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2008年國內媒介文化研究綜述關鍵詞：2008媒介文化研究綜述在國內，相比新聞學研究而言，傳播學研究的歷史較短。而就國內傳播學研究的歷程來看，從一開始就以接受“主流研究范式”為主。所謂“主流研究范式”，根據麥奎爾的歸納，是指以自由多元的社會理論為前提，從功能論的角度，以量化為主的手段研究傳播效果的范式1。相形之下，傳播學的“另類研究范式”則較少地被國內學界關注及了解，此種格局直到今天依然如是。所謂“另類研究范式”，麥氏歸納為采取社會批判的觀點，反對價值中立，拒絕傳播的傳送模式，對于媒介技術與信息采取一種非決定論的觀點，采用詮釋的視角和質化的方法，傾向使用文化或政治經濟理論，廣泛關注社會中的不平等和對立的根源2。媒介文化研究就主要包含在此類范式之中。然而，“為什么直到如今國內的傳播學研究都是如此格局”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不過審視媒介文化研究內部的狀況，倒是可能提供一份源于自身的解釋。通過梳理2008全年的相關研究，應該能夠基本窺得目前國內學界關注的焦點及研究狀況。就研究內容來看，筆者將其歸納為闡釋性研究、批判性研究、對策性研究等三種類型。本文將對其分別梳理。一、闡釋性研究所謂“闡釋”并非“羅列”也非“翻譯”，而是一個理解與再探究的過程，它試圖回答“是什么”的問題，雖說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這個階段，但是它對于澄清認識、深化認識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闡釋性研究的意義并非僅僅在于“呈現”，而更在于通過“呈現”闡明研究對象的意義，或者說被呈現的并非僅僅是作為能指的對象，而更應是其所指。因而，闡明“是什么”絕非易事。就2008年此類研究的內容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對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論的闡釋性研究”和“對媒介文化現象的闡釋性研究”兩類。（一）對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論的闡釋性研究汪振軍勾勒了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大致圖譜及重要代表人物的基本觀點，他認為總的來看，西方的媒介文化研究關注大眾傳媒的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他同時認為，媒介文化研究作為媒介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對于改變以往技術主義的新聞傳播學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3魏先努則就整個文化研究思潮對“文化”概念的解讀與改寫進行梳理，他指出，伴隨理論日益發展，文化研究思潮對文化概念進行著不斷改寫和擴展，從單一、不變的文化觀擴充到多元、復合、變動不居的文化觀。主流文化和邊緣文化的界限日漸蝕解，多種亞文化不斷浮出水面，與主導性文化平起平坐。從對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揭露到文化霸權觀念的提出，再到工人階級文化、大眾文化、媒介文化、女權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等眾彩紛呈的描述，文化已經成為一個沒有邊界、包羅萬象的概念。4從過往的研究來看，對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論概覽式的介紹與描述居多，而對其每一個人、每一種理論的深入研究比較少。這種局面在2008年有所改觀，出現了一些有所聚焦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具體文本的研究。殷琦的研究聚焦于美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約翰費斯克的電視文化這本書，對其中的受眾觀進行解讀。他認為，費斯克的觀眾理論最大的硬傷在于，其研究觀眾的積極性的過程中缺乏對歷史維度的強調。時代不同，受眾所呈現出之狀態亦不同，每個時代的受眾都有自己的特點，不能一言以蔽之。5劉寶娜和蘇冠元則對羅蘭巴特的神話大眾文化詮釋一書作一分析，他們認為該書通過對日常生活現象、媒介文化的研究，敏銳地發現了意識形態被自然化的神話，并提出了解神話的策略。