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臺民間故事中的巧女形象

在特定文化形式的結構中，大眾文化的存在往往被主導意識形態忽視或隱藏，但它們以各種方式傳播到公民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其中,數量眾多而互相牽扯勾連的各民族民間故事是民間文化最為活躍的一個部分。自古以來,“口頭講述故事的活動遍及人類居住的每一個角落”。客觀地說,學者的這番描述絕非夸大之辭。在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中,民間故事以其特有的豐富、鮮活滋養并成就了特定文化的地域性和異質性,因此,充分顯示了民間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對閩臺地區而言,由于兩地一衣帶水、血肉相聯,雖然在時間上各有先后,但都是經由中原漢族的歷次南徙墾殖而逐漸得到開發。相比于福建,臺灣的開發要晚得多。其開發的過程幾經周折,卻始終與福建保持了天然的血脈牽連。幾個世紀以來,移民墾殖臺灣的漢族移民中,福建人(尤以閩南人為主)幾近十之八九。可以說,華夏文化在臺灣的傳播歷程同時也是福建文化的移植和發展歷史。閩臺兩地在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的互生互賴、相依相融的歷史關聯和文化互動,使其最終形成了在文化淵源和精神底蘊上都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共同文化區。如果將閩臺兩地流傳的民間故事稍作翻檢,更能感受到兩地在文化領域的親緣性。從大量流傳于兩地的數不勝數而形態各異的故事中,分明顯示出二者在文化淵源上難以分解的重重交疊。研究表明,臺灣的民間故事大多經由福建移民移植而來,再以本土的風物人情、歷史事實、民情風俗等稍加附會改編成亞型或變文,“既表現為兩地日常語言的‘習慣表達’的高度一致,而且也表現為兩地傳統的口語藝術即民間文學或口承文學的基本一致。”本文擬通過對閩臺民間故事的考察,從閩臺民間故事中的“巧女”形象所包蘊的深層象征意義出發,對兩地民眾在閩臺社會歷史進程中的境遇及其文化心理狀況做一分析,進而對其中所隱喻的文化心理內涵進行初步的探察。需要指出,本文是在比較寬泛的意義上使用“民間故事”的概念,即包括以虛構為主要特征的故事和在現實基礎上加以想像、幻想而形成的傳說。一、民間故事中女性形象的進步閩臺兩地流傳的民間故事中,有關女性的故事占了很大比重。這類故事中女性要么是核心人物,要么在事件中處于最重要的地位,或者以自己不凡的智慧、膽識戰勝了困難和阻礙。如閩臺兩地皆存在大量褒贊善德懿行和神力無邊的女神(媽祖、臨水夫人)傳說,還有許多作為完美道德典范并長于憑借機巧制勝的女子,以及不少居于弱勢而最終自保或戰勝強勢的女性形象。僅以季仲主編的《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一書收入的泉州民間故事為例,在近100篇的故事中涉及女性的約占45%。在中國古代正統的歷史敘事中,女性長期處于集體性的“無名”或“無言”狀態,千百年來屈指可數的女性形象往往化約為幾個盡忠守節的貞孝婦女,其存在更多具有傳統倫理規范的符號意味。相比之下,活躍于閩臺故事中的這些女性形象,卻往往能給人留下明確的印象,女性的生存狀態在虛虛實實的口頭傳述中得到了極為鮮活的呈現。由是,我們似乎得以切近那在宏大歷史敘事中被屏蔽了的女性生存狀態及其依稀隱約的歷史身影。不僅如此,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民間故事作為民間文化歷史蹤跡的遺留,更隱含著極具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心理內蘊。正如曾對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做出細致索引的丁乃通先生所說:“民間故事只是間接隱約反映社會的情況,因此能比直接表達的方式——民歌——反映更多的民眾心理和生活。”