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下的馬克思主義重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主旨探究

近年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取得了豐富而深刻的成果。然而，關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旨及其根本性質的學術界定卻不甚清晰。如果說“馬克思的學說就是關于人類解放的學說，也就是關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學說”；（P234）那么，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致力于生態危機下的馬克思主義重建，力圖將充分反映時代特征的“自然的解放”概念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的“人的解放”的傳統視閾之中，探尋人與自然雙重解放的社會主義變革道路的“紅色”性質就顯而易見。當代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并沒有將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解放人的“紅色”性質明確表達出來；國內學界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解放人的“紅色”性質也就重視不夠，大都傾向于討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中“自然的解放”問題，即便“人的解放”被提及，也多被包容在“自然的解放”體系中，其結果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更多被看作是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的帶有紅色標志的綠色理論，而沒能體悟到它更是一種以生態問題為切入點的當代資本主義批判和社會主義變革理論。一、克思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模式的修正“北美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本·阿格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首次提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概念，并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建構必要性和理論主旨作了簡明扼要的論證與說明。阿格爾將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界定為一種方法，“一種把解放理論和關于社會主義可能性的設想與被壓迫人民的日常斗爭聯系起來的方法。”（P5）這種方法就是馬克思的辯證法。阿格爾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內容構成，即異化理論和人的解放觀、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理論、資本主義危機模式理論。這三個方面體現了馬克思在不同層次上對社會主義革命根本要素的思考，其中，異化理論側重于從哲學層面思考革命的主觀要素，即革命的意志動力；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理論側重于從經濟層面揭示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即革命的結構動力；資本主義危機模式理論在經驗層面上思考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即社會主義革命既不會自動地發生，也不只是人的意志的產物，即使具備了革命的主客觀條件，如果沒有經驗的危機趨勢，沒有危機和崩潰的模式，也不可能把資本主義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總之，“馬克思的辯證法只有在把異化理論、內在矛盾理論和危機模式（它把對結構性崩潰的認識與能動的階級斗爭聯系起來）結合起來的時候才是完整的。”（P12)在阿格爾看來，歷史上各種類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并沒能真正領悟馬克思的辯證法的精髓，它們要么夸大馬克思的決定論傾向，把馬克思主義降低為宿命論的決定論；要么夸大馬克思的唯意志論傾向，把馬克思主義降低為哲學形式的社會批判理論。前者的主要代表是第二國際中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他們不理解馬克思所說的“必然”還僅是一種邏輯上的必然，要把這種必然轉變成現實離不開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性。后者的主要代表是法蘭克福學派中的“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他們感嘆革命主體已完全衰落，只能訴諸一種哲學形式的對資本主義支配現象的批判。阿格爾指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表面上抵觸，但實質上一致，即它們都不再使馬克思主義發揮政治功能了，它們都未能真正激發起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西方壟斷資本主義真的可以消除或者無期限地遏制其危機趨勢嗎？阿格爾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的嚴峻現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加深勞動異化的同時，又呈現出明顯的污染環境以及掠奪資源的趨勢）對此給出的是否定性答案。由此，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許多進行激進變革的新機會，關鍵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者應及時修正過時的危機模式，提出一種適合于資本主義的當代狀況并能促進階級激進行動的新意識和新觀點，以探究社會主義變革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基于上述分析，阿格爾得出結論，在不放棄馬克思的辯證法前兩個部分（異化理論和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理論）的前提下，需要對馬克思概述的資本主義危機模式進行修正，以使其適應時代的變化。“西方的資本主義已處于嚴重困境，一種適當的危機理論（同時對政治學、經濟學和生態學領域都起作用的理論）會試圖了解社會主義變革的可能性。”（P416）顯而易見，阿格爾建構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就在致力于完成這一任務，因為在他看來，歷史的變化（當今的危機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使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已使馬克思提出的只存在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經濟危機模式理論失去了效用。立足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范式，阿格爾提出“異化消費”和“期望破滅了的辯證法”的核心概念，用來探求當代人的需求變化和現代階級激進主義的需求結構，為社會主義變革尋求革命新動力。