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利條件下農戶灌溉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農戶灌溉行為的解決對策與國外相關研究中國是世界上嚴重干旱的國家之一。節水灌溉的興衰直接關系到農業生產和人民的安居樂業。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共建成萬畝以上灌區5800處,機井、塘壩均以百萬計,年供水能力約500×109m3,有效灌溉面積達到56.3×106hm2(劉寧,2005),這在保障農業發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大多數灌溉工程建于20世紀50～60年代,技術標準不高,配套設施沒有完全跟上,尤其是經多年的運行,大多數灌溉設施老化毀損;又因近年來農村實行稅費改革和“一事一議”的農村水利籌資籌勞方式,導致灌區末級渠系的養護投入嚴重下降,管理流于形式,渠系輸水效率嚴重下降,渠系水利用系數平均僅為0.4～0.45。從大中型灌溉工程(以下簡稱大水利)取水的實際成本攀升,使得其實際灌溉面積嚴重萎縮。而與此同時,農戶自建小型水利設施(以下簡稱小水利)遍地開花,而且有進一步擠占大水利的趨勢(羅興佐,2006)。農村灌溉集體使用大水利的合作行為正逐步向農戶自組織小水利的個體灌溉行為演化。那么,哪些因素決定著農戶的灌溉行為選擇,農民轉換水利灌溉方式的內在誘因是什么?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對此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賀雪峰(2003、2006)、羅興佐(2006)認為供水單位市場化運作、國家和鄉村行政權威退出農田水利的組織管理,導致供水單位與農戶在供水關系上的斷裂,進而誘生農戶的自組織小水利行為。唐忠(2005)指出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上的缺位,無形之下將一部分本應由國家負擔的職能轉嫁給了農民是農村水利衰退和無序的根源。諶蕓(2005)認為供水單位的用水計量和管理制度滿足不了分散農戶的差異化需求,導致農戶只好自組織小水利灌溉。國外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國政治經濟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1993、2000)從制度分析的角度,在國家理論和企業理論之外發展了一套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探討了發展中國家的農戶灌溉行為。日本學者青木昌彥(2001)通過對公共灌溉系統修建的博弈分析指出,排除“搭便車”者的困難是集體行動困境的根源。然而,遺憾的是這些分析缺乏中國數據的佐證。綜觀既有研究,主要是采用社會學或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從宏觀層面探討目前我國農村公共政策、土地制度、鄉村文化和治理環境等對農民灌溉用水模式的影響。從微觀層次,特別是對農民灌溉活動的內在機理進行實證的成果則極其少見。對于農村灌溉系統和農戶灌溉行為面臨的問題,目前還沒有得到一致的理解和解決思路。本文認為,深刻解讀農戶灌溉行為應該從農戶所面臨的內外部約束條件出發,以大量微觀系統數據的實證研究為根基,探究其行為的經濟制度根源和內在機理。為此,本文在借鑒相關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探尋本文的理論基礎,結合中國經驗提出了基本理論命題;并在選擇較有代表性的農田灌溉區的基礎上,采用分層抽樣法和計量分析方法,考察了農戶灌溉行為選擇的影響因素,從微觀層面揭示了中國農民灌溉行為選擇的真實機理,試圖為探求農村水利和諧發展的有效路徑提供基于中國經驗的獨特視角。二、相關理論分析和基本提案的提出(一)相關理論分析1.