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天文的忠肝義膽

文昌是宋朝崩潰之初出生的這位民族英雄。幾千年來，他一直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但是人們關注與論及的，主要還是他的愛國主義理想和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往往忽略了他豐富立體的情感世界。宋亡后，文天祥被囚禁在燕京監獄達四年，任憑世祖百般誘逼，也不愿放棄自己的信念享受元朝的高官厚祿，但是他卻寫信給弟弟文璧，讓他出仕元朝以保全宗祀；為了挽救宋朝的頹勢，文天祥曾為官朝廷與地方，身兼文臣與武將，兩次被俘，不改初志，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可是他也常有山水之思，向往陶淵明的悠然與灑脫，甚至還系念著道家的黃冠紫衣。這種多元化的價值取向，根植于特定時代的社會風尚和公共思維模式，也根植于個體在面臨生存環境驟變時人性的自然選擇。只有客觀而公正地看待文天祥的行事與心理，才能夠深入了解和把握宋元之交文人士大夫遭際變故時的深刻矛盾，從而體悟文天祥的偉大人格。一元蒙社會的人生哲理文天祥是眼睜睜地看著南宋這條風雨飄搖中檣傾楫摧的大船顛覆于深淵的。他身處其中。在熙熙攘攘的各自奔命的人群里，他沒有選擇放棄。他不是乘客，而是水手，或許還是船長，因為他是大宋的宰相。盡管這個船長是在大船側翻的瞬間才任命的。公元1279年2月6日的厓山海戰，陸秀夫負帝昺蹈海，宣告了宋朝三百余年歷史的終結，而文天祥恰恰是這一帷幕落下時的真正目擊者。他被俘羈押在元軍的舟中，眼見了“南人志欲扶昆侖，北人氣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的悲壯，也目睹了“昨朝南船滿厓海，今朝只有北船在”的沉寂，他“痛苦酷罰，無以勝堪”。然而，即使漢族趙家王朝已經成為大元版圖中的一部分，文天祥還是未敢“易心”直至成仁取義。其實，在宋元之交，像文天祥這樣質直梗梗作如是抉擇的人，并不很多。宋朝國勢顯出敗跡，早已不是一日兩日了。太宗“若無外憂，必有內患”的警誡給國家體制、政策、國力、民心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正因為如此，開國之初平西蜀、南唐、南漢時尚有摧枯拉朽之勢，而之后對遼、夏、金則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了。直至高宗南渡，國土僅有宋初之半，端平以后，實有者又幾止于半之半。然而即便如此，朝廷上下也并未勵精圖治以收拾頹勢，相反于宴游淫樂、貪黷饋賂、虛言浮文上則更變本加厲。于是乎，民困于椎剝而日以窮，兵多虛額游手而日以弱，財耗于冗費而日以匱。與此同時，元蒙則是以咄咄逼人的氣勢節節挺進，鋒芒四射。滅西夏，亡金國，伐西域，出征大理，入侵高麗，覬覦日本。繼而投鞭長江直逼宋朝。攻城掠地之余還接受漢法，間或也不忘效仿一下曹彬平南唐時的“不殺”風范，盡情揮灑著居高臨下者的霸氣與從容。國勢的日薄西山所導致的最嚴重后果是士風的萎靡。一方面是汲汲者孜孜于眼前利益以至于不擇手段。高位者為保其厚祿而深鋤異己，不顧禮義，奔競者為博取美仕而諂媚請托，忘乎廉恥，大難臨頭時，都把既得利益看得比國家存亡更重要。賈似道瞞天過海，竟然將私自議和與扣留郝經之事隱匿不報，并非不能料及此舉會成為大軍伐宋的口實，只是心存僥幸地透支享用著西湖歌舞罷了；范文虎因為意氣不合而拒絕與李庭芝相約進兵，增援襄樊，并非真的認為獨自一戰即可平定，而是由于早已審時度勢地為自己設計好了后路。另一方面，是士風在價值觀念上的游移。接受儒學思想的中國士大夫，一直以來就具有以道德自任的強烈意識，讀書、修身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因而“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是文人的普遍愿望。然而在宋元之交，激烈的生存競爭與政治傾軋使得倫理道德與人的自然欲求產生了尖銳的沖突，士大夫對于生命的留戀和趨利避害的本能表現得尤為明顯。既然朝政已到了“無一事不弊，無一弊不極”的地步，既然天下易主看起來也已不可逆轉，那么如何給自己一個生存的理由而不至于內心不安，是許多士大夫極其自然的考慮。于是，“順乎天命”沖淡了夷夏之辨，保身存家淡薄了君臣之義。德祐元年，元軍直逼臨安的危急時刻，許多公卿重臣棄職而去，“朝中為之空跡”。