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佛教文化的傳播與傳播

貴州是中國西南部的一個重要地區。它位于湖南省東部，位于廣西自治區南部，西臨云南省，北與四川省和重慶相連。它不僅是一個文化和教育中心，也是中國少數民族的地區。貴州文化除了受傳統的中國儒釋道三教文化影響之外,還有獨特的少數民族文化現象存在。但是在傳統三教文化中,佛教文化是貴州明清以來最有影響的文化現象之一,它與川渝佛教,特別是與重慶佛教的關系,非常值得我們去探討。一、從民間影響到明初佛教的演變四川的佛教傳入很早,在東晉時期,慧持入蜀,開教峨眉山,佛教正式在四川地區立足。此后四川的佛教一直有著很大的發展,自劉宋開始,成都的佛教記載史書不絕,影響開始增大,不僅僧尼上萬,而且有了僧官制度,佛學和佛畫等文化事業蓬勃開展,講經說法和佛事法會活動盛行于世1。并且最終形成了以成都(包括峨眉山)為中心的川西佛教區和以重慶(包括大足)為中心的川東佛教區2。由于貴州與四川兩省的山地特點,也就形成了獨特的文化交融氛圍,并且決定了兩地佛教文化的交往情況。所以在談到兩省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的特點時,不得不考慮到兩地之間特殊的山地交通,因為古代宗教文化的交流,往往是沿著商貿的通道進行的,例如我們已經熟悉的古絲綢之路就是一條重要的宗教文化交流通道。基于這個思考,我們可以說古代四川與貴州的佛教文化交流,主要是通過重慶佛教而進行的,因為重慶既是四川最大城市之一,也是川東地區的重要據點,更是通往貴州的一條要道。重慶的佛教歷史也可以上溯到南朝,重慶學者認為,“巴渝佛教開始復興,奉節的‘信州舍利塔’的建立及潼南大佛造像,即是證明。潼南大佛寺東崖石壁造像是巴渝地區目前所知的最早佛像”3。重慶是長江上游的重要水陸碼頭,也是古來出川的重要通道之一。古代許多名人都是到了重慶,沿著長江坐船放水到中原和江南。佛教人士也不例外,例如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玄奘、馬祖道一等人,都是沿著長江而到中原和下游地區的。四川與重慶的佛教歷史溯源甚早,且自成一家,在民間影響很深,例如成都的大慈寺和峨眉山在唐代都是整個四川地區的佛教重鎮,特別是大慈寺當時有近千間房屋,在中國佛教界都是有影響的大廟。重慶的大足石刻在晚唐時代就已經形成了佛教石刻畫卷,成為中國佛教藝術史上最燦爛的一頁。而且在四川歷史上有過很多有名的高僧,這些高僧都是引領時代風潮的人物,像馬祖道一禪師因為提倡“即心即佛”的思想,將南宗禪的禪風發揚光大,史載馬駒子一踏天下。重顯禪師撰寫了號稱宗門第一書的《碧巖錄》。但是直到明代以前,四川的佛教并沒有自成體系,也沒有在中國佛教中獨出一角,雖然四川佛教人才眾多,然而這些人才都是在出川之后才成為一大家,像馬祖道一出川之后在洪州(南昌)弘法,創立了洪州宗,重顯在浙江奉化雪竇寺撰寫了《碧巖錄》,等等,為什么四川僧人非要離開川地之后才能出成績,這個問題一直在學者中間討論,但是到了現在,也沒有人能把它說清楚。到了明代,四川佛教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明初四川佛教禪宗開始崛起,其最明顯的標志是普州(現四川安岳)道明寺的臨濟宗無際明悟禪師與弟子楚山紹琦在四川傳播佛教,并將這一派佛教影響到河南伏牛山,甚至京城等地,形成了走出四川以外地區的無際明悟派一系4。可惜的是這一派僅以嚴格的禪修為代表,缺少靈活的禪法施運,故該派傳后不久影響就沒有了。到了明末清初時,四川的佛教受到了“兩湖兩廣填四川”的影響,從湖南和湖北等地傳來的禪宗,特別是湖南南岳地區的曹洞宗僧人對四川地區的佛教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這些僧人并沒有形成全面的影響,僅是在某一地區或某一寺院有勢力,例如大足的寶鼎寺僧人南翁一派晴舟即為其一5。