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筆下的北京

本文介紹了我母親徐愛蘇在20世紀20年代獨自去北京的學習中學，以及在20世紀30年代春離開北京學習河北大明書院的情況的后半部分。材料來源主要是我母親的手稿,也引用了一些《魯迅日記》、《魯迅景宋通信集》以及其他材料。為了區分資料來源,母親手稿用楷體字,引用材料用仿宋體,我寫的文字用宋體。魯迅先生寫文章大多都是在夜間,一篇文章,盡可能一氣呵成,甚至連著二三天不睡,過后在白天補一段時間的事也是常有的,我和俞芬星期天到西三條去的時候,常常被提醒小聲說話,太師母說:并不是他睡早覺而是他寫了幾天剛剛睡下。有時他一口氣寫好一篇文章,自己也得意地告訴我們,如《傷逝》,是一夜時間寫完的,現在談起來有好幾個人都知道,許廣平、許欽文等都知道這篇文章是一口氣寫好的,談起來,都是當時聽他親口講過的。魯迅先生在深夜寫作的時候,煙和茶是離不開的東西,如果不是冬天,屋子里不弄火的時候,潘媽每天晚上把一個煮飯用的白爐子加上煤球,放在北屋臺階的西窗下,寫文章的時候,邊寫邊喝茶,開水就從窗下煤球爐子上取,自己泡著喝。車錢的“三爺”紹興時代,從東昌坊口到府中學堂,差不多五華里,從王萼照的談話中得知,周作人是坐轎子的,魯迅先生則每天“兩腳船”,走來走去。八道灣時代,周作人和他的孩子們上學堂,都有私包車(自己家的人力車,車夫也就是自家的仆人),魯迅先生則坐街車(就是供人們臨時雇用的人力車,也叫黃包車或洋車)。有一年除夕在教育部等發薪,一直等到后半夜,街上已沒有洋車,他就抱了薪水從西單教育部街,連夜步行回到八道灣。磚塔胡同時代也每天坐街車。到了西三條21號,當時白塔寺附近,住著許多滿族人,老年些的仍然習慣于提著鳥籠喝杏仁茶,年輕的則多拉洋車,不久之后他們發現魯迅先生給的車錢特別多,于是大家都想拉一個好生意,爭先到門口來等著,后來不知怎么一來,他們就自己分配了一個名單:大禿子拉大先生,二禿子(大禿子的弟弟)拉大太太,二麻子拉老太太,他們的娘舅(不知其名,但叫娘舅而已)則每天送我上學校,下午又從學校把我接回來,每天大概花兩小時,每月工資拾元,其余時間由他們自己掌握。大先生則每天出去回來的時間不同,頭天預先告訴他們,按鐘點算錢給他們,每次都看他高高低低的銅元幾摞,比拉私包車的人收入多得多一樁生意。老太太的另用錢,表面上是由大先生二先生共同負擔的(大先生15元,二先生10元),但八道灣常常過時不送來;于是經常聽到老太太說:“潘媽,你叫二麻子,我去八道灣。”魯迅就問做什么去,“要錢!”“娘我這里有,先拿去用吧!”過年過節的時候,老太太房里總是兩批車夫來拜年或拜節,八道灣一批和西三條一批,不下七八個人,在老太太床前作揖、叩頭,表現得非常親熱,最后每人都拿了許多的銅元(節賞或年賞)高高興興的告別。西三條時代老太太仍然在節日要請客,因為是老太太的客人,所以不再是孫伏園之類,而是所有紹興女學生外加許廣平、俞芬三姐妹、王順親(也是三先生的學生,在紹興女子師范時代和俞芬同班,在女高師和許廣平同班,只有她是和北大哲學系學生宋孔顯結婚之后來北京上學的,所以有很多場合沒有她,有時又以某小姐的名義出現,因為她也是紹興人)。魯迅日記,1925年:一月二十五日……。治午餐邀陶璇卿、許欽文、孫伏園,午前皆至,欽文贈《晨報增刊》一本。母親邀俞小姐姊妹三人及許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皆至也。這里證實了母親手稿中所說:孫伏園、許欽文等人是魯迅先生的客人;而她們紹興籍小姐,則是太師母的客人。也證實了稱呼紹興女子為“某籍小姐”或“某小姐”。葉貞穗詢問的:某籍推動了我的“訓詞”1925年6月25日是端午節,在魯迅新居西三條21號,有過一次家宴,而且圍繞這次家宴引出了許多故事。但是這一天的《魯迅日記》,并沒有對于這次聚會做任何記載,只寫下了“端午休假”四個字。然而參加過這次宴會的人,在不同的場合留下不少敘述這次宴會的文字資料,我母親描述過、俞芳也回憶描寫過這次宴會,還有這次家宴后魯迅與許廣平由于當時發生的事情,往來的幾封信。我母親寫道:有一次,大概是1925年的端陽,老太太邀我們吃飯,有許廣平,俞氏三姐妹、王順親和我,在飯桌上,魯迅先生喝了一點酒,還出了一個“Miss王”的故事:那天小菜中有一碗魚,個子很小,只三寸左右長,但樣子很像黃魚,當王媽來收碗的時候,魯迅先生就指著那剩下的小魚問她:“這叫什么名字?”王媽立刻回答:“魚呀!”到了廚房她還很得意的和潘媽講:大先生不認得魚。我們聽了大笑,魯迅先生則說:“Miss王Miss王!”大家又一陣大笑之后,王媽的別號又決定了。開飯后就大家擠到老太太房里,魯迅先生這時候坐在靠床的一只藤椅上……(手稿中斷)我的母親的這部分手稿中,還寫了一個標題:《忌煙》。但是遺憾的是,在母親的手稿中,沒有找到這個故事的下文。