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與管理學理論視角下的創業研究綜述

一創業研究未形成一種新的研究視角通過回顧創業研究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科學家們自古以來就關注創業現象。18世紀，法國經濟學家科齊倫首次使用“entrieur”一詞以來，創業研究開始紅顏。至今,創業仍是一個極具創新性與挑戰性的新興研究領域,不少學者試圖透過創業現象挖掘創業的本質。現有的創業研究不僅從宏觀層面上意識到創業、創新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重視微觀層面的創業者行為特征和創業本身特殊的運行機理,并隨著時代背景的變遷和創業主體的變化涌現出許多新的研究主題,形成了多側面、多角度的豐富的研究視角,迸發出閃亮的思想火花,形成了創業研究的“叢林”現象,因此創業研究至今未形成一個統一的范式和清晰的框架。本文將從宏觀和微觀兩大層面進行創業研究的文獻回顧,梳理創業研究的脈絡。二高管度創業研究宏觀層面的創業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創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二是制度環境與創業。(一)創業與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學家Birch在規范的統計分析基礎上指出,新創企業和小企業在1969-1976年間提供了美國經濟中82%的新增就業崗位(方世建、桂玲,2009)。Drucker(1985)在他的《創新與創業精神》一書中確認了創業拉動經濟增長的趨勢,并提出了“創業型經濟”的概念,認為“創業型經濟”主要是指大量新創成長型中小企業為支撐的經濟形態。實踐中創業推動經濟和促進就業的大量案例使創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成為經濟理論研究的焦點和重點。梳理創業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文獻,本文歸納出創業與經濟增長理論的三種思路:創業者與經濟增長;創業精神與經濟增長;創業行為效果與經濟增長。下面將對這幾種思路的文獻觀點進行歸納。1.創業能力與經濟指標創業者是創業活動的靈魂人物,也是創業研究的核心議題,研究創業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離不開創業活動的主體,即創業者(張青,2009)。最早將創業納入經濟學研究的RichardCantillon開啟了早期注重創業者個性、素質及其社會經濟職能的創業研究視角(鄧強,2009),在他看來,創業者是指在不確定條件下開拓新事業的人,創業的根源在于別人缺乏很好的遠見(充分的信息)(張青,2009)。繼Cantillon之后,一批突出創業者個性特征和能力的學者們試圖建立創業者個性能力和經濟增長之間聯系的模型。他們認為:創業是人的行為特征(Carree,2002)。Carree用古諾模型探討了創業者風險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得出創業者對風險厭惡的結果是產量的降低(鄧強,2009)。Wennerkers和Thurik(1999)則借助中間變量建立了微觀經濟個體行為與宏觀經濟產出的聯系模型。Schumpeter是最早研究創業者與經濟增長動態關系的學者,他認為創業者通過創新,打破市場均衡,從而推動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不是因為“生產擴張的外部因素”,創業者對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才是完成這個過程的內在驅動力,創新是增長的靈魂,而創業者和創業精神則是“創新的原動力”(秦劍、王迎軍,2008)。此后,以Menger、VonMises和Kirzner為代表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將創業視為一種市場過程,創業者作為推動市場過程的主體,利用異質信息導致的價格差異來獲得創業利潤,推動經濟由非均衡走向均衡。Leibenstein(1968)則對Schumpeter的創業與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補充,他認為由于市場的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經濟活動的運行發展主要依賴于創業者發現與評估市場機會、組合資源、提供管理與生產并承擔最終風險的能力,承載人力資本和知識存量并富有創業精神的創業者是推動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素。2.從baumol的觀點看經濟增長態勢創業者所擁有的價值觀念、心理素質、冒險精神、成就需要等個人特質和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創業者是否具有創業精神。創業精神是企業家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形成企業家精神的基礎(葉勤,2000)。