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作與日》西方學者的社會史研究

在研究古希臘的歷史時，哈西歐的史詩《農業和時間》是19世紀創作的重要資料。1有別于以贊美英雄業績為主題的兩部荷馬史詩,亦有別于赫西奧德自己的另一部歌頌諸神起源和譜系的史詩《神譜》,《農作與時日》針對的是現實生活中的宗教、倫理和社會問題。全詩圍繞農民的日常勞作,介紹了農事知識,描繪了農村生活,頌揚了正義和農業勞動,奠定了農業在后來古典時期城邦意識形態中的重要地位。在形式上,它也頗為特別,雖然采用了史詩的格律和語言,卻是一篇訓喻辭,其中詩人以第一人稱的口吻直接向包括其弟佩爾西斯、當地王爺(巴西琉斯)及旁觀者在內的聽眾進行勸導。如今,學者對于此詩的教喻作用很少理會,更感興趣的是如何從中提取社會史史料,考察公元前8世紀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希臘中部比奧提亞地區偏遠小村莊的農村生活。由于《農作與時日》涉及了詩人所處時代的現實問題,其中必然包含一些有價值的社會史材料,但是赫西奧德并非“社會史材料”的被動記錄者,而是作為富有創造性的詩人使之服務于詩篇的教喻作用,因此在解釋這些史料之時,我們必須兼顧詩人的教喻目的。那些過度關注詩歌里的史料內容而將之與其余部分割裂開來的做法,會導致史料解釋的偏頗。有感于此,本文著重考察《農作與時日》研究領域里西方學者近年來關注較多的兩則社會史問題:(一)詩人塑造的包括父親與兩個兒子(即赫西奧德和佩爾西斯)在內的這個家庭究竟屬于哪個社會階層;(二)被詩人譏為“貧苦的村莊阿斯克拉(Ascra)”與鄰近的城邦特斯比亞(Thespiae)之間有著怎樣的政治經濟關系。在評述相關實證性考據的同時,本文從詩歌的內在理路尤其是它的教喻目的來審視相關文本證據,糾正這些考證的偏頗之處,并力圖表明,這兩則基于詩歌文本解讀的社會史問題需要同時從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衡量。父與子:普通平民抑或沒落貴族?從整體上看,《農作與時日》所具有的教喻作用體現于詩人設計的一個“戲劇性”場景(27—41行,以下只標注數字):父親死后,弟弟佩爾西斯靠賄賂王爺“獲得了較大的一份”遺產,但此后卻終日游手好閑、不務正業,將遺產揮霍殆盡,此刻又向赫西奧德乞求救濟,并威脅說如若不從便要挑起訴訟,受此激發詩人創作了長詩,用以訓誡兄弟,并勸諭世人。類似的第一人稱敘述在赫西奧德的詩作里有好幾處,2以往一直被簡單當作詩人的“自傳性”材料看待。近來有部分學者指出,不必拘泥于字面來理解這些所謂的“自傳性”段落,必須以一種更精細的方式來考察赫西奧德的第一人稱陳述在其詩歌語境中所起到的作用。其中最具爭議性的是哈佛大學古典學系教授格里高利·納什的看法,他認為“赫西奧德”像“荷馬”一樣,并非歷史上實有其人的詩人之名,而是詩人塑造的“人物”。3根據這種觀點,將“赫西奧德”的第一人稱陳述等同于詩人的自傳恰恰犯了將人物等同于作者的簡單錯誤。本文不擬在此探討“赫西奧德”是真實抑或虛構這一或許無法解答的問題,但在筆者看來,既然《農作與時日》里的詩人試圖將其塑造的家庭置放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背景之中,這就給了我們空間,在兼顧其文學作用的同時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考察詩人所塑造的家庭。4有關這個家庭,學者們關注較集中的一個問題是其所屬的社會階層:赫西奧德描繪的是一個“沒落貴族”抑或“普通平民”家庭?讓我們首先來了解詩人父親的生涯:大傻瓜佩爾西斯,正如你我的父親,由于缺乏好的謀生之計,曾經常常揚帆出海。