據陳得芝教授統計，理宗、度宗兩朝進士在宋元交替之際事跡較明者有328人，其中歸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占25.3%，隱逸草澤者174人，占53.05%，以身殉國者則只有71人，占21.65%。宋元交替的改朝換代，淪亡的不單單是趙家皇朝，而且是民族國家，況且元蒙在攻宋過程中和滅宋以后對江南人民的殺掠以及民族壓迫與歧視也相當嚴重，然而南宋士人對元朝的抵制并不比歷史上漢族皇朝之間的改朝換代更甚，相反卻是較為平穩地過渡。究其原因，除了朝政腐敗、強敵侵逼所導致的士氣不振外，南宋皇室的舉室投降也使得一些節義之士由于失去了盡忠的對象而陷入困惑與無奈。文天祥的超拔之處，在于值此興亡交替、圣賢不明、價值異化之際，以強烈的責任感和堅定的道德意識，自脫于希世取寵、茍容偷合的士風。他并非對國勢的走向沒有清醒的認識，也并非于人世骨肉生死沒有眷顧悲戚之感，但為了堅守忠義的原則，完善理性的人格，也為了民族的一線生機、一份希望，將自己置于祈求道德重生、國祚復興的祭臺上。他拋舍掉的，不僅僅是他的生命，還有生命中彌足珍貴的另一些東西，包括對“五畝青山之樂，四方明月之詩”的約定，以及對骨肉至親的承諾。難能可貴的是，在忠孝難以兩全、出處不能兼容的取舍中，他不是出于一時的激憤。所謂“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成敗興亡，歷代有之，只是并非所有人都有機會躋身其間。忠孝節義，在和平時期更多地帶給人的是現實利益，因而不排除在某些人身上它只是一種高調，但于“易代”之時，它卻有可能與死亡相藉，因為它要求忠義的對象總是前代的君主與國家。正如文天祥所說的“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這種抉擇就甚為嚴酷。長期的儒學熏陶，文人士大夫對于道德是非的判斷絕不含糊，所以既便是在存亡之際選擇了有悖于節義、甚至于僅僅是“淡出”政治的生存方式的人，內心仍逃脫不了“靦顏茍活”的自責。趙孟頫不僅被人譏之為大節有虧，自己也痛切地認為“一生事事總堪憐”，“留與人間作笑談”。鄭思肖臨終之前，囑人將“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書寫在他的位牌上，表達至死難消的愧疚。既便如留夢炎，當王積翁、謝昌元等商議奏請釋文天祥為道士時，也說：“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對于自身行為的不恥也未諱言。宋元之交的士大夫難以言說的失敗，就是在明知不可為的心理狀態下，為個人利害作出了選擇。文天祥不愿違背自己的信念，即使是這個信念將他引向了不歸之路。他自認“偶遭際于圣明，獲僥幸于科第”，就應“君恩天大，若為報稱之圖；流俗頹波，常有激昂之志”，所以“適強寇之臨江，親見主憂之時，不勝臣辱之義”，將恢復大業視作了個人的責任。為此，他不僅與強敵周旋百死而一生，而且受困于宋室將相以至于舉步維艱也不改初志。宋室覆滅之后，堅持不事二主，國亡與亡，完成了一個優秀士人的道德實踐。不過，如果說文天祥以身殉的僅僅是宋朝王室，似乎有失偏頗。的確，文天祥對皇室，可謂忠心耿耿。其隨著職事的變化陸續寫給皇帝、皇太后、皇后的謝表，雖是應酬文字，可“一介寒微，兩朝知遇”的表白也充滿了感恩的真情。正是因為忠，當恭帝奉表稱臣之后，他尚追隨九歲的趙昰與六歲的趙昺，以存趙氏宗室于不絕，冀圖恢復。也正是因為忠，早在元軍兵臨城下之際，先上奏請設四鎮，繼而又提出以戰為守、死衛宗廟的主張，不被當權者采納，只好退而求其次，尊命至北軍談判，在十分有限的余地里試圖“親定盟好”，說動占絕對優勢的元軍退兵。這一舉動曾被后世的一些人批評，王船山在《讀通鑒論》卷十五中評論文天祥赴皋亭山會見伯顏一事時就說他是“忠而過也”：當德祐時，蒙古兵壓臨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終無術矣。誠不忍國亡，而無能為救，則：嬰城死守，君臣畢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馀燼以借一，不勝，則委骨于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貴裔，聯草澤之英雄，有一日之生，盡一日之瘁，則信國他日者亦屢用之矣。乃倉卒之下，聽女主乞活之謀，銜稱臣納貢之命，徼封豕長蛇之恩，以為屬國于江介；愛君而非所以愛，存國而國不可存，信國之忠，洵忠而過矣。……已入虎吻，而猶祝其勿吞，詞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傷矣。信國之為此也，搖惑于婦人之柔靡，震動于通國之狂迷，欲以曲遂其成仁取義之心；而擇之不精，執之不固。故曰：忠而過也。……故全后之命可以不受，而后信國之忠純白而無疵。