創業精神是指任何建立新企業的行為,包括自我雇傭、建立新企業等(李宏彬等,2009)。Holcombe(1998)宣稱,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是創業精神。目前學術界普遍用自我雇傭比率、企業所有權比率、小企業產出或就業份額、自有企業的比率、企業進入率和退出率等指標來衡量創業精神。基于創業精神的重要作用,許多學者對創業精神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和實際的多方面論證,而大多數文獻都得出了一個相同的結論:一個經濟體所擁有的創業精神對其長期持續增長是至關重要的。在創業精神配置與經濟增長關聯性方面,Baumol(1990)在長期、廣泛搜集、整理各國創業精神發展歷史與現狀的基礎上,獨辟蹊徑地指出:對一個特定國家來說,具備創業精神的人口比例在其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事實上是相對穩定的;由政府政策和社會制度環境建構的經濟支付結構才是誘致創業精神以生產性、非生產性、甚至破壞性三種不同方式釋放的決定因素,也因此造成了經濟增長態勢的前后差異。Baumol進一步通過引用大量古羅馬、古代中國和中世紀至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歷史文獻,試圖論證:要想用創業精神來推動經濟增長,有效的方法不是擴大創業者在人口中的比重,而是設計有利于創業者的支付結構,優化創業精神資源的配置,讓有能力成為創業者的人都真正成為創業者。也就是說,一個經濟體要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關鍵在于將創業精神配置到創新等生產性活動中。然而,Baumol的分析只停留在歷史觀察,還缺乏嚴格的理論分析,因此,國內學者莊子銀(2007)在Baumol理論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了Shumpeter關于創業精神的思想,將創業精神作為一個內生變量引入內生技術創新模式,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一國從事生產性創新活動的企業家數量越多,則該國R&D投入水平就越高,從而技術創新水平和經濟增長率就越高,反之亦然。在創業精神與經濟增長的線性關系方面,清華大學李宏彬等人(2009)利用中國1983-2003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實證,得出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地正效應:企業家創業精神每增長1個百分點,將提高年均增長率2.88個百分點。并用這個結論解釋了所謂的“浙江現象”:就自然資源稟賦和國家的資本投入而言,浙江省并不優越甚至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憑借活躍的私營經濟,浙江自改革開放來的經濟發展速度遠高于其他大多數省份,這表明能否制定有利于發揮創業精神的制度和政策對于經濟的持續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DavidB.Audretsch和MaxKeilbach(2005)參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數量模型,運用西德327個地區1992年~2000年的數據證實了創業精神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無獨有偶,何予平(2006)也將創業精神納入到C-D函數中,利用1994-2003年間中國的統計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創業精神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靳衛東、高波(2008)通過考察國民創新性和抗風險性,得出了創業精神與經濟增長正向相關的結論。在創業精神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關系方面,趙奉軍、高波(2009)利用GEM(全球創業觀察組織)提供的35個國家2005年的截面數據,通過實證考察了創業精神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顯示:創業精神與經濟增長水平存在非線性的U型關系,即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勞動者的就業意愿和方式將有不同的選擇,在“謀生”階段,經濟增長將帶來創業精神的降低,在“謀利”階段,經濟增長將帶來創業精神的提高。從而得出結論: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國家民眾的創業精神內生于該國的經濟發展,一個國家在某一階段的經濟增長水平決定了該國的創業者活動水平。