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的貧富差距現狀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重大變化。它只能解決溫飽問題。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和最重要的經濟問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然而改革中突顯的問題也越來越明顯———貧富差距日漸擴大。近年來,我國的城鄉、區域、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已經超出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線。這一問題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社會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基尼系數是國際上通常用來評判一國貧富差距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我國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為0.16,1984年為0.30,1989年為0.35,1994年達到0.434,2001年為0.45,2004年更達到0.476。2010年,有專家表明,我國的基尼系數實際已超過0.5。我國的貧富差距現象日漸嚴重,已跨入收入差距懸殊的行列。當然,貧富差距現象的存在并非都不合理。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倡導“平均主義”,實行“大鍋飯”制度,然而帶來的結果卻是“均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先富帶動后富”政策的引導下,積極鼓勵個體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并支持和引導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經濟體制逐漸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由單一的公有制轉變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在這樣的制度下,必然會出現“先富”與“后富”、“大富”與“不富”。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我們政策引導的后果,是我們政策制定的初衷。只有有一定合理差距的存在,才能有效地刺激廣大民眾的生產積極性,為社會發展提供必要的生機和活力。可問題是,怎樣確保這個差距的合理界限。當貧富差距的增速超過了經濟增長和個人收入增長的速度,超過了廣大民眾的承受能力時,貧富差距就失去了它的合理性。一、中國的減貧我國的貧富差距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均收入差距據《中國統計年鑒》統計,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人均收入與農村居民可支配人均收入差距在改革初為2.56倍,1994年為2.86,2001年升為2.90,2002年為3.11,2003年為3.23,到2009年更達到3.33。期間雖有短暫地下降,但整體上這一數字是不斷攀升。(二)我國東部優勢條件尤其是我國東、西部之間。東部擁有良好的科學技術及人才資源,擁有便利的交通設施及大量的財政支持,我國經濟越是發展,東部的優勢條件越能得到發揮,其經濟發展也就越好。而西部地區由于氣候惡劣、交通不變以及經濟基礎較差等各種條件的限制,縱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以及國家積極的政策支持,但西部的發展速度趕不上國家整體的發展速度,更遠遠落后于東部的發展速度。(三)行業間的糾紛主要表現為石油、電力、鐵路、金融、房地產等行業與其他行業,尤其是與農林牧漁等行業之間。前者大多數是壟斷行業或國有企業,他們掌握著優勢的資源,占據著有利的市場地位,他們的一舉一動甚至能影響同行業的發展狀況。二、中國貧困收入的原因造成我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先富:服務于共富改革初期我們在經濟上采取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讓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這一政策為迅速改變我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先富不是目的,而只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和手段。沒有先富就不能實現共富,沒有共富先富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和奮斗的方向,先富必須服從和服務于共富這個根本目標。小平同志曾說過,如果改革造成了兩極分化,那改革就是失敗的。(二)建立高效的分配制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十六大上我們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至此,我國的分配制度進一步確立。無疑,我國的分配制度極大地帶動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但長時間以來我們強調“效率優先”,而忽視了“兼顧公平”,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收入分配差距,并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勢。(三)現階段我國普遍存在的保障兩大執行措施稅收是調節經濟運行和國民收入的重要杠桿。毋庸置疑,在健全的稅收制度調解下,貧富差距可以得到有效調解。然而,盡管近年來我國的稅收制度不斷地調整、改革———2011年個稅起征點調至3500元,但我國普遍存在的貧富差距現象并沒有得到有效地緩解。我國的稅收制度仍應根據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特點進行合理地改善和有效調整。(四)關于旅游景區和改革發展的重要城市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國家調節國民收入和再分配的手段,在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完善程度關系到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現如今我國的社保制度存在覆蓋范圍不夠全面、保障力度不夠大、法律法規不夠健全、保障制度不夠完善等諸多問題,尤其是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嚴重滯后。這就加大了低收入群體在面臨失業、疾病、年老時的負擔,增加了防范社會風險的成本。(五)感謝費、勞務費、階段所謂“灰色收入”一般是指介入合法收入與非法收入之間的一種隱性收入,比如一些感謝費、勞務費、禮金等。目前各種形式的“灰色收入”在我國社會中存在,由于其隱蔽性、多樣性和普遍性的特點,使其成為一些人“發家致富”的另一條途徑,也成為加劇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六)從就業上的不平等看,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就業上的不平等除此之外,我國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落后也成為加劇貧富差距的一大因素,尤其是在農村地區。有調查顯示,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容易進入知名高校,而這帶來的后果是貧困家庭與富裕家庭的子女在就業上的不平等,從而帶來收入上的不平等與生活上的不平等,進而沿襲到下一代的不平等。久而久之,社會階層日漸形成并凝固化,貧富差距日漸嚴重。三、解決貧困的對策(一)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制改革中的問題要在改革中解決,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根本還要靠深化改革。要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運行的機制和體制,提高生產力效率。只有“蛋糕”做得越大,國家經濟實力越強,才能在保證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為逐步縮小貧富差距奠定日益雄厚的物質基礎。(二)調整稅收結構的企業稅收負擔縮小貧富差距,一個基本的思路就是“調整過高收入,提升過低收入”。因此,稅收要真正起到調節收入的作用,就必須合理調整稅率結構,將稅收的重心從企業轉移到個人身上,然后通過累進稅制來調節過高收入,從而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235。同時,還應盡快實施房產稅和遺產稅等制度,進一步降低高收入群體對財產的占有率。(三)健全勞動報酬分配制度,推動合理分配如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同時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提高過低收入,調控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四)加強農村地區社會保障制度的“依法治理”,完善農村地區社會保障制度,農村地區社會保障制度的基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首先要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規,使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有法可依”,尤其是要加強和完善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要盡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范圍,使社會保障制度真正起到防范市場風險、減輕生活壓力的作用,發揮其調節過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群體生活保障的功能。(五)加快農村地區產業轉型,加快產業結構調發展鄉鎮企業,一方面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充分就業,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要通過產業轉移,將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而東部地區的產業則要通過提高技術水平和產品創新實現產業升級。這樣在為中西部地區提供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縮小了貧富差距,有利于全國整體的全面、和諧發展。(六)積極發展慈善事業,促進財富分配和分配教育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也是一個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因此要加大對農村、貧困和邊遠地區的教育投入,促進城鄉、區域間教育均衡發展,使農村子女和城市子女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要保證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利,保證困難家庭子女上得起學、能上好學。除此之外,我們還可鼓勵發展慈善事業,促進財富在社會間合理流動、分配;加強法治建設,為市場主體營建公平、有序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