擇義以行仁，去其姑息者而得矣。將文天祥此行看作其忠義人生中的污點，王夫之的言論失之公允。文天祥出使北營，是仿效春秋人物以存宗國的，盡管從雙方力量對比的現實看未必能為對方所接受，正如其《指南錄》中詩云“春秋人物類能言，宗國常以口舌存。我亦瀕危專對出，北風滿野負乾坤。”在北營中，他“辭色慷慨”，“辯難甚至”，使“諸酋相顧動色，稱為丈夫”，也并非如王夫之所假想的“詞愈哀，志愈辱”。王夫之指出的救國圖存的途徑好則好矣，無奈南宋未年的君主既無抵抗之力，又無崇禎以一死了結的決心。文天祥不得已而為之。然而這并不能說文天祥的“死忠”完全是為了王室。更多的，他是為了民族國家，更是為了自己的道德觀念。兵敗被執，受元樞密院引問，孛羅宰相指責他棄德祐君而別立二王是不忠時，文天祥說：“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所以為忠也。”其實，宗室奉表投降后，他們就不再要求臣子們為其堅守了，謝太后發出了讓全體大臣降附的命令。也正因為有了這一點，不少士大夫如釋重負，既可以不必再為忠于宋而作無謂的努力，又可為事新朝減少心理壓力。而文天祥這時的不屈，就少有為君主的成分了。他被俘至燕京時，急風暴雨已經平息，宋人已然做上了大元的良民，曲終人靜，故君瀛國公來勸降，他也只是“北面拜號，乞回圣駕”。英勇就義之時，宋亡七年，厓山亡又四年矣。作為志士與文人，文天祥的忠義之腸、故國之思、憤激之慨、黽勉之懷盡付之于詩詞文章。文天祥詩歌創作的基本主題是表現宋室淪亡前后國家與個人的命運，尤其是自己堅持抗元的艱難歷程和遭囚禁后的不屈情懷。《指南錄》、《指南后錄》、《吟嘯集》、《集杜詩》中的詩序與詩共同構成了自傳體的宣言。文天祥的創作目的就是要讓作品成為自己忠義人生的一個見證，“使天下見之，識其為人，即吾死無憾矣”。《指南錄》中的詩歌大部分是急就章，寫于出使、受羈、逃脫、南歸的過程中。詩人對局勢步步走向潰敗的原因作了戰略上的思考，盡管將責任歸咎于賈余慶的逢迎、自己被調離平江府、張全的見死不救、兩淮將帥的不和等未必切中肯綮，但就具體事態而言還是有理有據的。更為難得的是，當朝廷降表已納，士大夫更多地考慮如何確定新的歸屬，他卻仍孜孜于恢復大業，認為“南國應無恙，中興事會長”，“雷潛九地聲元在，月暗千山魄再明”，“中興奮王業，日月光重宣”。第二次被俘囚禁燕京后的作品，就寫得比較從容了。盡管也有過報國無主的彷徨，“一山還一水，無國又無家”，“江山有恨銷人骨，風雨無情斷客魂”，盡管對宋室再興的無望有切膚的痛楚，“有心扶日月，無力報乾坤”，“豈料乾坤成墮甑，始知身世是虛舟”，但仍自勉自誡，堅守自己的道德信念。文天祥全部詩歌最突出的光彩就是執著于忠義，哪怕以生命作為代價。文天祥好說“死”。僅《指南錄》與《指南后錄》中就出現“死”字213處，此外尚有“引決”、“首丘”、“殺身以忠”、“刀鋸鼎鑊”、“委骨于草莽”、“身為齏粉碎”等類似的表述將近50處。就文天祥而言，“死”是順理成章的事。《指南錄·后序》中他表明了對于“生死”的原則：“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為？求乎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為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余責。將請罪于君，君不許；請罪于母，母不許；請罪于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為厲鬼以擊賊。義也。”因而在文天祥的詩中，舍生趨死這一明白無誤的選擇比比皆是。謁張巡、許遠廟而作的《沁園春》，寫于率兵抗元道經潮陽之時，其凜凜之氣勢，耿日月薄云霄：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堅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后來者，無二公之操，百煉之剛。堪傷！人易云亡，應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辱，安得流芳！古廟陰森，遺容嚴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過零丁洋》則寫于宋朝的最后一只戰船被擊沉時，分明一曲挽歌，悼宋室三百年基業，哀平生流離之未果，悲壯而落寞：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說文天祥的詩與杜甫異世同悲，文天祥的詞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意，蓋由忠節使然。