在創業精神與區域經濟增長方面,楊宇、鄭垂勇(2007,2008)運用典型相關分析方法,定量分析創業精神與區域經濟增長這兩組變量的關聯性,得出企業家精神與區域經濟增長緊密相連的結論,并進一步通過定量分析我國東部、中部及西部的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得出不同地區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不同:經濟發達的地區,兩者存在高度的正相關性;經濟欠發達地區,兩者存在中度的正相關性。Beugelsdijk和Noorderhaven(2004)使用自我雇用率(self-employmentrate)作為創業精神的代理指標,分析了戰后歐洲54個地區的增長差異,發現創業精神是導致這些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Glaeser(2007)基于美國城市級數據的實證研究也顯示創業精神有助于解釋美國城市經濟發展的差異。3.知識溢出效應創業是有別于一般經濟管理行為的一種活動,創業促進經濟增長有其內在的機制和途徑,通過創業帶來的諸如增加就業,增進市場競爭,產品和服務創新等一系列變化來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將創業者的創業精神付諸實踐。因此,一些學者從創業行為效果出發,探討了創業與經濟增長的內在聯系。梳理相關的文獻,創業行為效果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主要通過知識溢出、產業結構變遷、促進競爭和增加就業這幾個方面來體現。(1)知識溢出。知識溢出是指當一個企業能夠從另外一個企業從事的R&D活動中獲得經濟收益,并且不承擔研發企業的研究成本的一種現象,這些溢出的知識給接受溢出企業創造了重要的機會資源,改善了產品質量,增加了生產效率,并且誘發了生產技術和組織創新(王立平、陳琛,2009)。新增長理論認為,知識溢出會產生經濟外部性,這是促進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內生增長的重要機制(方世建、桂玲,2009)(1)。不少學者都認為,創業是促進知識溢出的重要機制(Audretsch和Thurik,2004;石書德、高建,2009)。Acs和Audretsch(2005)等通過對18個OECD國家1981~1998年經濟數據分析發現,創業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而這種正相關關系與創業者探索該國知識存量(R&D)的溢出效應密不可分。至于創業如何促進知識溢出進而帶動經濟增長,石書德、高建(2009)認為可以通過兩種途徑:一是基于新知識的創業1,即擁有新知識的創業者進行創業活動,它能夠促進知識的商業化,加速知識溢出;二是對現有商業活動進行模仿的創業活動。這兩種途徑都能夠創造經濟價值,為經濟增長做出貢獻。方世建、桂玲(2009)則指出,知識創業活動通過滲透“知識過濾”為知識溢出提供便利,創業者發現創業機會、發明新的生產方法、設計新的經營模式和開辟新的市場同時打破原有組織的慣性和妨礙,創造出一種知識溢出和商業化的新的機制。知識溢出效應不僅會使創新活動在地理上集聚,而且會導致跨產業的創新性新生企業增加,如半導體、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等新技術產業的興起,進而促進創業活動的相應聚集和區域經濟的發展。因此,創業是通過作為知識溢出的導管,提供一種能夠滲透知識過濾的機制來促進經濟增長。李華晶(2010)利用我國31個地區2003至2007年的統計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創業活動是突破知識過濾的有效路徑,創業活動對知識過濾與經濟增長關系具有調節,能夠降低知識過濾的屏障效應,提供新知識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2)產業結構變遷。根據Schumpeter(1934)對創業的理解,創業者通過創新活動打破舊市場均衡來創造新的機會,構建新的市場。因而創業活動在創造經濟租金的同時,必定會改變現有生產要素組合,從而改變現有的產業結構,導致產業績效發生相應的變化,進而帶來經濟增長。根據OECD2003年的一項調查,新企業的進入與退出占八個接受調查的成員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貢獻率的20%-40%,這足以反映創業對經濟增長的結構變化的驅動作用(張青,2009)。不少學者認為,創業導致的生產組織形態的變化會引起產業組織結構的變化,進一步這種變化會影響經濟體系的運行效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因為創業活動導致產業內不斷出現新創企業和創新活動,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形成產業的競爭力,進而帶動經濟增長(鄧強,2009;李劍力,2008;陳秀麗、朱萌博,2009)。Acs和Armington(2002)在地區層面探討創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們使用了更全面的數據,采用更直接的創業行為指標———新公司出生率,也發現了創業行為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強正向相關關系。