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隨著可持續發展觀念的普及以及不斷增強的全球生態環境保護浪潮的沖擊，世界各國早已將生態環境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分支之一，無論在立法還是執法層面均給予了高度重視，由此導致跨國企業在開展國際化經營活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風險與挑戰。本文作為“國家安全法律專題系列文章”的第十四篇，將對中國及歐亞等主要國家生態環境安全政策、立法及主要監管內容進行簡要介紹，以期從生態環境安全視角為企業提示國際化經營中的潛在風險與應對策略。一、中國生態環境安全政策、立法及重點監管內容中國高度重視國家生態環境安全，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及法律。習近平總書記自2014年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后，在2018年和2023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中，又提到“生態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要守牢美麗中國建設安全底線，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積極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切實維護生態安全、核與輻射安全等，保障我們賴以生存發展的自然環境和條件不受威脅和破壞”。《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則從頂層設計上提出了構建功能健全的生態安全屏障、全面提升國家生態安全屏障質量、加強氣象災害、氣候變化對生態安全影響監測等方面的要求。《長江保護法》《黃河保護法》《濕地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等也對保障生態安全作出了規定。因此，對于來華投資的跨國企業而言，需要充分重視生態環境安全問題。1.中國生態環境安全相關政策、立法生態環境安全的概念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被提出，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在《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一書中論及這一概念，認為生態環境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其內核在于“可持續發展”。中國生態環境安全政策層面，2000年國務院發布《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時將維護國家生態環境安全列入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并指出江河源頭區、重要水源涵養區、水土保持的重點預防保護區和重點監督區、江河洪水調蓄區、防風固沙區和重要漁業水域等重要生態功能區，在保持流域、區域生態平衡，減輕自然災害，確保國家和地區生態環境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14年習總書記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將生態安全、資源安全納入其中。2018年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中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五大體系建設，其中之一是“以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環境風險有效防控為重點的生態安全體系”建設。隨后，國家“十四五”規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的意見》等一系列重要政策也提出了完善生態安全屏障體系、筑牢自然生態屏障、維護生態安全格局等內容。在碳達峰、碳中和戰略背景下，生態環境部發布的《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還提出要加強氣象災害、氣候變化對生態安全影響監測。立法層面，2015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規定了生態環境領域的安全要求，具體為“國家完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體系，加大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力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強化生態風險的預警和防控，妥善處置突發環境事件，保障人民賴以生存發展的大氣、水、土壤等自然環境和條件不受威脅和破壞，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環境保護法》也規定：“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應當合理開發，保護生物多樣性，保障生態安全，依法制定有關生態保護和恢復治理方案并予以實施。”