但是這一時期在四川,尤其是重慶地區佛教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元末明初的著名學者宋濂曾經說過:“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于西蜀晉云山中。”6這里的“晉云”是指重慶北碚縉云山,在明初時這是重慶佛教的重鎮,當時有人撰文稱為“重慶府縉云山如海真禪師”7。縉云寺至今在佛教史上也有重要的影響,近代曾經在這里出現了漢藏教理院,著名的太虛法師和印順法師等一代高僧都與這座寺院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海真禪師的弟子寶金碧峰禪師在縉云山學習佛教,開悟后成為全國有名的大法師。元至正戊子(1348)冬,順帝遣使者召寶金禪師至燕都,慰勞甚至,賜以金紋伽黎衣。翌年,命建壇祈雨輒應,賜寂照圓明之號,詔主海印禪寺,又有名香、法衣之賜,聲名大震,“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為依皈”。明洪武戊申(1668),太祖朱元璋即位于南京。洪武三年(1671),明廷詔寶金禪師至南京。明太祖經常召寶金禪師入內宮詢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又賜伊蒲饌于崇禧寺,還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其中有“玄關盡悟,已成正覺”之言,天光昭回,人皆以為榮。明末清初的文人錢謙益就指出:“國初大浮屠,惟碧峰最著。”8碧峰禪師是從重慶走向全國的著名禪僧,說明了當時重慶佛教在全國的影響,及其占據川東地區佛教的地位。而這時重慶的佛教繁榮,還反映在梁平雙桂堂破山海明及其弟子,以及忠州(現在的忠縣)聚云吹萬及其弟子之間,并由此形成了兩個特殊的派別,影響了川渝地區乃至貴州的佛教。破山海明是四川大竹人,出家以后跑到浙江寧波天童寺做了密云圓悟的弟子,為曹溪正脈三十五世。密云圓悟是元代中峰明本的后人,屬于臨濟宗后裔。密云圓悟手下有十二大弟子,破山海明即為其一。此十二大弟子自從得法以后,將密云的禪法傳到了大江南北,破山海明得法以后回到重慶,住在梁平雙桂堂傳演臨濟宗的禪法,由于他的禪法竣烈,許多人前來接法歸依,然后再將他的法脈傳回當地,例如內江丈雪通醉曾經跟隨破山海明,得法后住在成都昭覺寺弘演,成為川西佛教的領袖人物。時人曾稱:“吾宗拈花之旨,自葦渡以來,六代相襲如印券之無差焉。其后愈出愈奇,高人間發,蜀中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所以水潦和尚被馬師一踏,踏倒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也,故爾千百年來源遠流長,枝蕃派衍。孰意吾祖破山老人崛起蜀中,仍用馬師機要,足下如水潦者不知凡幾,……”9聚云廣真,字吹萬,四川宜賓人。據說他的祖先是印度人,屬于婆羅門種姓。聚云得法于月明和尚,史載他的法系是“從圓悟克勤,傍出一枝。為(杭州徑山)大慧宗杲普覺,覺傳(福州西禪)懶庵鼎需,需傳(福州鼓山)木庵安永,永傳(杭州凈慈)晦翁悟明,明傳(太原)苦口良益,益傳(汾州)筏渡普慈,慈傳(洛京相國)一言道顯,顯傳(西京)小庵行密,密傳二仰圓欽,欽傳(壽州)無念智有,有傳荊山懷寶,寶傳(秦嶺)鐵牛德遠,遠傳(敘州朝陽)月明聯池,池傳(忠州聚云)吹萬廣真,真傳(忠州治平慶忠)鐵壁慧機,機傳(忠州高峯)三山燈來(自大鑒起,為三十一世)。”10由此可知,聚云一系是來自于大慧宗杲,與破山海明的密云圓悟一系是不同的系別。聚云以忠州為傳法據點,廣收弟子,影響很大,其弟子記載云:“有朝陽,得法于秦嶺,維時正統亦絲懸也。