27-28將民間故事產生、發展的歷史、文化語境加以深入探究,可以幫助我們去窺探那雖然業已消逝卻依然深隱于歷史和現實中意味深長的民眾文化心理。在閩臺民間故事中,有許多女性形象屬于“巧女”、“巧婦”類型。通常這些民間女性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以善辯或機智順利應對生活中的難題或巧妙解決各類矛盾,維護了家庭的威望和自身利益。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面對難題時以冷靜的頭腦、不凡的勇氣和慧黠的機變化險為夷,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喜愛。中國傳統社會長期以來形成了性別制度上嚴格的尊男抑女結構,女性在社會生活的諸多層面都遭到了貶抑和拘禁,她們的行動范圍基本被限制在相對狹小的家庭生活空間之內。并且,即便是在家庭生活的范圍內,她們的言行也必須遵循以男性為核心建立起來的傳統宗法禮制的諸多規范。通常的官修史中對女性人物的記載大多僅僅作為男性參與歷史和完成齊家治國使命過程中微不足道的附屬品或者陪襯物。在某種意義上,女性存在在正統的歷史敘事中幾乎是缺席的。然而,在民間故事的汪洋大海里,女性的存在則與形形色色的男性共同構筑了充滿生活氣息的民間世界。特別是這些機智、勇敢的巧女形象,每每以生動鮮活的面目給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印象。“巧女們機智的言詞、勇敢的作為,都與中國社會的實際傳統——女性低下的文化地位與言行規范上的極度保守——有所差異。”顯然,巧女的存在構成了民間社會區別于主流意識形態場域的一個特殊參照。丁乃通先生認為:“一般人通常認為中國舊社會傳統是以男性為中心,但若和其他國家比較,就可以知道中國稱贊女性聰明的故事特別多。笨妻當然也有,但僅是在跟巧婦對比時才提到。丈夫很少能占上風,而且在家里經常受妻子的管束。”25女性形象在民間故事中的活躍,意味著民間社會中性別制度在對正統規范的趨近與遵循中又帶有某種程度的疏離與反撥。究其原由,乃是民間社會的開放性、邊緣性和雜融性使性別規范對女性的約束相對松動了;另一方面,與官方意識形態場域不同,民間社會的存在場域主要是鄉族之內的家庭日用和鄉野底層的社會交往活動,女性在民間社會場域中顯然有著不可或缺的位置。二、巧選當家人—疏離與趨附:巧女形象的文化心理意蘊由于民間社會中性別的社會分工與正統社會秩序的規范存在諸多差異,女性在民間社會的實際地位和作用往往有其特殊性。具體到閩臺地區而言,女性的地位與代表傳統中國社會中心的北方中原地區更有所不同。有學者經過細致考察后指出:“古代閩中婦女十分能干,她們下田勞動,上街經商,操持家務,里里外外一把手;在南方流行小家庭制的背景下,婦女往往成為家庭的真正主宰。”10很顯然,一方面是地緣環境及其相應的生存方式的制約,另一方面作為開發相對晚的移民地區客觀生存條件的惡劣,使得女性在應對外部生活環境的挑戰時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與義務。而且,“小家庭制”意味著在家庭內部的社會分工因為家庭成員的減少而更趨寬泛,農耕文明中比較穩固的依據性別分工的界限常常被打破。這些因素都決定了閩臺地區女性在家庭內外扮演著更特殊的角色,“她們的社會地位略高于北方婦女”264。因此,在大量流傳的閩臺民間故事中,女性形象的活躍顯然有著特殊的地域和文化因緣。并且,如果深入到這些女性形象所聯系的具體社會歷史語境及其背后的深層結構,我們可以從中尋索到閩臺民眾更為深隱的文化心理動態。對兩地民間故事中女性形象的探究,使我們能深入到閩臺社會的歷史文化變遷的過程之中,由此進入對兩地民眾文化心理及其根由的探尋。下文以兩地流傳頗廣的《巧選當家人》為例,對其中巧女形象所隱含的文化心理象征意義做一分析。這天,老漢在廳門口放倒一把掃帚,在臺階前放著一枚縫衣針,然后叫四個媳婦到廳堂來商量事情。大嫂來到廳堂前,一眼看到倒在地上的掃帚,心里想:“拾了掃帚,能看見廳堂臟了不掃嗎?莫理它。”跨過掃帚進了廳堂。上臺階時,她見階上掉著一根亮閃閃的縫衣針,又想一根縫衣針值什么?連彎腰都懶得。緊接著,二嫂、三嫂也來了。她們都想:“你前頭走,比我大,不動手,不彎腰,我也裝作沒看見吧。”