有一次他乘坐黑色的航船離開愛奧利亞的庫邁越過廣闊的海域來到這個地方,不是為了逃避財富、豐饒和幸福而是為了逃避宙斯加給凡人的可怕貧窮。他定居在毗鄰赫利孔山的一個貧苦村莊阿斯克拉,這地方冬天寒冷,夏季酷熱,從不適宜。5據此說法,赫西奧德的父親來自小亞細亞愛奧利亞(Aeolia)地區的城市庫邁(Kyme),在那里為了維持生計從事海上貿易。然而,風險很大的海上貿易不曾讓他擺脫貧窮,因而不得已遷居希臘本土比奧提亞(Boeotia)境內位于赫利孔山(Helicon)東麓的村莊阿斯克拉。眾所周知,公元前8世紀的下半葉,希臘人開始了又一次移民活動,從希臘本土向小亞細亞、意大利南部乃至更遠的地區大規模移民,但是赫西奧德父親的這種“反向移民”令許多學者迷惑不解:為什么他愿意從更富庶的小亞細亞返回希臘大陸,靠墾荒種地勉強糊口?6一種猜測是,赫西奧德的父親離開庫邁的初衷是想與其他商人一起移民到意大利坎帕尼亞地區的庫米(Cumae),但由于種種原因他在途經阿斯克拉時停留下來并定居在這里,墾殖了一些荒地,靠著辛勤的勞動使之變成一片欣欣向榮的農場,并把它作為遺產平分給了兩個兒子,使他們能依賴自己的一份田產過上小康生活。更令學者感興趣的問題是,關于赫西奧德父親社會階層的這個段落能告訴我們什么?維拉莫維茲曾經揣測,赫西奧德的父親出身于非貴族階層,但在定居阿斯克拉之時卻佯裝成貴族并蒙騙了當地居民。1徹斯特·斯塔爾同意非貴族出身的說法,不過他認為赫西奧德的父親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成為所謂的“半貴族”,這是斯塔爾假想的一個由中產農民組成的社會階層,其成員的社會等級可上可下。3同樣,社會地位的流動性這個主題在貝內戴托·布拉沃對于本詩的釋讀中占據了核心位置。4基于對古風早期的海上貿易所作的深入研究,5布拉沃試圖證明當時貴族是唯一從事這項活動的階層,因此赫西奧德的父親實際上是一位沒落貴族,參與了職業性的海上貿易活動,而他的兩個兒子也相應地屬于沒落貴族階層。布拉沃推論,《農作與時日》針對的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即沒落貴族,并且教導他們如何憑借誠實無欺的農業勞動而非充滿風險的貿易活動重新使自己的社會地位穩步上升。以上各家的解釋對本段落從屬的語境都沒有給予充分的關注。這個段落出現在所謂的“海上航行”(Nautilia)篇章里,在此詩人就航海和海上貿易向自己的兄弟提出了忠告。6從中我們得知,詩人對于海上貿易的態度模棱兩可:一方面他認為海上貿易是“頭腦昏昏者”在希望避免債務和饑餓時不得已而為之的活動,7另一方面他又承認它會使人獲利,殷實的農民也可以偶爾藉此增加財富。8但是,航海伴隨著極大的危險,要冒傾家蕩產的風險,所以如果佩爾西斯堅持要從事此項活動,他就應該像農夫那樣,從事季節性的貿易,出售他的剩余產品。換句話說,海上貿易不能替代農耕,而只能作為后者的補充。赫西奧德在這里所描述和稱許的貿易類型,阿爾豐索·梅勒(AlfonsoMele)認為是所謂的ergon貿易,即主要是農民由農作(erga)產出的日用必需品的買賣,并且僅是農民從事的活動之一;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所謂的prexis貿易,即貴族從事的職業貿易,買賣的是諸如金銀、象牙等奢侈品。7出于對海上貿易的這種兩可態度,赫西奧德在“海上航行”這一篇章里尤其強調航海必須遵守時令、把握尺度。因此,他重提了父親的例子來勸諭佩爾西斯。在上引段落里,父親的生涯被當作反面典型:他試圖作為一名職業商人來維持生計卻失敗了,于是放棄了貿易活動,只得定居在阿斯克拉以耕種來養家糊口。