以“死”的方式盡忠，是文天祥的自主選擇，這一堅忍的獨立意志給存亡之際的士風帶來了悲壯的色彩。但是也應該看到，對于士大夫采用何種方式盡忠，文天祥還是比較通達的。在他的詩歌中，既贊賞張巡、許遠、蘇武、屈原等的嚙雪沉江之舉，也向往伯夷、叔齊、陶淵明的采薇種菊之所為。劫后余生的遺民，勢必要面臨在新朝確定自己的生存態度與生存方式的問題，時人所托舉的類似存宗祀、盡孝道、掩遺骸、恤遺孤、編遺著以及圖恢復、待后王等等的理由，文天祥也未必不在意。因為文天祥自己的選擇，于“忠”看來似乎完美，于“孝”來說卻大有欠缺，無論是作為長子，還是作為長兄、丈夫與父親，都使他感到歉疚。這也是他能夠認同兩個弟弟以不激烈的方式盡忠盡孝的原因。文天祥詩歌創作的另一主題就是表現對故國家園、至愛親朋的眷眷深情，尤其是忠君與事親不能兩全的痛苦與愧疚。文天祥對父母的負疚之情尤隨離家鄉愈行愈遠而一步一泣訴。《高沙道中》有“堂上大夫人，鬢發今猶玄。江南昔卜宅，嶺右今受廛。首丘義皇皇，倚門望惓惓。波濤避江介，風雨行淮堧。”《憶大夫人》云：“三生命孤苦，萬里路酸辛。屢險不一險，無身復有身。不忘圣天子，幾負大夫人。定省今何處，新來夢寐頻。”《哭母大祥》中有“人間送死一大事，生兒富貴不得力。祇今誰人守墳墓，零落瘴鄉一堆土。……夜來好夢歸故國，忽然海上見顏色。一聲雞叫淚滿床，化為清血衣裳濕。當年婺緯意謂何？親曾撫我夜枕戈。古來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甘滂沱。夫人開國分齊魏，生榮死哀送天地，悠悠國破與家亡，平生無憾惟此事。……”《告先太師墓文》則曰：“嗚呼！人誰不為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為忠；人誰不為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為孝。……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對妻子、兒女、弟妹、家園的眷戀同樣使他一步一回頭：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過淮河宿闞石有感》）賓僚半蕩覆，妻子同飄零。（《生日》）家山時入夢，妻子亦關情。（《自嘆》）田園荒吉水，妻子老幽州。（《生朝》）欲了男兒事，幾無妻子情。（《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賦》）故舊相思空萬里，妻孥不見滿三秋。（《有感》）眼里游從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早秋》）永恨丘園隔，遙憐弟妹圓。（《先太師忌》）昨夜分明夢到家，飄颻依舊客天涯。故園門掩東風老，無限杜鵑啼落花。（《旅懷》）故人無復見，烈士尚誰言。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別里中諸友》）丹心不改君臣誼，清淚難忘父母邦。（《秦和》）一春花里離人淚，萬里燈前故國情。（《夜起》）其《六歌》哭妻、妹、女、子、妾以及自己，翁方綱在《石洲詩話》中認為“迫切悲哀，又甚于杜陵矣。”這種痛徹肺腑的感情伴隨文天祥從江南來到江北。遙想故園荒蕪，宗祀難繼，弟妹飄零流離，無法寒食投盂飯于父母的墳墓，子女喪亡，支派不傳，老妻歐陽夫人留于燕地，無人奉養，而自己則委身社稷，義不獨存，再無行孝盡責的可能。于是文天祥想到了彌補。他將文璧的兒子文陞認為繼子，以告慰父母。《先太師墓文》中說：“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侄曰陞，我身是嗣。”《邳州哭母小祥》中也說：“我躬已不閱，祀事付支子。”在獄中，天祥有示兒之篇，以忠孝詩禮教誨文陞，命治《春秋》。文天祥死后，文陞為其守孝，往燕迎養母歐陽夫人。《富田文氏族譜》、《文氏通譜》中提到，元仁宗接位后，敕文陞江西省臣以禮聘，文陞乘傳入朝，獻《九經策》，后授奉訓大夫、集賢院直學士，死后被追贈為大中大夫、蜀郡侯，謚文莊。他的仕元也曾使人唏噓，有詩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因仕元而盡遭非議的是文天祥的弟弟文璧。文璧在祥興元年冬，元大軍至廣東時，看到諸郡瓦解不能支，“宋祚終焉”，其兄文天祥又被俘，生死不明，于是“以宗祀不絕如線，皇皇無所于歸，遂以城附粵。”投元后，元世祖授以少中大夫、惠州路總管兼府尹，尋改大中大夫、臨江路總管，又授嘉議大夫、同知廣東道宣慰使司事，改宣慰廣西分西邕管，去世后加贈通議大夫、秘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雁門郡侯，謚文惠。