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成本加倍模型的中國各產業匯率傳遞效應研究

匯率對不同產業進口價格傳遞效應的影響2003年以來，中國的貿易順差開始顯著增加，外匯儲備繼續增加，人民幣的現代化壓力日益嚴重。人民幣匯率在2005年以后開始穩步升值,然而,匯改四年多來,盡管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了大約17%,但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仍然持續增長。就在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后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的新形勢下,人民幣匯率問題又再次成為國際的焦點,而國內經濟需要通過調結構和產業優化以持續增長的需求更加迫切。調節人民幣匯率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并進一步地通過改變相對價格影響國內經濟?這個問題一直是近年來學界爭論的焦點。傳統的國際收支理論認為,只要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匯率變動就可以促進外部收支平衡。這種分析假設可貿易品滿足一價定律,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是完全且迅速的,即一單位匯率變動可以導致進口價格同比例變動。然而,現實中這個假設條件未必滿足,國外眾多實證研究表明,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是不完全且存在時滯的,匯率支出轉換效應對國際收支調節作用有限。本文將考察人民幣匯率對中國進口價格水平的短期和長期影響,為研究人民幣匯率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提供實證基礎。同時,進口價格是匯率影響國內物價及產出的重要渠道,因此,估計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程度還有助于預測國內通貨膨脹和評估現行貨幣政策。進一步的,因為外國出口廠商在我國市場定價能力的不同,匯率對不同產業的價格傳遞效應可能存在較大差異,本文還將側重于利用產業層面的數據,考察匯率對于不同產業的進口價格傳遞效應,這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以及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和制度的選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者從不同方面對匯率不完全進口價格傳遞的起因進行了解釋。Dornbusch(1987)認為,在外生匯率變動和黏性工資的前提下,匯率傳遞程度與產品差異性以及進口企業的市場份額有關。Krugman(1986)提出了著名的按市場定價理論(Pricing-To-Market),認為出于維持市場份額的目的,某些行業廠商可能會通過改變利潤率或價格加成來吸收一部分暫時匯率變動,而不是根據匯率變動同比例調整產品銷售價格。后續研究還表明,公司內貿易程度(Menon,1993)、沉沒成本(Baldwin,1988;Dixit,1989)、貿易和匯率政策(FrontandKlemperer,1989;HopperandMann,1989)、通貨膨脹(Taylor,2000)等因素也都可能影響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此后,國外大量文獻對匯率不完全價格傳遞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1)近年來,學者們也開始關注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進口價格水平的影響,(2)大多數研究均支持存在匯率不完全傳遞的現象。然而,現有文獻對人民幣匯率傳遞的研究還局限于宏觀層次?