8可見,想要通過海上貿易謀求“財富、豐饒和幸福”是多么地不明智,只有在土地上的辛勤勞作才是最可靠的生活方式。佩爾西斯不應該效仿父親專事海上貿易,9而應該遵照赫西奧德的教誨,以務農為本海上貿易為末。從詩人的教喻目的出發,不管父親是否屬于“沒落貴族”(對此我們無從得知),只有他在阿斯克拉定居后像其他“普通平民”那樣辛勤勞作的生活才是值得效仿的。由于佩爾西斯是這篇勸諭詩的主要針對者,亦有學者試圖通過分析詩人如何稱呼和描述其兄弟來推斷后者(以及赫西奧德自己)的社會階層。例如,詩人對王爺們講述了“老鷹與夜鶯”的寓言之后,立即轉向佩爾西斯并以如下的方式勸告他:噢,佩爾西斯,要傾聽正義,不要滋長邪惡,因為邪惡帶給卑賤者(deilos)不幸,即便高貴者(esthlos)也不能輕易承受它,也會被它壓垮,一旦他遇上災禍……10許多學者認為,這里的兩個關鍵詞deilos和esthlos明顯具有社會階層的含義。韋斯特(M.L.West)的注釋頗具代表性,他斷言,這兩個詞指的是“社會地位的低與高;顯而易見,佩爾西斯是‘低等人’,并非王爺中的一員”。11誠然,在上面的段落里,deilos和esthlos是緊跟在為王爺們述說的寓言之后出現的,兩者似乎應該分別指代佩爾西斯和王爺,因而增添了諷刺意味。但在另一處(299),詩人在稱呼佩爾西斯時卻使用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短語“diongenos”。在其他早期詩歌里出現時,這個短語(直譯為“神的后裔”,意譯為“出身高貴的”)指的都是宙斯的子女如狄奧尼索斯或者阿爾忒彌斯,而凡人能享有這個稱號的必定是貴族出身的英雄。那么,“出身高貴的佩爾西斯”如何與前面所提到的“卑賤者”協調呢?維拉莫維茲的解釋如前所述,出身低微的父親在定居阿斯克拉的時候對當地居民佯裝成貴族,在這里詩人用這個稱呼來提醒他的兄弟:他們的父親所宣稱的貴族出身,并借此來激勵他。12布拉沃則直接把這個短語與前文提到的赫西奧德的父親從事職業性的海上貿易聯系起來,作為支持自己關于赫西奧德家沒落貴族出身的有力證據。13針對deilos和diongenos之間的矛盾,目前比較通行的解決辦法是,強調后者是一個固定的程式化短語,來自赫西奧德所依循的口頭詩歌傳統,因此不能拘泥于字面意思來理解,而是要領會其反諷作用。14對此筆者表示贊同,但是需要補充的是,如果從各家所忽視的diongenos這個短語與之前的詩句所存在的呼應來看,這種反諷作用恰恰服務于詩歌的教喻目的。在這個段落里詩人向佩爾西斯解釋說:自己能思考一切事情,能慮及眼前之事以及終極之事的那位,是至善者;能聽從好言好語的那位,也不失為善者(esthlos);可是自己既不思考,又不聽從別人勸說將之牢記在心的那位,是個無用之徒。然而你要時刻切記我的訓喻,出身高貴的(diongenos)佩爾西斯,要努力勞作……15這個段落對詩人為自己所塑造的教育者形象具有重要意義,筆者在別處已有較詳細的討論。16概而言之,“自己能思考一切事情”的“至善者”指的是詩人自己,詩人告誡佩爾西斯要努力從“無用之徒”轉變成“善者”,而轉變過程則是通過聽從詩人的“好言好語”,并將詩人的訓喻“牢記在心”。正是此時,詩人稱呼佩爾西斯為diongenos(“出身高貴的”),借諷刺來鼓勵他:雖然他稱不上“出身高貴的”,但也不應甘為第三類的“無用之徒”,而應該向第二類的“善者”看齊。如果聯系前文,這里的esthlos一詞已從它所標志的社會階層向德性的含義引申,詩人似乎故意在模糊出身高貴與低賤之間的差別,只要佩爾西斯愿意接受詩人的訓喻就也能成為“善者”。這恰恰是詩人的教喻目的之所在:“善者”不僅僅是像“王爺”那樣由社會階層所決定,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遵循和實踐詩人的“訓喻”而努力成為“善者”,佩爾西斯雖然出身普通平民,卻同樣能夠憑借“努力勞作”躋身于“善者”。