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論文榜-中國權威論文發表平臺，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論文發表咨詢和論文發表輔導!近年來中國教育史研究學術進展評述婁岙菲 包丹丹 于述勝【論文摘要】對近年來CSSCI期刊發表的386篇中國教育史論文進行分析發現，中國教育史研究注重新材料的使用，注重歷史與當下的聯系，研究熱點集中在大學史、科舉制、教育人物的思想和課程與教學論史。大學史的研究在對各大學歷史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注重選擇新視角，使舊題翻出新意。針對科舉制的研究多采用微觀視角，以一人或一地之史實豐富或改變既有的歷史認識。教育人物的研究以同情與理解之心態呈現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但關注近人多、關注古人少，關注專業教育家及教育學家多、關注通人少。課程與教學論史不滿于學科知識框架來自西方，希求援引中國古代教學思想的資源以為今用，然中國傳統教學思想還需要深入挖掘。縱觀近兩年來學術進展，中國教育史研究有待深入拓展之處有四：教育史研究應進一步凸顯其人文學特性，古代教育史的研究亟待加強，教育人物研究應特別注意那些處于現代學術思想邊緣地帶而在思想深度和學術視野上超越了專業教育學者的學人，學術梯隊的建設特別是培養年輕一代的教育史學者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論文關鍵詞】中國教育史；學術進展;人文學科;學術傳統中國教育史是教育學的基礎學科之一。經過多年的辛勤耕耘，中國教育史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不少學者都對教育史學科百余年的歷史與傳統進行了考察，對學科性質及不同階段發展特點也多有討論。1本文以2013年至2014年3月CSSCI期刊所刊發的中國教育史學術論文為研究對象，以期反映教育史學科的研究現狀并反思存在的不足。具體分析主要根據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弓l(CSSCI)公布的2012-2013年度及2014-2015年度來源期刊及集刊目錄，分別按照教育學類（37種）、歷史學類（26種）、綜合性社科期刊（50種）及高校綜合性學報(70種）的分類檢索中國教育史主題的學術論文，并依據篇名及內容進行篩選，最終選定386篇中國教育史研究性論文為分析對象。、研究熱點問題分析(一）大學高等教育改革問題是當前的研究熱點，許多研究者采取以古鑒今方式，從豐富的歷史傳統中尋找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從研究獻（占總數的24.09%)具體討論的問題進行了主題出發，本文對涉及大學主題的93篇文分類統計。（見表1)總體來看，熱點集中于近現代高等教育制度、政策的歷史變遷以及人物研究。其中晚清民國時段討論最為豐富深人，涉及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各個層面，1949年后的討論則以發展歷程的梳理及高等教育結構布局調整為主，該主題主要有以下特點。1.重視歷史與當下的關聯近年對大學章程、高校學費、就業等問題的關注度逐年增加。有研究者系統梳理了1860-1937年間由膏火制到收費制再發展為收費與獎助補減免互補體系的過程，指出對教育公平的追求始終是大學學費政策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因和目的2。還有研究者分析了清末國立大學辦學章程的差異，指出正是制度文化的差異對大學發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3可以說，中國大學的傳統與當下現實問題之間，在歷史與邏輯上難以割舍的聯系，是大學主題關注頻率較高的原因之一。2.對各大學的具體研究持續深人大學校史向來為學界所關注。研究對象多集中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校，主要探討各校辦學特色、行政管理制度、課程設置及教學等。北大因與近代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緊密關聯，受關注程度一直居高不下。不過就其整體研究狀況而言，仍有不少細節問題面目甚為模糊。部分教育史論文對北大歷史的討論，言必稱五四，似乎北大于五四之外便無教育可談。對一所大學而言，學術風氣的轉換，課堂上下師生的講學論道，校園之內景物的變遷，均是學校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研究者關注了此前較少討論的北平大學區時期，將北大在這一特殊時期里的合并與分離過程中各方各派利益的博弈較為清晰地予以了梳理。