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鴉片戰爭時期的姚瑩姚瑩（1785~1853），字石甫，號明叔，晚年號展和，因其書齋名“十幸齋”，故又自稱幸翁，安慶桐城麻溪人（今樅陽錢橋），清朝嘉慶時進士，為桐城派姚鼐的侄孫。他不僅以散文著名于世，被稱為桐城古文八大家之一，而且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堅決反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愛國官吏；同時也是近代中國最早放眼世界、始終不渝地力主了解、學習西方的優秀人物。樅陽志---十九

姚瑩(1785——1853)，字石甫，號明叔，晚號展和、幸翁。姚鼐侄孫，祖籍在今牛集鄉姚王集?，撋贂r從叔祖學，聰穎過人，作文剛健雄直，長于議論，大有桐城文派家法；作詩“不在聲音文字之工”，而重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進士，先后任平和、龍溪、臺灣、武進等縣知縣。后由林則徐等推薦，任臺灣兵備道，加按察使銜。姚瑩任職臺灣后，曾與總兵達洪阿一道，率領臺灣軍民屢次擊敗英軍，炮毀英艦3艘，生俘英軍百余人。清廷下令，賞姚瑩二品頂戴，賜云騎尉世職。后因誣遭貶至四川、西藏。咸豐元年(1851年)后，歷任廣西、湖南按察使。在任3年，死于湖南任所。著有《東槎紀略》、《康輶紀行》、《東溟文集》、《識小錄》、《寸陰叢錄》、《后湘詩集》、《東溟奏稿》等13種、98卷。

《清史稿·姚瑩傳》說：“瑩師事從祖鼐，不好經生章句，務通大意，見諸施行。文章善持論，指陳時事利害，慷慨深切’’。所著《東溟文集》、《奏稿》、《后湘詩集》、《東槎紀略》《康輶紀行》及《雜著》諸書，為《中復堂全集》行于世。他學識淵博，資兼文武，熱衷經世之學，青年時期與龔自珍、魏源、張際亮等“慷慨激勵”之士交往，關心現實，注意時事，在士林中頗具進步思想。姚瑩一生經歷：1808年得中進士，翌年，應兩廣總督百齡之邀，入其幕府。在廣東七年，因得悉海上事。自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始，歷任福建平和、龍溪、臺灣知縣，1821年（道光六年）兼攝海防同知、噶瑪蘭通判事。1831年（道光十一年），奉旨發往江蘇，先后署武進、元和知縣。1834年（道光十四年），升任高郵知州，未赴任而調署淮南監掣同知。又護理兩淮鹽運使。1837年（道光十七年），道光皇帝召見，諭升署臺灣兵備道。后先后任四川蓬州知州、廣西、湖南按察使等職。1844和1845年間，他兩次被四川總督派往西藏，去處理藏族統治集團內部的糾紛，實際上是對他的迫害（流放）。太平天國興起，他重新被起用。1853年初病卒于鎮壓太平軍的征途中，終年68歲。一生經歷酷似林則徐，其歷史地位也可比擬于林則徐、魏源等。林則徐（1780－185O）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慶進士。曾與龔自珍、魏源、黃爵滋等倡經世之學。嘉慶二十五年（1822），任浙江杭嘉湖道。道光三年（1823），任江蘇按察使。十一年，擢東河河道總督。次年任江蘇巡撫，整頓吏治，平反冤獄，興修水利，救災辦賑。十七年，擢湖廣總督。十八年，復奏支持黃爵滋嚴禁吸食鴉片的主張，提出6條禁煙措施，在湖廣地區大力開展禁煙運動。旋受命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二十一年，奉命赴浙江鎮海協防，旋即遣戍伊犁，途中奉命留開封襄辦黃河決口。次年竣工，赴戍伊犁。二十五年起復，歷任陜西巡撫、云貴總督。二十九年因病辭歸，病死廣東普寧。著有《云左山房文鈔》、《云左山房詩鈔》等。歷林則徐像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魏源

（1794～1857）