集體行動的“囚徒困境”1995年曼瑟爾·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指出,在追求集體行動收益的過程中,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使個人按照他們共同的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其要點可分解為:(1)集體行動的“囚徒困境”——集團利益的公共性會導致集團成員普遍的“搭便車”行為。(2)強制與選擇性激勵——是實現集體行動的手段。(3)集體行動組織的規模——只要少數幾個實力雄厚的成員聯合提供某項公共產品的收益大于成本,這項公共產品就傾向于被提供。應該看到,集體選擇理論的隱含前提:對公共物品的需求是集體行動的原動力。因為公共物品是個人力量無法締造,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才可以獲得的物品,因而,所有的集體行動都是由群體成員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引起的。然而,我們注意到,中國農村的灌溉用水是否完全意義上的公共物品尚待考究。因此,集體選擇理論對中國農戶灌溉行為的分析效力未必奏效。2.奧斯特羅姆的自組織制度的解釋美國學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2000)在一系列實地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針對以公共資源產權私有化、政府管制的方法來解決“公地悲劇”1問題的觀點,認為人類雖然存在許多公地悲劇,但并不一定惟有私有化或政府管制才能解決。她指出:“許多成功的公共池塘資源制度,沖破了僵化的市場的、國家的或私有的、公有的分類,成功地在‘存在著搭便車和逃避責任的誘惑的環境中’,能使人們取得富有成效的結果”。那么,如何使公共池塘資源不產生“公地悲劇”呢?奧斯特羅姆認為關鍵在于通過資源占用者有效的、成功的自組織行為來解決公共池塘資源問題。即“如何把占用者獨立行動的情形改變為占用者采用協調策略以獲得較高收益或減少共同損失的情形”。她認為制度能使人們不再單獨行動,并為達到一個均衡的結局協調他們的活動,因為制度可以擴大理性人的福利。進而,她提出無論國家、市場,還是自主治理機構,都是自發創造的秩序,都必須與其他公共治理機構在同一層次或不同層次上綜合在一起,構成一個互動的“多中心治理體系”。當然,奧斯特羅姆自己也指出:自主治理需要解決三大問題,即“新制度的供給”、“可信承諾”和“相互監督”。反觀中國農村社會現狀,這三大問題都難以解決,尤其是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今天。一方面,家庭承包責任制實行后,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后,國家和鄉村組織的行政強制和權威淡出鄉村水利建設和管理,導致農村水利建設和管理失去具有權威和強制力的統一組織資源的制度供給者。另一方面,小農意識濃厚、自利、相互猜疑的原始化的農民缺乏相互信任和監督的基礎。可見,公共池塘資源的自主治理理論能否解決中國農戶的灌溉事務組織問題尚待驗證。3.灌溉方式的交易特性以威廉姆森(O.E.Williamson)為代表的交易費用經濟學(TCE)認為,任何經濟活動都可以看作是一種交易,不同性質的交易可以歸結為不同類型的契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對稱的存在,經濟中的任何交易或稱為契約都需要某種形式的治理機制。為了支持長期有價值的交易或不完全契約,需要根據由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和不確定性決定的交易特性,將交易分為不同類型,根據交易費用最小化原則,依據交易所決定的契約性質,不同性質的交易或契約匹配不同的治理結構,如市場、混合形式、科層和官僚組織等不同的治理結構或治理機制(Williamson,2002)。最優的治理結構是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事前交易費用和事后交易費用的治理結構。