4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西北聯大研究的興起。相對于西南聯大，西北聯大的研究一直較為沉寂。2012年9月，與西北聯大有直接傳承關系的西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天津大學等八所高校，共同發起主辦了第一屆西北聯大與中國高等教育發展論壇。藉由此次論壇，一系列有關西北聯大的研究論文開始涌現，開啟了西北聯大研究的序幕。5(2)科舉科舉制作為延續千年的選士制度，是文史研究中傳統而又重要的研究領域。2013年度共有27篇文章（占總數的6.99%)探討科舉制相關問題，其中有史學背景學者的研究成果占到70%。不同的學科背景以及專業訓練使歷史學者與教育學者呈現出不同的研究取向。歷史學者的研究上下勾連、縱橫貫通，上考察科舉制與皇帝的關系，6下考察科舉制與宗族之間的關聯，7旁及科舉制與出版業的關系。他們更關注科舉制作為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會制度的特性，而不像傳統的教育史研究僅將科舉制度視為教育考試制度。具體研究主題可以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針對科舉制具體問題的研究，另一類是針對科舉制以及科舉制研究的反思。在第一類研究中，歷史學者和教育學者的研究具有共性。科舉制度延續千余年，但學者的目光更多地集中于明清，特別是晚清民國時期。作為一項內涵豐富的重要制度，科舉制遽然廢除影響到眾多社會領域，并不隨制度廢除而消失，而會向后波及。因此，學者將研究時段拉長至民國時期，科舉制與新學傳播、知識轉型以及知識分子職業選擇等的關聯亦得以在更長的觀察時段中凸顯。研究者大多以微觀的視角切人，或以一人為例，或以一地或幾地為例探討科舉制中的若干問題，即個案式、地域性研究較為常見。個案式研究似顯微鏡般放大了一些被宏大敘事遮蔽的歷史事實，豐富或者改變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科舉制廢除與新式教育的關系一直是探討廢科舉影響的一項重要議題。有研究者以相關檔案、時人文集等資料為據，重建清季豫、湘、贛三省興設尊經、景賢、達材、明經等學堂的相關史實，增進了對清季官方保存國粹的了解。清末廢科舉、興學堂面臨著西風壓倒東風的困境。作者通過與張之洞設存古學堂方案異同的比較，指出是否以及在何等程度上接納西學，或許并非存古學堂區別于傳統書院的核心標識。8不管是歷史學者還是教育學者都有比較強烈的經世致用取向，援引科舉制的資源以圖解決今日之問題，如教育公平、異地高考等熱點問題，尤以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最為突出。而從具體主題來看，研究者各自為說，彼此之間關聯性不大。(三）教育人物教育人物研究是教育史重要的組成部分。近年來以教育人物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共有111篇（占總數的28.76%)。以研究時段區分，晚清民國段人物出現頻次較高、總人數較多，古代教育人物出現的頻次及總人數均較少。先秦時段70%以上都是人物研究，關注點集中在孔孟等儒家教育家；宋元明清時段的人物研究只出現了3次，其中2次與朱熹的四書集注有關。漢唐時段沒有對具體人物的研究。孟子（6次）、蔡元培（6次）及孔子(5次)為篇名中出現頻次前三位的教育家。蔡元培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他早年留學德國的經歷被視為締造北大的重要思想資源。以往研究對此段經歷大多語焉不詳，含混帶過。而今有研究者追問蔡元培對德系學術、知識乃至教育究竟有多少認知？究竟在多大意義上熟悉和了解了德系教育？作者指出，蔡元培思想的基礎是德國哲學，傾向以制度模式引人外來資源，所以，更關注赫爾巴特、福祿培爾等更具有制度建設功用的思想者；同時又因學術興趣在大學，所以，對包爾生代表的德國大學觀和倫理思想用功更深。9針對蔡元培的研究是既老又新的題目，其自身經歷和思想的豐富性，為后世的解釋提供了按需所取的可能。其整體研究狀況有相當的代表性，教育史研究很難在短期內出成果，需要較長時間的準備和積累，而某些跟風而上的研究，只知熱點和現實需要，只要古人曾說過類似話題、使用類似詞語，便不問語境與涵義，一股腦拿來為現實需要服務。史學研究一向有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的傳統，不過卻只有在對古有充分了解之后，才談得上以古鑒今、以史鑒今。學界對羅家倫的研究相對較遲，近年發文數量才有所增加。