后得聚云,其道大振,一時法社,星列云布,互相激揚。不但荷包衲子,專趨向上,即朝臣碩士,亦知問道征心。”11上述破山海明與聚云吹萬兩大系占據了重慶這塊水陸碼頭,相互之間來往不斷,但是更多的是處于相互爭論的局面,特別是到了兩大師的弟子之后,爭論更加激烈,陳垣先生就指出:“滇黔法門雖盛,未聞有宗旨學說之爭,惟門戶之爭則有之。”12但實際上還是存在學說之爭的13。二、元末明初貴州佛教的起源貴州地貌屬于中國西南部高原山地,境內地勢西高東低,自中部向北、東、南三面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貴州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四川也是四周被高山圍繞的省份,除了川西平原之外,其它地區都是山地。在重慶直轄市成立之前,四川包括重慶地區在內。從四川到貴州主要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由重慶經南川到遵義,這是黔渝之間最主要的通道,另一條是經川南瀘州,通過合江,渡赤水河再到遵義地區。上面的兩條道路,雖然仍然是山路,但是因為商貿需要,由此進入貴州已經成為最主要的通道。赤水河水流湍急,山川崄巇,行走仍為不易,川南瀘州經濟尚不發達,并沒有成為主要的通道。只是到了抗戰以后,由于國民政府撤退到四川,著力打通進川的道路,川南一線的道路才開始繁榮,佛教僧人也在這一地帶活動,例如當今最著名的已故臺灣僧人印順法師,就是從貴陽進入合江法王寺,創立合江法王佛學院,并在那里寫出了生平第一本學術著作——《印度之佛教》14。康熙嘉平月紫池集山道人程春翔書《黔南會燈錄序》曰:“黔居邊鄙,佛法罕聞。明末宼亂,四方禪侶,咸避地乞食。于其間,或著衣持缽,不墜家風;或掛板懸槌,洪宣法教。于是諸家各有語錄,于中詞組接人,吐辭見道者,亦不乏也。”明代之前,貴州因處在大山深處,雖然道路不開,但也并不是沒有佛教僧人到過貴州。元代印度指空禪師曾在云南傳法,后來又到貴州弘教,指空在貴州,“貴州亢帥府官皆受戒,貓蠻猺獞青紅花竹打牙獦狫諸洞蠻,俱以異菜來請受戒。鎮遠府有馬王神廟,舟過者必肉祭,不然舟損。吾一喝,放舟行”15。明初四川無際明悟的弟子云南人古庭善堅在正統年間,也是經由貴州到了瀘州,從明悟受法16。正統年間,“鏡中,云南曲靖人,蠻族也”。住荒落一古寺,習苦行四十余年,被人尊為“真峰長老”17。廣能,貴州人,“正統間,卓錫月潭寺,守戒精謹,嘗誦讀《華嚴經》”18。正統八年,天真毒峰善禪師從貴州入川參見無際老師,翌年無際奉詔進京,毒峰善禪師起程追隨,“發愿加起精進,務要工夫入手,到京印證”19。總之,從元代起,佛教已經進入貴州地區,到了明初開始產生影響,而這一切都與當時正在崛起的明初無際明悟一系的佛教臨濟宗有著重要的關系。元末明初,金碧峰禪師因有全國影響,門下支派眾多,僅經典中記錄的就有16個法派,分布在重慶和貴州各有一支,如在重慶南川金佛山有金碧峰禪師的弟子突空智板禪師一派僧人真懿超慧經營的寶象寺。在貴州梵凈山則有突空智板禪師一派僧人妙玄到海闊,經過了七世經營,長達百年的時間20。明滅清立,中原戰爭演烈,士大夫禪悅,重慶佛教開始崛起,繼而影響到周邊地區,其中包括了貴州佛教。陳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說:“遵義一州四縣,明隸四川,清雍正五年,改隸貴州。”21行政區域的變化,也是重慶與貴州佛教的淵源之一。陳垣的書中還在“明季黔南傳燈鼎盛第三”中列出“明季黔南燈系表”的僧人共121人。其中破山海明在黔弟子有107人,其它14人,他們皆為天童圓悟系的僧人,獨獨沒有聚云系的僧人。