由兄長的忠義反觀文璧的仕元，不少人對其側目，有詩譏之曰：“江南見好說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鄭思肖的《文丞相傳》寫得激情澎湃，悲歌慷慨，中有一細節，說文璧仕元后來見天祥，以韃鈔四百遺兄，天祥言語激烈，堅拒不受，使“璧慚而卷歸”。此細節不見于其他傳記。由于鄭傳中有多處虛擬的筆法，因而不排除鄭思肖的念其人而假托其行。倒有不少資料可以證明文璧的作為確是出于孝義，且與天祥的意愿相通。兄弟二人一忠一孝，在宋時似就已有分工。文天祥起兵勤王，朝廷詔敕“移孝為忠，以國為家”，而此時文璧旨除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誥詞曰：“敕具官某，惟爾哲兄，以鴻儒魁望，倡義勤王，忠于為國，而不謀家。乃命閫制，修扦我難。爾競爽有令譽，虞侍陔養，叔出季處，恩義兩盡，寓直木天之峻，賦祿桐柏之祠。清且佚矣，孝友是亦為政，往其祇若。”兄為國，弟謀家，宋時竟已出于朝廷詔令，文璧的孝友意識應該是很鮮明的。元人劉將孫在《讀書處記》中說，文天祥留燕山時，作書與三弟文璋（號文堂），曰：“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隱。隱當若之何？山中讀書可矣。其它日，為管寧，為陶潛，使千載之下，以是稱吾三人。”于是文璋“受言服膺，讀書深密”，隱居不仕。文璋的兒子文真子寫《故宋朝奉郎帶行大理寺丞知寧武州文公壙志》，亦說“丞相從囚中書來永訣，勉以不仕”，而其父文璋“服膺訓飭，杜門卻掃，四十年如一日”。從其言，則見兄弟三人的出處仕隱皆出自天祥的意思。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隱逸高蹈，一直是遺民傳統里表示忠節的方式之一，具有一定的政治含義，與死節相比，它一方面擴展了士大夫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又表現了士大夫的特立獨行。文天祥希望文璋歸隱山中讀書，確有要求其懷抱道德、高潔自守的意思。至于對文璧的設計，表面意味著人生角色的斷裂與重造，于效忠前朝的大節上有虧，但承擔孝道，忍辱負重，需要更多的強毅與堅忍，因此文天祥仍然是將其作為仁義之舉看待的，盡管這一點，從嚴格的邏輯意義上說，文天祥的思想是存在矛盾的。辛巳年他在獄中給繼子文陞的信里談到了兄弟各盡忠孝的大義，錄之如下：汝祖革齋先生，以詩禮起門戶。吾與汝生父及汝叔，同產三人。前輩云，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吾與汝生父，俱以科第通顯，汝叔亦致簪纓，使家門無虞，骨肉相保。皆奉先人之遺體，以終于牖下，人生之常道也。不幸宋遭陽九，廟社淪亡，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狥國。汝生父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吾二子，長道生，次佛生，佛生失之于亂難，尋聞已矣；道生汝兄也，以病沒于惠之郡治，汝所見也。嗚呼，痛哉。吾在潮陽，聞道生之禍，哭于庭，復哭于廟，即作家書報汝生父，以汝為吾嗣。兄弟之子曰猶子，吾子必汝，義之所出，心之所安，祖宗之所享，鬼神之所依也。及吾陷敗，居北營中，汝生父書自惠陽來，曰陞子宜為嗣，謹奉潮陽之命，及來廣州為死別，復申斯言。傳云：不孝無后為大。吾雖孤孑于世，而吾革齋之子，汝革齋之孫，吾得汝為嗣，不為無后矣。吾委身社稷，而復逭不孝之責，賴有此耳。汝性質闓爽，志氣不暴，必能以學問世吾家。吾為汝父，不得面日訓汝誨汝。汝于六經，其專治《春秋》，觀圣人筆削褒貶，輕重內外而得其說，以為立身行己之本。識圣人之志，則能繼吾志矣。吾網中之人，引決無路，今不知死何日耳。禮狐死正丘首，吾難死萬里之外，豈頃刻而忘南鄉哉。吾一念已注于汝，死有神明，厥惟汝歆。仁人之事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汝念之哉。歲辛巳元日書于燕獄中。在這里，文天祥將文璧的“全身以全宗祀”和自己的“義不得不狥國”相提并論，共同作為現實人生中無可厚非的選擇，因為在他的情感天地里，“忠”與“孝”是同樣重要的。他與文璧，不僅是“惟忠惟孝，各行其志”，同時又通過互補而殊途同歸。文天祥《吟嘯集》中還有一首《聞季萬至》，詩云：去年別我旋出嶺，今年汝來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間不滿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煙。