阿格爾提醒人們，“異化消費”不僅不能補償人們因異化勞動而遭到的不幸，而且正好吻合了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張的本性，導致資源和環境的日益惡化以及生態危機的最終爆發，同時還起到控制人們內心世界的效果。沿此思路進一步推論，就是“期望破滅了的辯證法”的社會主義變革模式：為了應對生態危機，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必將大幅削減，進而引發商品的供應危機，其結果是資本主義在工業繁榮和物質相對豐裕時期提供給人們的可以源源不斷供應更多商品的許諾將會被無情地粉碎，許多人可能會對未來感到手足無措、悲觀失望；然而“期望破滅了的辯證法”卻能幫助人們經歷一場需求與期望的革命，從悲觀中解脫出來，自覺改變那種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廣告操縱的消費觀念，認識到人的滿足最終在于生產活動而不在于消費活動（雖然在未來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并不會明顯地取消消費）；隨著幸福觀的變革，人們終將在勞動創造過程中實現自由和幸福。通過這般層層遞進的論證，阿格爾把解決生態問題的斗爭同解決社會制度問題的斗爭聯接了起來，通過允諾一個光明的前景，即“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態社會主義，希冀把生態運動等新社會運動引向社會主義變革道路。阿格爾強調，從表面上看，資本主義的危機已從生產領域轉移到了消費領域，由此，解決生態危機就應在消費領域中進行。然而，僅在消費領域中采取行動還遠遠不夠，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解決還必須回到生產領域中完成，因為資本主義的異化消費正是由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所導致的，人們依附于閑暇時間的異化消費，恰恰是為了彌補異化勞動帶給自己的痛苦和失落。那么，又該如何消除工人勞動的異化狀態呢？阿格爾提出在未來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中，“人的滿足最終在于生產活動而不在于消費活動”的命題，以此建構起“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即“工人管理”的生產過程理論。“分散化”意指在工業生產中運用小規模技術，實行零增長的穩態經濟模式，其在緩解人與自然之間緊張關系的同時，消解由裝配線生產而帶來的使工人處于無能為力狀態的生產過程的破碎化。“非官僚化”反對生產過程中極權的官僚管理體制，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使工人在擁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參與生產過程中的決策和管理，成為勞動的真正主人。這樣，所謂的必要勞動與自由之間的界限不再明顯，“勞動—閑暇”的一元化最終完成。在這里，阿格爾以消解工人的異化勞動為根基，消解人們的異化消費為中介，將自然的解放（人與自然的和解）納入到人的解放（人與人的和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視閾之中。阿格爾立足于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生態危機，重新闡釋和建構馬克思主義理論，目的在于復活馬克思的辯證法，重新發揮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功能，進而引導生態運動等新社會運動轉向社會主義道路，通過超越資本主義并建立生態社會主義，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阿格爾僅是從經驗層面修正馬克思的危機模式，至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哲學層面上何以可能的問題，他并沒有給予系統論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逐漸形成以奧康納和福斯特為核心的兩大學術群體，它們沿著各自不同的邏輯理路，將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從經驗層面引向體系化和精致化。二、對資本主義生態批判的生態實踐模式及其實踐價值詹姆斯·奧康納是當代著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其建構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通過外在補充和完善的方式，在自然、文化和技術互動的基礎上開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視閾，實現馬克思主義與現代生態學的聯接；以此為基點展開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以及由其所引發經濟危機的批判和生態社會主義的構建，希冀引導生態運動等新社會運動轉向社會主義變革道路，實現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奧康納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確存在著生態學的理論空場，缺失豐富的生態感受性，因此，馬克思主義當代發展的真正出路就在于推進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改革，開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視閾，復興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如何開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視閾呢？應首先思考自然系統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位置問題。具體做法是通過深化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和擴展其外延，把文化維度和自然維度引入到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最終建構起“自然、勞動與文化”三位一體的文化唯物主義的生態學體系。在奧康納看來，其構建的文化唯物主義既突破了以蘇聯教科書為代表的傳統歷史唯物主義那種狹隘技術決定論模式，建構起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有機聯系，又可推導出當代各種形式的生態政治戰略，即社會勞動由于受到內在于自身的文化與自然兩種因素的作用而變得日益復雜，并越來越不確定；然而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恰好為人們選擇社會變革的理論與實踐模式提供了多種可能性：“或者從社會勞動與自然的辯證聯系中建立一種生態文化學，走向單純的綠色政治；或者從社會勞動與文化的辯證聯系中建立一種文化的生態學，走向單純的紅色政治；還可以立足于自然與文化的辯證關系，把自然系統與人化自然系統有機結合起來，揚棄單純的綠色政治和單純的紅色政治。”（P19）當然，奧康納自己選擇的是第三種理論和實踐模式，即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生態社會主義實踐模式。奧康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集中體現在其建構的“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理論中。