但是,交易費用理論卻假定不同治理模式具有統一的技術和生產成本,而且忽視了交易契約的選擇是因社會制度環境的變化而演進的,這勢必影響其解釋力。可以說,如果簡單地以交易費用來選擇灌溉治理方式,而脫離農戶所處的市場化水平和制度環境,并不能客觀地反映農戶灌溉方式選擇的內在機理。根據既有的文獻思想和本研究實地調研得到的經驗,我們認為,在社會分工水平和要素市場發育程度還很低的農村,交易制度和產權制度還不完善,會使得農業灌溉用水具有不同于完全市場條件下的獨特的交易特性。為此,我們需要以中國農村市場發育程度和農業灌溉用水的交易特性為基礎,吸取既有理論的有益成分,提出我們的基本理論命題,構建新的分析框架。(二)灌溉1.農業灌溉用水的公共物品性質從契約經濟學的角度講,農戶的灌溉行為是農戶圍繞灌溉水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等一系列活動自愿締結的一個交易契約集合體。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期,農村市場發育程度、水資源及相關水利設施的產權安排影響著農業灌溉用水的交易特性,進而制約著灌溉事物的治理和農戶的灌溉行為選擇。(1)灌溉用水的非完全公共物品屬性。從中國目前的水資源產權制度來看,中國農村的灌溉用水并非靠個人力量無法締造,而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才可以獲得的物品。農戶既可以自己從塘堰、河道中和地下取得免費的天然水,也可以取用灌溉水利工程提供的商品水。所以,農業灌溉用水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公共物品。(2)灌溉用水交易的非獨立性。中國農村目前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期,社會分工水平和要素市場發育程度還很低,農戶之間的交易往往可能跨越很多市場,導致其某種交易(比如灌溉用水交易)與其他要素的交易存在著較強的關聯性。例如:農戶的農機具不僅被用于多項生產活動,而且被用作交換別人的物品,甚至勞動力。農戶的灌溉取水投資往往與其他生產投資相關聯,即農戶的灌溉取水交易往往是關系型交易的一部分,所以農戶是在權衡綜合投資成本收益率的前提下選擇某種灌溉方式,而不是以單純取水的投資收益率為標準。灌溉用水的非完全公共物品屬性,導致農戶缺乏集體行動的原動力,而灌溉用水交易的非獨立性,又導致農戶灌溉行為的成本收益權衡的非獨立性。因此,農戶灌溉行為的選擇必然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2.基于灌溉用水交易治理制度的制約因素基于農戶所處的市場經濟制度環境和灌溉用水交易特性的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基本命題來分析農戶的灌溉行為,希望能通過對漳河灌區的大量微觀數據的計量分析得到實證。命題1:在優先考慮基本用水保障率較高的灌溉方式的前提下,農戶會選擇一種灌溉費用較小的灌溉方式。命題2:責權明確的水利設施所有制有利于灌溉用水費用的節約,催生了農戶自主治理灌溉事物的行動,農戶自主合作治理的范圍受灌溉用水交易治理制度的制約。命題3:自主治理制度短缺導致集體行動的悖論。三、湖北漳河地區灌溉灌溉現狀為了能夠較全面地觀測農戶灌溉行為的影響因素,我們選取了瀕臨漢江與漳河、素有“魚米之鄉”之稱的湖北漳河灌區。該地區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旱澇并存、多種農田水利方式并存,能夠較好反映中國農戶灌溉活動的特點。筆者于2006年4月對湖北漳河灌區進行了實地調研。調查內容涉及降雨情況、灌溉水源情況、大水利渠系狀況、水價、水利設施產權制度、農機具購置與使用、農戶收益支出構成、村民合作意愿等20個問題,涵蓋60多個信息項。(一)灌溉渠系損壞嚴重漳河灌區位于湖北省中部,1966年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灌區地跨荊州、宜昌、荊門三市六縣區,設計灌溉面積17.37×104hm2,有效灌溉面積14.91×104hm2,是全國9座灌溉面積13.3×104hm2以上的國家大型灌區之一,也是湖北省最大的水庫灌區。