勢力卻維護著鄉村的安定和秩序”27。既然有2000多年封建傳統的中國是一個有著同樣悠久的鄉村自治傳統的社會，那么：1、在行政權力僅延于縣級邊界的條件下，為什么國家還能對整個社會進行高度的整合？2、鄉村社會在國家行政權力缺位的情況下，為什么能夠保持高度的穩定？首先，皇權至上與家國同構實際上就使中國封建社會形成了一個“差序格局”，28它猶如一“無形而無所不在的網絡”牢牢地把握著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盡管國家沒有全面介入農村社會生活，但是，由于農村社會的自治主體作為權勢階層的鄉紳與封建王朝有著緊密的聯系。他們一方面期望自己得到官府的賞識獲取一官半職，另一方面又需要依重國家權力維護自己在農村社會的權威。實際上，鄉村自治社會的非政治性權力與國家的政治性權力相比，其等級性、專制性并無二致。這樣，鄉紳階層實際上就與封建皇權之間達成了一筆廉價交易：國家無需以昂貴的成本直接滲透于鄉村社會，而是借助鄉紳階層獲得在農村的“合法性”；鄉紳階層也不需要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而是借重國家的權威獲得了他們直接控制鄉村社會的“合法性”。因此，在以宗法、倫理、差序這支“看不見的手”實現國家對鄉村社會高度整合的背后，實際上是看得見的共同利益。其次，由于鄉紳階層依重了國家的權威，從而使鄉村社會的非政治性權力獲得了等級性和專制性，這樣就容易讓自治共同體內的農民感覺到，如果他們不服從鄉紳階層的統治就會直接面對國家機器的鎮壓。小農經濟的分散性使得農民近乎與外界處于隔絕狀態，同時，家庭經營形式也使其角色分化和社會分工的程度比較低，彼此間缺乏持久的互動關系，農民在建立正式的集體性組織方面面臨的困難非今天的標準所能衡量29。因此，對于那些試圖反抗的農民來說，他們尋找同盟者的成本實在太高，以致于其對鄉紳階層的不滿只能停留于心理層面。況且，鄉紳階層作為鄉村自治主體的局面在當時的制度下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無論如何農民總是希望在自己耕作與生活的土地上能夠保持一個安定的秩序，盡管這種秩序的保持可能是以犧牲自己其他方面的利益為代價（如給地主服勞役等），但是，對秩序價值的高度張揚使他們認為這種犧牲是值得的。而在傳統的農村，最有資格為農民提供秩序的人就是經濟上富有的鄉紳階層，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對鄉村社會的安全和秩序提供充分的經濟支持，窮人因為缺乏經濟基礎自然也就難以在同樣是窮人的農民面前獲得號召力。亞里士多德在分析政體的類型時，把由平民掌權的國家稱為暴民政體，意在揭示政治權力必須與經濟基礎相對稱，否則只能導致權力運行的失序。同樣，馬克思把經濟基礎的變更放在了社會制度更替的首要位置，中國共產黨于建國后在農村推行的一系列變革，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都是以農村的土地改革為基礎的。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中國封建時代國家與社會高度整合關系模式的維持，動力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封建皇權、鄉紳階層的利益互動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國家鄉紳階層的雙重權力結構；二是宗法倫理與風俗習慣的張力。如果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宗法倫理與風俗習慣實際上是規范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非正式制度，而現實的利益關系則是這種非正式制度對制度適用者的報酬。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條件下，這種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模式非但很難獲得制度創新的動力，相反會形成一個自我維持、自我強化的報酬遞增格局，也即國家、鄉紳階層（甚至農民）都會認為自己是當下制度安排的受益者。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是一個超穩定的等級社會，其原因概出于此。在鄉村自治條件下，由于國家對鄉村社會的統治靠的是一種利益交換關系和宗法倫理等非正式制度紐帶，所以，隨著統治者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