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人口健康研究的發展趨勢

1醫學地理學的研究1.1醫學地理研究醫學地理學主要研究人類疾病和健康狀況的地理分布規律、疾病的發生、流行和健康狀況與地理環境的關系，以及醫療設施和設施的區域配置。目標是創造最適合人類生活的環境，制定合理、合適的衛生防治計劃，控制和消除疾病，促進健康水平的提高。研究內容包括疾病與健康狀況的時空分布規律;環境、發展與健康關系的平衡與調控;醫學地理評價和健康風險評價;醫療保健系統和設施的地域配置等。研究領域包括疾病地理、營養與保健地理、療養與健康地理、藥物地理、環境醫學地理、災害健康地理、醫學地理評價與區劃、區域醫學地理、醫學地理信息和監測系統、環境致病因素實驗研究、環境醫學地理改良工程和醫學地理制圖等。從學科分類上看,醫學地理學是人體科學、生命科學和地理學的邊緣學科;在地理學內部,它是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交叉學科。1.2健康研究不斷發展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時期因其地理環境和發展程度不同,它們的疾病譜、健康類型和保健系統有著明顯的地理差異,因此醫學地理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開展的程度和主要研究內容各異。在經濟發達國家,醫學地理更多地注意健康、保健(Healthcare)和特定人群的問題,偏重人文地理對健康的影響研究;發展中國家則更注重疾病與環境的關系,偏重自然地理要素對疾病和健康的影響研究。如原蘇聯結合生物病因的地理學研究,創立了自然疫源地學說。后來又結合烏洛夫病(大骨節病)的病因研究,開展了地方病的生物地球化學病因學研究。而亞洲和非洲一些國家比較重視傳染病與環境的關系研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美發達國家越來越重視環境污染、全球變化等一系列全球危機對健康影響的研究以及新技術、新手段在環境與健康領域的應用。如美國已將環境與健康問題列入其21世紀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并將全球變化對健康影響列入美國全球變化研究計劃(USGCRP),將城市流行病及其趨勢列入城市減災計劃,同時開展環境基因組計劃(EGP)并列入人類基因組計劃(HGP)。國際地理聯合會醫學地理專業委員會的名稱變更過程,是醫學地理學逐步成長的一個典型例證。該組織早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醫學地理學不僅研究疾病,也應更突出研究人群的健康問題,因此,1976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23屆國際地理學大會期間,決定在該聯合會下設立“健康地理學”工作組;在20世紀80年代,考慮到社會經濟發展對健康的重大影響,該組織更名并升級為“健康與發展”專業委員,突出了發展對健康的影響;至20世紀90年代,更名為“健康、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環境的健康影響受到了重視;2000年更名為“健康與環境”專業委員會,突出考慮環境對健康的影響研究。2醫學地理與健康隨著全球環境變化和全球化的快速發展,當前國際醫學地理的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研究的內容集中在全球、國家、區域和地區環境變化對健康的影響;城市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對健康的影響;自然、人為引起的災害(包括環境災害)的健康風險以及與經濟危機、結構調整有關的社會經濟變化結果對健康和保健的影響等領域。除了這些廣泛的目標之外,當前的醫學地理研究還包括化學或環境地理與健康;正在轉型或迅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的健康問題(如發展中國家的流行病學轉型、老齡化和健康、健康與發展等);與傳染病有關的環境和健康問題等領域。尤其是隨著地理信息技術的發展,以人口健康為核心的醫學地理信息系統不僅為環境、健康研究的分析與模擬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手段,而且為醫學地理研究與環境健康的規劃和管理的結合提供了技術平臺,為醫學地理的應用和發展創造了無限的機遇和前景。