作為五四運動健將，羅家倫先后出任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卻在兩校有著截然不同的境遇，其中存在頗多討論空間。羅家倫是以革命者的姿態來清華上任的，因此與清華自始至終保持極強的內在張力和矛盾。10研究者以同情之了解的研究立場探討羅家倫的清華改革運動，也揭示了教育史研究某種新的取向：與以往完全依靠教育學體系而進行的割裂式的人物研究相比，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依托大量的史料對歷史事實進行爬梳，挖掘歷史人物自身豐富多元的內心世界，也更加注意不同歷史語境中不同人物之間的思想碰撞和觀念互動。這一方面使得教育歷史的進程中多重復雜面相得以呈現，另一方面也可增強對當下教育問題復雜性的認識和理解。與羅家倫研究狀況類似的，還有對曹云祥、張壽鏞、汪懋祖、林文慶、胡先騎、曾寶蓀等人的研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此前或因政治立場問題，或因相關資料難以獲取，系統的專題研究并未全面展開，甚至一直被忽視。如果僅將教育史理解為對部分著名教育家思想體系的解讀，顯然無法更多元地展現出近代以來豐富的教育歷史。這也是教育史研究可待深人拓展之處。為了能夠提供多維度的審視角度，本文還從研究主題出發，對以人物為研究對象的文獻進行了討論。(見表2)總體來看，以單篇文章的形式對人物的教育觀念進行提綱挈領式的概括和提煉，在各時段的研究中所占比例均較高。晚清民國時段人物的研究，不僅數量最多，主題也豐富多元。對于教育人物及其思想特別是古代人物的研究，要想卓有成效，要求研究者有必要的學術素養，既要對研究對象的思想邏輯有深刻理解，又要對其在教育學術思想脈絡里的定位有準確把握，還需要對當下學術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問題有清晰的認識，貫通歷史與現實。譬如，研究以四書為重要標志的傳統教育思想，就需要把握其內在的價值意蘊和思維方式。長期以來，眾多教育史教科書把中國第一本教育專著鎖定在學記上。可是，學記與大學、中庸同為禮記中之重要篇章，為什么獨取前者而棄置后者呢？這可能是因為學記更像中國的現代教育學，更符合那種目的一手段、原理一原則一方法的知識一技術化的現代教育思維。于是，擺脫知識一技術化教育思維的束縛，基于意義一興發（感通）之學去重新認取中國的教育思想傳統，11在接續傳統中進一步激活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可能成為改進和發展中國現代教育思想的重要途徑。對于留學生群體的考察，也是教育史研究的傳統題目。近些年來，相關討論逐步從整體式通論的研究轉向為局部微觀研究。有研究者從社會角色變化和沖突的角度，討論了任教于京師大學堂的留學生們的生存境遇。廢科舉后，京師大學堂專設進士館，由留日歸來的畢業生以學生之出身擔任教師，向科舉精英們傳授法政等新知。年齡、功名、地位、學識、師生觀念的差異與錯位，折射出了時代轉換中的過渡特征。12也有研究者分別通過對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獲博士學位的49名留學生的博士論文13以及1902年到1928年間的728篇碩士、博士論文14的選題及研究取向進行了分析，指出以中國問題為選題者占有相當比例（統計結果分別為60%及28%)。其依據的主要材料是2010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袁同禮編著的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這也彌補了以往因相關資料不足而較少關注留學生在海外求學經歷的問題，為進一步拓展留學史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另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近代日本軍方于1873年年末首次派遣來華留學學生問題，是前人較少關注的主題。15(四）課程與教學對百年來課程與教學發展歷史的考察也占有不小的比重，涉及該主題的文章共計55篇（占總數的14.2%)。從研究時段來看，晚清民國時期的研究成果占到壓倒性多數（占87.3%)，僅有4篇探討1949年以后的課程與教學問題。由于晚清民國時期更重視教材教法而輕視課程，所以，研究教材、教法的文章相對較多。總體來看，研究者普遍認為，晚清民國時期的教學論初步確定了中國近代教學論的基本內容及構架，并深受赫爾巴特學派的影響16，奠定了百年來課程與教學論的整體知識結構與框架，但其理論和實踐發展都不能令人滿意。現代中國教育學具有鮮明的西方印記和致用傾向，課程與教學論的發展同樣如此。學者的不滿主要源于此，他們比較一致地認為，隔絕中國傳統教學思想的路向存在嚴重的問題；中國教育與文化傳統不僅是建立具有中國氣派的課程與教學理論的重要資源，甚至能夠指引西方教育乃至哲學的發展。