此外，《森林法》《防沙治沙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長江保護法》《黃河保護法》《濕地保護法》《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生物安全法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生態、環境領域的基本法律也都在立法目的或具體條款中規定了保障生態環境安全的要求。根據中國生態環境安全相關的政策、立法，中國對生態環境安全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生態安全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紅線、國家級自然保護地、重要江河湖泊流域等重要生態安全屏障體系的建設和保護；二是在環境安全方面對重大環境風險的防控。2.中國生態環境安全重點監管內容（1）項目選址準入階段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實施“三線一單”生態環境分區管控，以保障國家生態安全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干意見》，指出“生態保護紅線是指在生態空間范圍內具有特殊重要生態功能、必須強制性嚴格保護的區域，是保障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的底線和生命線，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維護、水土保持、防風固沙、海岸生態穩定等功能的生態功能重要區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鹽漬化等生態環境敏感脆弱區域。”2021年，生態環境部印發了《關于實施“三線一單”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的指導意見（試行）》，明確了“三線一單”是指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2022年，自然資源部聯合生態環境部和國家林草局發布了《關于加強生態保護紅線管理的通知（試行）》，生態環境部印發了《生態保護紅線生態環境監督辦法（試行）》。202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強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的意見》。根據前述文件要求，生態保護紅線實施嚴格管控，嚴禁不符合主體功能定位的各類開發活動，嚴禁任意改變用途。[1]生態保護紅線內自然保護地核心保護區外，禁止開發性、生產性建設活動，在符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僅允許以下對生態功能不造成破壞的有限人為活動。生態保護紅線內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等區域，依照法律法規執行。[2]目前，我國出臺的與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相關的法律法規主要有《水污染防治法》《自然保護區條例》《風景名勝區條例》等。以自然保護區為例，根據《自然保護區條例》（2017修訂）的規定，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的天然集中分布區域和具有特殊保護價值的海域、海岸、島嶼、濕地、內陸水域、森林、草原和荒漠等區域應當建立自然保護區。[3]自然保護區分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地方級自然保護區[4]，自然保護區內又分為核心區、緩沖區和實驗區[5]。在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沖區內，不得建設任何生產設施。在自然保護區的實驗區內，不得建設污染環境、破壞資源或者景觀的生產設施；建設其他項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過國家和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在自然保護區的實驗區內已經建成的設施，其污染物排放超過國家和地方規定的排放標準的，應當限期治理；造成損害的，必須采取補救措施。在自然保護區的外圍保護地帶建設的項目，不得損害自然保護區內的環境質量；已造成損害的，應當限期治理。