詩是寫給弟弟文璧的。“三仁”之說起于殷，《論語·微子》載：“微子之去，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隱匿民間以全宗祀，箕子佯狂混跡于奴隸之中以全其身，比干死諫以明其直道，謂之“三仁”。何晏注說：“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文天祥詩中的“三仁”正是指自己的殺身成仁、璧弟的屈身全宗、璋弟的林泉守節，希望“使千載之下，以是稱吾三人”。二些林泉的云中情懷江湖之思可以說是中國文人與生俱來的經典情懷。儒家的用舍行藏、仕隱舒卷的處世法則與道家的自然無為、全身養性的自由精神，共同奠定了士大夫隱逸的思想基礎。無論是仕途暢達者還是不遇與受挫的人，都有心靈寧靜的需求。文天祥也不例外，只是他的江湖之思常常帶有青牛黃鶴的色彩。文天祥二十一歲榮登進士榜首。廷試時，其卷“古誼若龜鑒，忠肝如鐵石”（王應麟語），被理宗親擢為第一。宋時風氣，殿廷臚傳第一者堪受注目，田況《儒林公議》中即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強寇，凱歌勞旋，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然而文天祥的仕途，卻并不順利，為官的前十六年，幾度沉浮，賦閑日長。與政權中心的睽違以及世事的無奈，使得他畢竟不能如堂吉訶德般顛躓孤特作無謂的掙扎，惟有超脫澆薄的士風，自求其志而已，因而他替自己規劃了如同古往今來潔身自好的士大夫那樣的較為低調的生活方式。《紀年錄》中有這么一段話：故平生無官府之交，無鄉鄰之怨，閑居獨坐，意常超然。雖凝塵滿室，若無所睹，其天性澹如也。于宦情亦然。自以為起身白屋，邂逅早達，欲俟四十三歲，即請老致仕，如錢若水故事。使國家無虞，明良在上，退為潛夫，自求其志，不知老之將至矣。因而文天祥早期詩歌的突出主題便是表現山水與心靈的契和，以及觀照自然而領悟到的自由精神的可貴。文天祥的出世情結，多少有些受家世風習的熏染。在他祖上，既有功成名就的為宦者，也不乏悠然林泉的通脫人，幾次遷徙均出于對青山秀水的獨特感悟。父親文儀未曾入過仕途，“天韻沖逸，神情簡曠”，心愿就是“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文天祥曾為自己未能幫助父親實現心愿而感到內疚。不過，起初文天祥對于清風明月的向往并未突破前人青絲暮成雪、功名如夢幻的舊題，貌似深刻的節奏里淌過的是一連串輕松的滑音。如《陳貫道摘坡詩如寄以自號達者之流也為賦浩浩歌一首》：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春秋去來傳鴻燕，朝暮出沒奔羲娥。青絲冉冉上霜雪，百年歘若彈指過。封侯未必勝瓜圃，青門老子聊婆娑。江湖流浪何不可，亦曾力士為脫靴。清風明月不用買，何處不是安樂窩？鶴脛豈長鳧豈短，夔足非少蚿非多。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不能高飛與遠舉，天荒地老懸網羅。到頭北邙一抔土，難事碌碌空奔波。金張許史久寂寞，古來賢圣聞丘軻。乃知世間無長物，惟有真我難滅磨。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春夢婆，春夢婆，拍手笑呵呵。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等到他和文山結了緣，他的山林之思才有了深切的寬慰和尖銳的痛楚。文山在廬陵南百里，兩山夾持一溪，溪水曲折清澈，山林繁茂蔥郁。首次開辟文山是被罷江西提刑職務時，再次經營文山則是得罪賈似道被解職以后，與青山為侶前后四年。在這里，對溪山泉石天然的親近欲望得到了滿足，紛紛藉藉的不如意事也差可屏置度外。他的號也得之于文山，文山與他合二為一了。日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愿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余番醉。（《山中》）世無徐庶不如臥，見到淵明便合歸。（《宣州罷任再贈》）明月蘆花隨處有，扁舟自在不須篙。（《山中再次胡德昭韻》）不必清高逼巢許，只教瀟灑勝由求。（《山中自賦》）曉起入山，清流沒岸；棋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往如此，盈虛消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知者謂知，可超然一笑。（《與朱太博埴》）某退歸以來，有泉石十里，足以為適。