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與改良思潮1840年4月,英國議會正式通過了對中國開戰的決議,蓄謀已久的侵略中國的戰爭正式開始了，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分界點。之前，是專制獨裁的封建社會,是大一統的閉關鎖國；之后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是槍炮威脅下的對外開放、科學技術的的學習引入以及民主意識的緩慢覺醒。鴉片戰爭的起因主要是因為清政府的腐敗衰弱導致鴉片的大量輸入；鴉片戰爭的結局也是因為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導致戰爭的潰敗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導致地大物博的泱泱中華大國不斷被西方列強蠶食和瓜分，中國人民再次陷入了更深重的災難當中。兩次鴉片戰爭的殘敗，讓清王朝統治階級營壘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在中央官吏中以總理衙門大臣奕、大學士桂良、戶部侍郎文祥為代表，在地方官吏中以兩江總督曾國藩、閩浙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以及后起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為代表，他們感受到外國的“船堅炮利”，從而意識到無論是為拯救民族危亡，還是維護自身統治，都不能再固守陳腐的“祖宗之法”，唯一的辦法就是向西方學習,引進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物質文明,他們還繼承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逐步形成了以拯救清王朝封建統治、御侮自強為目的，以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為主要內容，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宗旨的向西方學習的潮流，史稱“洋務運動”，舊稱“同光新政”或“自強新政”。洋務運動初期,是在”自強”的口號下籌建近代軍事工業和編練新式海軍,如曾國藩創建的”江南機器制造總局”(滬局),李鴻章創建的“金陵制造局”（寧局），左宗棠創建的“福州船政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創建的“天津軍火機器局”（津局）等。1874年（同治十三年），丁日昌提議建立北洋、東洋、南洋三支水師。1875年（光緒元年），由兩江總督沈葆楨、直隸總督李鴻章等人倡議，經總理衙門批準，撥銀四百萬兩，作為籌辦海軍經費，準備在十年內建成南、北、粵三支海軍。后因財力有限，決定先創立北洋水師。1884年，三洋海軍初具規模。但是在中法戰爭中南、粵海軍被法國遠東艦隊摧毀，只有北洋海軍保存了實力，后來發展到擁有軍艦22艘，實力比較強大，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開戰時,北洋海軍的軍艦數量比日本的要多,但結局仍然是全軍覆滅。這次戰敗，徹底粉碎了洋務派靠海軍、靠軍艦、靠技術挽救封建統治的美夢，給滿清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洋務派在開辦軍事工業和創建海軍的過程中,需要巨額經費,但是”百方羅掘,仍不足用”,于是認為“求富”是“求強”的先決條件。他們仿照西方的“工商富國”，開始籌建民用工業，以期達到“興商務，浚餉源，圖自強”的目的。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洋務派采取了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形式，創辦民用工業，包括采礦、冶煉、紡織、交通運輸等等，到九十年代中期共有二十幾個。這其中有李鴻章派漕運委朱其昂創辦的“輪船招商局”，派唐廷樞開辦的“開平礦務局”，派盛宣懷主辦的“天津電報總局”，有兩廣總督張之洞主持舉辦的“漢陽鐵廠”，有李鴻章和沈葆楨主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張之洞創辦的“湖北織布局”等等。洋務派創建的這些民用工業吸收了一部分地主、官員、商人的資金，有的還向外國銀行借貸。形式是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實權卻掌握在官員手中，他們是早期的官僚資本企業，利用國家權力進行壟斷，阻礙民族資本的活動和發展，既有對外國資本主義很大的依賴性，又有濃厚的封建性。所以在政治腐敗的體制下，軍事上失利，經濟上也難有很大的發展。洋務運動隨著1894年北洋海軍的覆滅也宣告徹底破產。洋務運動的失敗也說明了腐敗制度所導致的必然失敗并不能靠技術來挽救.