17學者們意識到了中國教育傳統的重要性，但還很少真正地與傳統對話，深人到教育傳統中去，以便古為今用。中國傳統經典中蘊含著深刻哲理和教育意蘊，中國的教學傳統到底是什么，它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為現代教學理論所援引？這些問題可以深人探討。中庸以道為核心內容、以尊德性和道問學為途徑方法的生命教學思想是儒家乃至我國傳統生命教學思想的集中和典型概括，具有本土生長性、適應本土性、實踐操作性等突出特性。18生命教育倡導尊重生命、關愛生命，是針對現代科技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衍生出的庸俗大眾文化而言，其涵義遠不如中庸豐富而意蘊深遠。但此文援引中庸以為當下教學理論的資源的嘗試是非常寶貴的。該主題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研究從哲學高度上思考和把握課程與教學的百年歷程。如有研究者將百年來的教學論分為四個階段：知識哲學教學論一主體性哲學教學論一對話哲學教學論一主客一體教學論，并認為朝向中國教育哲學傳統的復歸正是教學論未來發展的方向。19第二類研究通過回顧和反思百年歷史進程，提煉出若干具有共性的特征和問題。研究者依據中國近代教育家對西方教學論態度的變化，將近代教學理論中國化的歷程分為五個時期：觀風期（1840-1861年）、嘗試期(1862-1900年）、教授法時期（1901-1918年）、教學法時期（1919一1936年）和民族化改造時期（1937-1949年）。20雖然其對中國氣論的論述有待商榷，但對于教學論不能照搬西方理論，應注意對中國傳統的吸收之立場是可取的。第三類研究是對具體的教學與課程問題探討，涉及語言、英語、數學、歷史、音樂等諸多學科的教科書和教學論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極其關注民國教科書問題（共計27篇），并且很多學者是把教材、教學問題置于文化轉型、價值觀轉變、國民意識重塑、社會控制等背景下考察的，使得相關問題在復雜的歷史關聯中呈現出豐富的面貌。21教科書的基本功能除了傳授相關知識和生活技能外，它還是政府對民眾進行思想教育的工具，所提供的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認同的價值觀念。22晚清民國時期，中國教育處于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歷史進程中，當時的學者在編寫各級各類學堂的新式教材時，固然有知識的考慮，但社會因素也是考量的重要方面。不單純將教科書視為客觀的知識文本，便能借由教科書等觀察到時代和社會的變遷。近年開明國語讀本等老教材的再版引發了當下中小學語文教材的討論。但不少研究者對民國時期的歷史投射了過多的理想色彩，籍此以表達對現實的不滿，致使有些研究成果略有脫離歷史情境之嫌。研究者對具體論題的關注范圍較為廣泛，但基本只就各自論題發言，對同行的研究關注甚為欠缺。另外，對教科書、教學法的考察，僅圍繞著制度文本和教材文本本身展開，并未真正深人歷史情境，在歷史與文本、制度與現實的互動中的討論也較少見。二、討論與建議(一）進一步凸顯教育史研究的人文性教育學科既是社會科學，也是人文學科。教育史則是教育學分支學科中最具有人文學特性者。從2013年度相關論文的梳理不難看出，中國教育史研究對于其社會科學屬性之體現比較充分，而對于其人文學特性之展現則相對不足。這也是百余年來本學科在研究方式上的普遍趨向。百余年來，在富國強兵簡言之曰富強的國家功利主義目標驅策下，教育學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成造就教師的知識、技術之學，這使它深陷目的一手段、原理一原則一方法之類比較單一的工程一技術話語之中。浸潤于這一時代氛圍和學術話語中的中國教育史家，自然會自覺地把教育史定位于社會科學，而對于其教育史的人文學特質缺乏真切體會和自覺實踐。教育史作為人文學科的根本特質，在于關注和呈現歷史活動主體的生存狀態和發展命運。也就是說，它要關注和呈現處于特定歷史場景中的人們，面對自身發展過程中的困惑、困難和困境時，所擁有的情感體驗、信念追求，所進行的掙扎、拼搏和奮斗。為此，它要求研究者本著尊重、同情、體貼、理解之心，切人歷史活動者的生存境遇之中（簡言之曰人境），并依之重構歷史情境（簡言之曰構境）。這也是人文化教育史研究的根本探究方式。在表達方式上，人文化的教育史研究并不追求抽象的概念化、普遍化結論或意義，而是在具體中呈現一般，讓讀之者在與歷史活動主體的生命與情感的共鳴中，體驗、體認那難以言表的教育之深刻意蘊(不妨稱之為引人人境。唯此，教育史研究方能成就其無法替代的人文化成之功。