“貧苦的村莊阿斯克拉”:城邦與正義第二則社會史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小村莊阿斯克拉的社會定位。阿斯克拉是一個由許多獨立的oikoi(oikos的復數)組成的共同體,oikos為最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單位,包括了家庭和家庭成員耕作的田產(klēros)。從赫西奧德給兄弟的諸多建議所提供的信息中,我們可以拼合成一幅典型的、管理有方的oikos的圖景:農夫與他的妻子至少生有一子(271,376—377);他們擁有兩頭公牛(436—437),有一名40歲的傭工幫他趕牛耕田(441);偶爾還雇用一名貧窮的不屬于任何其他oikos的“雇工”(thēs,602);耕種(468—471)、收割(573)、打谷(597)以及建造谷倉(502—503)的時候都有奴隸做幫手,此外還有女仆。這個規模不小的家庭主要從事谷物生產、葡萄種植和家畜飼養。若干個這樣相互獨立的oikoi在小村莊里比鄰而居。它們之間的鄰里關系頗為重要。赫西奧德坦言,“壞鄰居是一大災禍,而好鄰居是一大福祉(346)”,因此他建議佩爾西斯“邀請住在你附近的人”來進餐,增進彼此間的情誼。與此同時,鄰里間還存在由“有益的不和女神”激發的競爭關系:“一個人看到別人因勤勞而致富,因勤于耕耘、栽種而把家事安排得順順當當時,他會因羨慕而變得熱愛工作。鄰居間相互攀比,爭先富裕(21—24)。”這樣一個由許多oikoi構成的共同體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與鄰近的城邦特斯比亞有著怎樣的關系?阿斯克拉是自給自足的,還是在政治經濟上依附于特斯比亞?赫西奧德在詩篇里并沒有提到特斯比亞的名字,但可以推測,佩爾西斯所熱衷的法庭爭訟(29)以及王爺們“主持”正義的地點均在特斯比亞。17問題的焦點是,這些特斯比亞的王爺們是否以及如何從經濟和政治上控制阿斯克拉的農民?法國學者愛德華·維勒在1957年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古希臘土地制度探源:荷馬、赫西奧德與邁錫尼背景》的論文,18認為《農作與時日》的歷史背景是一場土地危機。作者以梭倫時期的雅典為參照,提出詩篇里所描述的發生在兩兄弟間爭執的原因在于土地缺乏以及分配不均。他的主要文本證據除了詩篇的37—39行提到的分割遺產,還有第341行“你因而可以獲得別人的田產,而不是別人獲得你的”。19他據此提出,當時的遺產繼承制度將土地在男性繼承人中間平均分配,使得后代擁有的土地越來越少,最終導致小塊土地無法養活一個oikos,而土地的所有者被迫向更富裕的大地主借貸進而一步步陷入欠債的深淵。出于宗教和道德上的原因,oikos擁有的田產不得轉讓所有權,因此這些一貧如洗的農民不得不成為自己土地的“租賃者”,用收成的一部分來歸還原先的借貸。通過這種方式,在土地所有權沒有轉讓的情況下,富有的貴族階層和大地主也能完全控制他人的田產,而特斯比亞的那些“吞噬禮物的”王爺們正是欺壓阿斯克拉農民的本地貴族。維勒的觀點曾經頗具影響力,然而我們必須謹慎對待這個解釋模式。首先,不能不加區別地把梭倫時期的大城邦雅典的歷史境況應用到一百多年前的小村莊阿斯克拉之上,我們不能假設兩者之間有足夠的相似之處來進行這種類比。其次,盡管《農作與時日》一開始就提到了兄弟倆分割父親留下的田產(37),詩人并沒有暗示,被分割之后的田產將不足以養活兩個家庭中的任何一個。