隨著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原來的地主階級改革派要求變法和學習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逐漸發展成為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韜、薛福成、陳熾、馬建忠和鄭觀應。王韜,江蘇吳縣人,秀才出身,后屢試不中。曾為躲避清政府通緝赴英法俄等國游學，悉心研究西方的富國強兵之道。1874年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自任主筆，評論時政，宣傳變法自強。薛福成，江蘇無錫人，貢生出身。曾為曾國藩幕僚八年，后隨李鴻章辦外交，做過英法比意四國公使。1879年著《籌洋芻議》，提出變法圖強的主張。官職并賜第。陳東又一次上書彈劾奸臣并堅決辭官回故里。宋徽宗宋欽宗被金軍俘虜后，宋高宗在南京即位。陳東面見高宗，力主抗金。但高宗一心求和，支持奸臣黃潛善汪伯彥排擠李綱，做了77天宰相的李綱被迫辭職。陳東與歐陽澈再次上書高宗，抨擊黃潛善，主張挽留李綱，要高宗還都東京，出師北伐，迎回二帝。這使高宗很不高興，黃潛善從中挑撥，說若不嚴懲，“將復鼓眾伏闕”，高宗聽信諂言，殺死陳東歐陽澈。陳東死時年僅42歲。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慘敗，舉國悲憤。第二年春，甲午戰爭已近尾聲，李鴻章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時恰逢北京進行定期選拔進士的舉人會試。聽說《馬關條約》簽定的消息后，應試舉人義憤填膺。4月22日，在康有為發動下，先有廣東梁啟超、湖南任錫純等上百人到都察院上書，要求拒簽對日和約。各省舉人繼之“連日并遞”，致使“章滿察院，衣冠塞途”。特別是臺灣籍舉人“垂泣請命”，路人見之無不為之哀痛。康有為深感士氣可用，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的上書請愿活動，于是邀請十八省應試舉人于五月一日在宣武門外集會。會上，康有為登臺演說，聲淚俱下，痛陳《馬關條約》喪權辱國的內容和不變法不足以救國的道理，提出大家要聯合上書皇帝，請求改革朝制，變法維新。到會的舉人一致決議聯名上書皇帝，并公推康有為起草奏書。于是康有為晝夜疾書寫就一萬八千字的《上清帝第二書》，于五月二日得到一千三百多舉人同意，六百多人簽名后遞呈都察院，轉奏光緒皇帝。“公車上書”因為受到了頑固派阻撓，沒有能送到光緒皇帝手中。然而，“公車上書”不脛而走，印發行銷數萬冊，其變法主張得到廣泛傳播，影響遍及全國。美國公使田貝讀后也為之震驚，親索其稿。一時間，“公車上書”輾轉傳誦，致使康有為眾望所歸，維新派名聲大噪。“公車上書”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幕，標志著近代改良主義思潮開始變為一場社會政治運動。“公車上書”之后，康有為又連續五次上書，反復申明他的變法主張，希望清廷改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獎勵民間興辦新式工業，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學習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機。光緒皇帝對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越來越加以重視，維新運動終于爭取到了皇帝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上諭，下詔變法。任命康有為為參贊新政，并任命譚嗣同、劉光弟、楊銳、林旭在軍機處幫助主持變法事務。到9月21日，在103天的變法維新時間里，維新派通過光緒皇帝頒布詔令100多種，主要有：振興農工商業，設立工商局、路礦總局，辦郵政，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裁汰冗員，取消重疊的行政機構，允許官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訓練陸海軍；廢八股取士制度，改試策論，廣設新學堂，提倡西學；然而頑固派卻用各種方式阻撓新政的推行。后黨和帝黨的斗爭日益激化。在《明定國是》詔頒布后不久，以慈禧為首的后黨，連續采取措施，恐嚇和防范光緒帝和維新派。光緒帝感到事態嚴重，亟謀對策，被袁世凱出賣。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宣布自己重新“親政”，軟禁光緒帝。除京師大學堂外，百日維新期間的所有新政全部廢除，并下令逮捕殺害維新派人士。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后逃往香港和日本。9月28日，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弟、康廣仁、楊深秀被殺害，戊戌變法運動失敗。辛亥革命鄧小平說:改革是一場革命。反過來說,革命也是一場改革,而且是最根本的改革,最徹底的改革。在中國這樣一個專制保守思想極端頑固的國度里，尤其需要急風暴雨式的革命，盡管代價是那樣的沉重。。。。。戊戌變法之后，剛剛興起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被扼殺，中國仍繼續處于專制黑暗的封建統治之中。但是，民主和科學意識的覺醒，正如星星之火，勢必形成燎原之勢。二十世紀初年，在風行一時的出國留學和舉辦國內新式學校的過程中，誕生了一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接受了戊戌變法運動失敗的教訓，又受到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的啟發，開始感覺到要擺脫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就必須走推翻滿清統治的革命道路。他們在國內外成立了許多革命團體，出版了許多報紙刊物，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孫中山、黃興等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與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展開了理論上的論戰。孫中山在1904年發表了《敬告同鄉書》，指出了革命和改良是兩條不同的道路。在隨后發表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又指出：清朝統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全國革命的時候已經成熟”，“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世紀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孫中山黃興等人于1905年8月組織中國各革命團體的部分成員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建立了全國革命的領導機構，通過了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并出版了機關刊物《民報》，與改良派展開了更加激烈的論戰，逐步取得了思想的領導權，從而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孫中山等革命派在宣傳革命思想的同時，積極組織武裝起義，推翻滿清政府。