當然，凸顯中國教育史研究的人文學特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本身是廣博知識、精密學理與人文情懷、人文化探究和表達方式的有機統一。成就這樣的學術成果，無論從學術境界還是學術涵養上，對于中國教育史家都是一場新的、更富有挑戰性的考驗。(二）古代教育史研究亟待加強本文對386篇文章的研究時期也進行了統計：除去沒有明確時間性的教育史元問題、書評等文章，近現代教育史的文章共有282篇（占總數的73.06%)，而古代教育史的文章僅有54篇（占總數的13.99%)。古代教育史研究所占比例過低，既與教育史研究者日趨強烈的致用情結有關，也與新一代教育史工作者日益缺乏古代文字學、文獻學和文化經典的學術訓練有關。改革開放以來，古代教育史研究曾在教育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國教育史學科的恢復和重建，首先便是以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復興為起點。老一輩教育史家毛禮銳、陳景磐、顧樹森、孟憲承等編寫的中國古代教育史教材正式出版，開啟了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序幕。23當時的研究熱點集中于教育思想史與教育制度史，博碩士學位論文選題，大多也以古代教育思想與制度為題。如今，這批學者早已步人中年，仍是從事古代教育史研究的中堅力量。當下古代教育史研究較多的領域和主題，正是由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那批學者奠定的。近十余年來，其中部分學者的研究興趣發生轉移，或轉向近現代教育史研究，或轉向教育學其他領域，這就使古代教育史研究相對有所削弱。而由他們所培養的新一代教育史研究者，其學術訓練、研究領域與選題又常常深受導師當下研究趣味影響。而且相對于近現代教育史研究，研究古代教育史需要更長的學術準備和訓練，更要耐住寂寞。面對越來越大的升學壓力和快出成果、多出成果的科研壓力，越來越多的學者會避難趨易，選擇研究近現代教育史，甚至對古代史敬而遠之。古代教育史研究所以值得特別重視，不僅因為中國古代教育歷時更長、遺產更加豐厚，而且在于中國教育的發展已經到了反思和超越其現代傳統、進一步接續古代傳統的歷史時刻。由于存在著一個移植外來思想和制度的宏觀背景，中國現代教育借來說要比接著說的成分更多、色彩更重；欲超越此一接續不足、斷裂過甚的現代傳統，重視古代教育史研究，在古今對話中返本開新、重塑具有中國文化氣質的教育思想和理論，是不得不然的學術選擇，也是中國教育史家責無旁貸的學術使命。從論文的學術質量來看，古代教育史研究還有較大提升空間。第一，專業的教育史研究者基本上封閉于本學科的傳統研究視野之中，對史學、哲學等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關注不足，相關學科的新進展尚未及時充實到教育史研究中去，難以在跨學科對話中凝聚論題，諸多考古新發現亦未得到充分運用。第二，就思想史研究而言，一方面，從教育哲學的角度切人者居多，卻往往難以進人哲理層面去深人把握古人思想的意義與思維脈絡；另一方面，對于思想之歷史內涵重視不夠、透視不深，像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那樣的成果，在中國教育思想史研究至今仍難見到。第三，就研究時段和主題而言，基本集中于諸子學、書院、科舉等主題，視域較褊狹。要解決古代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并非一朝之功。重視學術后備人才培養，應該成為學科和學術發展努力中的重中之重。(三）現代教育人物及其思想研究的取材應更為廣泛現代教育史研究中涉及眾多的教育人物及其思想，但仔細分析可以發現，相關人物不外兩類:一是專業的教育學家，二是在興辦各級各類教育中有影響的教育家。這兩類人物都關涉以現代學校教育為主體的中國現代教育體系的建立和發展。所以如此，是因為建立一個以學校教育為中心的現代化的教育體系，確實是中國現代教育史的主流和主題。大致說來，自晚清以來百余年中，中國先后成長起六代學人。其中，學術和思想造詣最高的，當屬第二代學人。他們的學術和思想基本上成熟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致相當于陳寅恪那代人。那正是中國現代學術確立的年代，其中如馬一孚、熊十力、劉咸圻、梁漱溟等人，均學貫古今中西，兼綜儒、佛（或儒、道)且歸宗于儒學。與五四后成長起來的那批鑲嵌在西式教育和學術體制之中的新知識人不同，他們大都努力實踐頗具傳統色彩的書院或私塾式教育，對傳統文化和學術精神有很深刻的體認，均以傳承和發展中國文化和學術命脈為己任。在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上，他們長期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處于現代思想、學術之邊緣地帶。