[6]另外，禁止在自然保護區內進行砍伐、放牧、狩獵、捕撈、采藥、開墾、燒荒、開礦、采石、在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方面，202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的意見》部署要求省級、市級政府制定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方案，方案應以落實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硬約束為重點，以生態環境管控單元為基礎，以生態環境準入清單為手段。在建設項目選址準入審查及污染源頭管控方面，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方案將作為審查依據，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應論證是否符合生態環境準入清單，對不符合的依法不予審批[8]。在保障長江保護、黃河保護等國家重大戰略方面，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方案將用來推動長江及黃河流域按單元精細化分區管控。如加強沿江重化工業水污染防治和環境風險防控，防止重污染企業和項目向長江中上游轉移。對于黃河流域要實施上中下游地區差異化分區管控，優化黃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和新能源產業布局，促進中下游產業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在促進綠色低碳發展方面，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方案將作為對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項目進行監管的依據，以引導重點行業向環境容量大、市場需求旺盛、市場保障條件好的地區科學布局、有序轉移。對于被列入生態環境重點管控單元的石化化工、鋼鐵、建材等傳統產業，要推進其綠色低碳轉型升級和清潔生產改造。對于沙漠、戈壁、荒漠地區，要實施好大型風電和光伏基實踐中，有很多企業涉及非法侵占自然保護區或破壞生態環境保護紅線等問題。如2022年3月第二輪第六批中央生態環保督察期間，中央第一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督察河北省發現，承德市興隆縣一些采礦企業為非法獲取利益，不惜違法侵占自然保護區，非法采礦屢禁不止，督察發現其非法開采礦石6.5萬噸，非法侵占自然保護區實驗區44畝，破壞一般公益林12畝。河北某礦業公司在未辦理占用林地審批手續的情況下，2018年至2021年底，越界非法開采花崗巖，非法占用破壞林地40畝、耕地29畝，原有植被生態遭到嚴重破壞。[9]據悉，承德市及興隆縣多名干部被追責問責，涉案企業也被檢察機關提起了刑事訴訟并同步被追究生態環境損害責任。[10]又如，在長江保護的戰略背景下，我們曾協助一家全球領先的法國能源公司就其在江蘇省鎮江市的工廠被當地政府認定位于長江保護紅線內而需要搬遷事宜，為其提供相關法律服務。（2）項目建設及經營面臨嚴格的污染防治監管，以保障國家環境風險管控為了保障國家的環境風險防控，項目建設及經營階段面臨著嚴格的污染防治監管，尤其是在危險廢物、尾礦庫、危險化學品、重金屬方面，這四個方面是我國環境風險管控的重點領域，也是生態環境風險防控的底線。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在2023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提到要強化“一廢一庫一品一重”等重點領域環境隱患排查和風險防控，提升預警預報和風險防范水平，守住生態環境風險防控這條“底線”。在危險廢物、尾礦庫、危險化學品、重金屬的污染防控方面，涉及到的法律法規及標準和技術規范等較多，生態環境部、公安部、最高檢等部門開展的執法監管行動及執法力度也比較大。以危險廢物為例，企業依據《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在危險廢物產生、收集、貯存、運輸、利用、處置等環節負有全生命周期的危險廢物環境管理責任和義務，危廢管理內容不僅要符合《固體廢物污染環境法》《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危險廢物轉移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及部門規章，還要符合《危險廢物貯存污染控制標準》（GB18597-2023）、《危險廢物識別標志設置技術規范》（HJ1276-2022）、《危險廢物管理計劃和管理臺賬制定技術導則》（HJ1259-2022）、《危險廢物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18484—2020）、《危險廢物填埋污染控制標準》（GB18598—2019）等一系列標準和技術規范。在執法監管層面，自2018年以來，在危廢領域我國已經連續開展了多批次清廢行動及打擊危險廢物環境違法犯罪的活動，如長江流域自2018年開始連續三年開展清廢行動，在黃河流域自2021年開始至2024年連續開展清廢行動。