從傳播符號的角度對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進行文化批判，并大大發展了索緒爾的理論，創建了帶有文化批評色彩的符號學理論，對以后的大眾文化、媒介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6其次是不同邏輯主線下展開的對于不同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鐘麗茜對雷蒙德威廉斯對都市文化與現代藝術的關系、傳媒技術與傳媒業發展等方面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和評析，并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現狀展望傳媒文化的發展方向。她認為威廉斯對城鄉兩種文明的研究，對今天我們理解自己的文藝很有啟示意義。因為英國（最早進行工業革命的國家）城市化變革相當早、都市文明發展得非常成熟，而中國至今仍有許多地方處在由鄉村向城市轉變的進程中，兩種文明的交織與抗衡正是我們面對的論題，借鑒西方學者對都市文化的評析有助于理解我們當下的社會和藝術創作。同時，如果我們能清醒地把握當代中國文化呈現的東西方文明與新舊模式混合、錯置和交叉的狀態，有可能揚長避短，在多種藝術場域的疊合中激發創造的活力、找到深入把握現代生活的審美路徑。7來向武和趙戰花則對本雅明的媒介批評理論做一探究，他們認為本雅明的研究對文化工業批判理論具有開創作用，不僅體現在其提出的“靈韻”概念上，也體現在其在法蘭克福學派主流話語對媒介技術和大眾文化的否定性批判聲中首先發出了異樣的聲音，在學派內部開創了肯定性話語的痕跡。此外，本雅明獨特的寫作方式也具有揭示多重意象的意義。8榮耀軍認為西方的媒介文化研究始終貫穿著一條“反思現代性”的主線，其涉及的重要問題都直接地或者間接地與現代性問題構成深刻的關聯。他選取“主體”作為研究對象，梳理了從本雅明、麥克盧漢到鮑德里亞的基本觀點。9楊光和王德勝則以阿多諾、費斯克和鮑德里亞為代表分別探討媒介文化的現代美學批判、媒介文化的通俗美學分析和媒介文化的后現代美學思考。他們指出，在媒介文化與審美/藝術活動的關系問題上，從現代美學批判到通俗美學分析再到后現代美學思考，呈現出一個理論的、邏輯的變化的過程。其中，一方面，媒介意識形態問題經歷了一個由虛假意識到中性化意識形態再到符碼化意識形態的轉化過程；另一方面，美學則經歷了一個由“超越性”到“功利性”再到“同構性”的意涵變化過程。10李曦珍著重探討以斯圖亞特霍爾、約翰費斯克和鮑德里亞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分別是如何在符號學視域下對電視文化和電視媒介本身展開意識形態分析的。11季中揚則對席勒以降的尼采、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和喬治巴塔耶的“快感文化”思想進行了梳理。他認為“快感文化”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又是對資本主義自身的不滿與反抗。同時，他強調要厘清“快感文化”與當代審美文化的快感化之間的界限，當代審美文化的快感化并非快感的真正解放，恰恰相反，快感被規訓了、被盲目地耗散了，甚至完全失去了反叛的力量。12應該說2008年此類研究文章較2007年在數量上有所增加，關注點（包括人物及文本）也有所擴展，從法蘭克福學派到后來的英美文化研究學派都有所觀照，然而就論述的內容及觀點來看，相較前人的研究并無明顯突破，研究的深度有待進一步挖掘。（二）對媒介文化現象的闡釋性研究相比之下，這一類研究文章數量較多。而這些文章的研究對象也主要集中于國內的媒介文化現象。首先，不少研究者都將媒介文化置于后現代的語境中進行分析。比如覃曉燕將“惡搞”文化置于后現代語境下，通過對其內涵、特征的界定，探尋惡搞文化產生的社會根源和心理機制，她認為“惡搞”文化作為一種亞文化，更多代表的是草根文化或平民文化對主流文化的一種質疑與反思。它是一種思想情感的表達方式，是一種文化和內在的精神特質的集中體現。思想性是惡搞文化的內核所在，解構與重組是惡搞文化的實質，互文性、去中心性和集群性是其三個顯著特點。13宋妍則研究“惡搞”文化繁榮的媒介環境。她指出網絡為“惡搞”的發展提供了土壤，反過來，繁榮的網絡“惡搞”文化又反哺了傳統媒體。她同時指出“惡搞”體現了媒介文化認同的危機，“惡搞”文化最終淪為商業文化的附庸。14孫偉則關注網絡文學，他認為在以網絡媒介技術為基礎、特征的后現代社會，網絡文學讓文學表面性地完成了“文學的回歸”，文學終于回到了民間，成為每一個人把玩、娛樂、消費的具有文學性的文化產品。15鄭堅把目光投向了各種傳媒樣式塑造的后現代小資現象，他指出所謂的小資情調興起于大都市，采取時尚化運作方式，以現代媒介為介質大批量地生產和消費。它是文化與經濟交融共生的產物，代表著都市中間階層中一部分受過良好教育，收入中上的群體的生活方式和品味。這個階層中蘊藏著巨大的經濟購買能力，獨特的文化背景又使他們的精神文化消費需求旺盛，并且特征鮮明、追求新異。小資在經濟和文化兩方面的特征使得他們成為最適合于被媒介建構的一個群體。當代小資傳媒文化中，將現代都市物質生活消費和日常生活，包括飲食、旅行、服飾、娛樂、家具、室內裝潢，乃至美容護膚、喝酒、飲茶等，全面“提升”為一種審美對象和文化消費，這就是小資品位和格調的真正意義，這是由逐漸發達的現代工商業體系所建構的美學形態。