(3)促進競爭。一些學者認為,一方面,創業活動會增加區域內新創企業的數量,而新創企業數目的增加會刺激競爭,而企業間更加激烈的競爭有助于新公司在某一特殊領域的進入,有助于知識的外部化,更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競爭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而創業行為正是競爭的實現途徑(Jacobs,1984;Porter,1990;方世建和桂玲,2009;鄧強,2009)。因此,創業能夠通過促進競爭進而帶動經濟增長。(4)增加就業。經濟學家Brich在規范的統計分析基礎上指出,新創企業和小企業主1969-1976年間提供了美國經濟中82%的新增就業崗位(方世建、桂玲,2009)。Reynolds(1987)指出,在美國,每年約有八成以上的工作機會來自新創企業。陳哲和楊旭(2010)通過利用中國1995-2007年的統計數據,實證分析得出創業活動有利于拉動勞動力需求,解決就業問題,從而促進民生經濟發展。學者們普遍認為,一方面,創業會產生企業,而企業能夠提供就業崗位,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創業不僅創造了就業,而且更重要的是通過知識創新促進傳統產業的改造和新興產業的出現,進而創造了新的市場需求和新的就業崗位,通過產業升級來促進經濟增長(Brett等,2004;邱瓊、高建,2004;李政、柳春江,2005;李政和金曉彤,2008;方世建和桂玲,2009)。(二)制度與創業的關系在研究制度、創業和經濟發展方面,制度經濟學家Baumol和North指出合理的制度能激勵創業者致力于生產性創業活動,并以此來促進社會財富的增加和經濟的發展,不合理的制度則會驅使創業者投身于導致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非生產性創業活動(李雪靈、馬文杰、姚一瑋,2010)。Ahlstrom和Bruton(2002)則運用制度學派理論,對中國創業活動與社會規范等制度因素進行了分析,論證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在轉型經濟環境下,創業型企業不但可以適應,而且可以通過改變一定的條件為自己創造相對有利的制度環境。可見,創業與制度之間有著一衣帶水的聯系。國內研究制度與創業的關系主要集中在制度創新有助于優化創業環境以及轉型經濟中制度與創業的關系這兩個方面。在制度創新與創業環境優化方面,從現有的文獻來看,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創業是創業者在一定社會環境條件下從事創業行為的結果,而制度安排是創業環境中的主導部分是創業環境功能實現的必要條件,通過制度創新有助于優化創業環境,因此他們提出要進行制度創新以消除一切不利于創業的體制環境,降低初創企業的成本,有效配置社會資源(趙學清和王仕軍,2004;姚海明和黃波,2004;王仕軍和焦智立,2005;周麗和張方杰;2006)。在轉型經濟中的制度與創業關系方面,一些學者關注轉型經濟中的制度環境對企業創業行為方式的影響,甚至指出創業環境的制度性制約因素。如,王仕軍和焦智立(2005)分析了中國轉型經濟中的制度環境與創業行為,指出創業文化的相對淡薄、正式制度安排的錯位與缺位、制度實施機制建設的滯后,是制約中國轉型經濟中創業行為的制度性因素,因并提出優化創業環境必須通過制度創新來實現。肖建忠和付宏(2009)也指出,創業者的行為可以理解為對制度的反應,在轉型經濟中,制度對單個企業的影響并非都是一致,因此創業者會根據自己所選擇的制度環境選擇各自的行為方式和創業方式。三創業模式的微觀機理宏觀層面的創業研究主要關注創業現象及其與社會經濟的聯系,著重于分析創業的社會影響,但它不能夠解釋新創企業產生的微觀機理。從根源來上看,創業活動不是一個隨機的事件,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創業現象的背后蘊涵著一系列的關鍵要素,這些關鍵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制約,形成了千差萬別的創業模式。因此,創業研究在關注創業獨特經濟職能的同時,也聚焦于創業產生的微觀機理,將創業看作是一個有組織、流程和策略的可管理過程,試圖探究創業鏈條各要素之間的聯系以及它們對創業模式的影響。基于微觀層面的創業研究主要集中于創業者、創業機會、創業環境、創業過程和創業結構等方面。(一)創業微觀研究作為創業活動的主體,創業過程開始于個體的行為(Shane和Venkataraman,2000),關于創業者的探討起初成為創業微觀研究的重要主題,為創業研究起到了基礎性和開拓性的作用。“誰是創業者”的問題不僅引起了經濟管理學者的關注,也受到了心理學家的青睞,不少學者試圖尋找成功創業者的共同特性,考察創業者與非創業者之間的差異。1.研究反學人特的創業研究流派20世紀50-80年代,一些學者試圖區分創業者與非創業者之間的差異,識別創業者在成功欲望、風險承擔傾向等方面獨特的心理素質和個人能力,并由此而形成一個專門研究創業者特質的創業研究流派——特質論派。