此外，2020年生態環境部聯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展打擊危險廢物環境違法犯罪行為專項行動。2021年至2023年，最高檢聯合公安部、生態環境部連續三年開展打擊危險廢物環境違法犯罪和重點排污單位自動監測數據弄虛作假違法犯罪專項行動。（3）重要江河湖泊、重要生態屏障區域需同時關注國家生態安全及環境風險防控中國通過國家戰略的方式對關涉國家生態環境安全的重要江河湖泊及重要生態屏障等區域提出保護的要求，如長江保護、黃河保護、青藏高原保護等，并通過立法的形式將相關內容予以強制化。如長江保護方面，2020年12月發布的《長江保護法》對在長江流域開展各類生產生活、開發建設活動作出了要求。如規定禁止在長江干支流岸線一公里范圍內新建、擴建化工園區和化工項目。禁止在長江干流岸線三公里范圍內和重要支流岸線一公里范圍內新建、改建、擴建尾礦庫；但是以提升安全、生態環境保護水平為目的的護法》要求長江流域產業結構和布局應當與長江流域生態系統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禁止在長江流域重點生態功能區布局對生態系統有嚴重影響的產業。禁止重污染企業和項目向長江中上游轉移。[14]對長江流域已建小水電工程，不符合生態保護要求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組織分類整改或者采取措施逐步退出。[15]對磷礦、磷肥生產集中的長江干支流，企業應遵守更加嚴格的總磷排放管控要求，有效控制總磷排放總量。[16]在青藏高原保護方面，2023年4月發布的《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對青藏高原的生態安全布局、生態保護修復和生態風險防控作出了規定，要求在青藏高原新建、擴建產業項目應當符合區域主體功能定位和國家產業政策要求，嚴格執行自然資源開發、產業準入及退出規定。[17]對于在青藏高原從事礦產資源勘查、開采活動的探礦權人和采礦權人，要求其應當采用先進適用的工藝、設備和產品，選擇環保、安全的勘探、開采技術和方法，不得使用國家明令淘汰的工藝、設備和產品，以避免或者減少對礦產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如涉及在生態環境敏感區從事礦產資源勘查、開采活動，還應當符合相關管控要求，采取避讓、減緩和及時修復重建等保護措施，以防止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18]此外，在青藏高原開采礦產資源應當科學編制礦產資源開采方案和礦區生態修復方案。新建礦山應當嚴格按照綠色礦山建設標準規劃設計、建設和運營管理。生產礦山應當實施綠色化升級改造，加強尾礦庫運行管理，防范和化解環境和安全風險。[19]對于在青藏高原建設重大工程的，應注意避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遷徙洄游通道和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區，如無法避讓的，則應當采取修建野生動物通道、遷地保護等措施，以避免或者減少對自然生態系統與野生動植物的影響。[20]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近年也積極通過司法實踐來推動長江、黃河等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如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人民法院服務和保障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典型案例中披露了南京某水務公司在無危險廢物處理資質的情況下，違規接收其他單位化工染料類危險廢物，并多次修建暗管、篡改監測數據，向長江違法排放高濃度廢水284583.04立方，污泥4362.53噸，危險廢物54.06噸。經鑒定，該水務公司的前述違法行為造成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約4.7億元。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檢察院于2018年1月向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指控被告單位南京某水務公司及其總經理鄭某等12人犯污染環境罪，并作為公益訴訟起訴人于2018年9月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請求判令該水務公司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蘇省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一審法院判處被告單位犯污染環境罪，并處罰金5000萬元；判處被告人鄭某及分管負責人員、篡改監測數據的共同犯罪人員有期徒刑六年至一年不等，并處罰金200萬元至5萬元不等。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二、歐盟生態環境安全政策立法及重點監管內容歐洲等主要發達國家很早就開始著手制定生態環境安全相關政策及立法，并已初步完成系統化建設。