一直以來,漳河灌區以農業灌溉為主。但是自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特別是2004年國家取消農村勞動積累工、義務工,農村水利實行“一事一議”的籌資籌勞方式后,灌溉渠道陷入有人用沒人管的狀況,渠系毀損越來越嚴重,過水量和輸水效率下降導致用水成本攀升,漳河水庫灌溉的實際面積銳減。據統計,漳河水庫水源實際灌溉面積由往年的7.071×104hm2銳減到2005年的2.651×104hm2。而農民通過圍堰集雨、挖塘蓄水或打井提水等小型水利設施利用降雨、地表徑流或地下水灌溉的方式大量出現,小水利供水占綜合灌溉用水的比例已超過60%;而且越往灌溉工程下游,渠系毀損越嚴重,農戶對小水利灌溉方式更加依賴。由于漳河灌區面積較大,渠系狀況、地理位置等因素對農戶灌溉方式選擇均有影響,我們選取灌區內具有代表性的三干渠2的上游的河興,中游的黃堰、孫店和下游的郝臺4個村作為數據采集點。(二)調查樣本的選取和統計結果本次調查我們采用分層抽樣法,將每個村的水利設施所有制分為集體所有、私人所有、聯戶所有三類。每個村隨機抽取27個農戶進行座談和問卷調查,其中三類農戶的數量按水利設施所有制類型的比例確定。共選取了108個農戶,各村27個,獲得有效樣本農戶100個。根據調查獲得的數據(均為2005年度實際值),我們進行了統計分析,得出表1、表2和表3。根據調查結果和統計信息,我們將影響灌溉行為的因素歸納為大水利渠系狀況、灌溉勞動力投入、灌溉用水費用、水稻畝產量、水利設施所有權狀況等因素。(1)灌溉渠系的過水能力這是農戶所在灌溉渠系過水量和渠系水利用系數的綜合水平指標,直接影響農戶的灌溉行為。我們以灌溉渠系過水能力的設計指標為10,根據農戶所在灌溉渠系的實際過水量和渠系水利用系數加權為該渠系的實際過水能力。根據調查結果,該四個村的過水能力分別在8.5～9;6.5～7;5～6;2～3區間范圍內(見表1),具體農戶所處的渠系狀況略有差異。例如,團林鎮河興村地處三干渠上游,靠近渠首,地勢平坦,渠系狀況好,從灌區水庫放水方便,且其他村從水庫放水流經此地,它可無償使用其他村鎮的水量,所以農戶灌溉水源90%以上來自水庫。(2)糧食產量對灌溉的影響農戶是理性的經濟人,其灌溉行為的選擇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較而作出。在灌溉水源能夠保證基本糧食產量的情況下,農戶會通過成本收益的比較選擇灌溉費用較低的灌溉方式。如五里鎮郝臺村位于三干渠下游,距離干渠最遠,渠系毀損最嚴重,放水損失最大,實際支付的取水成本是上游的3～4倍,較之從大水利引水,小水利更為方便,所以從小河流、塘堰、機井抽水灌溉是其主要灌溉方式。(3)灌溉方式的選擇由于灌溉活動要求一定的勞動力負責管理水利設施、引水入田、疏通水道,所以農戶家庭勞動力多寡影響著農戶的灌溉方式選擇。家庭勞動力較多的農戶,尤其是渠系狀況一般或較差的黃堰、孫店和郝臺村的農戶,為了提高作物用水保障率,就通過單戶或聯戶的方式利用以天然水為主要水源的小水利,試圖靠增加勞動力投入利用免費或廉價的自然水源,來彌補從大水利取水的不足,保證基本的糧食收成,不同程度地節約了灌溉用水費用。(4)聯戶所有制比個體所有制更能提高灌溉用水費用和勞動力根據表1中各村三種不同水利設施所有制下農戶灌溉用水費用的比較可以看出,灌溉用水費用聯戶所有制低于個體所有制,更低于集體所有制。我們還發現,聯戶所有制比個體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更能提高水資源和水利設施的使用效率,節約灌溉用水費用和勞動力。同時,這還隱示了農戶采取合作行動有利于灌溉用水費用的節約。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渠系狀況差的缺陷,但其灌溉費用仍高于渠系條件好的農戶。所以,責權明晰的水利設施產權和合作治理制度對農戶的灌溉行為有重要影響。(5)灌溉方式對糧食產量的影響通過不同村民的糧食產量和單位產量用水和勞動力費用比較可以看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糧食產量的高低取決于作物需水保證率;要想提高產量,就要選擇適當的灌溉方式。