然而在2004年8月下旬,葉淑穗女士(在我母親退休后,接任魯迅博物館資料室負責人)寄給我她編寫的《我所認識的許羨蘇大姐》初稿,同時附來我母親1980年7月27日回答她的信中問題的復印件,其中有一段講到了這件事:七月廿一日來信收到了,關于“訓詞”因時間隔得太久有些記不清楚了,但從原稿上看“另一個某小姐”確似俞芬,她很天真,常常以太師母那里聽來的話挖魯迅先生的“腳底板”(方言,挖根的意思),例如常叫他“阿張”或說他:站在墻角哭妹妹等等;“打房東”是說過的,但實際上只是嚇嚇,雷大雨小的。那天拳擊也是虛張聲勢,沒有伸手的,誰也沒有挨打的。實際情況是因為醫生要他忌煙酒,大家都在勸他,而他酒后就吸煙,而且把煙藏在背后燒了指頭,于是站起來“訓”了起來。全都逃走了。(可以看出,葉淑穗詢問的問題是要確定魯迅致許廣平的信中“某籍小姐兩名”都是誰。這里關于“拳擊‘某籍小姐’”的敘述,與下面俞芳回憶的說法相符。)1995年4-5月間我向俞芳詢問了這次家宴的情況,她給了我比較詳細的答復,下面是她寫給我的文字資料:關于一九二五年端午節魯迅先生請客吃飯事(下稱“端午宴會”),已是七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沒有特別注意此事,細節是寫不出來了。所幸,十多年前,有幾位魯迅研究專家詢問此事,促使我反復追憶,現將記起的寫下,供你參考。“端午宴會”,記憶中這次飯是太師母邀請的。客人有許廣平、王順親、許羨蘇、俞芬、俞芳、俞藻六個人,其中除許廣平是廣東人外,其余都是紹興人。從她們當時的文化程度分:許廣平、王順親、許羨蘇是女師大學生(許羨蘇一九二四年在女師大數理系畢業,已工作。許廣平、王順親一九二五年暑假將在女師大中文系畢業),屬大學程度。俞芬一九二四年在女師大附中畢業后,沒有升學屬中學程度。俞芳、俞藻是女師大附小學生,屬小學程度。這六位客人與女師大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自從一九二四年五月,魯迅先生一家遷入西三條二十一號新屋(現在的魯迅故居)后,逢年過節太師母不止一次邀請我們到西三條新屋吃飯,每次吃飯,只有魯迅先生一人喝小半杯紹興酒。因為太師母、大師母以及王順親、許羨蘇、俞芬等大姐姐們都不會喝酒,所以只好吃菜相陪。飯后,客人們聚在太師母房里,聽她老人家講故事、說笑話、談家常饒有興味,約莫兩點鐘光景,她老人家就拿出事先準備好的花生米、發芽豆等食物給我們吃。我們吃著、玩著直到三、四點鐘,才依依不舍地跟著大姐姐們告辭回家。端午宴會與以往幾次不同,因為許廣平姐姐不但會喝酒,而且酒量相當好,她性格開朗,能說善辯,行動舉止活潑伶俐,與許羨蘇姐姐的文靜,王順親姐姐的老成相比,各有所長。宴會開始,許廣平姐姐就說要敬酒,她邀王順親姐姐一起向魯迅先生敬酒,王姐姐一向不會喝酒,只喝了一點點以表敬意,許廣平姐姐和魯迅先生卻都干了杯。之后,許廣平姐姐就單獨敬酒,主攻目標當然是魯迅先生(因為在座的人都不會喝酒)。我的大姐俞芬,自己雖不會喝酒,卻很喜歡跟著起哄,主動為他們斟酒助興。后來不知怎么一來,敬酒演變成比賽酒量,葡萄酒換成了燒酒。魯迅先生的酒量不大,他一向喝的是紹興酒,而且是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喝的;這次改喝白酒,而且是一口氣喝干一杯,看來有點招架不住許廣平姐姐的凌厲攻勢,但他絕不示弱,大有奉陪到底的氣概。太師母當時很為難,連連說:慢慢喝,慢慢喝,多吃點菜,菜涼了就不好吃。我一邊吃,一邊看,覺得很熱鬧,很有趣。散席后,王順親姐姐悄悄說:魯迅先生真的有些醉了。當時魯迅先生坐在椅子上吸煙,不知哪位姐姐說,酒后是不好吸煙的。我和俞藻忙上前去搶他手上的香煙,魯迅先生把煙藏在身后,我們沒有搶到,姐姐們都笑了。不一會,姐姐們一個個都走進太師母的房里,她們小聲商議一陣,出來時說要到白塔寺去玩。于是,我們一行六人就離開了西三條。我記憶中端午宴會的情況就是這些。據我母親和俞芳的敘述,魯迅先生家搬到西三條后,太師母逢年過節多次請她們吃飯。但是在西三條“端午節而且有許廣平參加的宴會”,應當只有1925年唯一的一次,因為“許廣平由林卓鳳陪同,第一次訪問魯迅”是在1925年4月12日,隨后有了端午節的家宴;而1926年的端午節,卻正處于三一八慘案后不久,魯迅先生在外面的“逃難”才結束,更無心宴請客人。到1927年的端午節時,魯迅與許廣平早已經離開北京南下。此外,凡參加過1925年“端午節宴會”的,都沒有提到過另一次端午宴會。下面是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在這些信件中,提供了不少關于這次家宴的信息。信件引自《魯迅景宋通信集》。訓詞:你們這些小姐們,只能逃回自己的窠里之后,這才想出方法來夸口;其實則膽小如芝麻(而且還是很小的芝麻),本領只在一齊逃走。為掩飾逃走起見,則云“想拿東西打人”,輒以“想”字妄加羅織,大發揮其楊家勃谿式手段。嗚呼,“老師”之“前途”,而今而后,豈不“棘矣”也哉!