特質論派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挖掘成功創業者所具有的品質或特質上,其基本觀點是創業成功與否取決于創業者的個人特質(張玉利、楊俊,2009),即具備一定的天賦、承擔風險的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質等。如McClelland(1965)認為創業者與非創業者相比較,具有強烈的成就需求,通過完成目標實現自我價值。Collins和Moore認為創業者為抓住機會,愿意將自己置于具有不確定結果的環境里,表現出一種高風險的傾向(李力濤,2010)。2.資源稟賦與人力資本一些學者認為僅憑個人特質并不能將創業者從經理人和其他人群中分離出來,甚至通過實證發現個性與心理特征和創業決策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Gartner,1985;Sexton和Bowman,1985)。在創業者特質論的基礎上,產生了企業家資源稟賦的理論。該理論認為,創業是資源匱乏前提下的機會驅動過程,因而企業家創業前的資源稟賦構成其創業的資源基礎,并影響著創業行為特征和創業過程中的一系列理性決策。企業家資源稟賦的理論強調資源稟賦在創業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認為企業家資源稟賦是創業行為過程的關鍵資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新創企業的資源構成特征(楊俊、張玉利,2004)。PatrickFirkin(2001)最早把資源稟賦的概念從國際貿易理論引入到創業管理領域并界定了企業家資源稟賦的內容,他認為創業企業家的資源稟賦應包括經濟資本(economiccapital)、人力資本(humancapital)和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3個部分,其中,經濟資本是企業家所有的可直接變現的各種財務資產的總和。人力資本由一般人力資本與特殊人力資本構成:一般人力資本包括個體受教育背景、以往的工作經驗及個性品質特征;特殊人力資本包括產業人力資本(與特定產業相關的知識、技能和經驗)與創業人力資本(先前的創業經驗或創業背景)。社會資本是一種嵌入社會網絡的資源優勢,它不僅取決于主體所處網絡關系的結構,而且取決于網絡關系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主體所能接觸到的信息以及所能調動的資源水平。楊俊和張玉利(2004)認同了Patrick的觀點,并把創業企業家稟賦應用于創業行為的過程研究,發現創業是基于企業家資源稟賦演變的機會驅動行為過程,并指出企業家資源稟賦的差異是導致微觀創業行為異質性的根本原因。彭華濤和謝科范(2005)在PatrickFirkin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了創業企業家資源稟賦與資本積聚、機會認知、創業決策的關系,論證了創業企業家資源稟賦的重要性。崔祥民和梅強(2010)對PatrickFirkin提出的企業家資源稟賦的內容進行了修正補充,形成了由心理資本、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三方面組成的創業企業家資源稟賦評價指標體系,為創業投資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企業家資源稟賦理論的提出從一定程度上更加全面地反映創業者與眾不同的特質和能力,分析歸納企業家創業所需的資源和應對不確定環境的能力,更能夠從邏輯上尋找創業行為的規律。3.個性綜合能力的體現一些學者在整合創業者特質論和企業家資源稟賦理論的基礎上,結合創業管理的實踐,提出了創業勝任力的概念。1994年,Chandler和Hanks,首先提出創業勝任力概念,并將創業勝任力定義為“識別、預見并利用機會的能力”。創業勝任力是包含了個性特質、技能和知識的綜合特征。Bird(1995)認為,創業勝任力是一系列可觀察的行為特征,而不是創業者內在的心理特征,同時,勝任力是變化的,可以學習的。ThomasW.Y.和Man等(2002)提出創業勝任力的結構模型,認為創業勝任力具有機會、關系、概念、組織、戰略、承諾等6個不同維度。張煒和王重鳴(2004)結合研究和實例,補充了情緒勝任力和學習勝任力。馮華和杜紅(2005)認為創業勝任力集中表現為在創業過程中能夠識別、追求機會,獲取和整合資源的綜合能力。NoorHazlinaAhmad(2007)在Thomas和Man研究基礎上增加了學習、個人和技術勝任力。創業勝任力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創業者的綜合素質,用勝任力的方法更能識別創業者成功的個體特質。(二)創業機會觀中的個體間關系和創業意識沿著創業活動的發展主線,一些學者從創業機會是創業活動的起點出發,著眼于創業是對機會的識別和利用并將其轉換成市場價值的過程,形成了創業機會觀學派,以往創業研究中的經典問題“誰是創業者”過渡到了“什么是創業機會”。創業機會觀學派認為,創業是偶然的短暫性的社會現象,個體特征并不能成為很好解釋創業現象的關鍵變量(Baumol,W.J.1986;Carroll和Mosakowski,1987;朱仁宏,2004),相反,如何識別和捕捉商機是創業成功的前提條件和必要條件,比單純研究創業者職能和特征更有成效,使創業機會成為創業研究的核心主題。