，F實中,匯率對不同類進口產品的傳遞彈性可能存在很大差異,因而利用加總數據研究匯率對總體進口價格的傳遞效應可能掩蓋了匯率傳遞的異質性,其政策建議也因缺乏微觀基礎而不易推行,尤其是在我國當前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戰略性時期,更有必要深入研究不同類型產品的匯率傳遞彈性,這樣一方面可以大致判斷總體進口價格匯率傳遞彈性估計結果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以通過產業層面的研究結果判斷外國不同產業出口商在我國的定價行為,以及了解由人民幣升值所引起的不同類型產品進口價格變動在時滯和程度上的差異,為我國在匯率面臨較大升值壓力的時期制定相應匯率政策和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理論和實證研究基礎。國外已有大量文獻研究了不同國家匯率對各產業進口價格的傳遞彈性。Campa和Goldberg(2005a)估計了23個OECD國家不同類產品進口價格匯率傳遞彈性及其動態過程,發現匯率對不同類產品的短期和長期進口價格傳遞彈性存在差異。Campa和Goldberg(2005b)進一步研究了歐盟國家不同類產品進口價格的傳遞彈性,結果表明幾乎所有產品的短期和長期匯率傳遞都是不完全的。此后,研究者分別對美國(MarazziandSheets,2007),日本(Otani等,2006),印度(MallickandMarques,2008)等國的匯率傳遞效應進行了深入研究,發現匯率對不同產業進口價格傳遞存在顯著差異。與國外大量實證研究相比,國內對這一問題的關注相對較少,僅畢玉江(2008)用VECM模型研究了匯率對我國商品總體進口價格的傳遞效應,發現短期和長期的傳遞率存在明顯的差異和時滯,但目前尚未發現有相關實證文獻對我國不同類產品進口價格的人民幣匯率傳遞效應的研究。鑒于此,本文將在現有理論基礎上,構建擴展的理論模型以反映在考慮了我國進口產品不同關稅后匯率變動對于各進口品在最終銷售價格和量上的影響。再基于此,使用產業層面數據考察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我國各產業進口價格的短期和長期傳遞效應。與國外相關實證研究相比,本文的特點在于:(1)本文考慮了各產業進口關稅變動對該產業進口價格的影響;(1)(2)采用《中國進口主要商品量值統計表》系統地編制了我國各產業的進口價格指數;(3)考慮到各產業對各國進口貿易權重的差異,編制了以各國進口額為權重的各產業名義有效匯率;(4)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國外總體物價指數或總體生產者價格指數作為國外出口廠商成本,本文編制了以進口權重加權的各產業國外PPI作為各產業國外出口廠商生產成本。本文余下部分具體安排如下:第二節構建了分析匯率變動影響進口價格的理論框架;第三節對本文涉及數據進行描述和處理,主要介紹相關變量和指標的編制方法;第四節實證估計我國總體進口價格指數和各產業進口價格的短期和長期匯率傳遞彈性;第五節為結論性評述。一、匯率變動對進口價格的影響為了研究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各產業進口價格的傳遞彈性,首先需要了解國外出口廠商的定價行為。與Campa和Goldberg(2005b)相似,本文在局部均衡框架下采用成本加成模型分析國外出口廠商的定價策略。與現有文獻不同,本文模型中考慮了關稅對進口價格的影響,這對反映我國目前對不同類型進口產品采用不同關稅率進行調節的背景非常重要。(2)假設對外國產品的進口需求取決于進口價格,而出口廠商的生產成本取決于出口額與投入品的價格。因此,在關稅存在的情況下,國外出口廠商的利潤最大化條件為:(3)其中,i表示不同的產業,Pi*x表示i產業以外幣計價的外國出口廠商出口價格,qi*為i產業國外出口廠商出口總量,e為匯率,表示為本國貨幣的外幣價格,τi表示i產業進口關稅率,Y為本國總收入,wi*為外國出口廠商投入品價格。在(1)式的定價策略下,國外出口廠商的最優定價策略為:其中,ηi為i產業外國出口產品在本國市場的需求彈性,MCi*為i產業外國出口廠商的邊際成本,Mkupi*代表i產業的成本加成。從(2)式的最優化定價策略可以看出,外國出口廠商的成本加成并非常數,而是匯率、關稅以及本國總收入的函數,因而匯率變動會影響外幣計價的外國出口價格。給定外國出口廠商的定價策略,我們可以進一步計算匯率和關稅變動對進口價格的影響。