不吐而且游白塔寺,我雖然并未目睹,也不敢決其必無。但這日二時以后,我又喝燒酒六杯,蒲桃酒五碗,游白塔寺四趟,可惜你們都已逃散,沒有看見了。若夫“居然睡倒,重又坐起”,則足見不屈之精神,尤足為萬世師表。總之:我的言行,毫無錯處,殊不亞于楊蔭榆姊姊也。又總之:端午這一天,我并沒有醉,也未嘗“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們的專門學問,更與我不相干。特此訓諭知之!以后大抵近于講義了。且夫天下之人,其實真發酒瘋者,有幾何哉,十之九是裝出來的。但使人敢于裝,或者也是酒的力量罷。然而世人之裝醉發瘋,大半又由于依賴性,因為一切過失,可以歸罪于醉,自己不負責任,所以雖醒而裝起來。但我之計劃,則僅在以拳擊“某籍”小姐兩名之拳骨而止,因為該兩小姐們近來倚仗“太師母”之勢力,日見跋扈,竟有欺侮“老師”之行為,倘不令其喊痛,殊不足以保架子而維教育也。然而“殃及池魚”,竟使頭罩綠紗及自稱“不怕”之人們,亦一同逃出,如脫大難者然,豈不為我所笑?雖“再游白塔寺”,亦何能掩其“心上有杞天之慮”的狼狽情狀哉。今年中秋這一天,不知白塔寺可有廟會,如有,我仍當請客,但無則作罷,因為恐怕來客逃出之后,無處可游,掃卻雅興,令我抱歉之至。“……者”是什么?“老師”六月二十八日(《魯迅景宋通信集》85-87頁)廣平兄:昨夜,或者今天早上,記得寄上一封信,大概總該先到了。剛才接到二十八日函,必須寫幾句回答,便是小鬼何以屢次誠恐惶恐的賠罪不已,大約是聽了“某籍”小姐的什么謠言了罷,辟謠之舉,是不可以已的。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為,與別人無干。且夫不佞年屆半百,位居講師,難道還會連喝酒多少的主見也沒有,至于被小娃兒所激么?這是不會的。第二,我并不受有何種“戒條”,我的母親也并不禁止我喝酒。我到現在為止,真的醉只有一回半,決不會如此平和。然而“某籍”小姐為粉飾自己的逃走起見。一定將不知從那里拾來的故事(也許就從“太師母”那里得來的)加以演義,以致小鬼也不免賠罪不已了罷。但是,雖是“太師母”,觀察也不會對,雖是“太太師母”,觀察也不會對。我自己知道,那天毫沒有醉,并且并不胡涂,擊“房東”之拳,案小鬼之頭,全都記得,而且諸君逃出時可憐之狀,也并不忘記,——雖然沒有目睹游白塔寺。(《魯迅景宋通信集》87-88頁)魯迅師:接連得到兩封東西,一封是“訓詞”,一封大概是回話罷,現在我也回復幾句,免得專美。老爺們想“自夸”酒量,豈知臨陣敗北,何北[必]再“逞能”呢!?這點酒量都失敗,還說“喝酒我是不怕的”,羞不羞?我以為今后當摒諸酒門之外,因為無論如何辯護,那天總不能說七八分的酒醉,其“不屈之精神”的表現,無非預留地步,免得又在小鬼前作第三……次之失敗耳,哈哈。其誰欺,欺天乎。那天出秘密窟后,余小姐及其二妹(這里所稱“二妹”應當理解為兩位妹妹,而不是指“排行二的妹妹”)在白塔寺門口雇車到公園去了,我和其余的兩位都到寺內逛去,而且買些咸脆崩豆,一邊走一邊食,出了寺門,她們倆也到公園去找余小姐,我獨自雇車至南城后孫公園訪人去了(這里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俞氏姐妹、許廣平、其余兩位也就是許羨蘇和王順卿,一起“逃”出來以及大家的動向)。大家都沒有窠,從從容容的出來,更扯不上“逃”字去,這種瞎判決的判官,我將預備上訴大理院了,俗語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天如非有人(誹我)偷去半杯燒酒,誠恐玉山之頹,可立見也。如更非早早告退,以便酣然高臥,誠恐嘔吐狼藉,不堪聞矣——也許已經了罷——這種知己知彼的錦囊妙計,非勇者不能決然毅然行之,膽小如芝麻云乎哉,多見其不識時務也,邯鄲之夢:這日“二時以后,……六杯,……五碗……四趟”。“我雖然并未目睹”,卻“敢決其必無”,此項撒謊專家,而想為“萬世師表”,我知到文廟的一席地,將來必被人攆出來,即便有人叩頭求乞,恐不能回至尊之意也。戒之慎之。太師母而有“勢力”。且有人居然受“欺侮”者,好在我已經拜喝[謁]過老人家,以后吾無憂矣,聯合戰線,同隸太師母旗幟下,怕不怕?“……者”,“是什么”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屢次題[提]起酒醉,非“道歉”也。想當然也,“真的醉只有一回半”,以前我曾聽說過,喝燒酒未喝過兩杯,那天兩種酒之量,一加一又二分之一,是逾量了。除了先前的一,雖未逾量,也算八九不離十了。雖提出第一二之大理由,但是醉字決不能絕對否認這次算一回呢,算半回呢,姑且作懸案,俟有工夫時復試罷。但是要是我做主考,寧可免試,因為實在不愿意對人言不顧行。“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逞能”一時,遺害無窮,還是犧牲點好。