晚清思想家。原名遠達，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漢士。湖南邵陽縣隆回人。晚年信佛教，法名承貫。嘉道之時，清朝已入衰世，魏源以天下為己任，講求經世之學，力圖以此謀求國富民強，從而成為晚清學術的開風氣者。他由習王守仁心學而改從今文經學，論學以“通經致用”為宗旨。對于充斥朝野的考據學風和理學的性理空談，皆加貶斥，提出了“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變法主張。道光初年，魏源曾先后任江蘇布政使、巡撫幕僚，主持《皇朝經世文編》纂輯事宜，對海運、水利諸政多所建言。鴉片戰爭爆發，魏源一度應欽差大臣裕謙聘，入浙江參贊軍務。兵敗，感憤時事，撰成《圣武記》14卷

又遵友人林則徐囑，據林則徐所主持譯編的《四洲志》，參以歷代史志及兩人記錄，輯為《海國圖志》50卷，后續增至100卷?！逗鴪D志》率先介紹西方各國歷史地理狀況，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先行者之一。道光二十五年，魏源得中進士。之后，曾任知縣等職，官至高郵州知州。咸豐七年（1857）三月，在杭州僧舍病故。有經學、史學、文學、佛學著作多種存世，1976年，中華書局集魏源詩文雜著合為《魏源集》刊行。

一、主張改革的經世派姚瑩是桐城派派中被后人稱作姚門“高第弟子”之一。姚瑩曾談到自己的家學淵源：“仆承家業，治經史，為詩古文之學，三世矣”。其治學作文，繼承了曾祖姚范、從祖（叔祖）姚鼐的傳統，這對他早期思想和文學觀的形成起過重要作用。姚范，字姜塢，乾隆壬戌進士，與同里列大櫆等友善，“嘗以為文章關于世運，學術系乎風俗”。他崇尚義理氣節，以宋儒為歸，但也覺察到其弊為師心臆說，非失之拘墟，則漸于恣肆；他尊重考據學專意名物訓詁，功深學博，但也不滿他們日以著述求名，反以倫常為輕。這對姚鼐影響很深。姚鼐后來一再標榜“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據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是與他們伯父姚范及劉大櫆的教導分不開的。姚瑩少時學于其從祖門下，“與其鄉方植之（東樹）、劉太學孟涂友善”。特別是姚鼐主講敬敷書院期間，敬敷書院：1652年（清順治九年）由操江巡撫李曰芃。建在安慶城內，初名培原書院，1733年奉旨改為官辦，1736年改名為“敬敷書院”。姚鼐曾兩度任書院“山長”（院長）姚瑩“居院中，先生（鼐）與言學問文章之事，始得其要”。可見姚瑩是桐城派古文大師的嫡傳弟子。他繼承了桐城派文風，但用意卻在于“經世”。他雖科舉出身，但不好八股俗文，他善于論述時事，分析利弊得失。其作品不假傍、不空談，思路縱橫馳騁，落筆必言之有物。人們將他與姚鼐的另三位弟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合稱為“姚門四杰”。但是，姚瑩所處的時代和個人的經歷畢竟不同于他的先輩。當時，康雍乾的“盛世”已經過去，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猶如日之將夕，慘淡無光，西方侵略者則在國門外虎視眈眈，頻相凌逼。社會在動蕩，歷史在轉折。一部分有見識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深以國家的前途為憂，紛紛不滿于煩瑣的考證和空疏的理學，要求從漢學的桎梏和宋學的牢籠中解放出來，研討更切于實際、救世除弊的學問。于是，在鴉片戰爭前后，提倡經世致用，呼吁社會變革，要求抵御侵略，注意研究西方，成為一股思潮在知識界中激蕩。在這股潮流中，龔自珍、魏源和林則徐等便是最著名的代表。而姚瑩也受到了這股思潮的沖擊，面向現實，“夙留意經世之學，不為詹詹小言”，在積極參加經世改革實踐的同時，從事“修已治人”的理論研究。