依據該理論，“有兩種而不是一種類型的矛盾和危機內在于資本主義之中；同樣，有兩種而不是一種類型的由危機所導致的重新整合和重構（它們是以更為社會化的形式為發展方向的）內在于資本主義之中。”（P275）奧康納將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稱為資本主義第一重矛盾；認為其將導致由消費不足而引發的“生產過剩”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并在本質上創造出一種向社會主義轉型的可能性；其中，社會變革的動力來自于工人階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革新被視為社會轉型的直接目標。在此基礎上，奧康納將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所闡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其外部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稱為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認為其將導致資本主義生態危機，以及由資本贏利空間縮小而引發的“生產不足”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并在本質上創造出一種向社會主義轉型的可能性；其中，生態運動等新社會運動是社會轉型的最重要力量，以增強對生產條件的控制為目的的社會關系的重建被視為社會轉型的直接目標。奧康納認為，對資本主義第一重矛盾與第二重矛盾的綜合研究，非常有助于我們理解勞工斗爭與生態運動內在聯合的意義和價值，即“勞工、女權主義、城市環保以及其他的一些社會運動遲早必須聯合成一種統一力量，即民主力量。它既有政治生存能力，同時也有能力對經濟、政治和社會進行徹底的改革。”（P400)奧康納從三個方面探討了勞工斗爭與生態運動之間的密切關系不僅是能夠而且是必然要建立起來的課題。首先，社會主義在本質上與生態學并不沖突，盡管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具體實踐中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這主要是由其政治原因引起的）。其次，生態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價值理念的真正復活。在奧康納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正是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使用價值從屬于交換價值，具體勞動從屬于抽象勞動的扭曲現象，展開對資本主義生產不是滿足人的需要，而是追逐利潤和資本積累的異化的批判。就此而言，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應該導向追求“生產性正義”的價值理念，然而，頗具諷刺意義的是，以前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傳統模式在實踐中卻導向了“分配性正義”的要求，如爭取高工資等，由此社會主義否認了自己的第一原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生態社會主義首先要做的就是復活社會主義的第一原理，把社會主義從對定量的改革實踐和分配性正義的迷戀中拯救出來，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實踐和生產性正義，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潤來組織生產。最后，走勞工斗爭與生態運動內在聯合的社會主義變革道路。生態運動等新社會運動大都將自身設定在后馬克思主義視閾之中，強調為生產條件而進行的斗爭已經跨越了階級屬性。那么，該如何彌補生態運動的理論缺陷，將其引向社會主義變革道路呢？奧康納強調，關鍵環節是擴展生態運動的理論視閾，將其從追求地方性生態自治引向追求全球性經濟、生態與政治內在融合的激進變革態勢。通過對比分析，奧康納指出，凡是與生產條件相關的問題都具有階級性，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必須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公平正義關系之上，所以，勞工斗爭與生態運動的內在聯合才是超越資本邏輯的根本之道。誠如奧康納所言，“很顯然，激進的生態學正在變成一種大家都認可的、并且正為之努力工作的重要力量，大家都在捍衛著這種力量并努力使之不斷發展下去。”（P25）奧康納建構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開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視閾，以使馬克思主義適應當代生態運動等新社會運動的斗爭需要；構建起歷史唯物主義與當代政治生態學之間的有機聯系，將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批判、政治批判、制度批判擴展到生態批判和價值批判，亦將當代綠色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價值批判擴展到經濟批判、政治批判和制度批判，從而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功能，引導生態運動等新社會運動轉向社會主義變革的道路，找尋一條既能消除生態危機又能實現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實現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特征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是當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另一重要代表。與奧康納通過外在補充和完善的方式開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視閾不同，福斯特試圖通過內在挖掘和梳理的方式開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視閾。福斯特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首次提出“馬克思的生態學”概念；借助“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斷裂理論”對資本主義展開生態批判，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性；通過政治生態哲學的建構，希冀引導生態運動等新社會運動走向社會主義變革道路，實現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在福斯特看來，“如果不了解馬克思唯物主義自然觀及其與唯物主義歷史觀之間的關系，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馬克思的著作，換句話說，馬克思的社會思想是與生態學世界觀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P24）福斯特在闡釋本體論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即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三者關系的基礎上，通過系統分析生態學的唯物主義起源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傳統，重新建構起馬克思的認識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與本體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大膽地進行了恢復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原貌的嘗試，即“馬克思的世界觀是一種深刻的、真正系統的生態（指今天所使用的這個詞中的所有積極含義）世界觀，而且這種世界觀是來源于它的唯物主義的。”