如法國于1957年就制定了《自然保護區法》，于1960年制定了《國家公園法》，嚴格限定人類活動對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的影響。[21]2008年12月，歐盟發布《歐洲安全戰略實施報告》，將氣候變化納入威脅國家安全的內容。[22]2011年，歐盟發布了《2050年邁向具有競爭力的低碳經濟路線圖》和《2050年能源路線圖》，2014年發布了《2030年氣候與能源政策框架》。2019年，歐盟發布了《歐洲綠色協定》（EuropeanGreenDeal），提出了歐盟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及提高2030年目標力度的倡議，并陸續發布一系列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綠色新政，以應對氣候變化為歐洲國家安全所帶來的威脅，其中對企業影響較大的主要監管政策及立法包括1.《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和《企業可持續性發展盡職調查指令》2017年以來，一些歐盟成員國逐漸通過供應鏈方面的立法，要求本國企業對供應商的可持續發展進行盡職調查，以推動歐盟的環境合規要求沿供應鏈向其他國家的企業延伸[23]。2022年11月歐盟理事會通過了《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ingDirective，CSRD），2023年12月，歐盟理事會和議會就此前提議的《企業可持續性發展盡職調查指令》（CorporateSustainabilityDueDiligenceDirective，CSDDD）達成臨時協議。這兩部指令加大了歐盟對供應鏈企業環境信息強制披露及環境合規的監管要求，影響范圍擴展至在歐盟符合監管條件的第三國企業，體現了歐盟對生態環境安全的監管，對于赴歐投資的中國企業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其中，《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規定了企業ESG信息強制性披露的要求，將于2024年7月在歐盟各成員國實施。《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適用于所有大型公司和所有在歐盟上市的公司。除上市公司外，員工人數超過250人、營業額超過4000萬歐元（或總資產超過2000萬歐元）的非上市歐盟企業也需遵守CSRD規則披露可持續發展報告。對于第三國企業，如果該企業在歐盟境內凈營業額連續兩個財年超過1.5億歐元，并且在歐盟至少有一家子公司（歐盟內大型企業或中小型企業）或分支機構（在上一財政年中的凈營業額應超過4000萬歐元），則也被納入披露要求。這一規定對在歐盟有重要業務的中國企業將產生重要影響，另外，《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拓寬了信息披露內容，包括氣候變化、污染、資源利用等環境及生態、員工權利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定性定量信息，供應鏈上相關企業的信息被納入披露范圍。盡管在歐盟層面，《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未對披露主體設置任何法律后果，對披露主體也無強制力。但是，自2024年7月歐盟各成員國將該指令轉化為各自的本國法律后，《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將對各成員國內的相關實體生效，并且經轉化后的國內法規定很可能設置行政處罰等違規的法律后果。關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其核心內容是要求歐盟企業與部分第三國企業在商業行為中履行盡職調查的義務。除了直接在歐盟經營或出口到歐盟的滿足歐盟監管要求的中國企業需要遵守盡職調查要求，那些不直接在歐盟設立業務但是作為供應鏈上一環的中國企業，也可能會被供應鏈下游的被監管企業（包括歐盟或中國企業）通過合同約定合規義務，從而需要在“環保”方面接受相關檢查[24]。如若調查結果為不合規，依據《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規定，歐盟將建立專門的執法機構對不合規企業實施處罰，包括企業侵權的公開聲明[25]以及最高可達其全球凈營業額5%的罰款。[26]盡管《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暫未生效[27]，但德國和法國等歐盟成員國內部已經制定了類似的法律，預計其他國家也可能會效仿，因此在歐開展業務的中國企業或歐盟供應鏈上的中國企業需要密切關注供應鏈盡職調查的相關法案，并可以此作為對外投資的策2.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2019年12月《歐洲綠色協定》首次正式提出“碳邊境調節機制”（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CBAM”）的概念。2023年5月，歐盟發布《碳邊境調節機制法案》。