經世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大變動中興起的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為名用，蓋未有空言無事者也”，已將經世之學的種子植根于中國文化的土壤。此后，這種精神一直是歷代知識分子治學的指導思想。從鴉片戰爭時期姚瑩的著述及實踐中，可以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經世意味，他的思想及主張，無不是圍繞鴉片戰爭前后的中國社會問題有感而發。綜觀姚瑩的言行和思想，其經世思想及實踐大致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社會歷史觀上，主張漸進的變易改革。姚瑩反對復古師古。他呼吁改革，強調“因時損益”，認為改革不僅要有全局意識，還要“知情”、“審勢”、“察幾”，注意改革適度。好比醫生治病，必須根據病人身體狀況和病情開方下藥。姚瑩的社會歷史觀雖然是進步的進化的，但是，反對對封建社會進行根本變革，因此他的改革思想是有局限的。然而，他的這種經世精神，使他成為桐城派學風由姚鼐的義理、考據、詞章兼重向曾國藩的內期立身，外期輔世轉變的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之一。第二，在為官吏治上，主張面向現實，勤政為民。嘉道時期的經世派有個共識，即社會風氣之壞在于吏治，吏治腐敗在于人才制度，人才之壞在于人心。至于如何治理人心，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管同、劉開、方東樹等桐城派人士認為，“經世”既要治理社會，從事改革，又要從事主體修養，即主張封建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齊頭并進。姚瑩也持這種見解。他認為“人才為天下之本，廉恥為人才之本”，鄙視和譴責那種唯利是圖、毫無責任心的政風、學風。感于“名教衰微，氣節頹喪”的現實，他宣稱自己的著述就是“以寓勸懲之旨，乃克扶樹教道，而有補于人心”。他以“以義自持”為座右銘，實際上，他所理解和實踐的“義”，已經不完全是空談心性、閉門修養的一套，而是注進了面對現實、經世致用的新的內容了。他的“義”就認為“服官之道，當以慎勤為本，忠信為質”，主張“為政在于得民，而得民者與民同好惡”。注意“親接貧賤，廣問以達下情”，以期“官民一體”，此外，還要顧惜民力，尤其不可橫征暴斂。他說：“自古善謀國者，必固其本，故保民而后有賦，保商而后有稅，世安有民富商困而賦稅能長盈者乎？”基于上述民本思想，他在為官期間，十分注意了解、體恤民情，并采取較為溫和的手段來治理地方，以致“政聲震一時”，“往來之人皆傳其政事之美異”。他去臺灣令時，士民“群走道府乞留”，幾年后又去任臺灣兵備道時，士民又“爭以鼓吹來迎”。第三，在倫理道德觀上，他頗重氣節操守，不肯趨倚權貴。他雖然出身科舉，但對于科舉之弊和晚清士風日下的現象十分痛恨。斥責當時座師與門生“植黨營私”，危害國家。感嘆“正直敢言之氣”衰落，諂諛之風盛行，時事堪憂。他不肯趨炎附勢，“雖三至京師，足不及權要之門。三為縣令，未嘗降志于督撫”。即使迭遭罷黜，也不愿求助于當道。他認為士大夫守身“當如處子”，若妄有干謁，等于是“以身事人”。他反對“士利其財”，力求廉潔自守，湖南人民曾稱贊他“只飲湘潭一口水，不染長沙半點泥”。因此他做了近四十年官，而且一度進階二品，授之騎尉世職。但在1848年告老還鄉時，還“鬻產償債”。這種潔身自好的品德，在當時統治階級中極為難得。第四，文論上主張以文自持，倡明道義，維持雅正。姚瑩的經世思想，也影響到他的文論。其特點有二：“一是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他主張文章貴在“神氣”，注意格、律、聲、色，強調“文貴沉郁頓挫”。所作散文剛健雄直，關于議論，堅持“以文自持”講究“節義”，要求文章為“經世致用”。