2.1全球環境變化與健康全球變化與健康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隨著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關注,世界衛生組織(WHO)和世界氣象組織(WMO)、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等國際有關組織也開始關注氣候變化的健康問題。1986年9月22-26日、WMO、WHO和UNEP在原蘇聯列寧格勒(現彼得堡)召開了首次關于氣候與人類健康的國際會議。1990年,WHO出版了《氣候變化的潛在健康影響》,首次論述了氣候變化與潛在健康問題。1996年,WHO/WMO/UNEP共同主持完成了一個關于氣候變化和人類健康的評估報告,對于氣候、生態與環境變化對人類健康影響的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和關注與日俱增。1995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其第二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中,認為氣候變化可能對人類健康產生廣泛而且大多不利的影響;2001年,IPCC第三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認為,總體上講,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威脅會增加,特別是對熱帶/亞熱帶國家的低收入人口。認為氣候變化能夠直接影響人類健康(如減少溫帶國家的冷脅迫而增加其熱脅迫,在洪水和暴風雨中喪生等),或通過改變疾病傳染媒介(如蚊子)的范圍、病原體傳播能力、水和空氣質量、食物供給能力和食物質量等而間接影響人類健康。在此期間,WHO出版《氣候變化與人類健康:危機與應對》和《生態系統和人類福祉:健康綜合》兩個報告,提交千年生態系統大會及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A)。報告認為,全球生態環境惡化將危及人類健康與長久發展;報告警告,如果目前情況繼續惡化下去的話,生態環境就有可能發生突然變化,將導致水資源質量發生突變,新的疾病蔓延。鑒于人類健康受到全球環境變化影響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表1),2006年,地球系統科學聯盟(ESSP)在北京舉行的全球環境變化開放大會上正式啟動其繼碳、水、食物后第4個研究計劃——“全球環境變化與人類健康(GECHH)”計劃,目前正在細化該計劃的執行計劃。2007年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IHDP)在完成第一個十年的工作基礎上制定了第二個十年的戰略計劃——《2007-2015年戰略計劃-規劃世界范圍的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研究》,該計劃主要圍繞人類安全和城市化等主題確立,并正式組建“人口健康咨詢工作組”(Advisorygrouponhumanhealth);IPCC也在其最近發布的第四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中,“非常確信地”聲稱,氣候變化對健康的影響將在所有的國家和地區越來越嚴重;并“很確信”將會有更多的營養不良和更多的人口健康受到氣候相關事件的影響;WHO自2000年來相繼成立了9個區域性工作組,開展全球氣候變化對健康影響的研究工作并將2008年世界衛生日的主題定為“保護健康不受氣候變化的危害”;國際科學委員會(ICSU)目前也正在籌建環境災害(Environmentalhazards)和城市健康與福祉(Urbanhealth&well-being)兩個工作組,前一工作組主要開展自然、健康、工程和社會科學的聯合攻關達到降低災害風險的目標,后一工作組將系統分析城市環境變化過程中的健康問題。在這些研究計劃中,醫學地理工作者發揮了重要甚至是核心作用。目前全球環境變化與健康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全球大氣組成改變對健康的影響。重點研究熱浪、洪水和干旱等極端天氣事件對健康的影響;氣候變化引起的空氣污染和過敏癥;氣候變化與傳染病;氣候變化對食物生產的影響及其對人類營養結構和健康的影響以及臭氧層破壞對健康的影響等。(2)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與健康。包括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與健康的關系;生物多樣性喪失對制藥工業的損害及其健康效應;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對媒介和鼠傳疾病的影響等。(3)全球環境變化與傳染病。