對(2)式兩邊求導后得到以下方程:將(3)式進行整理得到外國出口價格方程為:進口價格為外國出口價格與匯率的比值,Pim=Pi*x/e。因而,進口價格方程可以表示為:(5)式中(λi-1)為i產業匯率對以本幣計價進口價格的傳遞彈性,γi為i產業進口價格的關稅彈性,其中方程中進口產品價格按人民幣計價。當一個國家滿足小國假設時,該國的進口產品價格為世界價格,即國外出口廠商在該國采取出口國貨幣計價(ProducerCurrencyPrice,簡稱PCP)。因此,當匯率變動時,該國進口產品的世界價格不變,國外出口廠商通過調整以進口國貨幣計價的進口價格來吸收匯率變動,匯率對以進口國貨幣計價的進口價格完全傳遞(λi=0)。由于匯率變動改變了以進口國計價的進口價格,從而影響了進口國對外國產品的需求,所以匯率變動可以改變貿易收支。另一方面,假如外國出口企業考慮到進口國市場份額等因素,始終保持按進口國貨幣計價的進口價格不變,即采取進口國貨幣計價方式(LocalCurrencyPrice,簡稱LCP),那么,匯率變動對進口國貨幣計價的進口價格完全不傳遞(λi=1)。也就是說,匯率變動并不影響進口價格,匯率也就沒有改變進口品的相對價格,從而進口國對國外產品需求不會受到影響,匯率變動起不到改變貿易收支的功能。當然,上述兩種情況都為極端情形。一般來說,國外出口廠商在本國市場上有一定的市場定價能力,隨著匯率變動,外國出口廠商會根據進口國市場競爭壓力等因素的變動來相應調整成本加成,進而也會相應調整外國貨幣計價的出口價格。但是外國出口價格的變動并不能完全吸收匯率變動,仍然有部分傳遞到進口國的進口價格中(0<λi<1),因此匯率具有一定的調節貿易收支功能。(1)二、數據描述和處理(一)模型1:進口價格匯率傳遞彈性估計結果為個案研究和對進口進口產品的分類本文目的是要估計人民幣匯率對各產業進口價格的傳遞彈性,因此首先需要對進口產品進行分類。在相關研究中,一些作者將進口產品按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SITC)分類,并對不同類產品的進口價格匯率傳遞彈性進行估計。這種分類方法的一個缺陷是在考慮國外出口廠商成本時,各類產品的成本只能統一采用一個變量來代替。(2)事實上,不同類產品的生產成本顯然存在很大差異,采用同一成本指數來衡量各類產品的生產成本可能造成進口價格匯率傳遞彈性估計結果偏差?？紤]到中國的主要進口貿易國都公布了制造業各產業的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因而如果將進口產品中的制造業產品按產業進行分類,那么,就可以將制造業各產業的國外生產者價格指數作為我國制造業各產業進口產品國外生產成本的代理變量。根據絕大多數國家海關普遍采用的國際貿易商品分類體系《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S分類方法),將制造業(manu)進口產品歸類為食品產業(food)、皮革產業(leather)、化學產業(chem)、電子電氣機械產業(emach)、機械產業(mach)、冶金產業(metal)、木材產業(wood)、紡織產業(text)和造紙產業(paper),此外,本文還同時關注了非制造業中采掘產業(mining)的進口產品,具體分類方法見表1。如前文所指出,相關領域國內外實證研究較少考慮關稅變動對進口價格的影響。根據本文理論模型,關稅變動對進口價格的影響不可忽略,實證模型中遺漏關稅變量可能導致進口價格匯率傳遞彈性估計結果有一定偏誤。因此本文在對進口價格的匯率傳遞彈性進行實證分析時,控制了關稅變動的影響。根據上述理論分析,本文實證研究所選擇的變量為:各產業進口價格指數、各產業名義有效匯率、各產業外國出口廠商成本、各產業進口關稅以及國內總需求。所有數據都為季度數據,所使用樣本時間段為1997年一季度到2007年二季度。具體變量的描述如下:1.《業分類》對應首先將《中國進口主要商品量值統計表》中所列的各種進口產品按不同產業進行歸類,分類時結合SITC分類和HS分類方法,將統計表中不同產品與《國際標準產業分類》對應。由于無法直接得到各個產品具體的進口價格,因此我們采用1997年1月至2007年6月《中國進口主要商品量值統計表》編制各產業的進口單位價值指數,以此作為各產業進口價格指數的代理變量。編制進口價格指數時,首先由各種進口產品的進口金額和進口數量計算出各種進口產品的單位價值,在此基礎上,根據費氏指數法計算出所有產業進口單位價值的同比增長率,(1)將2000年設為基年,可以將同比序列轉換為每個產業進口單位價值的定基比指數季度序列。