創業機會觀的立論基礎是構建在是構建在非均衡的經濟體系之上的,正是由于價格體系的不完善、信息的不完全以及人的有限理性,使資源配置決策都不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做出的最優決策,既然經濟體系不能充分地達到均衡,那么識別和利用有利可圖的機會,就應該成為創業研究的核心(鄧強,2010)。創業機會觀關注創業活動本身的獨特性,更加重視創業過程,試圖從創業機會和創業者個體關系的角度去建構創業理論,開辟了創業研究的新領域。創業研究的著名學者Shane和Venkataraman等人提出的創業研究機會觀對創業理論和實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Shane和Venkataraman(2000)認為創業研究是“考察什么人通過何種方式去發現、評價和開發創造未來商品和服務的機會”,并提出了創業研究的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創造商品和服務的機會為什么會存在,什么時間存在,如何存在;第二,為什么是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能夠發現和開發這些機會,他們是在什么時間,通過什么方式發現和開發這些機會;第三,為什么會采用不同的開發創業機會的行為模式?在什么時間采用,如何采用。Shane和Venkataraman的創業研究概念框架較為全面地概括了創業機會的內容,后續學者大多數沿著他們的問題展開研究。1.非均衡/協調經濟理論關于創業機會的存在,有基于市場均衡和市場非均衡兩種爭議性的觀點。根據均衡的觀點,機會是客觀存在的,隨機分布于人群之中,能否發現創業機會取決于創業者是否具有發現機會的特征和能力。Schumpeter(1934)認為新創企業活動是舊秩序的“破壞性創造”,通過打破現有的市場均衡并創造機會,帶來經濟變革的新的增長;他認為真正有價值的創業機會來源于一些能使人們做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或者使以更有價值的方式做事的變化,但這種機會是客觀存在的,假如人們能觀察到商機的存在,便都會參與進來。Kihlstrom和Laffont(1979)提出了一個基于創業活動的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方法,他們將生產性的商業機會看作是事先就可行的,大家都能看得見的;商業風險具有一定的客觀概率,且大家都知道這種概率的分布情況。均衡觀點下的創業是對現有供求關系的重新組合,通過創新手段達到市場新的更高水平的均衡。以新奧地利學派為代表的非均衡觀點則認為機會是主觀存在的,他們的理論建立在信息不對稱的基礎上。在Kirzner(1997)看來,創業機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們擁有的信息不對稱,掌握較多信息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做出有商業創意的決策。創業機會是由追逐利潤的企業家在非均衡狀態下憑借警覺性(alertness)而發現的,企業家對創業機會的發現和利用,能促使市場過程由非均衡趨向于均衡。Shane和Venkataraman(2000)認為,均衡假設下人與人之間發現的創業機會不會有價值上的差異,“誰成為創業者”僅僅單一地取決于人的特質,但事實上,創業的人群是形形色色的,他們發現創業機會不能夠撇開環境因素不談而單獨地歸因于他們具有某種個體特征;因為市場是非均衡的,信息的不對稱和知識的不完全使他們對創業機會的有著認識上的差異。在非均衡的觀點下,個體依據其掌握的其他人難以獲得的具體知識和不對稱信息形成了有關資源價值的異質性信念(Kirzner,1973),通過創業改變信息不對稱下的原有資源配置的低效率。方世建和秦世云(2006)通過對奧地利學派和行為學派企業家機會發現理論的梳理和分析,區分了兩種機會形式:柯茲納式的創業機會是在力量均衡條件下產生的,使得經濟更加趨向于均衡;而熊彼特式的創業機會則會打破現存的體制。2.影響機會發現的關鍵因素創業機會的識別和開發研究在創業行為研究領域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探索了創業機會識別和開發的影響因素。Shane于2003年發表《一般創業理論》(AGeneralTheoryofEntrepreneurship)一文以后,文中的研究模式被稱為“創業發現理論”(discoverytheoryofentrepreneurship)(Venkataraman,2003)。該理論認為,真正的創業過程開始于企業家對創業機會的發現(方世建、秦正云,2006)。一些學者探索了個體因素與機會發現可能性之間的因果關系,致力于從個體層面挖掘導致機會發現的關鍵因素,識別出了個人特質、先前知識與經驗、社會關系網絡等影響機會發現的關鍵因素。比如,在先前知識與經驗方面,Shane和Venkataraman(2000)探索性地將先前知識作為中間變量去考察對機會識別和機會開發的影響,將機會觀視角的創業理論推到了實證研究前沿。