近些年來，這些人的學術思想盡管日益為時人所重，但基本上被定位在思想家或哲學家行列。其實，他們應該被恰當地定義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通人，其學術和思想貢獻已超越了現代學術中比較狹隘的學科、專家限制。教育史學界雖對個別人物有所涉獵，但研究所重顯然在其鄉村建設和鄉村教育一隅。從教育學術史和教育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上述教育人物及其思想所以值得特別重視，原因有二。其一，他們堅定守護中國文化命脈，勇于面對現代中國內外新思潮的沖擊，并對新思潮有深刻的理論回應，其教育見解往往超越了專業的教育學者，有廣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刻的文化內涵。譬如，劉咸圻僅憑其一事論一文，即可躋身中國現代最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之列。其二，他們深厚的文化、學術素養、敏銳的理論感覺、深刻的問題意識、從容淡定的文化定力，不僅確立了中國現代教育學術發展的可能思想典范，也成為今人重新接續中國教育思想傳統的重要跳板。(四）進一步重視有特色學術團隊建設本文還對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單位進行了統計:浙江大學以24篇的發文量居各校榜首，其后為華東師范大學（17篇）、北京師范大學（16篇）、湖南師范大學（16篇）及廈門大學（15篇）。在長期歷史積累中，這些教育史研究重鎮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浙江大學教育史學科師承清晰，自改革開放以來沿著現代化史的研究路徑不斷深人和拓展;華東師范大學在教育史學史、教育史學理論以及敘事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方面，均有創造探索；廈門大學以科舉制為重心進行了長期而富有特色的努力；北京師范大學則關注大學史、學術史。另有一些研究團隊也在堅持不懈地進行研究，也逐漸形成了較為鮮明的特色。以侯懷銀教授為代表的山西大學教育史學研究是以教育學史為研究專長的。福建師范大學則關注福建地區的教育歷史，特別是科舉史，以地域式的探究方式豐富了教育史研究的成果。各學術團隊在自身研究專長的基礎上持續努力、不斷積累，是形成教育學派的重要知識前提。一個研究方向明確、成員層次分明的研究團隊，應當包括老、中、青三代人。老一輩的學者引領方向，年輕的學者承繼前人。本文對作者的職稱分布及年齡階段進行了統計。總體來看，職稱與發文量呈現正比關系，職稱越高，發文量越多。年齡在46?55歲、具有正高職稱的教師發文量占到了全部發文量的52.5%，為各年齡段之最。教育史學科兼具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兩種屬性，不僅要求學者的知識積累，更要求學者的人生閱歷與社會經驗。四五十歲正應當是教育史學者開始或已經取得豐碩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和研究特色，并指引學科發展方向的黃金年齡。從發文數量上看，該年齡段的學者也起到了學科中堅的作用。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基于CSSCI刊物2013年至2014年3月的數據，不能涵蓋年度全部的學術信息，因此，嚴格意義上說，并不能反映當前中國教育史研究的全貌，對趨勢變化也無法給出更詳細的解釋。不過，通過對這期間CSSCI期刊所發表的386篇論文的統計和分析，可從一個側面上揭示出了中國教育史研究實際現狀。根據我們的粗略估計，有較高學術水準的研究性論文比例大約占總數的10%左右。不管怎么說，進一步提高中國史學科的學術水準，都是一項緊迫、艱巨而又長期的任務。【參考文獻】1杜成憲，等.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田正平.老學科o新氣象一改革開放30年教育史學科建設述評J.教育研究，2008，（9);于述勝.中國教育史學科結構方式的歷史探究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李濤.百年中國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顧與反思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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