包括全球范圍傳染病(如瘧疾)沿緯度和經度的傳播特點和變化趨勢;人類-動物之間關系的變化以及動物傳播疾病的新發和擴散;食傳疾病、水傳疾病和其他傳染病變化與環境變化的關系等。(4)食物生產系統改變與健康。包括糧食安全與饑餓;土壤退化(荒漠化、干旱)導致糧食產量的減少,以及由此而來的人類營養供應的不足;淡水灌溉與飲用、烹飪、家庭衛生用水之間的矛盾;糧食生產活動對溫室氣體產生和臭氧層破壞所做的貢獻;區域農業化學污染,如有毒物質暴露(殺蟲劑、重金屬)、水體富營養化對健康的影響,直接或間接地由氮肥過量施用引起的環境污染最終導致的健康問題;土地利用方式(例如大壩和灌溉)對傳染病的影響;集約式的動物加工(包括農業和水產業)對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的影響等。(5)城市化與健康。包括城市熱島,熱浪和空氣污染;城市擴張與媒介傳染病暴露風險;城市水質和疾病的暴發;城市人口流動(移民/反向移民)對健康的影響;城市人口擁擠、集中與疾病的擴散等。2.2環境生物標記技術的發展環境健康風險評價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以污染物的健康風險評估為核心,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90年代,環境污染物的健康風險評價方法和體系,包括致癌風險評價、致畸風險評價、化學混合物健康風險評價、發育毒物的健康風險評價、暴露評價等技術性文件、準則或指南等基本完善。90年代以后,廣泛的環境健康風險評價和生態風險評價逐漸成為新的研究熱點。近些年來,環境污染的健康風險評估的研究內容和方法隨環境化學、環境醫學、生態毒理學等基礎學科的發展而不斷發展。首先,在污染物種類上,越來越關注有機污染,特別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的健康風險研究,除傳統的致癌風險評估外,更加關注其對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的危害以及對生殖和發育的危害;其次,隨著分子生物學在環境科學中的應用和環境生物標記技術的發展,發現一些過去認為對健康無害或危害較小的污染物也有較大的健康危害,或者發現一些傳統的污染物的危害遠比以前想象的要嚴重得多。如近年來的研究發現,甲基汞對人類的侵害比以前預想的要嚴重得多,產生毒理效應的甲基汞攝入量為每天每kg體重0.1μg,比以前的標準低了4倍;再如WHO通過對大氣污染物健康風險的評估,于2005年發布了新的“關于顆粒物、臭氧、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空氣質量準則”,其中顆粒物、臭氧、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健康危害濃度較以前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第三,由于環境污染物的暴露途徑和污染物的種類往往不是單一的,因此污染物的健康風險評價也呈現由單污染物向多污染物復合污染的健康風險評價轉變;第四,采礦、石油及天然氣開采過程及廢棄廠礦等場地的環境健康風險評價和區域環境健康風險評價正成為環境健康風險評價關注的新熱點。污染物健康風險評估主要研究各種污染物的毒理及其與健康效應之間的定性、定量關系,屬于跨學科研究領域。一方面,由于污染物暴露與健康效應響應之間廣泛存在的不確定性,污染物健康毒理研究在建立確定的劑量-效應量化關系方面面臨許多困難;另一方面,如何基于健康風險進行有效的污染物控制、建立新的環境管理方法體系是國際組織和環境健康研究人員關注的又一重要問題。隨著GIS技術的日臻成熟,地理工作者在開始嘗試將GIS技術應用于區域污染物健康風險的劑量-效應的定量評估和環境健康管理及其決策領域。隨著全球資源和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和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的進展,有關生態風險評估和更廣泛的健康風險(災害的健康風險、社會因素的健康風險等)評估和環境對健康損失的綜合評估日益受到重視。1998年美國國家環保局正式頒布了《生態風險評價指南》,提出生態風險評價“三步法”,即:問題形成、分析和風險表征,目前該方法已為廣大研究者所接受;在歐美國家開展的一系列關于自然災害風險程度、承險體脆弱性和區域自然災害風險損失度評估的指標體系和模型中,人口生命和健康損失是災害風險評估的重要內容;世界衛生組織2006年6月發表《通過健康環境預防疾病———對疾病的環境負擔的估計》,該報告對各大類疾病和健康狀況的因環境因素造成的“疾病負擔”作了量化估計,認為全球所有疾病負擔的24%和全部死亡的23%可歸因于環境因素(表2)。