張玉利、楊俊和任兵(2008)順沿Shane和Venkataraman的思路,構建了一個社會資本、先前經驗與創業機會的交互效應模型,探索了有著何種先前經驗和社會資本的創業者更容易看到創業機會。一些學者從創業環境角度出發,研究了環境對創業機會識別的影響。唐靖、張幃和高建(2007)通過文獻梳理構建了“創業環境-機會識別-創業決策”模型,根據創業者所面臨的三種不同環境,即風險性環境、模糊性環境及不確定性環境,提出了在不同的創業環境中,創業者應當采用不同的創業機會認知和決策行為模式的觀點。楊波和張衛國(2009)以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創業機會識別能力作為兩個可變因素,建立不確定環境下的創業機會認知總體分析模型和機會認知類型模型。創業者可根據機會發現、機會識別、機會創造、機會模糊等不同的機會識別類型采取相應的機會識別策略。另外,林海、張燕和嚴中華(2009)從社會創業的角度入手,建立了社會創業機會識別與開發的框架模型,并對該模型進行了分析,得出在社會創業機會識別、評估與開發的三個階段中受到知識與信息、價值感知、警覺度、資源和社會網絡等因素的影響。陳忠衛和史振興(2010)通過以微軟與谷歌公司為案例研究對象,選擇兩大技術型企業的核心業務進行追溯性解剖,揭示影響機會識別和開發的四大關鍵因素:個人特征、創業者網絡、戰略匹配、愿景與文化,驗證了機會識別與開發的概念性模型。3.針對機會的開發在機會開發利用的方式或模式選擇方面,當個體識別到某個市場機會來臨以后,面臨的決策就是通過什么方式來把握這一機會,以獲取經濟租金(劉建平、鄭炳章、趙磊,2010)。Shane和Venkataraman(2000)認為,經濟體中的創業機會有兩種主要的開發模式,一種是創建新企業(或新組織層級),一種是將機會出售給現存的企業(或市場),而采取何種機會開發模式取決于產業組織的性質、機會的屬性和一定的社會制度———研究表明:當資本市場不完善、個體創業者難以獲得金融支持時,他們很少會選擇從頭創業;而當產業的進入壁壘很低,現有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能夠保護知識、抑制創業機會的買賣時,當現有企業不存在范圍經濟、創業發動者優勢和學習曲線時,當機會不確定、不需要充足的資本時,在這些情況下創業者更傾向于創立新企業。陳頡(2006)通過對以往對于創業機會開發模式研究的回顧,在此基礎上從知識視角對創業機會進行了分類,指出依據機會的知識類型不同,機會識別者會采用套利行為、獨立創業、內部創業等不同方式來開發機會。其中,套利行為是指通過市場機制將這一機會直接轉讓以獲得機會識別的收益的行為;獨立創業即機會識別者自己或與其他個體聯合以企業的形式來開發機會,直接導致了新企業的出現;內部創業是在現有企業中以新業務開發等形式來利用機會,如果機會識別者是現有企業內部的組織成員,內部創業將是機會開發的重要形式。(三)創業過程是一個過程創業過程研究是創業領域研究的焦點之一,只有對創業過程進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揭示新創企業發展的整個脈絡。在早期研究中,學者們大多數從組織創建這一創業的外在形式進行創業過程的探討,例如Gartner(1985)認為創業過程實際上就是新組織的創建過程,Katz和Gartner(1988)對組織的創建過程做了細致的分析,提出了四個組織創建的必要條件:為了創建組織而收集的信息,進人壁壘,必要的財務資源,與外部的供應商、消費者的聯系。在后續的研究中,學者們越來越意識到創業過程不僅僅局限于單純的組織創建,因此紛紛從不同的角度對創業過程加以理解和闡述,試圖論證創業過程的一般規律。梳理現有的文獻,學者們主要從創業過程的關鍵要素和創業活動的邏輯順序兩個角度來構建創業過程的理論模型。1.創業過程理論模型一些學者認為創業是一個復雜的事件,其過程蘊涵著一系列活動以及隱含著這些活動背后的關鍵要素,因此從創業過程的復雜性特征出發,分析創業過程的關鍵要素。在這方面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是Gartner(1985)在其《描述新企業創立現象的理論框架》(AConceptualFrameworkforDescribingthePhenomenonofNewVentureCreation)中構建的創業過程理論模型。模型主要由四個要素構成———個人,即創立新企業的個人;環境,圍繞并影響組織的情勢;組織,即所創立的新企業;創立過程(newventureprocess),個人所采取的創立新企業的行動———,并強調這四個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之后,William(1997)試圖改進Gartner模型,從新企業成敗影響因素的視角提出了略有不同的創業過程理論模型,包括人(people)、機會(opportunity)、環境(environment)、風險與報酬(riskandreward)等要素。Gartner和William的創業過程模型都強調了創業過程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將創業過程看作是一個高度綜合的管理活動。