2.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的測算考慮到我國從各個國家進口的產品結構存在很大差異,本文沒有采用Campa和Goldberg(2005b)的方法———以單一名義有效匯率來衡量各個產業的匯率,而是對于不同產業分別編制了我國相對于主要貿易國的名義有效匯率。具體而言,我們首先采用1997年至2007年《中國自部分國家(地區)進口商品類章金額統計表》中的數據,根據前文進口產品分類標準,得出每個產業來自于14個主要貿易國的進口額。(2)由于不同年份每個國家或地區對應的權重變化顯著,因此為更好地刻畫貿易結構變動,將各產業每年來源于不同國家的進口份額作為該年的匯率權重。(3)然后,選取主要貿易國貨幣對人民幣的匯率(月度)來計算按進口額加權的各產業名義有效匯率,并進一步轉換為季度數據,以此名義有效匯率作為各產業匯率的代理變量。(4)計算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的公式與BIS(KlanandFung,2006)和日本銀行(BOJ,2007)相同,具體公式如下:其中,指數基期選定在2000年,Itt,m表示14個國家或地區t年第m個月匯率與t年第1個月匯率比值的幾何平均,具體計算公式如下:而It,1t-1表示14個國家或地區t年第1個月匯率與t-1年第1個月匯率比值的幾何平均。實證中所使用的名義有效匯率是月度數據的季度平均。3.設立各產業外國擴大指標如前所述,不同產業國外出口廠商的生產成本之間可能存在很大差異,因此本文沒有將國外總體生產資料價格指數、消費者價格指數或單位勞動成本作為各產業的邊際生產成本。與現有文獻不同,本文將各國各產業的生產資料價格指數(PPI)作為出口廠商邊際生產成本的代理變量,將制造業PPI作為各國總體制造業出口廠商邊際生產成本的代理變量。(5)計算各產業的外國PPI時,首先收集了14個主要貿易國的分產業PPI指數,全部以2000年為基年進行調整。權重選取方式與計算各產業名義有效匯率時相同,分別得到按進口額加權的各產業外國生產者價格指數?？傊圃鞓I外國PPI的計算方法類似,首先收集14個中國主要進口國家或地區的生產者價格指數,全部以2000年為基年進行調整,然后得出制造業的外國生產者價格進口額加權指數。4.其他工業進口關稅世界銀行TRAINS數據庫公布了我國采掘業、制造業、化學工業、機械工業以及其他工業歷年的平均進口關稅,同時我們參考財政部公布的關稅調整相關資料得到進口關稅的具體調整時間,從而得到采掘業、制造業、化學工業、機械工業進口關稅的季度數據,其他產業的進口關稅采用TRAINS數據庫中其他工業平均進口關稅來替代。5.估計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進口價格的彈性由于本文研究的進口產品中大部分是作為工業部門的中間投入品,因而工業增加值更能反映我國對進口的總需求,因此我們使用工業增加值作為我國進口總需求的代理變量。除了估計各產業進口價格的匯率傳遞彈性外,本文還將估計人民幣匯率對我國總體制造業進口價格的傳遞彈性。制造業總體進口價格指數、名義有效匯率以及國外出口廠商生產成本的編制方法與各產業的編制方法相同。所有定基比數據都采用X12方法進行季節調整。(1)(二)制造業匯率傳遞彈性估計方程的協整檢驗在對變量進行回歸之前,首先需要對所有回歸變量的時間序列特性進行檢定,所采用的方法為PP和ADF單根檢定方法。實證中所采用時間序列數據的對數值以及對數差分值單位根檢定結果見附表1。(2)從表中可以看出,所有變量的對數值基本上都不能拒絕存在單根的假設,而所有變量的對數一階差分值基本上都拒絕存在單根的假設,因此可以認為回歸變量的水平值都為非穩定(即I(1))序列,而回歸變量的一階差分值基本都為穩定(即I(0))序列。(3)理論上,非穩定系列之間可能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因此需要檢驗實證模型中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本文采用Johanson檢驗來進行判別。表2給出了總體制造業匯率傳遞彈性估計方程中各變量之間的協整檢驗結果。結果表明,非穩定序列之間基本上不存在單一的協整關系,因而不能對各變量的水平值進行回歸。各產業回歸變量之間協整檢驗結果也得到類似的結論。