（前言Ⅲ）福斯特認為，實踐唯物主義不僅把人和自然的關系看作是通過人類實踐活動建立起來的關系，而且在更普遍的自然觀和科學觀意義上它也接受本體論的唯物主義和認識論的唯物主義。福斯特對馬克思唯物主義與自然概念的考察是通過他對馬克思對伊壁鳩魯唯物主義哲學的繼承和發展的揭示開始的，由此建構起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在本體論唯物主義建構方面，福斯特系統考察了費爾巴哈關于自然的自在本性以及自然是人類社會基礎的思想對馬克思的深刻影響。在整個論證過程中，福斯特一再強調，他并非有意通過“將馬克思綠色化”以證明馬克思在生態問題上是正確的，相反，其論證的目的在于通過恢復馬克思對人類與自然的異化所進行的深刻批判，揭示當代綠色理論本身的弱點，從而超越當代綠色理論中的唯心主義、唯靈論和二元論等缺陷。福斯特認為，馬克思對當代生態討論的最直接貢獻就是他對資本主義物質變換斷裂現象的分析與批判。依據福斯特整理建構的“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斷裂理論”，19世紀20-30年代的英國，以及稍后歐洲和北美其他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內，土壤肥力的退化問題成為當時整個社會所關注的焦點，與此相伴隨的則是城市日益增長的環境污染問題。現代土壤科學與化肥技術的興起（以尤斯圖斯·馮·李比希的《有機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上的應用》的出版，以及J.B.勞斯的農業化肥新技術的應用與傳播為代表）正是與增長田地肥力以支撐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需要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現代土壤科學和化肥技術的興起并未能終結土壤肥力的退化問題，相反，關于這個問題卻有一種不斷新增的認識，即現代科學和技術只是有助于生態破壞過程的理性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土壤肥力的持續衰退呢？為什么農業危機并沒有隨著土壤化學的出現而終結呢？馬克思（借助李比希等人的思想）道出了其中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利用土壤化學成就能力的發揮受到資本主義城鄉分離及其對抗性矛盾的制約，受到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的生產方式的束縛。福斯特認為，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斷裂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對資本主義的大規模工業和大規模農業如何共同使土地和工人限于赤貧狀態的兩段討論中。在《資本論》第1卷的《大工業和農業》的討論中，馬克思寫道：“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P579）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提供了同樣精彩的內容，“大土地所有制使農業人口減少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們相對立，又造成一個不斷增長的擁擠在大城市中的工業人口。由此產生了各種條件，這些條件在社會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規律決定的物質變換的聯系中造成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費，并且這種浪費通過商業而遠及國外。”（P918-919）在這里，馬克思首先使用生物學原理闡釋了由資本主義的城鄉分離及其對抗性矛盾而引發的人與土地之間物質變換的斷裂（土壤中的營養元素以食物和服裝纖維的形式被運輸到遠離它們“出生地”的城市市場，而同期城市中人類與動物的排泄物卻無法有效收集并返回農業。土壤營養元素從鄉村到城市的這種單方向流動使得土壤肥力的再生產發生困難，以至不可能）是造成土壤肥力退化和營養元素枯竭的直接原因。福斯特強調，揭示出由城鄉分離及其對抗性矛盾而引發的人與土地之間物質變換的斷裂是導致土壤危機的直接原因，這還僅是觸及到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斷裂理論的表層，這一理論的精華之處在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展開的更深層次的生態批判：在資本主義體制內，人與土地之間物質變換過程中的斷裂現象不僅不可避免，而且無法修復。即歷史的教訓是：“資本主義制度同合理的農業相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雖然資本主義制度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P137）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的生產方式（資本家賺取剩余價值，而工人只能得到維持其基本生存的生活費用）以及由其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分化（物質變換斷裂的社會層面含義———社會物質財富的單方向流動），得以建立和發展的根本前提條件就在于，通過勞動者與土地的強制分離（由此形成資本主義大土地私有制）為資本主義大規模農業創造條件，通過城鄉分離及其對抗性矛盾（由此形成城市無產者）為工業資本提供廉價勞動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只要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存在，人與土地之間物質變換的斷裂就不可避免、不可消解。就此而言，資本主義及其生產方式才是損毀、破壞自然的終極原因。通過“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斷裂理論”的分析論證，福斯特得出結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類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斷裂是必然的，資源環境問題與生態危機也是必然的。一個符合人性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必須超越資本主義制度，它應是社會主義的，并且建立在穩固的生態原則基礎上。就這樣，福斯特將人的解放、社會制度的革新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三者有機地統一了起來。福斯特不僅借助“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斷裂理論”，而且直接使用現代生態學理論對資本主義展開生態批判。他指出，資本主義立足自身消解生態危機的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條是經濟學路徑，即自然資本化；另一條是技術路徑，即技術良性改進。