破山系的僧人對貴州佛教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這時南川金佛山作為重慶與貴州之間的重要通道,成為連結重慶與貴州兩地佛教的中轉站,而破山系的僧人則在這里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把佛教傳往貴州。例如清代的著名禪師敏樹如相是四川潼川(今三臺,另說是鄰水)人,25歲出家,禮本地鑒空法師剃染,后謁拜破山法師,入室成為弟子,是為破山法派第二世。敏樹如相禪師是貴州佛教的開創者之一。他由南川到貴州,感嘆金佛山的風景優美,富有禪意,于是寫下了《游南川金佛山》:“古佛當年應跡來,南川瑞靄曙光開。奇峰一帶沖霄漢,錦水千尋涌翠堆。峭壁霞妝金世界,層巒霧擁玉樓臺。惟聞樹鳥清歌詠,寂寂鐘聲醒客懷。”22這篇意味雋永的不朽詩篇,把金佛山的歷史文化與風光美景很好地揉合在一起,使人讀起來,產生重要的聯想。梵凈山是明代以后貴州佛教最重要的重鎮,曾經受到了朝廷的敕賜。但是到了明末清初時,梵凈山的佛教開始衰落,碑載山上的僧人“待命于鹿野巖中熬歲月,頻添性水著泥丸”23。“鹿野”是指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的地方,是佛教剛開始初創的時期。將這時間比喻為“待命于鹿野巖”,就說明了這時梵凈山佛教正處于恢復的階段,僧人們正在養性和泥,等待著發展的機會來到。這時思唐山的王公請來圣符禪師到梵凈山。圣符是敏樹如相禪師的弟子,接了敏樹的法,是破山第三世,他居住在貴州銅仁香山。梵凈山的海闊禪師接圣符的法,成為破山第四世。通過圣符禪師和海闊禪師兩師徒的影響和努力,梵凈山佛教再次“宗通大振”,“日月雙全”,梵凈山“再繼祗園。降意芳春,同道弘禪”24。雖然陳垣沒有提到在貴州弘法的聚云吹萬一系的僧人,但在僧史中的確也記載了聚云弟子在貴州的情況。例如聚云弟子高峰三山燈來禪師于順治二年應邀到云南曲靖弘法,在貴州瞿不荒巡撫的勸說下,“不得已從之,過(貴州)天半寺,山高五十余里,險阻難行。寺居山半,亦名土門。主僧請題門聯,云:天有底乎,此處果當其半;土亦物耳,于茲詎得其門。又堂聯,云:天半程途非少,閱幾步還有幾步,任君盡日奔忙,須知前去艱難何限,喚勞人正好停車駐馬,且向其間睜起一雙眼;人生涉歷盡多,經一場又是一場,隨爾終朝馳逐,試看后來險阻何窮,呼過客不若息足弛肩,姑從此處放開兩道眉”25。忠州廣積立雪照見禪師,是高峰三山燈來的弟子,他在“康熙甲辰,辭峰游云貴,行化貴州一十五載,歷主數剎,衲子聞風趨赴,大振聚云之道,后以掃塔旋蜀,眾請主廣積祖院”26。陳垣所依據的資料是《黔南會燈錄》,這是破山海明的弟子善一如純禪師編纂的,破山海明與聚云吹萬二人分別卷入了天童密云圓悟與三峰漢月法藏兩派之間的爭斗,破山站在圓悟的一邊,聚云站在法藏的一邊,兩派勢同水火,自然《黔南會燈錄》不會記載聚云一系的僧人。然而聚云一系也不是沒有高人,將聚云一系的活動與僧人記錄下來的就是聚云的法孫別庵性統禪師。性統除了編纂《高峰三山來禪師年譜》和《別庵和尚同門錄》,以及為聚云系的僧人語錄寫序或撰寫塔銘,更重要的是他編纂了《續燈正統》一書,通過這部燈錄將聚云一系給保存下來。性統編纂的《續燈正統》同樣也沒有給破山一系的僧人留下應有的位置,僅簡單地記錄了破山海明的生平與禪法,其弟子們一概沒有提到。同樣,在破山海明弟子丈雪通醉撰的《錦江禪燈錄》里,則連聚云吹萬的名字都沒有提,更沒有聚云系的弟子,由此可見,清初四川和重慶佛門之間的斗爭是很厲害的。從現有的材料來看,破山海明一系自清代以后,在重慶的勢力明顯超過了聚云系,這緣于破山海明善于利用世間法,與統治階級廣結善緣,得到各階層人士的支持,特別是在清朝平定重慶的反清武裝以后,四川總督李國英拜破山海明為師,使破山在重慶佛教的地位陡升,雖然這時聚云系的僧人也與上層人士打交道,但是最終勢力不敵破山系。此外,天童圓悟與漢月法藏兩系之爭,因乾隆皇帝的出面,將漢月一系滅掉,聚云一系因站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