現在我還是“道歉”,那天確不應該灌醉了一位教育部的大老爺,我一直道歉下去,希望“激”出一篇“傳布小姐們膽怯之罪狀”的“宣言”,好后先比美于那篇駢四驪六之洋洋大文,給小鬼咿呀幾下,搖頭擺腦幾下,豈不妙哉。言歸正傳,楊婆子以前去電報至六人家屬不靈驗,致函保證人也無效。第二次(六月十號)還發電報至學生家屬,頃從粵中轉來,特附上一覽,可見她的野心還未死也。暑假遙遙,必有戲做,我現時算是拭目以待,至于她前后二次電報和致保證人的信,我打算存起來,預備最后交涉。這回的戲本演得真好,文武行出齊,明的,暗的,高的,低的,好的,壞的辦法都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妙極,有趣極。小鬼許廣平六月三十日(《魯迅景宋通信集》89-91頁)從上面參加這次宴會的四位所寫下的情況,可以確切地了解到:參加宴會的客人是六個人(許廣平、王順親、許羨蘇、俞芬、俞芳、俞藻),宴會上的氣氛是熱鬧、友好的,并沒有發生哪個人獨自“逃走”的事,六個人是同時從魯迅家出來,然后分開行動的。當時,魯迅與許廣平的個人關系正處在微妙發展時期,他們的通信明顯的帶有調侃、玩笑的意思,往往虛擬情節、借題發揮,并非像字面上那樣嚴肅認真。許廣平的“賠罪”其實根本就不是真的“誠惶誠恐”,而完全是在開玩笑,你看她說:現在我還是“道歉”,那天確不應該灌醉了一位教育部的大老爺,我一直道歉下去,希望“激”出一篇“傳布小姐們膽怯之罪狀”的“宣言”,好后先比美于那篇駢四驪六之洋洋大文,給小鬼咿呀幾下,搖頭擺腦幾下,豈不妙哉。但是,上個世紀有一個叫馬蹄疾的文人,編寫了一篇《魯迅與許羨蘇》,發表在《人物》雜志1992年第5期上,斷章取義地利用魯迅與許廣平事后的通信,演義出了若干故事,后來又有一些文化人,把馬蹄疾臆造出來的故事,當作真事引用在他們的文章中。先來看“始作俑者”馬蹄疾的大作:當時許廣平已開始和魯迅有往來,但還是師生間的關系。這年端午節,魯迅請許羨蘇、許廣平和另外兩位同鄉學生王順親、俞芬來家里吃飯。席間,許廣平、王順親、俞芬等聯合起來,把魯迅灌醉,魯迅酒后失態,用拳頭打了“房東”俞芬,又用手按住許廣平的頭,把紗巾都扒掉了。許羨蘇見此情景,默默地生氣走了。事后,許羨蘇找許廣平,批評許廣平不該讓魯迅縱酒,說這樣會酒精中毒,影響魯迅的身體。許廣平深感后悔和內疚,寫信向魯迅“誠惶誠恐賠罪不已”。許廣平向魯迅賠罪的信,我們未能見到,但可以從魯迅6月29日復許廣平的信中看出事情的經過:剛才得二十八日函,必須寫幾句回答,就是小鬼何以屢次誠惶誠恐的賠罪不已,大約也許是聽了“某籍”小姐的什么謠言了罷?辟謠之舉,是不可以已的: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第二,……然而“某籍”小姐為粉飾自己逃走起見,一定將不知從哪里來的故事(也許就從太師母那里得來的),加以演義……信中所說的“某籍”小姐,就是指許羨蘇。我們可以看出,馬蹄疾極善于利用只言片語,加以發揮編造假故事,例如魯迅信中說的是:“……以拳擊‘某籍’小姐兩名……”,意思是要拳擊俞芬的兩個妹妹俞芳和俞藻,馬蹄疾則篡改成:魯迅酒后失態,用拳頭打了“房東”俞芬。后面又特別加上一句:信中所說的“某籍”小姐,就是指許羨蘇。于是乎泛指紹興小姐的“某籍小姐”就成為專指許羨蘇了,而且小姐們“一起逃走”就變成了“許羨蘇見此情景,默默地生氣走了”。魯迅信中僅僅提到“案小鬼之頭”和許廣平“頭罩綠紗”,馬蹄疾就演繹出“把紗巾都扒掉了”。魯迅致許廣平后一封信中,提到“酒精中毒是能有的……”和“然而‘某籍’小姐為粉飾自己逃走起見……”,實際上都是魯迅自己虛擬出來,用以揣測“小鬼何以屢次誠惶誠恐的賠罪不已”的。馬蹄疾就引用來編造出“事后,許羨蘇找許廣平……”可悲的是,馬蹄疾編造的假故事,不僅欺騙了《人物》雜志不熟悉魯迅的廣大讀者,也欺騙了魯研界的某些專家,如南江秀一、倪墨炎……,在他們后來編寫的文章中,屢屢引用這一段描述。對于馬蹄疾的諸多謬論,我在1994年至1995年期間,數次批駁了他,除去《魯迅研究月刊》刊出過我的《我談“魯迅與許羨蘇”》外,因為馬蹄疾的《魯迅與許羨蘇》發表在《人物》雜志上,我寫了駁斥他的文章《評馬蹄疾的〈魯迅與許羨蘇〉》寄給了《人物》雜志,該刊責任編輯吳承婉告訴我說,要征求原作者的意見,把我的這篇文章轉給了馬蹄疾,因此馬是看到了我對他的批駁的,但是這位馬蹄疾,繼續在他編寫并于1995年出版的《我可以愛——魯迅的戀情世界》書內一篇《難以吐露的情愫》和1996年出版的《魯迅生活中的女性》書中一篇《許廣平的“令弟”許羨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拋出他編排的這些故事。