通過揭示自然資本化的困境和技術良性改進的謊言，福斯特以層層剝離的方式，揭示出資本主義無法立足自身消解生態危機的根本緣由——生態危機的根源就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社會和生態相關的極其復雜的問題都可追溯到現行的生產方式。要想遏制世界環境危機日益惡化的趨勢，在全球范圍內僅僅解決生產、銷售、技術和增長等基本問題是無法實現的，這類問題提出的愈多，就愈加明確地說明資本主義的生態、經濟、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續的，因而必須取而代之。”（P61）就這樣，福斯特從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中得出了否定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革命性結論：社會正義運動與環境正義運動內在地聯結的“社會生態正義”才是根本解決之道。這就要求必須轉換當前的生態政治戰略，因為當代生態運動不僅沒能和工人的階級斗爭緊密聯合，反而與后者相脫節。通過討論美國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斗爭的案例，福斯特揭示出原始森林在民間和政府的保護呼聲中仍然不斷縮小和退化的癥結所在——階級斗爭與環保運動的分離削弱了生態運動的力量，而企業主和政府則充分利用這種分裂采取分化征服的策略，成功避開了環保主義者和林業工人攜手行動對資本利益構成的威脅。由此，組建更廣泛的勞工—環保聯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要。福斯特指出，通過社會生態正義運動的開展，人類完全有望在破除為謀取資本利潤而濫用自然的同時，建立起民主化國家政權同民眾權力之間嶄新的合作關系，建立起以社會公平和環境正義為目標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在那里，“自然與人類社會高于資本積累，公平與公正高于個人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場經濟。”（P76)福斯特嘗試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唯物主義原貌，以使其適應生態運動的斗爭需要；通過構建“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斷裂理論”和當代政治生態哲學，將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及其運行方式內在地聯結起來，把對生態危機的批判轉化成為對資本主義的制度批判；倡導社會正義運動與環境正義運動的內在聯合，以期將生態運動等當代新社會運動引向社會主義變革道路，實現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四、．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意蘊:“自然的解放”—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主旨考量正如阿格爾所言：“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仍充滿活力，那并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者重復關于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必然性的陳腐口號，而是因為理論家們愿意以新的和創造性的方法重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范疇……哪里存在異化，哪里就可能有用新的分析和意識形態觀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P430）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立足當代資本主義的嚴重生態危機，正視西方傳統產業工人階級斗爭日漸衰落和新社會運動風起云涌的現實狀況，本著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原則，將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有機統一，適時以新的和創造性的方法重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范疇，致使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以一種新的哲學形態，在當今世界得到廣泛的認同和傳播。“尤其在蘇東劇變后，它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流，代表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最新趨向。”（P285）那么，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為何一定要堅持以經過重建而與現代生態學內在聯結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呢？加拿大著名學者艾倫·梅克森斯·伍德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最大的特點在于其將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從其對立面即社會主義對它進行批判，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和特殊性，獲得資本主義被取代和超越的研究成果。“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關鍵成分首先在于堅持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特殊性，既強調其系統邏輯的特殊性，也強調其史實的特殊性。換句話說，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資本主義的歷史真實性——研究資本主義被取代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以及把資本主義當作歷史的終結。”（P3）伍德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性質的分析，從一個側面映現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總體上否定并超越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旨趣；映現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通過實現社會主義而解放人的“紅色”性質。可以這樣說，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致力于生態危機下的馬克思主義重建，并不是要將馬克思主義從傳統的“紅色”理論轉變成為一種當代的“綠色”理論，將馬克思主義的終極目標從解放人轉變為解放自然，而是將“自然的解放”這一當代意蘊納入到“人的解放”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視閾之中，最終求得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視閾，為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研究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