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從汶川地震報道看危機報道模式的突破摘要本文結合512汶川地震報道的新突破提出危機報道模式的突破與發展方向。關鍵詞危機全息報道模式AbstractThispaperproposesthedirectionforcrisisreportmodebasedon5.12WenchuanEarthquake.Keywordscrisispoliticizationmulti-levelreportmode危機是社會的常態，是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也是媒體報道的主要環節。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關鍵時期，也步入了新一輪的危機高發時期。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危機事件和危機報道已經突破了一國的界限，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危機社會背景下，新聞媒體如何面對危機、報道危機已經關乎到國家形象。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一段時間里，我國新聞媒體危機報道模式的相對滯后，潛意識里受“泛政治化”思維模式慣性影響形成的危機報道傳統模式影響著媒體的報道工作：政治需要優于信息優先、緩報瞞報、對正面報道為主的片面理解等傳統危機報道模式保持了強大的慣性力影響著新聞媒介危機報道的基本思路和模式。但在汶川地震發生后，中國政府采取了空前的信息透明態度同時也使我國危機報道模式實現了重大突破。中央及地方媒體及時發布災情信息，突破了傳統危機報道慣例，信息發布更為積極主動，創造了突發事件近年來最好的傳播效果。清華大學媒介研究室公布的汶川地震救災報道滿意度報告顯示93%的受訪者對媒體抗震救災報道表示“非常滿意”和“滿意”。不少國外知名媒體也對我國新聞媒體在此次抗震救災中的表現給予了積極的評價。華盛頓郵報評價說，“這一次，新聞報道與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它開始遵循災難報道的規律進行。悲劇中最可喜的一點是信息開始自由地流動。”汶川地震報道為突破我國傳統危機報道模式開拓了新的思路，如何使這些有益的經驗突破一時一事的限制，建立制度化完善化的危機報道模式。本文將在風險社會背景下，分析我國傳統危機報道模式亟需突破并制度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結合汶川地震報道提出危機報道模式的新思路。本文將“危機”作為邏輯起點來闡述，新聞媒體報道涉及的自然災害、生產事故、公共衛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和突發公共事件包含在“危機事件”中。一、傳統危機報道模式與風險社會的沖突經歷了30改革開放的我國已經進入了“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同時也面對著國際關系復雜多變的嚴峻形勢。“科技的發展使人類踏上了現代化的進程，同時也踏進了風險社會。在世界科技高速發展和中國社會制度轉型兩種強力夾擊之下，中國社會的風險更具復合性，發生的頻率亦更高。”有學者認為，2001年的美國9.11事件，標志美國進入風險社會。在中國，回溯“2008年的眾多事件，讓我們非常不安：2月，雪災肆虐；3月，拉薩事件；4月，奧運火炬全球傳遞受阻，還有膠濟鐵路火車相撞，還有兒童手足口病；5月，又是震撼全球。進入21世紀，媒介已經成為構成國家實力的一部分，和經濟發展相比，媒介的力量是一種軟力量。而正是這種軟力量，在應對危機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我國已經進入了風險社會，傳統風險和非傳統風險相交織形成了風險社會的基本特征。而在全球化語境下，“危機的范圍被大大地擴大，危機的程度也被極大地增強。能夠預警危機、傳遞消息、跟蹤報道最新情況的媒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相應地社會對媒體信息報道的速度和準確度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此可見，泛政治化新聞思想下的、傳統的危機報道模式已經不能適應風險社會的需要。胡錦濤同志在2002年1月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就指出：“要尊重輿論宣傳的規律，講究輿論宣傳的藝術，不斷提高輿論引導的水平和效果”，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關于黨的新聞和宣傳工作講話進一步明確為“按照新聞傳播規律辦事”。胡錦濤在考察人民日報，總結這次汶川地震報道經驗時強調：“第一時間發布權威信息，提高時效性，增強透明度，牢牢掌握新聞宣傳工作的主動權。”。風險社會中，要擔當社會的“信息管家、時事顧問、意見領袖”為己任的新聞媒介需要改變不適應新環境的危機報道模式，建立全新的全息式的危機報道模式。二、全息報道模式：危機報道的新思路汶川地震報道中信息公開程度之所以前所未有，這和黨中央的態度有著密切的聯系，5月24日，溫家寶總理在映秀鎮的廢墟之上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歡迎世界各地記者前來采訪我們在處理這些突發事件以及國內其它問題上，堅持以人為本原則不會改變，堅持對外開放的方針，永遠不會改變。”