而這正是小資身份認同的現代特征。16闞乃慶從較為宏觀的層面分析后現代語境下中國電視的傳播特征，他認為電視的低俗化是一種必然的文化姿態，是作為大眾文化集中體現的電視面臨國際化的趨勢和新媒體的擠壓而呈現出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后現代主義的語境下，電視崇尚娛樂、驅逐思考、簡單復制、排斥創意、喪失宏大主題、流于膚淺瑣碎、甚至走向低俗化，恰恰是電視遭遇了“后現代主義”而自然呈現出的“本能”狀態。因此，當下中國電視的傳播特征為娛樂狂歡的內容，開放與多元的姿態，復制與粘貼的制作手法，戲仿與解構的話語。由此帶來了四個文化悖論：簡單與復雜，淺薄與深沉，媚俗與獨立，“近視”與“宏觀”。17閆順利和王雪則從更為宏觀的層面總結出后現代性所呈現的文化訴諸主要有三個特點：商品性，不確定性以及膚淺性。他們認為其深層次的原因主要在于媒體的塑造，人們的審美疲勞及審美錯覺，浮躁、冷漠、急功近利的世紀轉型期心態促使渴望消解、平衡、互補的情緒的產生，社會進程和生活節奏的加快促使社會意識出現轉型。18其次，不少研究者將研究對象尤其是本土媒介現象置于全球化的背景及框架中進行分析。例如姚休和李哲瑩對“電視平民化”現象進行了文化解讀，他們認為電視平民化是全球化背景下電視媒介發展的自然選擇。他們指出電視平民化的出現主要有三個動因背景：市場經濟的發展為電視平民化提供了物質基礎，大眾文化的勃興為電視平民化提供了文化基礎，數字技術的升級為電視平民化提供了技術基礎。電視平民化主要表現在話語權向平民階層轉移，審美價值趨向平民趣味，平民互動顛覆傳受關系等方面。19鄭西帆則探討了我國各地方電視臺推行“本土化”的意義及代價，他認為這個過程中完成了從主流精英視角到本土平民視角，以及從規范化、普適化敘事、包裝到本土化、個性化敘事、包裝兩個層面的文化編碼轉換。同時，他指出在肯定“本土化”也應該警惕并克服打著“本土化”旗號實則低俗的節目趁機而入，或者認為“本土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不當做法。20施旭升從歷史的維度探討50年來中國電視的文化屬性、價值取向及其立場選擇，他認為作為一種當代大眾文化敘事的中國電視，既區別于傳統的民間敘事，又有別于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國家敘事；或者說，它既是一種當代大眾傳媒中的歷史敘事，又是為了滿足大眾審美娛樂需要的審美敘事。他指出，對于發展中的中國電視來說，惟有在一種不可避免的審美化的趨勢下，堅持電視文化敘事的人本化立場，才有可能避免成為單一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傳聲筒”，或者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避免走上一味媚俗的歧途。21此外，還有研究者將新媒體納入了分析。劉蓓蓓認為隨著手機的普及，短信文本以其持久、絕對于聲音的優勢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生活和社會行為方式。手機短信也已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聯絡與交際的工具，它同時也是一種積極的情感平臺，是一種自由空間的延伸，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周志強認為今天的傳媒已經分裂成兩種基本形式：與國家敘事緊密關聯的傳統傳媒（主流傳媒），與私人敘事緊密關聯的新傳媒。前者立足于消費意識形態，后者則逐漸形成一種娛樂意識形態。22任曉敏則認為網絡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文化傳播媒介，網絡文化范式最基本的特征，是克服主客觀的分離，讓現實文化與虛擬文化兼容。23最后，則是一些個案研究。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及其所捧紅的學術明星在2007年就是一個熱門的話題，2008年，熱度不減，繼續為人所探討。何璟莉認為，百家講壇的文化傳播通俗而不低俗，生動而不淺薄。“百家講壇”熱反映出整個社會傳統文化教育的缺失。她認為，大眾傳媒應該加強對傳統文化的傳播和弘揚，使之成為提高國民素質、溝通人際關系、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文化資源。24駱玉安認為，百家講壇的成功是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融合共生的產物，是學者精英通向大眾的一座橋梁。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承擔載體，已經脫離了具體的節目形式，成為一種文化消費品。它讓專家學者走近大眾，讓文化知識走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