所以農戶自身的經濟收入條件和糧食產量目標,影響著其灌溉行為的選擇。(三)變量之間關系的描述鑒于上述灌溉行為影響因素的分析和本文提出的理論命題,我們選擇灌溉用水費用作為農戶灌溉行為選擇的代表變量。理由是,農戶是理性的經濟人,其灌溉行為的選擇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較所做出;而且灌溉用水費用能集中反映不同灌溉行為對農戶成本收益的影響。進而,令灌溉用水費用Y為因變量,以渠系狀況A、畝產量B、灌溉勞動力投入L、水利設施所有權狀況U和J為自變量。這里U和J是虛擬變量,代表水利設施所有權狀況;并以個體所有為參照。其中U=1為水利設施集體所有,U=0為其他;J=1為水利設施聯戶所有,J=0為其他;則U=0,J=0為水利設施個體所有。通過對變量之間關系散點圖的分析,發現因變量和自變量間存在線性關系,所以我們將基本模型設定為公式(1):在(1)式中,α為常數項,ε為擾動項。各自變量的標準化系數代表了其對因變量均值的影響程度。U和J的系數分別反映水利設施集體與非集體所有制由于產權清晰與否造成的灌溉用水費用的差異、水利設施聯戶所有制與其他所有制由于責權制度不同所引起的灌溉用水費用的差異。(四)基于回歸系數的回歸分析運用SPSS13.0軟件,對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為了剔除規模經濟對農戶灌溉水利選擇行為的影響,在計量分析中刪除了種植面積20畝以上的樣本戶7個,最后有效樣本為93個。回歸結果見表4。由表4可見,渠系狀況、勞動力投入、集體所有等變量對灌溉用水費用有顯著影響,聯戶所有和產量在0.05顯著性水平上不顯著,即在其他變量存在情況下,聯戶和產量對預測每畝用水費用的均值沒有附加價值。通過對樣本數據的觀察,我們認為可能的原因是河興村位于渠首上游、水源較多(渠水、過境水等)、取水條件明顯優于其他村,從而導致其用水費用和勞動力投入明顯低于其他三個村,使得作為其他自變量對灌溉用水費用的影響被渠系狀況和勞動力投入的效應值覆蓋。為了驗證這一推斷,我們進一步觀察了各變量的Pearson相關矩陣。從各變量的Pearson相關矩陣(過程略)來看,在顯著性水平0.01下,勞動力與渠系狀況的Pearson相關系數為-0.804,這表明樣本中勞動力投入和渠系狀況互為代表,存在交互作用。為此,我們將渠系狀況特別好、灌溉用水費用和勞動力投入明顯不同于其他三個村的河興村的樣本數據剔除。同時,考慮到勞動力投入和渠系狀況存在交互性,我們在模型(1)的基礎上增加渠系狀況(A)與勞動力(L)的交互項(AL),以便更好地觀察渠系狀況、水利設施所有制和產量因素對用水費用的影響,可得模型(2):利用模型(2)對中下游三個村的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5。由表5可見,渠系狀況、勞動力投入及其交互項、水利設施聯戶所有制對灌溉用水費用的影響顯著為負,水利設施集體所有制對灌溉用水費用的影響顯著為正。比較表4和表5的相關系數,我們可以將各因素對農戶灌溉行為的影響表述為:(1)渠系狀況和聯戶所有變量對農戶灌溉用水費用有負影響。渠系狀況是影響農戶灌溉用水費用和用水保障率的首要因素,進而直接影響著農戶灌溉行為;責權明晰的水利設施治理制度有利于灌溉用水費用的節約,產生了規模效應,進而有利于促使農戶采取合作灌溉行為。(2)勞動力投入對灌溉用水費用的負影響,但其作用因渠系狀況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渠系狀況很好或很差時,勞動力對灌溉用水費用的負影響不明顯;在相同渠系狀況下,勞動力投入增加有利于灌溉用水費用的降低,但其對灌溉用水費用的負影響呈遞減趨勢。(3)水利設施集體所有和產量對灌溉用水費用有正影響。因為水利設施集體所有制下,產權主體不明,水利設施有人用無人管,導致農戶競爭性和浪費性取水,使得取水難度越來越大,灌溉費用攀升。在現有灌溉技術水平和灌溉供水條件下,農戶要想增加產量,就必須增加取水投入,這必然導致灌溉用水費用的增加,但若采取科學灌溉技術制度(如間歇灌溉、膜下灌、噴灌等)則會在不增加灌溉用水費用的情況下提高產量,表現為產量對灌溉用水費用的正影響不顯著。