這與他身世有關：歷史轉折關頭，關心現實，后發有為，但命運蹇塞；屢遇挫折，一腔熱血，凝成怨憤。二是姚瑩文論中經常談到“經濟”“世務”之句，而“經濟世務”在文論中的表現則是：道德、功業、氣節、文章，這也是老師弟子的根本之法，這與后來曾國藩所說的“功、德、言”如出一轍。事實正是這樣，姚瑩集中的那些山川游記，風俗隨筆、人物傳記以及寓言小品等，一般都有寓意，緊密地圍繞著當時的現實斗爭。而他所擅長寫的那些“通識時事、激昂慷慨”的議論文更是他“洞達時務，長于經濟”的有力證明。比姚瑩晚一輩的曾國藩是有一點為封建王朝建功立功的野心的。所以，他在標榜桐城派時，對桐城派中最重視“功業”“經濟”的姚瑩是另眼相看的。他把姚瑩列入姚鼐門下的四大弟子而不同于常人（上元有管同、梅曾亮、桐城有方東樹、姚石甫（瑩）），姚瑩在桐城派從強調經濟世務到重視經世致用，的確起著關鍵的作用。在姚瑩的一生活動中，有兩件事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在鴉片戰爭中，與臺灣廣大軍民一起，堅決嚴禁鴉片，抵抗侵略，取得“夷五犯臺灣不得一利”的輝煌戰果；二是較早地而且始終如一地堅持放眼世界，了解和學習西方，主張在國人都能了解外情的基礎上，制定“制夷之策”，達到御敵雪恥、保國安民的目的，并為此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二、抗英守臺的愛國者鴉片戰爭發生時，姚瑩適值臺灣道任內。當時他和總兵達洪阿共同負責臺灣防務。配合總兵，指揮將士，領導廣大人民，多次打敗了英國侵略軍的進攻。1．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積極防御面對英軍的入侵，姚瑩表示了堅決抗敵的態度：“瑩，職在守土，惟知守土而已，不敢他及也。”1840年英軍艦隊進攻我大陸東南沿海的時候，他首先在《臺灣水師炮船狀》中向清政府提出了“臺灣孤懸海外，口岸處處可通”，加強海防，刻不容緩的意見，并及時地會同總兵呈送初步海防計劃。他主張在臺灣采取積極防御的戰略。臺灣港汊眾多，易攻難守，一旦有警，又不容易獲得大陸人民的援助，當時的形勢確實是非常危急的。姚瑩針對這種情況，根據中英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制定了正確的戰略和策略。他指出：“逆夷船高炮大，勢難取勝外洋，我兵攻具未齊，目下要務，固當固保藩籬，守定后議戰”。他的這種軍事思想，同林則徐所提出的“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的主張，可以說是不謀而合。它是當時社會歷史條件下反對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最有效的方針。1840年8月，姚瑩又進一步向上呈送《上督撫言防夷急務狀》，提出急要防備七條：一曰募壯勇，以貼兵防；二曰派兵勇以衛炮墩；三曰練水勇以鑿夷船；四曰習火器以焚賊艘；五曰造戰艦以備攻戰；六曰雇快船以通文報。七曰添委員以資防守。以上七條，既屬急要防務，又為切實可行。若非姚瑩對臺灣海防經過調查研究，則不能提出如此具體措施。為了抵抗英國侵略者的進犯，姚瑩親自到臺灣各地勘察形勢，布置防務，并逐一查驗計劃實施情況。對臺灣主要的港口，即兵船能夠出入的大小十七個港口，則分別進行重點查驗。有些港口防守條件不足的，隨即派員加強鞏固。并于道光二十年九月，呈送《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即將十七口設防情況，加以說明，使清政府對臺灣海防，一目了然。如圖中分別標注：港口地形有無險要處、港水的深淺、敵我船只停泊的地點、我方炮臺墩的數字、炮的重量、駐守水師和鄉勇多少、防守部隊的長官姓名等等，極為詳細。由此可見姚瑩等在臺灣加強戰備，是費了一番苦心的?；　?、安平三口是臺灣最大的港口，水深口闊，最容易遭受英國船艘的襲擊。