浮空變態，日過其前，飯疏飲水，自求吾志。（《與中書祭酒知贛州翁山丹》）只是，需要指給自己看、還要說給別人聽的喜悅未必是真喜悅，文天祥遠還沒到世事不從心頭過的境界。于是，既便是在“奉親謀子，彈琴讀書”的村居生活里，面對“落落白云間，一疇春綠”，自稱“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也難以做到“幾于魚游江湖而忘江湖”。“桑弧未了男子事，何能局促甘囚山”，朝廷一有詔令，他立馬就出山了。文天祥畢竟不是隱者，是戰士。第二次應詔出文山之后，現實中的自然山水對他來說，就只有了兩個用途，一是率軍抗元的戰場，一是羈押途中痛苦困頓、感時傷懷的見證。但既便如此，理想中的山水仍會不期然而然地闖入他的心底。從他的詩歌中可以看到，越是在國事生機渺茫、自身前途未卜的時候，那份綠色越是固執地在腦海里彌漫開來。在這里，充滿了存亡之際對于自身生存狀態的再思考，也充滿了期待慰藉而不能的矛盾與痛苦。《漁舟》一詩寫于從鎮江逃脫元軍的押送，歷經千難萬險，由通州啟航去追隨二王的途中。拋泊避潮時，忽見十八舟乘風冉冉而來，疑為“暴客”，險象環生，近前卻是漁舟，虛驚一場。詩曰：一陣飛帆破碧煙，兒郎驚餌理弓弦。舟中自信婁師德，海上誰知魯仲連。初謂悠揚真賊艦，后聞欸乃是漁船。人生漂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晝眠。幾乎寫于同時的還有一首《二月晦》：塞上明妃馬，江頭漁夫船。新仇誰共雪，舊夢不堪圓。遺恨常千古，浮生又一年。何時暮春者，還我浴沂天。此時宋朝雖降，二王猶在，世事尚似可為。但僅存的力量薄弱，宋朝的將相之間又猜忌怨恨，誤人誤事，前景并不樂觀。于春服即成的暮春時節“浴乎沂，風乎舞雩”，這一曾點與孔子共同的理想就成為支撐文天祥堅持不懈的精神力量之一。《發彭城》一詩寫于文天祥再次羈押北上的途中，此時國亡家破，恢復已無可能，故鄉漸行漸遠，后事不可預測。這種情況下，文天祥居然想到了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今朝正重九，行人意遲遲。回首戲馬臺，野化發葳蕤。草埋范增塚，云見樊噲旗。時節方如此，道路將何之？我愛陶淵明，甲子題新詩。白衣送酒來，把酒臥東籬。然而縱有范增的才氣樊噲的勇武，也與世與事無補。此時提及陶淵明，非但不能產生東籬聊采菊的悠然與南山辨真意的灑脫，反倒有自由不可得、桃源不可覓的郁悶。值得注意的是，囚燕京后的文天祥，如陶潛般的江湖之思少了，代之而起的是體現道家色彩的幻思逸想，諸如“收心歸寂滅，隨性過光陰。一笑西山晚，門前秋雨深”之類。所以在研究文天祥的詩歌主題時，不可忽視大量的這一類作品。囹圄中的歲月日久年長，與世相隔。元人對他一時相逼甚急，一時又不加理會，不知何時能夠了結的念頭有時也使文天祥感到焦慮，“南還無復望，坐待仆且僵。乾坤莽空闊，何為此涼涼”正是曠日持久的等待中的心理寫照。盡管為忠義而獻身的信念聚集起一腔浩然正氣能夠抵擋繚繞周身的“水氣、土氣、日氣、火氣、米氣、人氣、穢氣”，但卻不能改變生的折磨與死的殘酷。陶潛的黃花已不可企及，難以再對囚禁中的靈魂產生實際性的慰藉，于是文天祥將目光投向道教，道家的“死生脫然若遺”的曠達生死觀與儒家成仁成義的思想，共同作用于文天祥，使之視囚室如修煉身心的場所，視死如歸，對西風秋雨、晚月寒霜報以會心的一笑。《五月二日生朝》一詩曰：北風吹滿楚冠塵，笑捧蟠桃夢里春。幾歲已無籠鴿客，去年猶有送羊人。江山如許非吾土，宇宙奈何多此身。不滅不生在何許？靜中聊且養吾真。在北風狂吹、塵埃蔽日的惡劣環境里，詩人笑捧蟠桃游仙，以道家的“生本無生，滅亦無滅”的觀念養真修性，保持鎮靜與達觀。文天祥與道教的緣份并不起于被俘之后，早年即與道教有廣泛的接觸。宋代是道教大發展的時期，一方面，道教本身在教理、教義、教規等方面有了很大飛躍，內丹理論的逐步成熟，對后世具有導向性影響，另一方面，由于宋朝政府的大力提倡，道教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信教人數急遽增加。南宋后期的內憂外患，更使文人對宗教中另一番自由、平和、無戰火紛飛的神仙世界極為向往。而此時的道教，也已明顯與儒學相互影響，葛洪的“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就有儒道兼而修之的意思。他還認為若想得道長生和成仙，僅僅依靠內修外養的方術是不夠的，需要積善立功，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因而也深得儒生的贊同。