南江秀一于1993年在上海的《書城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魯迅的女友:許羨蘇》,及《書城》雜志1994年第11期上一篇《關于許羨蘇的幾點思索》;倪墨炎于2001年,在上海出版了一本《魯迅與許廣平》,書中有一節《許羨蘇》,從中都不難看出,兩位作者把馬蹄疾編排出來的虛假故事,當作真實發生過的事件,引用在他們的文章中。直到現在,網上還在流傳著這類文章,真可以說“流毒甚廣”。我之所以堅持要糾正這個錯誤,是因為人們都熟悉的一句話:“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為了揭露馬蹄疾所散布的謬論,除上面提到的《評馬蹄疾的〈魯迅與許羨蘇〉》外,我還編寫過一篇《馬蹄疾筆下的魯迅》發表在1997年第2期《丹東師專學報》44-49頁,以及1995年7月發布的《致各界的公開信》。我希望廣大讀者能有機會看到這幾篇文字。測試“劉和珍、楊德群死了”女師大風潮鬧大了的時候,劉百昭雇了三河縣的老媽隊把女師大住校的同學,從石駙馬大街宿舍拉出放在汽車上,送到英子胡同補習科的宿舍里。當時葉嘉慧因為準備留英去湖北,她在補習科擔任的一部分數學課由我暫代,所以同學們被捉到補習科的時候,我也看見了,而且也看到了公安局的人,又從補習科來找他們想要捉的同學,秩序非常混亂,有的哭有的叫,有的同學已經被拉上了汽車,我們補習班的人又從車子的那一邊把她們拉下來,當時我沒有看到許廣平,但我知道她是一個“害群之馬”,老媽隊和公安局都是要捉她的。我到西三條的時候,就把情況都告訴了魯迅先生,然后我就到處找許廣平,她大概是藏起來了,常玉麟,呂云章那些地方都有可能找到她,但我不知地址。而她突然自己到西三條來了,她在女師大的一些東西被搗碎了,我從女師大的宿舍里拿了些到西三條來。此后,只要她幾天不來,我就找她,在她也就多了一個藏躲的地方。她也教家館,但學校已不再上課,所以她有機會也有時間,在西三條幫魯迅先生抄寫或校對些文章,晚上有時候就和我同睡在南屋里。1926年“三一八”的那一天,事前我并不知道。那時女師大已復課,新校長是易培基,我在女師大的圖書館里工作,許壽裳先生也回校教課。當天聽到同學們要到天安門請愿,職員很少去參加,我也在整理圖書,忽然聽到大門口有驚慌的聲音,接著是“劉和珍、楊德群死了啦”的哭聲,我們也停止了工作,心理懷著疑問趕下樓下,大家還希望只是傳說,或者受了重傷,誰也沒有料到段祺瑞竟兇惡到如此地步。不久許壽裳先生在和一大群同學講話,只聽到:“……這是國喪,劉和珍、楊德群的身上蓋著青天白日旗……。我出來的時候,一個衛兵擋住了我,我說:我的汽車在外邊(我母親不止一次給我們講過這個情節。許壽裳對衛兵說:“我的汽車在外面”,是表明他有汽車,是有身份的人物,衛兵才放他出來的)……我出來了,一切都是真……”他要求同學們火速搭救受傷的同學。許廣平這天在魯迅先生家里代他抄什么材料,下午我到西三條來的時候才把白天的經過向魯迅先生作了報告。當時,因為我在母校工作,我在女師大已經有了一個宿舍,地點正靠近禮堂,這天晚上我在宿舍里,一邊是劉和珍、楊德群二位烈士的尸體,槍彈斜穿過胸膛,不知道是從前面進從后面出來,還是從后面進去前面出來。總之我是睡不著,閉上眼睛只看到劉和珍的未婚夫(姓名記不清了),和楊德群的同鄉余蓋(益?字跡不易辨別)二人在給她們二位烈士的傷痕照相,那慘痛的情緒……。樓上是第一個中彈,子彈沒有出來而未死的,重傷者張靜淑同學的慘痛呼叫聲,我的任務是守衛內堂大院西南的一角。劉和珍和楊德群開追悼會的那一天,禮堂里掛滿了對聯和花圈,但沒有看到魯迅先生的文章,開會的前一些時候,只看到魯迅在禮堂后面的門口走來走去,被楊蔭榆開除的六人之一的鄭德英同學在和他談話:“先生,寫一些吧!劉和珍生前很愛看先生的文章……”一個星期后,魯迅先生就寫了《記念劉和珍君》這篇文章。劉和珍和楊德群還有其余各校的烈士舉行上山(就是送葬)的那一天,全體師生和所有的名教授、進步人士都掛上黑紗排在行列里,或緊緊的直接拉著靈柩,靈柩上蓋著青天白日旗(那時還是五色旗時代)。這儀式給我留下終生不忘的印象。女師大同學,劉和珍、楊德群在“三一八”被段祺瑞殘殺之外,還有重傷的張靜淑、李貴生等人。據她們說當時的情況是這樣:執政府門樓忽然開槍,原來站著請愿的人都向外面跑,但鐵門是預先關了的,無處可逃,大家只有臥倒以避槍彈,人多地少,人上人堆了三四層,女師大有一位同學(姓名記不清了)被壓在底層,沒有呼吸了,最后那些守衛的野蠻的軍警,拿了她的腳(面向地)也不檢查檢查她是否還有呼吸,拖到另外一個地方丟進了棺材。經女師大的人自己檢查才把她送到法國醫院,她吐血,和別的五顏六色的液體,但醫生說她只是皮傷,但最后才證實她的肋骨被拖斷了,治好之后很久很久時間沒有頭發,虛弱萬分。事情稍靜之后,我來西三條看太師母的時候,她說:“許小姐,劉和珍死了之后,大先生不吃飯,不睡覺,話也不說,單說:‘劉和珍是我的學生……’病倒了又不肯看醫生”。語氣中是在向我要辦法。我到師母屋里,她更發愁地說:孫先生、許先生這幾天幾位會講紹興話的人都不來,大先生病了不看醫生怎么辦,我也發愁了。