2.3其他人文因素人口健康除與自然環境因素有關外,也受到社會因素的強有力影響,同時人群的健康水平變化亦會影響社會的發展。因此,人口健康本身就是涉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問題,而地理學作為研究自然與人文要素的綜合學科,一直關注社會人文因素對健康的影響。近年來,醫學地理學研究一方面持續關注發展中國家健康類型的變化;經濟增長和經濟危機與健康;城市化、工業環境與健康危害;衛生公平;兒童、婦女、老年、無家可歸者等特定人群的健康;健康與居住環境;精神健康、嗜毒與文化;人口、健康與發展的平衡與調控;保健系統配置的政策與戰略;老齡與長壽等社會人文因素與健康的關系等。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研究的進展和全球環境變化對健康影響的關注,國際社會也倡導從人文因素角度去研究環境變化對健康的影響。1993年澳大利亞流行病學專家McMiachael從生態理念與健康文化、人口健康理論、人口增長、城市化、貧富差距等多種角度概括了環境變化中人文因子對健康影響應當關注的方向;1996年荷蘭科學家Martens發展了MIASMA(ModeforthehealthImpactAssessmentofMan-inducedAtmosphericchange)模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TARGETS模型,主要用來模擬社會經濟、人口統計和環境變化對健康狀況的影響。2005年,IHDP組建城市化與全球環境變化核心項目,2007年,該組織正式組建“人口健康咨詢工作組”并于2008年在波恩召開“走向持續的全球健康(TowardsSustainableGlobalHealth)”討論會,開始系統關注全球環境變化的人文因素對健康的影響問題。衛生公平是目前社會人文因素研究的熱點之一。2005年,基于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強有力影響,世界衛生組織成立健康問題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CommissiononSocialDeterminantsofHealth,圖1),2008年,該委員會發布其研究報告,認為社會公正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它左右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罹患疾病的可能性和過早死亡的風險。報告認為,是全球和國家范圍內權力、收入、產品和服務分配不均,以及由此造成的日常生活中明顯不公正現象,包括獲得衛生保健、教育、工作和休閑環境、住所、社區、城鎮和享受生活等方面存在不公正現象,造成了窮人健康不良、國家內部和國家間衛生狀況的明顯不公平和健康的不平等;認為這種健康不公平現象不是“自然”現象,而是與人們的成長、生活、工作和老年環境以及現有的醫療制度分不開,而人們的生活環境又深受政治、社會和經濟因素的影響,并呼吁用一代人的時間彌合衛生不公平造成的健康差距。該報告認為雖然氣候變化對全球制度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并影響個人和全球的生活方式和健康,但在應對氣候變化時,必須極端重視衛生公平問題,建議國際社會將衛生公平和氣候變化兩項議程結合起來考慮。IHDP波恩健康工作討論會上,來自世界100多位科學家一致認為貧困和不公平、脆弱性和脆弱人口、潔凈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無序城市化、不安全的工作和家庭環境、醫生的職業道德和醫療資源缺乏是影響環境變化與健康的主要人文因素。城市化與健康是目前社會人文因素研究的又一熱點,它是ESSP全球環境變化與健康研究的六個議題之一。國際科學委員會2007年開始組建城市環境變化與健康和福利工作組(SystemsAnalysisApproachtoHealthandWell-beingintheChangingUrbanEnvironment),重點制訂城市化對人口健康和生存環境的影響全球行動計劃,關注城市化過程給社會組織結構、家庭關系、交通方式、娛樂場所、飲食模式、工作環境、受教育的機會、健康保障服務和疾病傳播媒介等城市環境帶來根本性的變革,以及這種改變的環境健康影響,呼吁在重視能源和交通造成的城市空氣污染等世界范圍內的公共健康問題的同時,關注城市不斷擴張的巨大的“生態足跡”給自然環境帶來的影響及其健康問題。2.4老齡化研究目前全球人口結構正發生著巨大的轉型變化。