姚瑩在這三口作了重點布防。他命令三口官員趕緊修筑石炮臺，炮臺兩側添筑石墻，并從廈門運來新鑄之八千斤大炮四門、六千斤大炮二門，分別安設在三口沿岸。為了防止英國兵船闖入內港，在這三個港口外還分別用大竹簍及木桶載石填塞；口內又安設大木排，裝釘大鐵撓鉤，中貫藤條，橫浮水面，以阻撓舢板船靠岸，岸上并設重兵防守。2．組織民眾，和衷共濟，奮勇御敵按照清朝定制，臺灣水陸戍兵不過一萬四千人，其中尚有不少缺額，而且還要兼守澎湖，兵力是十分單薄的，特別是官兵積習很深，紀律廢馳，實際上無異是一群烏合之眾。姚瑩鑒于這種情況，同達洪阿一起大力整頓水陸軍，平時加緊操練，提高軍隊的戰斗力。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看出：單靠臺灣水陸軍的力量，絕不足以抵抗英國侵略軍的進攻，要保衛臺灣，非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不可。他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認為臺灣人民勇于戰斗，“膽氣較優，若曉以大義，優其爵賞，尚有可為”，這同林則徐的“民心可用”的主張不謀而合。因此，他在臺灣沿海各口招募鄉勇和水勇，并加以訓練，配合水陸軍防守，所需口糧全由官府撥給。至1840年10月，他所招募的鄉勇達二千余人，水勇五百二十人。同時，他又命令各村莊大舉團練。臺灣人民紛紛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反侵略的重要力量。

姚瑩不僅具有可貴的軍事戰略思想，敢于發動組織民眾抗敵，而且還具有優良的作風。他與同僚相處，能寬容忍讓，和衷共濟，同心同德，戰勝困難。當時臺灣總兵達洪阿，為滿洲人，有舊時武人傲慢粗暴的作風，同仁對其敢怒而不敢言。姚瑩任臺灣道，重大方略多出自他的謀劃，又為總兵所忌妒。但姚瑩認為強敵壓境，國難當頭，同僚之間，應捐棄成見。他的寬容忍讓，竟然感動了達洪阿。姚瑩之子姚濬昌為其父作《年譜》時說：“臺灣總兵達洪阿公性過剛，同官鮮與合。府君初至亦見齟齬，凡歷二年，務交以誠。一旦詣謝曰：‘武人不學，為君寬容久矣。自今諸悉聽君，死生禍福，愿共與之’。遂結兄弟交。夷犯臺灣，皆擊退，文武同心故也?！睆倪@里可以看出姚瑩與同僚相處，寬容忍讓，和衷共濟，對于當時抵抗英國侵略者，起了很好的作用。1841年8月下旬，英國侵略軍攻陷廈門后，臺灣大受震動，形勢更加危急。姚瑩估計到英國船艦必將對臺灣進行騷擾，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戰斗和鞏固臺灣防務，立即采取了一些緊急措施。首先，他增撥弁兵馳赴各海口，協同當地軍民防守，并命令巡洋水師一律撤回，嚴守口岸。其次，進一步發動和組織廣大人民的力量，把原來招募的鄉勇和水勇擴充到六千四百余人，并派人到處張貼告示，一面揭露英國侵略者肆意蹂躪中國的罪狀，一方面告地義首莊耆老添練壯勇，使“家自為守，人自為兵”。在他的號召之下，臺灣各地的團練壯勇增至數萬人。敢于在一定程度上發動和依靠人民的力量，正是當時地主階級抵抗派所共有的特征，也是他們區別于清朝投降派和頑固派官僚的一個重要標志。姚瑩在動員和組織人民的同時，還積極鼓勵人民奮勇御敵。他知道，“鼓舞人心，尤為目前第一要著”，所以公開宣布：凡截獲英國船只者，“除炮械、圖書入官外，其余銀貨盡數充賞，不許官人需索分毫”。臺灣人民個個摩拳擦掌，準備給予英國侵略軍以迎頭痛擊。1841年9月30日，英國兵船一艘闖入基隆，轟擊二沙灣炮臺。該炮臺守軍早有戒備，當即發炮還擊，駐守三沙灣炮墩的軍民亦發炮接應，擊中英船桅桿，英船倉惶退去，觸礁沉沒。于是，英軍紛紛登上舢板，企圖逃竄。基隆守軍和鄉勇駕船前往追擊，殺死英軍三十二人，生擒一百三十三人，并奪獲洋炮四門以及書籍、圖冊多件。臺灣軍民在同英國侵略者斗爭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