我仍然傳統式的不敢像俞芬那樣的在他跟前亂鬧,而且在那樣嚴肅的當兒,我在師母的房中坐著考慮著怎樣能使許、孫諸公能在這時來到。忽然聽到了魯迅先生在叫我:“先生(這是在我母親畢業后,當了教師以后,魯迅先生稱呼她的別號,猶如稱呼俞芬為“房東”一樣)!你來一下。”我這才大膽的進了老虎尾巴,他要求我把許欽文的《故鄉》校稿交出去,同時還有許多《語絲》之類的刊物要分發,我按照他的囑咐完成了任務之后,就提出我的要求,我說太師母的意思,要我到舊刑部街去請山本醫生來給他看病,一邊就像要出去的樣子。這樣他才起來自己去看了山本醫生,吃了藥,慢慢的才吃飯,恢復。“三一八”慘案發生后,段祺瑞殘殺了許多青年學生之外還想殺害許多人,他擬了一張逮捕50人的黑名單,大多都是教授,魯迅也在其中,白色恐怖籠罩著北京城,于是大家都避難。許壽裳和齊壽山都是教育部的同事,在這個時期他們二位常常在傍晚的時間突然到來,促使魯迅立刻就離開家里,他們消息靈,從表情上,可以看出形勢的緊張,總是就避開。1926年的某一天,我在學校里,正是張作霖與馮玉祥相打的當兒,害馬(就是許廣平,因她被學校當局稱作“害群之馬”)忽然飛來,進門就說:“弟弟快到西三條,太師母要你,聽說阜成門架起了機關槍。”我知道大先生不在家,大約是太師母聽不懂許廣平的廣東官話,需要我說紹興話去了,拔腳就跑,直到阜成門,果然看見有機關槍架在那里,旁邊是馮玉祥的兵。當時軍閥中,馮玉祥的兵紀律是較好的,他們頭腦里都有一個上帝,其次他們都是千字兵,有空就讀點書,學點文化的。太師母告訴我:“大先生不在家,害馬的話聽不懂,你就不要走了吧!”這樣我就住在魯迅先生家南屋的客室里。每天早出晚歸,開始充當了魯迅先生避難期間的交通。錦什坊街,第97號一天下午,許壽裳和齊壽山先生同到魯迅先生家來,告訴他必須立即出走,立刻都走了,什么東西都沒帶走,留的條子上寫的是:“錦什坊街96號”。第二天我把一大捧刊物和書信,送到錦什坊街96號莽原社。進門只見魯迅一人在里面,那時莽原社設備很簡單,似乎連寫字臺都沒有,魯迅坐在靠東壁的一張學生桌上寫文章。不久有人敲門,我去開門,見三個大學生似的青年站著,問我:“魯迅先生在不在?”我說不在,他們在附近猶豫。我站在門外不走開,裝作那里的住戶買些過街的東西。他們也就走開了,這三個人或者是不懷好意的探子,我進去匯報了之后,建議移到別處。這天晚上魯迅先生就轉移到西單舊刑部街,一個日本醫生開的山本醫院住下。護士的體溫表山本醫院是日本人山本的私人醫院,八道灣全家曾經都在那里看病,醫生護士都很熟悉,他在那里雖以病人的資格住下,但仍然很自由,擺出稿紙寫他的文章或作別的工作,護士每天按時給他試體溫的時候,把體溫表在桌上一放就走了,過一個時候把體溫表收回看一看,一言不發,或者把山本要向他所說的話傳達一下。家里的人常常去看他,送衣服、文稿和書籍給他,他自己也常常回來。許欽文的《越界》是擴展的見表三又一次,許先生和齊先生又忽然來催他快走,留的條子是德國醫院。在我的記憶中,魯迅先生因避難而住德國醫院有好幾次,有時是以病人的資格住在病房里,最后一次則住在醫院的一間地下室里,魯迅先生自己在文章里稱它叫“木匠房”,因為在他住之前是木匠工作的房間。許壽裳先生的文章,把這木匠房的設備和當時他和魯迅先生怎樣吃飯、睡覺的情況寫得很詳細而真實,他們睡地下,買面包過日子,但魯迅先生仍然寫文章,他自己說有好幾篇《朝花夕拾》的文章是在那里寫的。劉半農當時也和他在那木匠房住過,他和魯迅先生二人同用一個硯臺。許欽文的《故鄉》是魯迅先生在木匠房里校完的。當時我又給他們送東西去,許先生出去買吃的東西了,他卻在校對許欽文的《故鄉》,叫我等著把校稿拿走寄出,并說:“許欽文的《故鄉》是逃生”。很幽默的說了一句。封信稿:“我”從哪里來又一次,齊先生在傍晚的時候突然來到西三條,催促魯迅快走,他就走了。留的地址是法國醫院,當天晚上我給他送衣物去,出來一位戴白餛飩帽的童貞女,惡聲惡氣的對我說:照醫院的規定,在晚上不能隨便看病人,東西也不能送。第二天一清早我又去送東西的時候,在東交民巷口碰到他們一群人,魯迅、馬幼漁、許壽裳等十幾位當時的名人,他們告訴我:這些白餛飩也是寡婦主義者,晚上不許他們開燈也不許說話,很不自由,他們出來了。從家往醫院,從醫院到學校;也訪友也購書,又寫文章又看報,總之一天到晚工作著,并且“快些做快些做”。下面是我母親寫的一封信稿,內容與別處略有不同。據所寫材料前后對照參考,應是1979年10月所寫。擬復欽文兄信稿:《魯迅日記中的我》昨天早上收到,一天讀完。略述補充意見如下: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魯迅上黑名單。3月29日他開始避難于錦什坊街96號莽原社。我去看他并送去報刊,不久有人敲門,我開門出去一看,是三個大學生似的青年,問我魯迅先生在不在?我回答沒有。他們就走了,我在門口站著看著那三個人走遠了才回到屋內和大先生商量,應當另遷住處。這一段事在王世清的魯迅傳也有錯,說是那三個人不認得魯迅,見了之后就走了。