據聯合國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全球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已占總人口比例的10%,全球多數地區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因此,老齡化問題已經成為多學科研究的對象。由于人口老齡化的水平和速度因地區不同而有高有低、有快有慢,因此,地理學一直比較關注人口老齡化的地理區域差異及其成因研究,如城鄉之間、各民族地區之間、貧困地區與非貧困地區之間的差異研究。近些年來,隨著老齡化問題的研究進展,地理學越來越關注老齡人口的健康和保健,以及老齡化對區域社會所產生的影響等領域,逐漸形成了老年醫學地理(GeographicaGerontology),并推動了健康地理的發展。近期老齡化醫學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領域:老齡化和老年人口分布。從全球、區域和國家內部等不同尺度上開展老齡化區域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如Kinsella&Phillips分析了全球老齡化區域差異和影響因素,并提出應對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發達國家比較關注不同城市之間老齡化差異及其影響因素,而發展中國家則更關注城市和農村之間老齡化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區域老齡化和長壽區問題。重點關注老齡化和長壽的區域差異以及典型長壽區和老齡化區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老齡人口的健康地理。重點研究老齡人口的壽命、疾病譜、死亡和死因及其影響因素,不僅是老年地理研究的主要內容,也是疾病地理的主要研究內容。老年人口的流動和遷移。重點關注老年人口退休后定居、遷移與社會因素、血緣(家庭)因素和環境的關系等。健康老齡化問題。老齡人口生理脆弱、免疫能力低,患病率高、慢性疾病發病率高,因此,通過對老齡人口健康和保健等需求的分析,研究老齡人口保健需求和可達性,保障老齡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健康需求。老齡人口的養老模式研究。重點通過區域老齡化和社會人文因素的關系研究,探討不同區域老齡人口的養老模式和養老機構的需求。2.5建立環境健康產業數據庫,提供可視化的決策工具幾乎所有的環境健康問題都具有一定的空間尺度,這就為GIS與環境健康研究、規劃和管理的結合提供了基礎。GIS提供了一個評估和預測環境危害短期或長期健康影響的動態環境,并以一種容易理解的方式發布公共健康信息的技術。目前,GIS在人口健康研究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收集、存儲和組織空間與非空間疾病、環境和健康數據;環境健康制圖,揭示健康事件的空間分布模式;建立空間分析模型,模擬疾病生態因子的相互作用機理和時空變化特性;運用統計分析方法探索健康事件與人口、環境、社會經濟等因子的關系;尋求疾病病因的空間關聯和生態環境因素。基于GIS技術,健康研究人員可以迅速地查詢和分析人口、環境、健康以及其他相關數據,為環境健康決策提供信息支持;實時監測環境健康事件及其相關因子的發展變化并同步更新人口健康數據庫;以多種形式輸出環境健康數據及分析結果,滿足不同層次的需要。在健康管理與服務領域,GIS技術為健康服務機構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可視化的決策工具。基于GIS技術,健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通過分析區域內人口的工作生活環境以及相關的社會經濟因子、現存的健康服務設施等因素,評估區域人口的健康服務需求,重新定位和配置區域健康資源;通過GIS地圖標識出環境健康問題的具體位置及影響因子的空間分布,健康服務和管理機構就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高效的治理方案,把服務提供給最需要救助的區域和人口;利用GIS地圖也可以幫助健康管理機構詳細了解區域健康資源的空間分布、健康服務需求與現狀之間的差距,監測環境、社會經濟因子的時空動態變化,為配置新的健康資源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通過GIS技術,健康服務機構和管理人員也可以分析社區內的社會經濟和環境風險因素,具體標識每一個客戶的空間位置、健康服務需求以及其他相關信息,根據不同的條件選擇客戶取得健康服務的最佳路徑及其時間、費用等代價,確定最佳的交通路線,幫助健康服務人員制定基于具體空間位置的解決方案,這種應用極大地提高了健康服務的傳送效率,能確保將健康服務提供給最需要的客戶;最重要的是,GIS技術能有效地將政府的宏觀管理和基層服務機構的具體實施計劃緊密結合起來,基層健康服務人員都能知道政府的宏觀健康政策以及它們具體要求,并結合當地情況根據決策等級將宏觀的政府政策落實到本地層次,轉化為具體的健康服務計劃。