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社會轉型時期的行政倫理摘要哲學就其本性來說，是對于人類生活的終極關懷。關注現實，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也是其永葆科學青春活力之根本所在。因而，社會轉型時期的倫理問題包括行政倫理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發展理論在當代研究的重點領域之一，亦是本文重點探討的主題。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要求更高的理論自覺。缺乏對現實問題的理論探討，勢必影響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進而影響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本文從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形態和社會分型理論入手，以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變遷和歷史變化為切入點，充分探討與此密切相關的行政倫理問題。根據社會轉型的有關理論，提示行政倫理重建的客觀依據和動力，闡述行政倫理重建的必要性，揭示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和行政倫理的內在關系，探討轉型時期行政倫理重建的基本內容、基本原則和根本途徑。關鍵詞：社會轉型；行政倫理；重建一、社會轉型：當代中國行政倫理重建的客觀依據和動力在研究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行政倫理重建有關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簡單了解一下行政倫理的內涵和外延。盡管國內學術界對行政倫理的內涵各有說法，但總體而言都涵蓋了以下的表述：（一）從主體性的角度分析行政倫理包括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人員，“從國家公務員個體行為行政倫理主體的意義上，行政倫理是指國家公務員的行政道德意識、行政道德活動以及行政道德規范現象的總和；在行政機關群體行為行政倫理主體的意義上，行政倫理是指行政體制、行政領導集團以及黨政機關在從事各種行政領導、管理、協調、服務等事務中所遵循的政治道德和行政道德的總和”；161(2)從政治性角度分析，行政倫理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道德，在社會道德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例如，社會主義行政倫理的要求是建立在“廉潔奉公、勤政為民”基礎上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二）從結構性角度分析行政倫理由三個層面的內容構成：一是行政倫理觀；二是行政倫理規范體系，包括行政倫理原則、行政倫理規范、行政倫理范圍等；三是行政倫理機制體系，主要包括行政倫理監督機制與行政倫理養成機制。行政倫理體系的核心是行政倫理觀。它涉及到國家公務人員的職業理想、職業態度、職業責任、職業技能、職業紀律、職業良心、職業榮譽、職業作風八個主要方面。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行政倫理是行政主體在行使公共權力、從事公務活動中，所應確立和遵守的倫理理念、倫理行為、倫理規范等，它融合滲透于治理國家與公共行政的方方面面，體現在諸如行政體制、行政領導、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政協調、行政監督、行政效率、行政素質之中。（三）從本質上分析行政倫理是社會的產物和表現，它必然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革。如前所述，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歷史變革時期，社會相關領域發生了一種系統化的、大規模的和帶有根本性的轉變，行政倫理的變革也一定會隨之提上日程。通常的情況是：起初，行政倫理規范的紊亂和多元并存使許多人茫然而無所適從，發生種種困惑；繼之，維護舊秩序的行政倫理觀念和反映歷史進步要求的行政倫理觀念發生激烈的沖突，舊的行政倫理規范暴露出嚴重的缺陷，呈現出深刻的危機，而新的行政倫理規范則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最后，經過實踐的探索和理性的論證，人們選擇和接受新的行政倫理規范，完成行政倫理的新舊交替。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歷史上社會形態發生重大變革的歷史時期，即使在同一社會形態中，當社會生活發生大的變動的時候，行政倫理的重建也會成為緊迫的時代課題。因此，社會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客觀上為行政倫理重建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依據。首先，從對社會轉型時期行政環境的分析上看，行政倫理重建確己勢在必行。行政環境是決定行政功能范圍和內容的重要因素之一。歷史和現實都表明，政府行政功能的發揮和轉變，與具體的行政環境息息相關，行政環境如果發生變化，必然要求其行政功能進行調整，而行政功能的變動就意味著適應其發展要求的行政倫理也必須進行重新建構。就我國目前的行政環境而言，如前所述，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經歷著一場深刻而廣泛的社會轉型，社會轉型必然要求行政管理模式作出回應，主要表現為存在兩千多年的傳統的統治行政受到挑戰，而工業社會的管理行政尚未完全建立。按美國著名的行政學家里格斯的觀點屬于“過渡社會(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行政模式”，即“既具有傳統社會行政模式的一些特征又具有工業社會行政模式的一些特征，且明顯帶有新舊并存，稻稗混雜的特點”。171統治行政模式存在于前市場經濟社會，其行政管理模式是統治行政，表現為等級森嚴的“命令—服從”關系，是一種集權基礎上的權力本位，是少數統治者對大多數民眾進行統治的行政管理模式。