此后大先生就遷往西單南,舊刑部街的山本醫院里,我又去看他時他住在進門不遠的一間房里,一個護士剛出來,一只體溫表放在桌上,他卻在寫作。雖然是病房而他不似病人,山本本來是朋友,他沒有不自然的表情,我把報刊給他,他把要交的信和刊物交給我。以后又遷德國醫院,先住在病房里,不久就住在醫院的一間木匠房里,吃面包、罐頭度日,一天我去看他,那天許季巿先生他們都出去了,只剩他一人在屋,在寫文章,我交給他報刊,他交給我你的《故鄉》的全部校稿并打趣說:“欽文的《故鄉》是‘逃生’……”以后又遷法國醫院,是天主教辦的,里頭有穿黑衣服戴白餛飩帽的童貞女。我去看他時,一見面就不高興,告訴我那些寡婦主義者,晚上不許開燈,不自由要搬遷。俞芬比我還大一歲,當時只有俞芳與俞藻確只有十歲左右。三姊妹都能說得很流利的北京話或紹興話,照俞芬的辦法,在家非完全說紹興話不可,這是她的家規。第一次加強指導,在圖書館住相關場館魯迅先生從1912年教育部南京遷到北京之后,一直到1926年暑假去廈門大學任教為止,在北京一共住過14年。住的地方先后換了四次。關于四個故居的情況,就我所知道的說一說。1912年到北京就住在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南半截胡同的會館里,頭天晚上被臭蟲咬得不亦樂乎,見1921年日記所載。宣武門即《一件小事》里的S城,魯迅當時是教育部的科長。教育部在宣內石駙馬大街(即女師大的所在地),魯迅每天上班必須經過宣武門。北京以前各省都有會館,魯迅先生住的會館,是浙江紹興人所組織的,它的前身是山會邑館,紹興是個古城,春秋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場所。城外有會稽山,把城分為山陰、會稽兩縣,到南宋康王逃難到會稽后又復興了,就名紹興。魯迅先生很不喜歡這個地名。會館門口有兩塊扁,第一塊是山會邑館,在門內;第二塊是紹興會館,掛門外。魯迅在談話中總說在會館里,不用紹興這個詞。從1912年至1919年底,魯迅都住在這里,會館里同住的多是獨身的同鄉,不準住家眷,據說過去是可以住的,后來不知誰的家眷,吊死在一棵槐樹上,從此不許再住女人。在有吊死過人的那個院子,連男人也都不去住了。后來魯迅就住在這個院子內一間小屋里,抄古碑、看《新青年》。1918年第一次用魯迅筆名的《狂人日記》就產生在這個會館里了。《兄弟》這篇文章是回憶文章,抒情的地方很多。當時的魯迅,好像自己已經無所謂了,要緊的是弟兄培養起來……這段文字應當是我母親寫于1973年。看來并沒有寫完。《體系》系統的“碎片”描述這年秋天(1926年8月)他終于不能不離開北京往廈門去了,當魯迅已經決定去廈門,卻還是惦記著他的母親。1926年舊歷十一月初三是太師母七十歲的誕生紀念。每逢宋紫佩來訪的時候,他都要很慎重的囑托宋紫佩:“紫佩,十一月初三,娘生日的那天,托你在北海請一次客”。在廈門大學,他有國學院的功課,時常要來調他自己收集的各種拓片,我就時常幫他找藏在四個白紙箱中的拓片;還轉信,轉雜志,也轉稿子,魯迅先生的記憶力真好,每次來信要什么書,說放在哪個屋哪一柜哪一格的哪一頭,我去找的時候很快就可以找到;拓片也是這樣,說所要的幾張在第幾個箱子內,也很快就能找出來。當我1930年離開北京往河北五女師去的前夕,我把魯迅先生的來信,捆成一包,交給了朱氏,以備有事要查查。后來不知她怎樣處理了它們,在整理故居的時候,在朱氏的箱內,并沒有找到這些信件,否則可以多一些手稿,而且也可以了解當時的許多事情。寫到這里,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馬蹄疾的《魯迅與許羨蘇》中,對于“魯迅與異性通信”的描述,他說:一般人都以為魯迅與異性的通信來往,數許廣平最多……實際上數量最多的不是許廣平而是許羨蘇。馬蹄疾的比對中,僅僅列舉信件的數量,只字不提信件的內容和性質,而且他那篇文章是發表在《人物》雜志上,而該雜志的讀者絕大多數,并不很了解魯迅的生平,更不知道許羨蘇與整個周家的關系。馬蹄疾把讀者不知不覺中引導到一個疑問中去:這個許羨蘇與魯迅的關系是不是比許廣平更親近些?對此,我寫了一封《致各界公開信》,寄給“圈內人士”及“權威單位”。1995年7月,我寄出“公開信”后,收到朱正先生給我的信,朱正先生表示:公開信收到。謝謝您在向各界公告有關情況的時候想起了我。讀過之后,我對先生所寫的每一個字都表示贊同。并且,朱正先生后來在1995年9月21日《武漢日報》第6版上發表了一篇《介紹一封公開信》的文章,向各界推薦。部分內容如下:馬蹄疾的這一篇《魯迅與許羨蘇》發表在《人物》雜志一九九二年第五期。作者從魯迅的文章和書信中找來一些涉及兩性關系的線索,例如許廣平懷孕這件事,加以鋪排,暗示許羨蘇同魯迅有著某種特殊關系。為了誘導讀者往這一方面想去,常常采取割裂原文、斷章取義、曲解原意直到憑空捏造種種手段。曾任《魯迅研究月刊》副主編的王世家先生,在1999年8月17日給我的信中寫道:對馬蹄疾的看法,我完全同意朱正兄的意見。