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創業學者Timmons則從創業的驅動因素出發,在其《新企業創建》(NewVentureCreation)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創業過程模型,他認為創業過程由機會、資源和團隊三大驅動因素構成,這些因素決定了創業的發展方向,創業者在創業過程中的人物,就是要努力保持這三大關鍵因素之間的平衡(Timmons,1999)。2.創業階段kraft與側重于識別創業過程關鍵要素的研究角度不同,一些學者認為創業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遵循一定的邏輯順序。他們從創業活動的動態性出發,按照創業活動演進的一定邏輯順序,挖掘創業過程的內容和特征。Holt(1992)從企業生命周期出發,認為創業過程會經歷四個階段———分別是創業前階段(prestartupstage)、創業階段(startupstage)、早期成長階段(earlygrowthstage)及晚期成長階段(latergrowthstage),并指出各階段不同的活動內容與重點。在創業前階段,創業者應做好創業計劃及前期工作,包括籌集資金與創建企業;在創業階段,創業者需要確認企業的市場定位,并為確保新企業存活而進行適當的調整;在早期成長階段,創業者須應對市場、資金與資源使用方面的變化;在晚期成長階段,創業者應構建專業管理體系,以提高新企業的活動效果與效率。Oliver(2001)從個人事業發展角度,將創業過程區分為八個階段,它們分別是決定成為創業者;精選創業機會;進行初步分析;組建管理團隊;制訂創業計劃;擬訂行動計劃;早期的運營和成長;取得個人與公司的成功。林嵩和殷帥(2010)則從組織學習的視角出發,提出了基于組織學習的創業過程模型,包括:創業的直覺階段、創業的解釋階段、創業的整合階段和創業的制度化階段,展示了創業者通過學習行動,從最初的創意挖掘到機會識別,再到商業計劃書的撰寫,最后建立企業的過程。(四)否定成功的標桿識別創業活動成功與否是創業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而創業績效就是衡量創業是否成功的一個標桿。不少學者從創業績效的角度出發,試圖獲得影響新創企業生命力的源泉。梳理有關的文獻,關于創業績效的研究主要從:創業績效的評價指標、影響創業績效的相關因素和企業動態能力與創業績效這三個方面進行探討。1.創業績效的測量創業績效的評價指標總體上有兩大方面:一是財務指標,包括凈收入、凈利潤、銷售增長率、銷售利潤率等,它是組織活動在經濟上的最終體現,是創業績效測量的基礎指標;二是非財務指標,包括與運營績效有關的市場份額、市場開發能力、技術創新等指標,與利益相關者有關的創業者滿意度、顧客忠誠度、員工忠誠度等,它們在反映創業績效方面具有更深層次的意義。Venkatraman和Ramanujam(1986)建議可以通過多層構思來討論組織績效測量。第一層是組織的財務績效,這是組織有效性的主要內容。第二層是運作績效(或非財務績效),比如組織產品市場份額等。而非財務績效最終是導向組織財務績效的。最后一層同時考慮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比如客戶滿意度等。Murphy,Trailer和Hill(1996)對有關創業績效的指標進行元分析后發現,比較多的關于創業績效的測量主要包括從組織有效性(如資產收益ROA)、組織成長(如市場占有率增長情況)、組織利潤(如稅前利潤)、組織規模(如銷售收ROS)、組織成功或失敗(可以通過被調查者的主觀評價)以及產品市場占有率等方面來測量,也有少部分研究是通過員工滿意度、離職率以及客戶滿意度和忠誠度等來衡量創業績效的。Cooper(1995)采用了四項主觀成長性指標衡量創業績效,包括創業目標實現狀況(以下簡稱目標實現)、企業未來發展前景(以下簡稱未來發展)、創業者個人能力表現(以下簡稱能力表現)和公司是否能吸引和留住高素質的員工。王重鳴和劉幫成(2005)認為對新成立的技術創業型企業而言,由于成立時間較短以及自身資源的限制,所以認為通過初創團隊人員的離職率以及企業產品或服務的客戶滿意度兩個方面來衡量創業績效更加適合。姚梅芳、鄭雪東和金玉石(2004)認為創業成功的績效評價指標,包括:財務方面的評價指標、顧客層面的評價指標、內部經營評價指標、員工層面的評價指標等四個方面。沈超紅和羅亮(2006)通過對五家典型創業型企業的創業者(或總經理)訪談案例的分析表明:關于創業成功,可有核心技術、團隊結構和戰略定位三大關鍵因素;通過對關鍵事件的分析,可有財務、顧客、內部經營和員工四個層面的創業績效評價指標。從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創業績效關注的是無非是企業本身與利益相關者這兩大利益主體,創業績效的評價指標也是從這兩大主體出發,度量與之相關的指標。2.企業家社會資本的視角梳理相關的文獻,影響創業績效的因素主要有環境、認知、資源和戰略幾大方面,學者們從這幾個方面出發,提出了各自的研究觀點。李乾文(2004)梳理了創業績效四種理論視角———即群體生態論、認知論、資源論和戰略適應論這的研究觀點,闡述了這幾大理論的主要貢獻,并對這四種理論進行比較和評述,分析了它們之間的異同。曹之然(2010)通過案例研究發現了機會識別、契約精神、參考框架、發展階段及環境特征等是影響創業績效的五大變量,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