她們也像大嫂一樣走進廳堂。細新婢最后到,看見掃帚倒在地上,忙操起掃帚,麻利地把廳堂打掃得干干凈凈。掃到臺階上看到縫衣針,連忙拾起來別在衣襟上。這些事她做得自然、大方……老漢指著院子里剛收下來的一堆甘蔗,對四個新婢說:“我想把它當柴燒,只怕燒不旺,看你們誰能想個法子告訴我。”大兒媳搶著說:“劈個對半曬曬干,入灶一定燒得著。”二兒媳緊接著說:“不,灶里放柴起大火,柴里夾蔗火更旺。”三兒媳卻說她們倆的法子都不好,應該劈細甘蔗,澆上松油,燒起火來,賽過蠟燭……細新婢不慌不忙地說:“嫂子們說得有理,只是好好的甘蔗燒掉豈不可惜?我想不如將甘蔗榨水熬成糖,蔗渣引火自然上火。”老漢說:“孩子,你回答得好,這蔗就賞給你一人吃。”細新婢……順著蔗頭分給公公、嫂嫂各一節,自己留下蔗尾,說:“公公,讓咱們全家‘公甘同味,共嘗甜頭’吧!”這是典型的考驗當家人的故事。家中長輩(一半是公公)擬待選定新任當家人,設題考驗家中幾個兒媳婦的持家能力和德性,其中的巧媳婦(一般是最小的媳婦)以機敏、賢良和善持家被選定為新任當家人。這里有幾個需要注意的地方:(1)故事中巧媳婦在接受考驗的時候自如、嫻熟地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和聰明,正是她的過人之處——“巧”——使她成了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最故事性的因素。同時,她的“巧”體現在能在適當的場合以適當的方式抓住時機,表現自己的“才”。作為被選定的“當家人”,她的“細新婢”的身份顯然已經打破了“長幼”秩序,同時也有違于傳統社會約定俗成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論調。因此,巧女的故事一般都有對既定秩序或者慣例的某些突破。(2)故事中考驗者和被考驗者一般是翁媳的關系,分別代表了中國社會二元式的等級結構中長幼和性別的尊卑秩序。也就是說,雖然故事是表現巧媳婦之“巧”,但她的“巧”并不完全是自主的發揮,其決定權操縱在作為男性長輩的家翁手里,她的“巧”是在一個“被給定”的情境中通過比較而得以表現的。翁媳之間的關系已經先在性地顯示出其間主動與被動、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從橫向的角度看,考驗過程中四個媳婦的出現依然遵循著長幼之序而不能僭越,小媳婦的“巧”只有在特定的秩序規范內才具有合法性。(3)雖然考驗的決定權操之于家翁之手,但他的選拔標準卻絕非純粹的個人化。首先它服從于維護家族利益的要求;其次,選拔標準完全合乎于正統社會規范對女性的既定要求:“巧”媳婦能自覺遵守性別、長幼的序列(順著蔗頭分給公公和三位嫂嫂,自己吃蔗尾),言行充分表現了勤勞、節儉的優良品性和恭順、謙和的低姿態,精于家務、善于合理利用家庭資源。通過上述簡短的分析可以看出,“巧媳婦”故事中女性的“巧”,主要體現出她在智力和能力方面的優勢,但是她的“巧”首先是合于傳統社會既定的對女性規范的前提下,才可以獲得承認;并且,其“機巧”的發揮更多是在一種受動的情況下得到展現的。至少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得到兩方面的印象:從表層看,女性通過模擬性的“實戰”演練發揮了自己的才智,顯示了自己的機敏和才能;從深層看,這種“顯示”卻并不意味著她真的獲得了所謂的“當家”的權利,最多只是其家翁意愿的執行者和輔助者。劉登翰先生曾比較細致地分析過閩臺地域環境的特殊性所催生的文化心理特征——“遠儒”與“崇儒”的辯證。“地處邊陲的福建和臺灣,在地理上遠離中原的同時,也遠離了儒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其未經深度開發的‘蠻荒’狀態,賦予了它文化上的‘遠儒性’特征。這種‘遠儒性’——遠離儒家中心的邊緣性,是閩臺較少或較晚受到儒家正統文化的教化規范和制約,從而表現出更多的非正統、非規范的文化特征和叛逆性格,也更易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當然,“有清一代,臺灣雖無著名儒者出現,但儒家思想為社會所普遍尊崇,成為規約臺灣社會的主導思想,則與大陸無異”。