在現存的文天祥詩作中，有三十來首是贈給道士、方士的，如《贈拆字嗅衣相士》、《贈閭丘相士》、《贈神目相士》、《贈鏡湖相士》、《贈劉矮跛相士》等等，與之交往的有徐相士、羅道士、云屋道士、丁相士、萍鄉道士、鄒道士、婁道士、彭道士、趙道士、靈陽子等多人，考慮到與有些道士的交往未必留下詩文，因而可以肯定文天祥與道士、方士的交往相當廣泛。除了交往，文天祥本身也有一些崇道的舉動。他早年曾寫過一首《借道冠有賦》：病中蕭散服黃冠，笑倒群兒指為彈。秘監賀君為道士，翰林蘇子亦祠官。酒壺釣具有時樂，茶灶筆床隨處安。幸有山陰深密處，他年煉就九還丹。天祥病中穿道服，戴道冠，意在依據道教的方法來修養身心。他以賀知章、蘇東坡的宗道情懷來證明自己行為的合理，并表現出對道教丹家奇術的崇尚心念。這里的慕仙情結無疑是深切的。此外，文天祥還曾訂正道書，詮釋道義，可見濡染不淺。其大量的學道修仙的詩充分展現了他的向往之心。《贈老庵廖希說》通篇都是老莊玄理和道教仙話：“山中老去稱庵主，天上將來說地仙。面皺不妨筋骨健，舌存何必齒牙全。金精深處苓堪飲，更住人間八百年。”前期作品中，“世間如此紛紛者，贏得山林作道場”，“不遇王子喬，此意誰與語”，“我方蓑笠立釣磯，萬事浮云都勘破”之類的表述俯拾皆是。入仕之初，他曾以祠官之職作為避開塵雜污濁的清靜之地。開慶元年因乞斬董宋臣，書奏不報，返里，第二年差簽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他上書請求免任，并“乞祠祿”，于是得以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名正言順地奉香火。他在《與顏縣尉復古》書中說：“某奉祠侍親，頗于讀書有一日之樂。朝市紛紜，怨謗之府，某雅欲退藏，以遠罪咎。”如果說文天祥早期對道教的信仰主要還在于一般意義上的超脫塵俗，修煉心性，那么入獄以后，他的道者情懷則轉而為試圖看開成敗興亡，淡化現實痛苦，勘破生死，卸下一切包袱，從容走向人生的終點。比如下列詩句：黃河天下雄，南去不復還。乃知盈虛故，天道如循環。（《沛歌》）風沙睢水終亡楚，草木公山竟蹙秦。始信滹沱水合事，世間興廢不由人。（《滹沱河》）道在身何拙，心安體自舒。近來都勘破，人世只蘧廬。（《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賦》）黃粱得失俱成幻，五十年前元未生。（同上）百年一大命，所歷皆黃粱。死生已勘破，身世如遺忘。（《七月二日大雨歌》）好丑元來都是幻，蘧廬一付夢魂中。（《宮籍監》）人生如空花，隨風任飄浮。哲人貴知命，樂天復何求。（《還獄》）人生聚散真成夢，世事悲歡一轉頭。（《四月八日》）何時蟬蛻去，忽與濁世違。（《筑房子歌》）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斂便神仙。（《遣興》）心無隨境變，意自與天通。（《自遣》）他在《胡笳曲》序后署名為“浮休道人”，雖沒有解釋此號的含義，但分明來自于《莊子·刻意》中“其生若浮，其死也休”，表現達觀于生死的人生態度。在后期的詩文中，甚至有些表述極為通脫，似乎與其生平行事不大相符，如《遇靈陽子談道贈以詩》：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蓬與瀛。至人不可見，世塵忽相纓。業風吹浩劫，蝸角爭浮名。偶逢大呂翁，如有宿世盟。相從語廖廓，俯仰萬念輕。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人一陰陽性，本來自長生。指點虛無間，引我歸員明。一針透頂門，道骨由天成。我如一逆旅，久欲躡屩行。聞師此妙訣，蘧廬復何情。又如《歲祝犂單閼，月赤奮若，日焉逢涒灘，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脫然若遺矣，作五言八句》：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不必為文天祥的“滅性”、“勞生”之語而惴惴不安，這只是深達夫生死之后的一種“悟”。道教鄙棄肉體，追求生命中原本就有的不生不滅、超出生死的“性”，也稱之為心之性、本真、真性，而要達到方寸凈明的境界，就需遺棄欲望、存守正念。文天祥正是以此來淡化對生死的過于執著。其實，他并不拒絕“生”，不以生自嫌，只是在生與義對立的情況下方舍生而取義；文天祥也不懼怕“死”，但也希望死得心安，從他對身后家事的安排上也確實可以看到這一點。如此則可以說到文天祥的“黃冠故鄉”之言。《宋史·文天祥傳》中有兩處，一直為后人所質疑。一處是敘述起兵勤王之前的“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再一處就是世祖欲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