從1895年10月的廣州起義一直到1911年的武昌起義，先后組織了幾十次。孫中山在經歷多次起義失敗后，仍“屢敗屢戰，愈挫愈奮”。1910年2月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后，革命黨人中彌漫起一片悲觀的氣氛，“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孫中山卻激勵大家：“一敗何足餒”，“鼓起勇氣，乘此良機，重謀大舉”。隨后又和黃興組織了黃花崗起義，雖然又失敗了，但這種革命精神激勵著無數革命黨人前赴后繼。1911年10月10日同盟會發動的武昌起義終于取得了勝利，接著湖南、陜西、江西等地又相繼發動起義。到11月下旬，僅一個月的時間，清政府所統轄的24個省區就有15個宣布脫離清政府，沒有獨立的省區也在積極行動。聽到革命勝利的消息后，孫中山從國外回到上海，受到以黃興為首的革命黨人和許多市民的熱烈歡迎。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誕生了。46歲的孫中山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南京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誕生，標志著在中國的政治上開辟了一個新時代。為掃除封建時代的陳規陋習，建設民國，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孫中山的親自主持下，南京參議院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產物，但是由于沒有強大的財力和軍隊來支撐，最后只能妥協于內外反動勢力支持的袁世凱。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逼迫清帝退位和贊同共和的前提下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建立起了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反革命政權，從此開始了北洋軍閥對中國的統治時期。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了中國268年的滿清政府，最后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步。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思想仍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繼續興風作浪。形式民主實則專制的政權一直在統治著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在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依然任重而道遠！新文化運動之后的革命風暴辛亥革命把封建皇帝推翻了，結束了長達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但是封建思想卻不可能一下子清除。以武力竊取政權的袁世凱大耍兩面派手法，表面上擁護共和，骨子里一心想當皇帝，搞獨裁和專制。他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尊孔復辟的逆流，封建舊思想、舊倫理、舊習慣又沉渣泛起，塵囂直上。但是經過一場全國性革命運動所出現的民主思潮，畢竟不可遏制。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迎著這股逆流奮勇前進，在文化思想領域掀起了一場新的斗爭，揭開了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序幕。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是這次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和主要代表人物。他們大力宣傳從歐美等西方國家引進來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提倡民主政治，提倡學習科學知識，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新文學；反對封建禮教，反對專制統治，反對八股文和舊文學。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猛烈地沖擊了舊的封建思想文化秩序，從此在中國社會上形成了新與舊、進步與落后、科學與愚昧、民主與專制等等思潮的長期斗爭。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給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激進知識分子送來了新的希望的曙光。1919年5月，在北京又爆發了以愛國學生為主體的反對北洋專制政府和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得到了上海、漢口、長沙、南京等地的產業工人的響應，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各地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紛紛舉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和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感到十分震驚，被迫改組內閣和暫緩履行部分條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五四愛國運動，使中國近代歷史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從此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貫穿了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的歷史。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幾經挫折、磨難和失敗，終于探索出要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深入最偏僻的農村創建革命根據地，放手發動群眾，開展革命斗爭。而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的改組下日益發展壯大。孫中山逝世后，蔣介石領導國民黨以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為依托，在四、五年的時間內經過東征、北伐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軍閥混戰，最終取得了政權，形式上統一了全國。國民黨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它所采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項政策充分體現了它的政權性質。在政治上，仍然實行高壓政策，殘酷地鎮壓基層民眾的反抗運動，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其它民主人士；在經濟上用政治強權和軍事掠奪的辦法，逐步形成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土地法》對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實行了嚴格的保護。