20恰恰相反,詩人不時地強調只要佩爾西斯辛勤勞作就能過上小康生活,只要聽從他所給出的有關農業生產、家畜飼養以及海上貿易的種種指導也能擁有如上文所述的管理有方的oikos,而這個oikos有著包括男主人、妻子、兒女、兩名或更多的男奴以及一名女奴在內的為數不少的人口。如此看來,赫西奧德的阿斯克拉并沒有處于土地危機的泥淖之中。在新近出版的一本題名為《赫西奧德的阿斯克拉》的專著中,美國學者安東尼·愛德華茲討論了《農作與時日》的社會歷史背景,并對其中所有相關文本證據做了一番徹底的重新審視。21他摒棄了維勒的“阿斯克拉農民受到特斯比亞王爺壓迫”的解釋模式,并根據對文本證據的重審得出了如下結論:“《農作與時日》里的阿斯克拉體現了遠不如荷馬的城邦那樣復雜的共同體類型,這種類型先于荷馬式城邦及其巴西琉斯而存在,并且在希臘許多地區一直深入古風時期,與新式城邦共存。”22換句話說,阿斯克拉不處在從荷馬式城邦向梭倫時期的雅典的連續發展進程當中,而是屬于“黑暗時期”更為古老的共同體類型。在愛德華茲看來,赫西奧德所描繪的阿斯克拉根本不是一個常見的農民共同體,因為它的內部結構沒有呈現出農民共同體所具備的諸如互相依存、等級制度以及復雜性等典型特征。就對外關系而言,阿斯克拉獨立于特斯比亞保持著自治,而特斯比亞的王爺也沒有對農耕者實施經濟和政治上的控制。迄今為止,愛德華茲的專著最為系統地挑戰了“赫西奧德的阿斯克拉是農民社會”這一正統觀點。他所得出的結論,如果被當作《農作與時日》所反映的“歷史現實”,將會使得阿斯克拉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所以從文本證據得出的這些“實證性”結論需要從詩作修辭效果的角度加以平衡。《赫西奧德的阿斯克拉》的作者并沒有忽視這一點,在全書的最后一章給出了一個概述。他提出,《農作與時日》建立在村莊與城邦(即阿斯克拉和特斯比亞)的對立之上,但詩人的修辭目的卻是通過分離對立中的“城邦”這一極并將之驅逐出村莊的視野之外來瓦解這一對立,從而將對立局限在村莊范圍內,納入村莊內部的貧富對立之中。赫西奧德運用了他所有的修辭才能想要說服佩爾西斯的是,村莊里的生活體現了正義和勤勞的美德,而城邦則是邪惡和懶惰的淵藪。23愛德華茲強調赫西奧德站在農莊和農莊上的勞作所實踐的正義那一邊,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赫西奧德有沒有像他所認為的那樣,在村莊和城邦之間建立如此極端的對立關系?村莊與城邦是否直接等同于正義與邪惡?這一點恰恰觸及了問題的關鍵:通過詩歌里所呈現的阿斯克拉與特斯比亞的關系,《農作與時日》是如何應對正在興起的城邦的影響,只是簡單地將其排除在村莊的視野之外,還是以某種方式將村莊融入城邦生活之中?誠然,對于阿斯克拉的農民來說,城邦處于他們生活經驗的邊緣。赫西奧德勸說佩爾西斯遠離城邦的公共空間(agora),把浪費在那里的時間用于務農,在村莊里以自己的oikos為中心去生活。只有這樣,宙斯的正義才能得到伸張并得以實現。隨著詩人教喻的步步推進,對正義的宣揚存在一個重心上的轉移:從同時涉及城邦的王爺和村莊農民的正義到只涉及農民農業勞作的正義。不過,這一重心的轉移并不意味著城邦被排除在視野之外。作為正義的捍衛者,赫西奧德充分意識到它需要整個城邦的合作:王爺和農民必須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實踐正義。正義的這一性質在被稱作“正義和不義城邦的雙連畫(diptych)”的著名段落里鮮明地體現出來。在“正義的城邦”里(225—237),是一片安居樂業的和平景象:人們享用土地為他們出產的豐足食物,沒有饑荒和災禍,他們也無需駕船出海;山上橡樹的枝頭長出橡實,蜜蜂盤旋采蜜于橡樹之中,綿羊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