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附屬學校發展的價值轉型與優化策略近年來，在城市發展尤其是新城區快速建設的過程中，人們對于優質基礎教育資源的需求日益旺盛。各地紛紛采取名校辦分校、委托管理、名校集團化等合作辦學方式擴大優質基礎教育資源供給。在這些合作辦學中，高校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建附屬學校逐漸成為一種重要類型與趨勢，發展迅速。例如，2014年北京23所高校與朝陽、海淀、豐臺、昌平四個區的39所中小學簽約，其中繼續加強發展已有的附小和附中14所，擬定以高校附小、附中名義新創辦25所。而2012年上海各類高校附屬（或實驗）普通高中已達38所，約占上海普通高中的七分之一。在當前快速發展進程中，附屬學校因其特殊的辦學形式與鮮明的身份特色備受社會關注。作為基礎教育辦學的一種模式與類型，高校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建附屬學校的歷史進程與現實基礎是什么，在當前附屬學校“熱潮”發展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值得深思探討。一、從內設機構到互惠合作：大學附屬學校發展的歷史演變我國大學附屬學校有著較長的發展歷史，最早的大學附中可以追溯到近代大學預科。1922年“壬戌學制”廢除大學預科，許多大學改換庭面，將預科改辦稱為附屬中學，附中以優良的師資、課程與教學，吸引了不少優質生源，成為近代普通基礎教育的典范。基于高校與地方政府合作辦學的目的意愿，大致可以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附屬學校的歷史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不同階段形成了特色各異的發展模式。第一階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一階段建立的附屬學校隸屬于大學，可以稱之為傳統的子弟型大學附屬學校。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就是一個“五臟俱全”的小社會，職工的諸多福利靠單位自行處理。為了解決教職工子弟讀書以及大學生實習等問題，高校紛紛自辦附屬學校。該階段以大學為主，地方政府參與不多。附屬學校隸屬于大學，是大學的內設機構，常常歸屬于大學的校長辦公室或后勤部門管理。附屬學校的招生、經費、師資、領導、場地、管理等均由大學自行解決。附屬學校的校長往往由大學的領導或教授兼任。此類附屬學校在后續發展中，因其與大學的天然血脈淵源、先進辦學理念與優秀師資而紛紛成為當前各地的名校與旗艦學校。如北大附中、附小，人大附中、附小，北師大實驗中學、實驗小學，交大附中、復旦附中、華東師大二附中、華中師大一附中、南京師大附中、湖南師大附中等。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世紀末，這一階段建立的附屬學校多是大學授權掛牌地方已有的普通或薄弱學校。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推進，“薄弱學校”開始成為大中城市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1998年，教育部曾頒布《關于加強大中城市薄弱學校建設，辦好義務教育階段每一所學校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各地可以“組織高校、教育科研、教研機構的專家以咨詢組、顧問組方式”扶持薄弱學校發展。在此背景下，為了提升學校辦學質量、推進學校特色辦學，地方政府通過多種渠道，如在地方政府任職的大學校友牽線搭橋，積極尋求高校的智力與專業支持。通過大學專家介入或者特色資源引入，這些薄弱學校的教育質量與辦學特色有了較大改善。這一階段以地方政府為主導，大學通過掛牌附屬學校方式扶持地方的普通或薄弱中小學校發展。這些附屬或實驗學校的人事、財務均由地方政府負責，大學只提供專業或資源支持，多以委派專家或發展顧問方式介入支持附屬學校發展。同時，大學也可以從附屬學校獲得一定學額協調大學教職工子女入學問題。但是伴隨著雙方領導職務更迭、相關支持配套政策不到位，這些學校雖名系大學附屬學校，但是也有部分名實不符，無法達到傳統子弟型附屬學校的優異質量，無法滿足社會期望與需求。