在文化上，鉗制全國言論，查扣進步書籍，對各種社會、文化團體進行嚴格的審查和控制，迫害、監禁了一批激進作家和愛國人士。總之南京國民政府并沒有在中國建立起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中國的革命形勢錯綜復雜。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過程中，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曾經給予過很多幫助，而孫中山也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并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反對和討伐北洋軍閥的斗爭中，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了第一次的合作，共同打敗了北洋反動軍閥。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取得了全國的政權以后，主要的目標就是消滅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蔣介石先后組織100萬軍隊對共產黨創建的紅色根據地進行五次大圍剿。而激進的共產黨人在毛澤東等人的領導下依靠農村根據地，發展農民武裝，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競然頑強地生存了下來。到了三十年代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是二戰的主戰場之一。日本軍國主義妄想一舉吞并中國，悍然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在抵抗外侮面前，蔣介石和國民黨不得不第二次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通過發動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不斷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在1945年日本戰敗后擁有了大片的解放區和相當數量的軍隊和民兵。為了爭奪全國的統治權，國民黨和共產黨又進行了三年多的內戰，在遼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中雙方都犧牲了數百萬的戰士，最終以國民黨軍隊失敗而告終。蔣介石、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不得不偏居臺灣一隅。而中國共產黨領導最基層的民眾成功地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以后，首先領導人民進行了土地革命運動。到1953年春，全國大部分地區除少數民族地區以外，土地改革都已順利完成。全國有三億多無地或少地農民無償地獲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七百萬斤糧食的沉重地租，從此徹底消滅了二千多年來的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實現了共產黨堅持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標。從1953年起，中國共產黨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在中國大陸初步建立。然而從1958年開始的以建立普遍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會為目的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運動卻嚴重脫離了中國的歷史發展階段，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受了嚴重挫折，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災難。這也是毛澤東等激進民主主義者理想化治國理念的一次重創。此后，以“廬山會議”為起點，中國大陸又出現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傾向，它又直接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其主觀目的是為了尋求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由于社會主義體制本身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不得沒有得到及時糾正，反而愈演愈烈。“文革”中，各級黨政機關在所謂造反和奪權中受到嚴重沖擊而大多癱瘓；招生制度被廢除，千萬初高中畢業生無所事事只好發動他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國家主席慘死，省委書記、省長被插上牌子批斗；大批老干部被打成右派或定為反黨集團……似乎整個民族都陷入了瘋狂，經濟發展不進反退，社會陷入嚴重混亂，文化遭到徹底破壞。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國家的社會生活和歷史進程產生了嚴重的扭曲，中國又到了變革的關鍵時刻。。。。。

1。洋務運動是學習器物，戊戌變法是學習制度。這兩者都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是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新文化運動學習的思想文化。2。這些都是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探索過程，屬于一步一步往前的。它從學器物的表面到學思想的深度。無疑對當時人民的思想和一些觀念上是一個沖擊和警醒。3。這幾個都是資本主義階級領導的運動。所以這起步是資本主義的舊民主主義改革運動。五四之后出現的無產階級運動才是真正的新民主運動。不過從積極意義上講，中國這些改革運動已經是與時俱進值得肯定了。洋務運動促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促進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傳播，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礎。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得觀念深入人心，是中國近代化的一座里程碑。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民主科學廣泛傳播，為新思潮的傳播開辟了道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洋務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戊戌思想解放運動，興民權設立議院，主張君主立憲，是一次資本主義的思想解放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