綜合以上回歸分析結果,可以得出一般性結論:渠系狀況和聯戶所有變量對農戶灌溉用水費用有負影響,勞動力對灌溉用水費用有負影響因渠系狀況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集體所有和產量變量對灌溉用水費用有正影響。四、灌溉方式對農戶利益的影響決定了農戶對農業自主合作治理的范圍受關系型交易治理制度的限制上述分析表明:渠系狀況一般或較差的中下游的農戶,試圖通過農戶自組織小水利灌溉,尤其是采取小范圍的聯戶合作行為,靠增加勞動力投入利用免費或廉價的自然水源,來彌補從大水利取水的不足。但是,他們為此付出了較大的代價。那么農戶為何不擴大合作范圍集體維修渠系,以提高用水保證率,更多地節約灌溉費用呢?為此,我們需要對影響農戶灌溉行為選擇的內在機理做進一步的經濟解釋,并驗證我們文章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論命題。(一)在優先考慮基本用水保障率較高的灌溉方式的前提下,農戶會選擇一種灌溉費用較小的灌溉方式。這是由農戶的生存理性決定的。就農村的現實來講,農村灌溉用水水源并非完全是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即農戶既可以從灌溉水利工程購買商品水,也可以自己或基于關系交易的親鄰或朋友圈子內聯合從小水利抽水,或者幾種方式混合使用,但無論哪種水源的取得目前都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由于農戶所能控制的經濟資源極其有限,造就了農戶是生存理性和風險規避性的“經濟人”,所以在灌溉水源存在不確定性的現實情況下,農戶首先考慮農作物基本灌溉用水保證率較高的灌溉方式,以保證其基本生存所需的糧食產量。至于農戶選擇哪種灌溉用水方式,則取決于哪種灌溉取水方式能夠滿足其基本的用水需要。在此前提下,農戶才會去比較不同灌溉方式的成本收益率,進而選擇一種灌溉費用較小的灌溉方式。目前,由于從大水利購水不僅需要付水費,而且往往還存在由集體協調困難和“搭便車”問題導致的供水不確定性,在小農意識濃厚、自利、互不信任的原子化的農村社會,農民之間缺乏相互信任和有效的監督。所以,經濟理性的農戶更樂意自組織小水利,而不愿完全依靠大水利灌溉;進而選擇灌溉費用較小的灌溉方式,或自己單戶取水灌溉或者親友聯戶取水灌溉。(二)水利設施所有制明確有利于農戶合作行動的形成,農戶自主合作治理的范圍受關系交易治理制度的制約。根據農戶單位產量用水費用和勞力費用及其成因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在相同渠系條件下,水利設施聯戶所有制下的單產灌溉用水費用最低,私人所有居中,集體所有最高;而且,聯戶用水管理責任制度越清晰、越容易落實,聯戶的規模越趨于擴大。其原因在于農戶灌溉投入成本的非獨立性,導致農戶的灌溉用水交易與其他要素的交易存在著較強的關聯性。研究表明,社會分工程度低、市場范圍較小的經濟中,關系型交易對契約信息結構的要求比較低(不需要第三方的驗證),因而可以實施大量的交易和契約集合,而且不需要花費設立制度的固定成本,所以可以節約大量的交易成本,因此是一種很好的治理結構,有利于農戶合作行動的形成。但是,農戶灌溉合作行動的規模受關系型用水交易的自我實施范圍限制,從本質上講是受正式或非正式契約治理制度的權威性、自發執行性和選擇性激勵3實施的限制。水利設施聯戶所有制之所以成功不僅在于聯戶所有制成員主要限于如左親右鄰、朋友或同一水源的若干農戶的范圍內,參與者相互聯系緊密,相互信任,自我約束意識較強;而且在于“聯戶”是一個可以自愿談判建立、用水責權明確、個體對聯合體貢獻明顯、灌溉用水活動與其他農業生產要素交易活動的關聯性,致使不合作者很容易在其他成員的“動員”(民間的談判方式)下被排擠,使“搭便車”行為得到有效控制。在市場發育程度低,關系型交易盛行的中國農村,農戶的合作灌溉行為往往局限于自我實施(單戶或聯戶)的小范圍內。(三)自主治理制度短缺導致集體行動的悖論。集體行動使用大水利往往需要以上下游多個村組共同協商清淤疏渠、固閘防漏方案,統一監督執行,由于“個人理性效用追求者的邏輯與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