管理行政模式是隨著工業革命的完成、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取代傳統的統治行政模式而存在的。二、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行政倫理重建的基本內容為了推進轉型時期的行政倫理重建，還需要我們對行政倫理的內容作出簡單的分析和歸納。有關行政倫理建設方面的內容之豐富，涵蓋之廣泛，大大出乎筆者思考的初衷和想象的空間，因為舉凡修身養性、陶冶情操的所有品質都可納入重建行政倫理的內容之中。到底怎樣選擇其中的切入點呢?我們以為，應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規范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行政倫理。簡而言之，一是行政倫理的制度重建；二是行政人員的倫理素質和道德素質的重建。之所以這樣歸納，是出于以下的原因：就人的行為約束機制來說，倫理道德是一種自律的約束，制度是一種他律的約束。如果我們把約束人的倫理原則加以剖析，那么倫理原則就可以分為自律的道德和他律的制度倫理。（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馬克思主義認為倫理道德來源于一定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是一定社會經濟關系的產物。“人們自覺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的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但是人們在吸取自己的倫理道德觀念的時候，不可能是非常自覺的、整齊劃一的，倫理道德是人與人之間利益矛盾激烈沖突的產物，就是同一個階級的個人，他們之間的利益也會有沖突，因而讓每個人都非常理性地在沖突中實現自律在一開始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時就需要有一種外在于每個人的具有強制性的他律來規范每個人的行為，以免大家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中“同歸于盡”。而這個外在的強制性的他律是一種保障社會整體利益的“集體理性”，這就是最早的制度性規范。以此類推，如果我們說行政人員個體的道德是一種主觀合理性，制度倫理則更是一種客觀合理性。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制度外在于人并且以社會存在的方式影響行政個體的倫理道德觀念，所以我們又把各種制度規范稱作行政人員生存于其中的制度環境。制度中所包含的是被社會或者說是由個人組成的行政集體的信念和善惡標準，它外在于每個行政人員并對每個行政人員的行為施加影響。倫理道德則是外在的信念和善惡標準的內在化，主觀合理性是對客觀合理性的反映。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在社會轉型時期，行政倫理在實際運作中的“軟弱無力”，甚至發生較大面積的腐敗，究其原因，無非是這么兩點：一是行政官員的個人倫理道德不完善，二是規范行政人員行為的制度短缺，體制有漏洞。這也就是我們把這兩方面作為行政倫理重建的基本內容的最主要原因。（二）行政制度的倫理重建應體現以下幾個要點：其一，公正。公正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追求，它是一個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美國的制度倫理學家羅爾斯指出，“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和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他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政治的產生起源于公正分配利益的需要，凡是與政治相關的制度的建設都必須將公正作為首選的價值原則。行政作為政治的執行，行政制度包括行政倫理制度的建設都必須把公正放在首位。但長期以來，當代中國許多行政制度的設計并非全部體現著公平和公正。例如，在我國的行政管理領域中，政府幾乎集中了所有的公共資源，并以制度、規章、法律等形式壟斷起來，提供著幾乎所有的公共服務，諸如煤氣、飲水、電力、電訊、公共交通等等，都是政府在進行微觀直接的管理，于是出現了“電老虎”、“水老虎”、“氣老虎”、“電訊巨無霸”等等，“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以及“吃、拿、卡、要”等所謂的行業不正之風。事實上，正是由于許多制度上的不合理加劇了一些行政人員在倫理道德上的放縱，造成了一些行政人員躺在行政制度的溫暖懷抱里，養尊處優，頤指氣使，什么公平正義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因此，在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急需建立一種體現公平的行政倫理制度，以匡扶正義，使行政人員確立正確的行政道德價值定位和價值取向。在這種體現公正和公平的行政倫理制度下，弱勢群體得到有效救助，利益分配保持在均衡狀態之中，極端的貧富分化得到抑制；各類經濟主體站在同一的起跑線上展開競爭，形成了公開平等的市場環境；政府大張旗鼓的實行政務公開，人民群眾獲得更多的知情權和監督權，社會各界參與國家決策的機會日益增多。其二，效率。在當代中國，低效率問題一直是社會對政府揮抹不掉的遺憾。這主要表現在政府對社會、公眾提供的公共產品數量少、質量低、服務差、周轉慢；辦事程序過于煩瑣，手續過于復雜；職責不清、分工不明、工作拖拉、相互扯皮；時間消耗長、公共資源浪費大；投入多、產出少、比率低、管理成本高；腐敗時有發生，公眾滿意度不高，等等。這種低效率的產生與行政倫理制度的內在缺陷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我們可以從眾多的理論視角選擇其中一個因素來加以分析。例如，難以遏制的腐敗行為嚴重損害政府的效率，但重新審視我們這些年的行政制度就可以發現，從上至下的一些規章制度給一些行政人員留下了太多的腐敗空間，客觀上推動和加速了這些人的腐敗行為。