(4)三、示范分析(一)企業替代模型為了比較模型中引入關稅和總需求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我們分別估計了沒有關稅、沒有總需求或者同時不考慮關稅和總需求的替代模型:替代模型一:基于分布滯后模型回歸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各產業在不同模型設定下的短期和長期匯率傳遞彈性,結果列于表3中。(二)匯率對進口價格傳遞的影響從匯率傳遞彈性的回歸結果中,我們發現以下幾點主要結論:第一,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中國總體制造業進口價格的傳遞程度較高?；鶞誓Ｐ突貧w結果顯示,匯率對制造業總體進口價格的短期傳遞彈性為-0.46,長期傳遞彈性為-0.71。也就是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貶值(升值)1%,以人民幣計價的制造業進口到岸價格短期內上升(下降)0.46%,而長期內上升(下降)0.71%。由于匯率對制造業總體進口價格的長期傳遞彈性要大于短期傳遞彈性,這表明匯率對制造業總體進口價格的傳遞存在一定的時滯。第二,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采掘業的傳遞程度非常高,其長期傳遞彈性甚至高過制造業中任何產業。匯率對采掘業(主要是對各種稀有金屬,如鐵礦石等)的進口價格的短期傳遞彈性為-0.9,長期則達到-2.45。這表明稀有金屬類產品的定價權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出口方。其短期彈性大大小于長期彈性一方面說明匯率傳遞存在時滯,另一方面也與大部分稀有金屬采取年度定價的方式有關。第三,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匯率對各產業進口價格的傳遞程度都存在很大差異,其中以采掘、皮革、冶金和紡織產業為主的資源類產品的進口價格傳遞彈性普遍較高,并且高過了以技術和制造工藝為核心且有較高附加值的機械產業(主要包含車輛、航空設備、光學和精密儀器等)。短期內,匯率升值并沒有導致造紙和木材產業進口產品價格的下降,而其他產業的進口價格卻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其中,采掘業、化學產業、皮革產業和食品產業的進口價格下降最為明顯。在長期,除電子電氣產業外,匯率升值基本上都引起了人民幣計價進口價格的下降,其中下降幅度較大的是采掘、冶金、紡織、皮革和食品,說明長期內匯率對這些產業的進口價格有較大的傳遞程度。(1)第四,生產成本和匯率變動是影響我國進口價格的主要因素。通過比較不同替代模型對匯率傳遞彈性的估計結果后發現,在不引入關稅變量或者總需求變量或者同時不引入兩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的實證模型中,回歸結果與基準模型的結果基本一致,四個模型的估計結果表明匯率對總體制造業進口價格的長期傳遞彈性大約在0.4~0.7之間,這說明了基準模型結果的穩健性。因此,盡管在理論上關稅和總需求的變動對進口價格變動有重要影響,但在實證中,對我國進口價格影響最重要的還是生產成本和匯率變動。盡管上文的分析給出了匯率對進口價格傳遞彈性的估計,但重要的是要考察進口產品在短期和長期內是否滿足LCP定價(出口國貨幣定價)或PCP定價(進口國貨幣定價)方式。(2)為此,我們對各個模型的短期和長期傳遞系數進行Wald檢驗,檢驗結果也同時顯示在表3中。對于各產業出口商在我國的定價方式,我們主要發現以下幾點:第一,短期內,僅有部分資源類產品的制造業拒絕LCP定價方式,而大部分產業都可以拒絕PCP定價方式,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具有一定時滯?；鶞誓Ｐ徒Y果表明,短期內,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只有化學、冶金和紡織產業以及總體制造業的回歸結果顯著拒絕零匯率傳遞彈性的假設,說明短期內這些產業的國外出口廠商不滿足LCP定價方式,即這些產業的出口商在我國具有很大的定價權。另一方面,短期內,總體制造業及幾乎所有產業的回歸結果都拒絕匯率對進口價格完全傳遞的假設。