另一方面,伴隨著移民墾殖的進程,閩臺逐漸成為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之鄉,影響之巨,足以改寫漢唐至明清期間中國南北文化版圖的分量。故此,閩臺兩地又表現出尊儒重道的“崇儒”之風。如果以閩臺在文化上“遠儒”或“崇儒”的悖論性特征來闡釋前面述及的巧媳婦故事,或許可以窺探出隱藏于故事中閩臺社會的某種特殊文化心理。一方面,巧媳婦突破現實環境的制約自如地展示自我才能,在某種意義上它打破了既定的社會秩序,因此它表現的是“遠儒”的“非正統性、非規范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巧媳婦“才能”的展示又顯然是在合乎儒學規范的前提和語境中展開的,或者說,她作為合格當家人所具備的“德”的完善構成了其才能展現和獲得認可的前提。因此,它表現出的是“崇儒”的正統性、規范性的一面。長期以來,“南中國的沿海地區,長期處于中央王朝權力控制的邊緣區,民間社會以海為田、經商異域的小傳統,孕育了海洋經濟和海洋社會的基因。”閩臺地區由于地處東海之濱,其經濟形態的發展自然與內陸的農業文明有明顯差異,天然地具有“海洋文明”的某些因子,這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客觀現實。閩臺兩地由于其地緣的邊緣性及其與中國主導文化傳統之間的異質性,導致了閩臺社會對自身存在的懷疑和焦慮,因而在文化認同上也就出現了復雜的兩極心理。一方面是作為邊緣文化的“離心力”趨向,導致了對“中心”的反撥和偏離,故而表現出對中原文化的某種程度的疏遠,就像巧媳婦以出色的才能打破了既定的長幼秩序和性別規約。另一方面則是來自中心的強大“向心力”的吸附和趨近,表現出對中心文化秩序的遵守和強化。三、閩臺傳統文化心理的歷史表征總體上說,閩臺兩地由于受到特殊地理環境的限定,在其開發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有別于中原農耕文明的經濟形態和文化模式,與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北方文化存在較大的差距。事實上,這種差異性的存在根本上是閩臺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其合理性自不待言。然而,自秦漢以來形成的“大一統”的意識形態規范下,邊緣性和異質性的存在卻往往受到有意無意的忽視乃至于強烈的壓制,長此以往使得閩臺社會形成了一種顯著的“邊緣心態”,即:長期處于權力中心的邊緣并居于依附性的從屬地位,造成了閩臺民眾自我心理預期的自我輕視和價值感上的自我貶抑。“這種邊緣心態形成了閩臺長期以來對中原的一種仰望的姿勢,一種既是先天而來,也是后天所成的自卑心理。”再以臺灣的情況論之。由于臺灣開化較晚,早期移民所經歷的艱險與福建相比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幾個世紀以來,臺灣歷經異族統治,還有乙未割臺和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據時期,邊緣心態更演變為一種被遺棄的“孤兒”、“棄兒”之感。“對于臺灣民眾而言,這種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邊緣位置和被出賣的心靈傷害,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形成了‘孤兒’兼‘棄兒’的悲慘意識。”總之,作為閩臺歷史文化心理的重要特點,這種“邊緣心態”、“孤兒”或“棄兒”意識,自會以微妙的方式折射并遺留在閩臺兩地的民間故事中;同時,通過故事的方式,閩臺民眾也得以將長期積累的這種集體性的心理焦慮獲得了某種程度的釋放。對此,華裔學者丁乃通先生以深切的“理解之同情”道出了民間故事之于中國底層民眾的別一種意義:“當中國農民(尤其是中國農婦)在工余閑暇無事、編造故事或添油加醬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