基于分布式數據庫技術,政府管理人員也可以直接檢查不同等級區域政策的落實情況。作為人口健康信息系統的技術核心,GIS本身并不能直接對區域健康狀況進行評價、規劃和管理,但在環境健康研究和管理領域經常采用的GIS分析技術,為人口健康信息研究和管理提供技術支持。如有緩沖區分析、空間分析和時空分析等,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討論。3地方病與環境問題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醫學地理作為一門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始于20世紀90年代,但中國有關地理環境與健康的研究卻始于60年代,當時由于地方性克山病和大骨節病在我國許多地區嚴重流行,威脅著有關地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為響應國家號召和實際需要,中國科學院有關地學研究所開始參與地方病的病因和防治研究。40多年來,通過大量的野外考察和試驗分析,查清了主要地方病的分布規律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編輯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病與環境圖集》。在克山病和大骨節病與地理環境的研究方面,發現克山病和大骨節病主要分布在我國東北到西南的溫帶森林和森林草原地帶內;并發現我國存在一個地理低硒帶,其分布與克、大兩病的分布相吻合;通過對地甲病和地氟病的調查和分析,確立地甲病的分布和飲水碘含量的關系,地氟病的類型(飲水型、溫泉型、巖礦型、燃煤型等)分布及其與地理生態系氟的關系;利用地理學、化學、生物和醫學等多學科手段,對我國新發現的地方性砷中毒進行系統的研究,基本弄清地砷病的地理流行規律,建立了飲水型地方性砷中毒環境劑量-暴露標志與健康效應或臨床后果之間的關系;編輯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鼠疫與環境圖集》,系統分析了中國近200年來鼠疫流行的空間分布模式,揭示鼠疫、鼠疫菌、媒介昆蟲、宿主、疫源地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與地理環境類型和環境物理、化學、生物各要素的聯系;此外,在血吸蟲病的地理流行規律、癌癥的地理分布、飲水水質與水傳疾病、高山病等領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近幾年來,隨著國家對環境健康的需求和全球環境健康的發展趨勢,關注健康問題的地理學工作者逐漸增多,我國醫學地理的發展也邁向新的臺階。3.1醫學地理研究以廣泛存在于中國農村地區的克山病、大骨節病、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和地方性砷中毒與地理環境中環境生命元素硒、碘、氟、砷關系為重點的地方病地理環境研究和以鼠疫、血吸蟲病、布魯氏桿菌病為核心的自然疫源性或人畜共患病長期是中國醫學地理研究的核心,也是中國醫學地理對國際醫學地理的突出貢獻。近些年來,雖然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病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防治措施的落實,這些地方性疾病整體上得到有效控制,但中國仍有將近6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飲用水、居住環境等基本環境衛生條件和營養狀況仍沒有徹底改善,與之相關的上述地方病、傳染病等有關疾病仍廣泛存在,部分疾病因生態退化和環境變化而呈死灰復燃和惡化趨勢,病區范圍擴大,病情加重。因此,以地方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為核心的疾病地理依然是醫學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近年的研究重點包括:西部地區原有地方病持續活躍的地理生態系統機理。如中科院地理與資源所自2002年起,選擇地方病病情最為嚴重的青藏高原開展了大骨節病持續活躍與地理環境的關系研究,發現青藏高原大骨節病主要分布在高原溫帶環境中的農區和半農半牧區,20世紀80年代以后大骨節病擴展最明顯的地區恰恰是耕地明顯增加的縣。原有地方病新發病區和新發地方性疾病的地理流行病調查和地理流行規律研究。