在現實生活中，一些腐敗官員冠冕堂皇的依據現有政策延遲政策的執行，使拖延辦事時間往往成為敲詐勒索的手段，經濟實體想要迅速辦理有關事宜，則首先須向他們行賄。這無疑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辦事難、辦事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低效率成為一些公職人員索賄受賄的資本，這不僅加大了社會的投資成本，而且破壞了社會的投資環境，對社會發展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重新進行制度的設計和推行時，必須高度體現效率的思想，減少中間審批環節，引入競爭機制，最大限度的消除因制度缺陷而帶來的行政個體倫理的喪失。在這種體現高效的行政倫理制度中，政府的職能得到科學清晰的界定，機構設置趨于合理精干，各個部門分工明確，職權責相一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政府與所屬部門之間政令暢通，政府各部門之間協調一致，整個行政體系目標統一、運轉有序；政府運轉速度快，辦事效率高，行政成本低，管理效益好。其三，親民。之所以在這里提出親民的理念，是來源于中國古已有之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尚書》中曰：“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其意是說人民是國家的本體，人民穩定了，國家才能安寧。孟子由此總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毛澤東也曾經指出：“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然而考察民本思想在中國幾千年歷史長河的執行情況，卻往往表現為執政者“口惠而實不至”。深究其因：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由于“設官分體，委任責成”的官僚權力體系自上而下逐級授予分配，造成下級官員對上級的人身依附關系嚴重；民間和政府之間缺乏互動的信息反饋，造成上下政令不通，因此有了權力腐敗孽生的土壤。所以從民本思想出發，要求我們在制定行政倫理制度時，必須把親民、愛民作為主題，始終以民眾的福抵為依歸，這是考察行政制度好壞的試金石。在這種體現親民思想的行政制度下，公共問題和公共話題都能在社會領域自由表達和交流，公民私域不容侵犯從法律上得到確認，私人財產得到國家和政府的有效保障；平民和上層人物的機會是均等的，社會權力體系達到“一般均衡”狀態，沒有“特權”；政府創造和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和諧”成為社會發展的主題，這里不僅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包括人與人的“和諧”，人的自身的發展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其次，在行政人員的倫理重建中，應體現以下幾個要點：其一，忠誠。忠誠、忠信、忠實對于中華民族的社會生活、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在古代，特別強調官員的“忠君報國”、“忠君愛民”，為臣須忠是第一要義。因此，我們今天研究行政倫理的基本內容或者基本范疇，“忠誠”依然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如果一個行政人員不具備忠誠的品質，公正就會走樣，廉潔也只能停留在口頭上。但是，作為倫理規范的“忠”，在當代中國必須賦予它新的內涵。行政倫理所講的忠誠，首先是大忠誠，而不是小忠誠。所謂大忠誠，就是對國家對人民的忠誠。拋開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專講對個人、本地區、本部門的忠誠，是“小忠誠”。時下一些行政官員錯把溜須拍馬、阿談逢迎當作忠誠，對那些卑躬屈膝、低三下四接近自己的寵愛有加，視為心腹，為這些人封官晉級，謀取好處。什么黨的政策、國家的法律全被拋到了腦后，最后害了國家也害了自己。這些都屬于典型的小忠誠，正如韓非所言：“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韓非子·十過》)。當然這些問題只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暫時和個別現象，決非行政隊伍的主流，也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三、結束語綜上所述，行政倫理問題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生活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如果沒有行政倫理的重建，政府的能力建設會失去堅實的基礎和重要的保障。只有強化行政倫理建設，才能建設一個運轉高效、廉潔公正、人民滿意的現代化政府，從而加速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現代化建設。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以上僅僅是筆者從當代中國處于社會轉型這個特殊時期入手，對行政倫理重建的內容、原則和途徑作出的初步探討，許多深層次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慎思明辯，才能作出準確深刻的回答。總之，行政倫理的重建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任重而道遠，真正構建起符合時代特征、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倫理體系，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參考文獻[1]張再生，李九陽.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實踐與思考[J].工程技術(文摘版)·建筑，2021(2017-1)：43-48.[2]田剛.試論行政管理中"法治式"思維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