這一結果表明,幾乎所有產業的國外出口廠商短期內都會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調整成本加成來吸收人民幣匯率的變動,這就造成了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具有一定的時滯。第二,長期內絕大多數產業的外國出口廠商傾向于采取PCP定價方式。進一步地從長期來看,可以依據對長期傳遞系數的檢驗結果考察相對長期里面(年度)各產業外國出口廠商在我國的定價方式。檢驗結果顯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采掘、皮革、冶金、紡織、木材以及總體制造業的長期匯率傳遞系數都顯著地拒絕零傳遞假設,而并不拒絕完全傳遞假設。因此可以認為,長期內,隨著人民幣貶值,這些產業的國外出口商通過提高人民幣計價的出口價格以保持利潤不下降,即這些部門采取PCP定價方式。而電子電氣產業長期匯率傳遞系數則顯著地拒絕完全傳遞假設,但不能拒絕零傳遞假設,說明隨著匯率貶值(升值),這一產業出口廠商并不提高(降低)人民幣計價的出口價格,即采取LCP定價方式。(三)匯率傳遞系數采用單方程回歸時,各產業實證模型的回歸殘差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因此為了檢驗結果的穩健性,假設所有產業估計方程的回歸殘差之間都存在相關性,并采用SURE方法對制造業各產業基準模型重新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4。從表中可以看出,采用SURE方法得出的回歸系數與單方程回歸結果差別不大。同時,重新對SURE方法估計所得到的各產業短期和長期匯率傳遞系數進行檢驗,Wald檢驗結果同見表4。從表中可以看出,各產業SURE回歸系數的Wald檢定結果與單方程回歸系數的Wald檢定結果也基本一致,由此可見,單方程回歸結果是穩健的。此外,本文還采用CUSUM方法來檢驗基準模型回歸系數的穩定性,檢驗結果,(1)可以看出遞歸殘差的累計和都在臨界線內,因此,各產業基準模型單方程回歸系數具有穩健性。最后,根據前文所述,由于無法獲得各產業外國出口廠商的生產成本度量,本文實證中采用各產業外國PPI來代替各產業外國出口廠商的邊際成本,但是這樣的近似也可能使估計結果與真實值有一定誤差。為了解這種近似對估計結果所可能造成的偏差大小,我們以外國制造業單位勞動成本為外國制造業出口廠商邊際生產成本的代理變量,重新估計我國制造業總體進口價格的匯率傳遞彈性,(2)四個模型的估計結果列于表5中。從表中可以看出,采用單位勞動成本作為外國制造業出口廠商生產成本的代理變量并未對匯率傳遞彈性的估計結果產生太大影響。因此本文采用各產業外國生產者價格作為各產業外國出口廠商生產成本的代理變量是比較合理的,基準模型所得到的估計結果可靠性較高。四、匯率對進口價格的短期和長期傳遞本文在Campa和Goldberg(2005b)的基礎上,在局部均衡框架下構建了成本加成模型分析國外出口廠商的定價策略。與現有文獻不同,本文模型中引入了關稅對進口價格的影響?；诖?本文采用分布滯后模型和產業層面的數據估計了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我國制造業總體和各產業進口產品價格的傳遞彈性,實證模型中控制了進口關稅和國內總需求變動的影響,并且進一步對匯率傳遞彈性大小和產業差異,以及國外不同產業出口商在我國的定價方式進行了分析。主要發現以下幾點結論:(一)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中國總體制造業進口價格的傳遞程度較高。匯率對制造業總體進口價格的長期傳遞彈性要大于短期傳遞彈性,這表明匯率對制造業總體進口價格的傳遞存在一定的時滯。(二)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采掘業的傳遞程度非常高,其長期傳遞彈性甚至高過制造業中任何產業。這充分說明了稀有金屬類產品的定價權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出口方。其短期彈性大大小于長期彈性一方面說明匯率傳遞存在時滯,另一方面也與部分稀有金屬產品(如鐵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