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康德“惡”的普遍性證明人皆自愿為惡?--論康德惡的普遍性證明人皆自愿為惡? 1 1引言 1 3 3 6 9 的意志自由、康德所持的嚴格主義立場以及稟賦(predispositions/Anlagen)、傾向與性情(disposition/Gesinnung)的具體內涵 (一)惡的前提：意志自由 (二)善惡的二分法：嚴格主義(rigorism) 2 1.羅登(RobertB.Louden)-—為人類學的方法辯護 46 55 2.自由的辯證法 2.阿利森——先天綜合論證 引言1(一)善的一元論下“非實在”的惡2(二)惡的“實在化”以及普遍性問題的產生4(三)根本惡以及普遍性問題5人皆自愿為惡?--論康德惡的普遍性證明(一)惡的前提：意志自由7(二)善惡的二分法：嚴格主義10(三)稟賦、傾向與性情13三.三種解釋路徑.....…………………..16(二)人類學式解讀192.社會范式下的惡21(三)先驗式解讀303.先天綜合論證36四.概念分析與人類學方法的結合41人皆自愿為惡?—一論康德惡的普遍性證明Abstract:Thispaperbeginstheexplanationsmadebythoinscrutable,whichmakeKanthastorecurtotheoriginalsinfromtheBibletosuppmethodology,thesocialasperespectively,theyarethequasi-transcendentalprooftheconceptualanalysisandthesy1人皆自愿為惡?——論康德“惡”的普遍性證明康德在這個問題當中像一道分水嶺。在康德之前，哲23自愛準則(self—love)指一切非以道德準則(對道德的敬重)為動機的準則，參見SharonAndersonGold,Kant,RadicalEvil,andCrimesagainstHumanity,inKant'sAnatomyofEvil,Cambrid4如歌德提出的批評，參見Gothe:LettertoHerder,ofJune7,1793,inWerke,ed.GossherzoginSophievon5參見[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參見鄧曉芒、趙林：《西方哲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頁。6惡的準則的傾向(propensity/Hang)是與人性(亦即主觀基礎)交織在一起的：則?亦即，為何人皆自愿為惡?因此，我們就要論證上文所述的根本惡存在的7[古羅馬]奧古斯丁：《奧古斯丁選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308頁。參見G.WE.Hegel,LectureonthePhilosophyofReligion.TheLecturesof1827,Berkeley:Universityof8一部分是狹義的意志(Wille),而另一部分則是意力(Willkür)。其中，狹義的各種條件(通常是他的無知或者他的愛好)該規則為理性作規定：故準則是行CaliforniaPress,1988,L441—L442。9問題；如果，進一步來說，不能用自由來確保善(亦即道德律令)的來源正當程進行揭示得出了惡的如下意義：作為自由的誤用導致(自由)自我背離以至樣，他指出謝林反對善惡的分立，謝林認為惡應當以一種“無差別(groundless/indifferenz)”方式存在。這而是指康德運用理性的方式將二者在來源、概念的方面明確地區分開，而且沒有在文作用，似乎忽視了善惡的互動中產生的張力(我們將針對這一點批評做出回應，詳見本文最后一部分)。必須被描述為‘惡'的。”為都要被賦予善惡的評價?麥克姆林(lIreneMcMullin)提出，嚴格主義或許導人(即使是最惡劣的人)都不會以反叛的方式棄絕道德法則(宣布不再服從它)。在一起的敬重)而這種守護著他心中法則的力量不是某種(任意地)他自己給基本道德傾向。對于性情與系統中其他準則的關系，卡斯威爾 的)理性相沖突的選擇。(MS6:226:227)”;而在《準備文稿》中卻提出，只有(具有擇惡能力的)意么?我們應當從什么角度研究這個問題?事實上，從根本惡概念誕生以來，康三.三種解釋路徑“(在《純然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中)康德分析最深入的部分不是對(罪惡但是，在這種神秘主義的理解框架中，切卡索就是最佳解讀方式。用自由時犯下的錯誤，以某種(不可理解的)方式使得所有人在面臨相似的處盡管有些人將兩種自由分別賦予了意志和意力，但是，意志與意力在廣義的意志上是統一的，而我們必須在一個統一的層面上看待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參見LewisWhiteBeck,ACommentaryonKant'sCrofPracticalReas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6,p.200。而康德對待人類學研究的態度是怎樣呢?羅登指出，在1793年《純然理性那么這種實用人類學如何展開自己的研究?羅登指出，實用人類學研究的 方法論的合理性考察是接下來我們要論述的伍德(AllenWood)和格林姆 而易見的例證也就可以省去迂腐的證明了。”(Rel6:33)康德省去的是他所謂有人想從這種狀態中獲取上述例證，那么,他只須要把在托富阿島、新西蘭島更清楚地認識人的本性，那么,它必然會聽到對于人性的一長串令人憂傷的抱參見SeiriolMorgan,TheMissingProofofHumanity'sRadicalEvilinKant's“Religion”(3)伍德式解釋的缺陷第一種批評是針對伍德將惡的來源歸因于社會產生的后果：格林貝格(1)發展的中的惡的普遍性難題。簡而言之，他認為在理性(還有伴隨著理性的道德律令)出現是康德對于人性稟賦的分析：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當中指出，“一切作惡行為是性質。注意，從康德文本看來，兩處含義并不相同，不可混為一談。 