在這一階段，還存在一種情況是原有“子弟型”附屬學校的“屬地化”改造。伴隨著基礎教育“地方負責，分級管理”體制的建立完善，大學辦附屬學校也逐步從“單位辦”走向“政府辦”，許多傳統的附屬學校在屬地化改造過程中，遭遇了經費不足、教師流失、教學設施陳舊等困境。第三階段，是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10年以來，這一階段附屬學校是基于地方政府與大學的契約合作，數量與規模發展迅速，多在地方新建城區，以新建為主。21世紀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伴隨著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尤其是新城區建設、城區轉型發展，在區域教育規劃中，地方政府深刻認識到，品牌或優質教育資源是民生最重要的需求，也是地方引留各類人才的重要保障，還是提升城市社會文化形象的重要標志。在這一階段地方政府主動尋求與高校加大教育合作力度。同時，大學也開始重視附屬學校品牌價值，設置專門機構，如基礎教育辦公室或基礎教育集團，管理附屬學校發展事宜。此外，在這一時期相關教育政策中也提及高校與地方政府合作辦學，如2001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就提出：“有條件的普通高中可與高等學校合作，探索創新人才培養的途徑。”上述因素的結合促成了新時期大學附屬學校的快速發展，附屬學校所在地也突破了大學所在的區域范圍。如據不完全統計，與北師大合作舉辦的附屬學校超過70所，分布在全國各地；與華東師大合作共建的附屬學校有12所，分布在上海與長三角城市；華中師大開辦的附屬學校有40所，分布在全國各地。合作方式包括共建附屬或實驗學校，指導辦學與協作辦學等不同形式；辦學體制既有公辦，也有民辦。這一時期的大學附屬學校可以稱為大學品牌輸出型附屬學校，常見方式是地方政府與高校簽訂合作辦學協議，地方政府支付高校一定額度的合作辦學經費（包括品牌使用費、資源運營費等），高校通過品牌授權，在管理團隊、發展規劃、課程資源、學生活動與師資培訓等方面為附屬學校發展提供專業和智力支持。附屬學校日常運營成本與管理皆由地方政府承擔負責，大學主要負責品牌授權與專業支持。共建附屬學校成為地方政府與大學契約合作、互惠共贏的行為。通過合作共建附屬學校，地方政府創建了學校品牌，擴大了優質教育資源供給，緩解了基礎教育階段的入學與擇校壓力；高校擴大了在地方的影響力與美譽度，提升了社會服務能力，構建了良好的政-校關系，同時還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回報。二、大學附屬學校快速發展中的“利益”互惠與“功利”傾向從現實來看，大學與地方政府在基礎教育領域互惠合作的前提基礎在于雙方的資源差異。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其擁有的資源主要包括大學教職工子女入學學額、大學生實習機會、教育實踐研究基地和一定額度的專項經費。對于高校來說，其可以提供的資源包括大學及其附屬校品牌、高校專業資源（包括課程、專家、圖書館、實驗室等）、管理團隊、師資培訓、大學生社團或志愿活動、國際交流等。基于資源差異與需求互補，高校與地方政府通過契約合同方式共建附屬學校，實現雙方的利益互惠。這種利益互惠的實質是地方政府通過支付一定額度的合作經費來購買大學的品牌與多種資源服務。但是，當前新建附屬學校早已超出大學所在區域而遍布全省甚至全國，如北師大的70多所附屬學校分布在全國大部分省市自治區。因為跨地域的限制，使大學對于地方政府的資源需求在不斷萎縮。在此情況下，合作經費逐漸成為大學從地方獲得的主要資源。近年來，雙方合作共建附屬學校經費也是水漲船高，從每年的幾十萬元上升到幾百萬乃至上千萬元。當前，在高校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建大學附屬學校的過程中，上述以合作經費為主要內容的利益互惠還或隱或顯地帶來了三種不良現象或傾向。一是短期功利現象。地方政府在引進大學品牌之初，就對附屬學校的優質發展有著較高的期望。在現實中，地方政府與民眾的這種期望直接表現就是希望新建成的附屬學校短期見效盡快出成績。但是，在現在教育評價體系下，學校之間的競爭更多體現為生源與考試升學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