要實現危機報道模式質的突破，建立公開、透明、平衡的全息式的危機報道報道模式，實現危機報道模式的變革，首先要改變觀念即徹底改變泛政治化的思維模式，樹立正確的危機觀，充分認識到危機是風險社會的常態，傳統危機和非傳統危機相交織是風險社會的特征，危機不等同于災難，危機出現、發生、發展都有其客觀規律存在，危機是可控的，危機本身而不是危機報道才是威脅社會良性發展的最大障礙，媒體對危機的報道和反思在某種意義上對完善危機防范和處理機制是有意的促進，同時媒體對危機的報道和反思也是公共意見的廣場，促進民意的順利表達是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如果政府和媒體都在危機時刻都緘默不語，不但公民基本的政治權利知情權得不到滿足，更重要的是在信息渠道多樣化的今天，沉默就意味著放棄了輿論引導的主動權。危機事件是一個動態的不斷變化演進的過程，危機從醞釀到發生、激變到結束有一定的規律。危機的突發性、演進性、階段性、危害性、規律性和影響的深遠性決定了危機報道的特殊性：危機的突發性要求媒介能迅速反應，及時報道危機的相關信息；危機的演進性要求危機報道要不斷的更新動態信息，形成持續的、滾動的報道態勢；危機的階段性要求危機報道要根據危機變化演進的不同階段制定不同的報道方針和報道側重點；危機的危害性要求危機報道要在報道中注意報道的平衡，避免過度渲染危機造成災難的恐怖與可怕，制造過度的恐怖氣氛，要著力發覺“危”中的“機”，即要關注危機事件中的個體；危機的規律性和影響的深遠性要求危機報道中要重視反思和評論，只有在動態報道危機信息的同時，對出現的種種問題、現象進行及時的反思和評論才能及時的占領輿論監督的主陣地，才能促使正確輿論導向的形成。此次汶川地震報道從信息發布速度，信息開放透明的程度，報道內容的豐富和全面，對境內外媒體開放的程度，對如何處理災難性事件中理性與感性的平衡等方面都有巨大的突破，是新聞媒體采取全息視角報道危機事件的嘗試。危機報道既要符合新聞報道的一般規律，又因為危機發生的突發性打破了新聞媒體報道的常態，在符合一般新聞報道規律的同時要符合危機處理的基本要求。英國危機公關專家杰斯特提出了危機處理的3T原則，即1）Tellyouowntale(以我為主提供情況)；2）Tellitfast（盡快提供情況）；3）Tellitall（提供全部的情況），借鑒該危機處理原則，危機報道模式也可以從這三個層面展開。Tellyouowntale：打破制度樊籬，把握危機報道的主動權1950年，安徽、浙江等地發生自然災害。解放日報刊登皖北生產救災工作報告報道了災情。國家新聞總署下達指示對此進行了批評：“各地對于救災工作的報道，現應即轉入救災成績與經驗方面，一般地不要再著重報道災情。”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思維模式下，犧牲受眾知情權已實現社會穩定和體現政治優勢的危機報道思想被延續到了現在。2003年媒體在SARS事件前期報道的集體失聲正是這種泛政治化思維模式的體現，而事實證明在重大事件面前媒體的缺位意味著主動放棄對汶川地震報道評價比較客觀的是紐約時報在一線采訪的記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d.Kristof)，他說：“有關部門在地震之后出于本能的控制媒體的努力，事實上都敗給了新聞界的無畏精神。但是隨著救災工作的常態化，又有了開始明顯收緊的跡象。從長期來看，雙方誰能永居上風，還不好預測。那些樂觀的觀察家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中國的變化雖然緩慢，但是的確在變。地震發生后，當地宣傳部門本能發布了去災區的禁令，但是中國記者無視規定，直往成都，規定第二天廢止。在媒介渠道多樣化的今天，如果在危機發生初期，不管出于怎么的動機和目的對危機信息瞞報緩報其結果都是有害的，如果不能在第一時間發出自己的聲音把握危機信息發布信息的主動權就會給流言、謠言的散布留出空間。Tellitfast：迅速反應、公開信息危機事件的突發性要求媒體能迅速反應，第一時間發布消息。作為社會進程的瞭望者新聞媒體有責任危機發生的第一時間向外界傳遞相關信息，為了政治真確性或者為了保障對事實報道的準確性而犧牲時間性是違背新聞工作規律的。危機事件的突發性決定了其是一個不斷發生發展的過程，媒體的責任是全程跟蹤變化中的事件，通過不斷的后續報道可以完善、修正乃至糾正前期報道中出現的不足和錯誤。“媒體的一再更正并不是對新聞真實不負責任，相反，迅速報道和隨后的更正，正是媒體走向成熟的表現。”Tellitall：提供全部的情況這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危機報道是一個系統的報道，不僅僅包括危機發生當時的信息也包括危機發生后的信息；一是對危機事件報遵循邊報道邊反思的原則。危機事件發生后事態的發展本身就有不確定性，媒體在危機事件發生后隨著時效性新聞的逐漸減少，如何繼續危機事件的后續報道。其中最重要的是新聞媒體對危機事件的適時反思。報道危機事件不是目的，通過報道危機事件，找出危機事件的一般規律，找出促成危機發生的各種原因，尤其是制度原因，提出合理化建議，防止同樣的事件再次發生才是目的。對汶川地震的報道在很多方面，是我國新聞媒介危機報道的突破，只有樹立正確的危機觀，制度層面上給予危機報道制度保障，操作層面上，建立全息報道模式，才能真正實現危機社會中危機報道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