沖突三:從許嘆蘇到運人北京方面因長期欠薪,北大、師大等校發欠薪的時候,也由我去領取;教育部的欠薪是有人送來的。因為太師母愛熱鬧,我就從南房遷到老虎尾巴居住,每晚在魯迅先生的寫字臺上批改學生的作業。太師母最愛看小說也愛看報的,我早上七點半出去,下午四五點回去,一進門,太師母就拿了一張報紙等著我,提出問題,或要求第二天要買什么,或叫寫信給大先生什么什么。1929年春末,先生從上海返京省母,一進家門,母親就問他害馬怎么不同來?他說:“因為身體不方便,怕在車上受振”。母親是敏感的,就說:這房子該有個孩子跑進跑出的了……不久潘媽來說:隔壁22號院子預備出賣或出租,于是先生就決定租下了那有三間北房的獨院,因為想做《文學史》,想同母親在一起,先生是很想回北京住的。但是在租下白木匠的房子后,就回上海去了,并沒有到新租的屋里住過一天,當然就沒有在那里寫過文章。而《朝花夕拾》27年在廣州時已集成出版了。有人要說在白木匠房寫過文章避過難,是一種誤會或猜想,是不真確的。1932年又回過一次北京,也是匆匆的回上海的,那時俞芬、俞藻還在北京,都知道沒在22號住過或寫過文章。后來老太太把22號借一個姓傅的同鄉居住。據俞芬的三妹俞藻說,開門的時候她在北京,因為傅先生去天津工作,他的愛人李清華年輕膽小,商于老太太,由老太太決定,在棗樹附近開了一個門,便于同傅太太互相走動。22號原先院中間有一隔墻分為二院,外院有幾間西房,為李清華的母親家住宅。1953年以后才成為這個樣子的。1929年魯迅先生北上探親的時候,因為他想回北京寫一本文學史,怕住房不夠住,就租下了西三條22號白木匠的三間北房,后來簡直把它買了下來。這樣我就覺得南房也不該有人常住,碰巧我的一位同事也是同學黃淑范,要去河北五女師做校長,缺少教員,邀我到五女師教書,我就決定離開北京了。太師母很希望大先生回北京來,也同意我離京去教書,只是她哭了。當我離開魯迅先生的家往河北第五女師去的前夕,我把魯迅先生的來信,捆成一包交給了朱氏,以備有事要查查。后來不知她怎樣處理了。在整理故居的時候,在朱氏的箱內,并沒找到。否則可以多一些手稿,并且可以了解當時許多事情。關于我母親許羨蘇和魯迅先生的通信,南江秀一發表過一段議論,他提出的疑問,我覺得應當引起人們的注意,希望將來也許會有結果。下面是他的原文:魯迅與許羨蘇的來往信件何以下落不明,我深感奇怪!據《魯迅日記》所載,魯迅從1926年8月離京,到許羨蘇1930年3月離京的三年半時間內,共給許羨蘇寫信(包括寄書刊)共155封。許羨蘇給魯迅寫信共百余封。魯迅給許羨蘇寫信,主要是通過許羨蘇,向母親報告他的行止和生活狀況,因而實際上是家信。像魯迅離京后,每到一地,如到天津、到浦口、到上海、到廈門,都即向許羨蘇寄明信片,這是向母親報告他在何地,可讓母親放心。在《魯迅日記》中,多數都記“寄許羨蘇信”;但有時也寫“復許羨蘇信”,估計是許羨蘇來信提出什么問題,魯迅作了答復。許羨蘇是學理科的,不像學文科的許廣平那樣會提出許多社會問題與魯迅探討,所提或許是一些小事或個人遇到的問題。魯迅這些作答的信,雖不是談家務的,估計也不會有十分重大的內容。據許羨蘇說,她在離京去河北大名工作時,曾將一捆魯迅來信交給朱安。是否是魯迅給她的全部書信,她未說明,但數量是不少的。許羨蘇走后,由俞芬替老太太寫信,魯迅來信都直接寫給母親,由俞芬或別的人代讀。魯迅逝世后,由許廣平與母親通信。母親逝世后,由許廣平與朱安通信。使人不好理解的是:魯迅給母親的信、許廣平給母親的信、許廣平給朱安的信,都被保存了下來,惟獨魯迅給許羨蘇的信至今下落不明。許羨蘇當年將一捆信交給朱安,朱安并非不懂事的人,她知道保存魯迅給母親的信、保存許廣平給母親的信何以惟獨不保存魯迅給許羨蘇的信呢?如果這捆信確實是朱安銷毀的,是否反映了朱安對魯迅給許羨蘇寫信存在什么看法呢?根據朱安的一貫為人,她對魯迅一貫敬重,我以為這捆信決不會是她銷毀的。魯迅逝世后,許廣平廣泛收集魯迅書簡,還登報征集。魯迅給母親的信,就是由朱安交給許廣平,由許廣平選出一部分編入《魯迅書簡》的。很可能朱安在交出魯迅給母親的書信的同時,也把魯迅給許羨蘇的一捆信交給了許廣平。如果真是這樣,許廣平何以不從這捆信中選出一部分編入《魯迅書簡》呢?難道許廣平對這捆信持有什么看法不成?這簡直不可思議的。我認為,這捆信很可能仍在世上。它對于研究魯迅的思想、感情生活的各個方面,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希望總有一天它們會得到披露。另一方面,許羨蘇給魯迅的百余封信,幾乎也遇到同樣的命運。魯迅到達上海定居后,因在白色恐怖統治下,曾幾次清理來往信件。許羨蘇的談家事的信件,或許有一些討論問題的信,都應該不在被銷毀之內。從近年陸續披露的魯迅與廣平所收藏的信件看來,被保存下來的書信是不少的。特別是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