2023年8月，歐盟進一步發布了《碳邊境調節機制過渡階段實施細則》。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又稱“碳邊境稅”或“碳關稅”，是指歐盟對進入歐盟的碳密集型商品在生產過程中所嵌入的碳排放進行定價調整的工具。CBAM的過渡階段于2023年10月1日開始至2025年12月31日結束。自2026年1月1日，CBAM即步入正式實施階段。目前CBAM的適用范圍為電力、水泥、化肥、鋼鐵、鋁和氫六個行業的相關產品。歐盟內的授權申報商為CBAM的管轄主體，但是由于所申報內容主要包括隱含碳排放量，因此CBAM將以間接的方式影響第三國出口商及經營者。另外，歐盟委員會將視過渡階段的實施情況決定是否增加更多產品或產品全生命周期中的更多環節，將來CBAM的適用范圍可能擴大，歐盟的碳指標也將通過生產鏈條傳導于上下游供應鏈的各個環節，從而影響中國制造業與物流業。因此，對于中國企業，CBAM的影響不僅包括過渡期內6個行業的出口企業，還包括其上下游供應鏈中的企業。而隨著CBAM的覆蓋范圍持續拓寬，其他行業也可能無法置身事外。直接或間接進入歐盟的中國企業需要高度關注歐盟碳關稅的實施情況，并就可能增加的出口成本及如何采取減排措施降低碳排放量、如何開展符合歐盟要求的碳排放監測和核算等提前作出謀劃和部署。3.《為綠色轉型而賦能消費者指令》2024年1月17日，歐洲議會表決通過了《為綠色轉型而賦能消費者指令》（empoweringconsumersforthegreentransition）。2024年3月7日，《為綠色轉型而賦能消費者指令》正式刊登在歐盟公報上正式成為歐盟法律，并在3月27日正式生效。歐盟成員國應從2026年9月27日起執行這些措施，并需要在兩年內將其轉化為國《為綠色轉型而賦能消費者指令》是對歐盟現有的兩個消費者保護條例《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Directive2005/29/EC）和《消費者權利指令》（Directive2011/83/EU）的修訂，本次修訂旨在杜絕企業通過無憑無據的“綠色”聲明而獲得不正當的競爭優勢，這是歐盟打擊“漂綠”行為的一項重要立法舉措。根據《為綠色轉型而賦能消費者指令》，禁止類清單中增加了4項誤導性商業行為，分別是：（1）展示未經認證或非官方的“可持續標簽”；（2）無真憑實據的“通用性環境聲明”；（3）環境聲明針對整個產品或企業，而實際只涉及產品的某一方面或企業的特定活動（即夸大環境效應的聲明）；（4）基于抵消溫室氣體排放而宣稱某種產品（包括商品或服務）在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對環境有中性、減少或積極的影響。針對第四種情形，其禁止的主要是產品或服務價值鏈外的碳抵消，但允許生命周期內實現的“碳中和”、“氣候中和”、“氣候凈零”等聲明，如某個產品生產全生命周期本身并沒有做到零碳，而是購買了他人的碳減排量來抵消自身的碳排放，這種情況歐盟不允許其使用“碳中和”等聲明進行宣傳。對于中國企業，如向歐盟國家出口產品或提供服務，在《為綠色轉型而賦能消費者指令》實施后，需要注意提供符合要求的產品信息，以確保產品標簽、營銷材料和所有環保聲明、可持續性數據以及與綠色轉型相關的內容都是準確無誤且符合歐盟指令要求的。另外，中國出口企業也需加強對供應鏈的管理，如可以對原材料采購、生產過程到最終產品的整個價值鏈進行盡職調查，以證明產品在環境表現和可持續性方面達到歐盟標準，并留存好相關證據和報告。4.《歐盟新電池法》2023年6月14日，歐洲議會通過了《歐盟電池與廢電池法》，又稱《歐盟新電池法》，該法自2023年8月17日正式生效并于2024年2月18日起實施。《歐盟新電池法》主要對所有在歐盟市場上流通的電池進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提出了包括設計、生產、使用、廢棄和回收各階段的環保要求和標準，如要求只有具備碳足跡聲明和標簽以及數字電池護照的電動汽車電池和可充電工業電池才能進入歐盟市場[28]。這一法規的生效旨在全面提升電池產業的環保標準和可持續發展，不僅對歐盟內部的電池制造商和供應鏈管理構成了重大影響，也對全球電池行業、中國動力電池企業出口歐洲《歐盟新電池法》適用于歐盟市場上所有類型的電池，無論是本地生產還是進口，以及這些電池是否被集成到電器、輕型運輸工具或其他車輛中，或以其他方式被添加到產品中。涵蓋的電池類型包括電動汽車電池、輕型運輸工具電池、啟動/照明和點火電池、工業電池和便攜式電池。在適用主體方面，《歐盟新電池法》適用于電池生命周期內的所有歐盟經濟運營商，如制造商、進口商、分銷商等。由于相應的責任會進一步延伸到電池生產每一個環節的供應商，因此，電池零配件、甚至是原料商也需要參與其中。另外，《歐盟新電池法》也適用于歐盟境內直接或間接參與電池維修、維護或再利用的獨立運營商，如廢物管理運營商、維修商和維修設備制（1）碳足跡聲明。自2024年7月1日起，動力電池以及工業電池必須申報產品碳足跡，提供碳足簽，并在2027年7月1日前達到相關碳足跡的限值要求。這意味著，電池出口企業要收集和計算從上游礦產、材料到電池生產、回收以及再利用各個環節的碳排放數據，并進行披露。（2）電池護照。自2027年2月18日起，動力電池出口到歐洲必須持有符合要求的“電池護照”。