引用了康德在《純然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中數次提到的相關術語：“神秘的”參見[美]亨利E.阿利森著、陳虎平譯：《康德的自由理論》,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第233—236參見MatthewCaswell,Kant'sConceptionoftheHighestGood,thEvil,Kant—Studien,97:2,2006,pp.1(三)先驗式的路徑(eds.),Kant'sAnatomyofEvi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5。根據以上論證，不難看出，(1)到(3)保證了惡在邏輯上必然存在，而參見G.E.Michalson,TheinscrutabilityofMoralEvilinofRadicalEvilandtheLimitsofEthicalDiscourse,TheRevLimitsofEthicalDiscourse,TheRevealofMetaphysics,58:3,2005,pp.571—284:ImmanuelKant,MetaplysicsofMorals,Trans.MaryGrego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轉引自EvgeniaCherkasova,OnLimitsofEthicalDiscourse,TheRevealofMetaphysics,58:3,2005,pp.571—284:ImmanuelKant,MetaphysicsofMorals,Trans.MaryGrego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562。由于剛才給出的理由而遭到淘汰，那么,性情或意力是惡的，這一點必然成參見RobertB.Louden,EvilEverywhere:theOrdinarinessofKantianRadicalEvil,inKant'sAnatomyofEvi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參見[德]康德著、李秋零譯：《康德著作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第114—115頁。參見AllenW.Wood,TheEvilinHumanNature,inKantsReligionWithintheBoundariesofMereReason—ACriticalGuid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解釋為行為者在道德律方面的基本原則。”“行為者選取各種準則時的參見AllenW.Wood,KantsEthicalTheo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57。CriticalGuid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4,p.42。參見AllenW.Wood,KantandtheintelligibilityofEvil,inKant'sAnatomyofEvi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151。參見AllenW.Wood,KantandtheintelligibilityofEvil,inKantsAnatomyofEvi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151。是意味著，它只不過不是在時間中獲得的(者由人自己招致的(如果它是惡的)。”(Rel6:29)這段話表明：盡管傾向是進行分析：單純形式上的傾向是一種先天設定，康德所列出的三種惡的傾向 企及的高度，以至于僅僅通過(最低限度的)經驗觀察和稍事思考就能發現這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p.182—194。參見PaulFormosa,KantontheRadicalEvilofHp.244。參見JeanineM.Grenberg,SocialDimensionsofKant'sConceptionofRadicalEvil,inKantsAnatomyofEv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對于善惡的這種界定方式仍然部分地反映了(如第一部分所述的)柏拉圖—奧轉引自StephenR.Grimm,Kant'sAp.170,Kant,LecturesonReligion,inReligiondiGiovanni,NewYork:Cambrid參見StephenR.Grimm,Kant'sArgumentforRadicalEvil,EuropeanJournalofPhilosophy,10:2,20p.171。對于它(這種德性)來說不能找到某種程度的誘惑能使它墮落，如果不管是善參見StephenR.Grimm,Kant'sArgumentforRadicalEvil,EuropeanJournap.172。結論①參見AllenW.Wood,KantandtheintelligibilityofEvil,inKantsAnatomyoUniversityPress,2010,p.151。人皆自愿為惡?-一論康德惡的普遍性證明原著:[1][德]文德爾班著、羅達仁譯：《哲學史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4][古羅馬]奧古斯丁著、湯清譯：《奧古斯丁選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6][古希臘]柏拉圖著、郭斌和譯：《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7][德]康德著、李秋零譯：《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