電池護照中應記錄電池的制造商、電池材料和成分（包括原材料和危險化學成分）、碳足跡、供應鏈盡職調查、合規性和認證、循環和資源效率、性能耐久性等90個強制性屬性信息及自愿信息，并應當對電池相關的主要信息進行披露[29]，確保通過訪問電池護照的二維碼可以了解電池從生產、銷售、使用到回收全生命流程的信息，并且不同主體享有不同的訪問權限，如向公眾提供的信息；市場監督機構和委員會才能獲得的信息；獲取和處理該信息具（3）電池材料的回收利用要求。從2025年起，所有收集的廢電池都必須回收利用，且必須實現高水平的回收，特別是鈷、鋰和鎳等關鍵原材料，要求動力電池使用再生材料要達到一定的比例。（4）供應鏈盡職調查要求。《歐盟新電池法》要求電池生產商（財政年度凈營業額低于4000萬歐元的中小企業除外）在采購原材料時應對供應鏈進行盡職調查，以確保所使用的材料不會對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損害。在我國新能源汽車與動力蓄電池行業積極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背景下，《歐盟新電池法》中的一些環保標準和要求比較嚴格，中國電池行業企業如何滿足《歐盟新電池法》的要求，可能存在較大的挑戰。三、日本及新加坡生態環境安全政策立法及重點監管內容1.日本生態環境安全主要政策立法及重點監管內容日本在1993年的《環境基本法》中提出“健全地享受與繼承環境給人類帶來的恩惠、構筑給環境以最小負擔的可持續性發展社會，以及通過國際間的協調積極推進地球環境保全”的基本理念，為日本生態環境安全法律制度體系的構建提供了基本方針。此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安全相關的政策及立法，系統建構了生態環境安全法律制度體系，主要涉及的內容有：在保障水體環境安全方面，日本制定了《湖沼水質保全特別措施法》《瀨戶內海環境保全特別措施法》《為防止特定水道水利障礙之目的的水道水源水域的水質保全特別措施法》《促進水道原水水質保全事業實施的法律》等[31]，對日本國內特定水域的水質保護提出了要求，并嚴格控制建設項目向特定水域排放污染物。在保障土地、林地、森林等生態安全方面，日本制定了《土地基本法》《國土綜合開發法》《國土利用計劃法》《都市計劃法》《森林法》等，要求外資企業如要在日本取得土地，用地目的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且使用土地必須按規定的用途，未經規劃盲目開發以及違反規劃規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的行為皆屬違法。另外，外資企業如要獲取林地或參與林業投資，需要向都道府縣知事備案，涉及限制區域的，需接受都道府縣知事審批。在森林保護方面，《森林法》《森林法施行令》都嚴格監管森林采伐，違法采伐者按照情節輕重可能被處以勞在保障自然公園生態安全方面，日本制定了《自然公園法》《自然公園法實施細則》《自然環境保全法》等，規定日本自然保護地域包括國立公園、國定公園、都道府縣自然公園三類，并對自然公園的合理利用進行了嚴在保障生物安全方面：日本制定了《瀕危物種保護法》《鳥獸保護法》《稀有物種保存法》等，要求在日本投資建設相關項目要注意避免對當地野生動物造成危害。[33]日本《瀕危物種保護法》設置了包括鳥獸，保護區、自然公園、天然保護區、野生動物棲息地在內的自然保護區制度，保護區具體范圍由環境大臣根據當地生態情況和野生動物分布進行劃分。此外，日本環境大臣還定期對自然保護區進行調查提出評估意見，并根據中央環境審議會的意見實行動物增殖計劃。日本《瀕危物種保護法》《自然再生推進法》《物種保存法》還對相關違法行為做出了從罰款到徒刑的各類處罰規定。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日本于2013年實現碳達峰，計劃2030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比2013年度減少46%，2050年實現碳中和。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及碳中和的目標下，日本也特別重視對國內及外資企業進行碳減排管理。日本早在1979年就出臺了《關于合理使用能源的法律》，規定了工廠、運輸、建筑、機械器具等領域的節能要求，并根據能源年消耗量對能源使用單位分為一類能源管理單位和二類能源管理單位，《節約能源法》要求前述單位每年必須減少1％的能源消耗。對于節能達標的單位，政府在一定期限給予減免稅的優惠。而對于未達標者，政府會依法公布其單位的名稱，并處以罰款。1998年，《京都議定書》簽訂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全球變暖對策推進法》，要求溫室氣體排放量超過規定量的企業須在每個財政年度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直接和間接排放量）并向主管大臣報告，未報告或虛假報告的企業將被處以罰款。2012年10月，日本實施“碳稅”制度，以化石燃料為對象，按照CO2排放量追加稅金。此外，日本政府還制定了《建筑物節能與低碳城市建設推進法》、保護CO2吸收源的《森林經營管理法》，并設立了森林環境稅、森林環境贈與稅等。2020年12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了《2050碳中和綠色增長戰略》，該戰略書中確認了“2050年日本實現凈零排放”的目標，還提出了對日本海上風能、電動汽車、氫燃料等14個重點領域的具體計劃目標和年限設定。2.新加坡生態環境安全主要政策立法及重點監管內容新加坡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把建設“花園城市”作為基本國策的國家，將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作為生態環境安全保護的重要內容。在保障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生態安全方面，新加坡制定了《公園和樹木法案》《國家公園法案》《國家公園委員會法案》等，明確任何活動不得對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遺產道路防護綠地、樹木保存區域或其他特殊區域的樹木與植物造成破壞。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新加坡是一個地勢低洼的島嶼國家，因此氣候變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對其國家安全產生了嚴重威脅。為應對氣候變化，新加坡制定了《碳定價法》，要求任何每年排放等于或超過2.5萬噸二氧化碳當量溫室氣體的工業設施都必須注冊為應稅單位，并每年提交一份監測計劃和一份排放報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所有應稅單位必須繳納碳排放稅。2021年2月，新加坡發布《2030年新加坡綠色發展藍圖》，旨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并對使用清潔能源、推動廢物循環利用方面提出目標和任務要求。在ESG監管方面，新加坡是亞洲最早對ESG報告作出強制性披露要求的國家。2016年，新加坡交易所發布了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從2017年12月31日或之后結束的會計年度開始必須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自2022財年起，新加坡交易所根據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的建議，要求所有發行人在其可持續發展報告中納入氣候相關報告。氣候報告規則遵循“遵守或解釋”原則，拒絕披露其社會和環境影響與績效的公司須做出解釋。從2023財年和2024財年起，在特定行業（2023財年起，強制性報告制度延伸到金融業、農業、食品和林產品業以及能源業；從2024財年起，擴展到材料與建筑以及運輸行業），氣候相關報告成為強制性要求。2024年2月，新加坡交通部部長兼財政部第二部長徐芳達宣布，新加坡政府積極推動企業向綠色轉型，針對本地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將分階段落實強制性氣候相關信息披露。[34]從2025財年起，所有新加坡本地上市公司須披露氣候相關信息，按照“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定下的標準來報告，包括溫室氣體范圍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范圍二（外購電力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信息。從2026財年起須披露溫室氣體范圍三（即企業價值鏈中產生的所有其他間接排放量）信息。對于年營收至少10億新元、總資產至少5億新元的非上市公司，從2027財年起，也須披露氣候相關信息。企業如不披露可持續發展報告或氣候相關信息，或者披露內容構成“漂綠”，則可能因違反新加坡《虛假陳述法》《消費者保護（公平貿易）法》《新加坡廣告行為準則》而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四、跨國企業全球投資涉及生態環境安全的風險防控要點1.外資企業對華投資需要關注的生態環境安全風險防控要點對于在中國投資的企業，生態環境安全方面的風險防控要點主要分生態安全防控及環境風險防控兩個方面。在生態安全風險防控方面，企業在建設項目選址時應將“三線一單”作為選址的參考依據，如可根據擬投資項目的性質、規模、所屬行業及工藝等，結合項目所在地政府所劃定的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生態環境準入負面清單及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方案等，來評估項目是否可以準入及相關的生態環境監管要求。另外，如企業投資的項目位于重要江河湖泊、重要生態屏障區域附近，則除了準入方面的監管要求外，企業還要特別關注重要流域區域專項立法中對企業在污染物控制、生態環境監測、野生動植物保護、生態環境治理和修復等方面的特定要在環境污染風險防控方面，企業應根據中國相關的法律法規、標準和技術規范等，特別防范危險廢物、尾礦庫、危險化學品、重金屬等可能導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