如中科院地理與資源所與地方病有關單位一起針對飲茶型氟中毒病區外環境、膳食樣品中氟、鋁等元素的含量、攝入量,體內氟、鋁等元素水平和相互關聯及其臨床改變關系,及不同品種磚茶氟、鋁等元素含量差異進行分析,探討飲茶型氟中毒的流行規律及防治措施;中國疾病控制中心(CDC)等單位通過分析云南地方性猝死病發病的氣象條件、水質狀況等探討影響疾病的地理環境因素;王勁峰等針對山西和順出生缺陷,系統分析出生缺陷的空間分布及土壤的理化性質、水體化學元素等出生缺陷的環境風險;四川省CDC和國家CDC流研所等針對新發現的青藏高原田鼠鼠疫疫源地,開展了該疫源地鼠疫主要宿主、主要傳播媒介和田鼠體內鼠疫菌的生物型研究,確定了青海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范圍。地方病復合病因和綜合防治研究。盡管多年來,中國在地方病研究領域取得大量的成果,但一些地方病的關鍵機制和病因還不很清楚。如針對大骨節病有三種病因假說(環境地球化學說、糧食真菌毒素污染說和飲水有機物中毒說),近年來的發展趨勢是將這些假說綜合起來,開展聯合和交互作用研究;另一方面,地方病都有明確的發病區域和發病環境,是一種典型的環境病,同時,地方病分布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明顯,多數地方病主要分布在農村,病區經濟落后,交通閉塞,飲食結構單一,是典型的“窮病”,因此,如何通過發展病區經濟、改良病區生活環境,實現防病與治窮相結合的綜合防治,也是近年來地方病研究的重要方向。3.2環境健康風險評估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逐漸開始引進和接受環境風險評價的理論和技術體系,并結合我國環境污染的實際情況,開展環境健康風險評價工作。近兩年來,中國環境健康風險評價工作具有以下的發展趨勢:從污染物暴露途徑來說,隨著2006年國家新的飲用水水質標準的實施,有關飲水健康安全評價越來越引起關注,水污染健康風險評估發展迅猛。目前水健康風險評價除涉及城鄉飲用水水質、飲水水源地和消毒副產物的健康風險外,還涉及區域或流域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甚至景觀用水的健康風險;土壤和土壤—食物系統污染物的健康風險評價是目前環境風險評估關注的又一熱點,內容涉及不同作物(食物)的暴露和多食物的綜合暴露、污染物在土壤—植物系統的遷移轉化及其健康風險;對空氣污染的健康風險評估重點集中在污染物的時空模擬及其與人類活動模式的關聯性評估方面。從污染物種類來說,由于我國重金屬污染的普遍性,重金屬的健康風險評價依然是研究的熱點,包括水體、土壤—作物系統中汞、鉛、砷、鎘、鉻等單元素、單暴露的健康風險和多元素、多暴露的綜合風險;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調查和生態毒理學的研究進展,有關POPs的健康風險評估也逐漸開展。場地污染的健康風險評估。目前涉及的內容包括采礦區和冶煉區環境健康評估、工礦業廢棄地環境健康風險評估、垃圾填埋場環境健康風險綜合評估等。區域環境健康的綜合評估。包括針對工業區和典型城市、農村、典型區域或流域的環境健康綜合風險評估。3.3中國潛在的疫源地和特殊地區的疫情傳播趨勢在全球環境變化和中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生態環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環境變化與健康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盡管目前中國在相關領域剛剛起步,但相關的研究內容已引起國際同行的關注。除廣泛關注的氣候變暖引起的極端氣候事件和災害對健康和疾病的影響外,中國目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氣候變化對我國傳統地方病、媒介傳染病流行的影響。重點探討全球環境變化背景下中國現有的地方病、媒介傳染病發病范圍的變化。如譚見安等系統評估了中國西部氣候生態環境變化對各種地方病的可能影響;李海蓉等通過對鼠疫疫源地與地理環境要素的綜合分析,并結合GCM模型模擬發現,二氧化碳倍增情形下,中國潛在增加的鼠疫疫源地范圍將擴大40%左右;楊坤等的研究發現,瘧疾的分布和傳播與溫度、降雨量和濕度等環境因素密切相關,并推測全球變暖所引起的溫度和降雨變化可導致瘧疾傳播范圍擴大;周曉農等通過對1951-2000年對血吸蟲及釘螺生存繁殖的年有效積溫研究,發現適宜釘螺孳生地區主要分布于中國長江沿線及以南的華南地區,而適宜血吸蟲在螺體內發育地區分布范圍明顯大于釘螺分布范圍,包括山東及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區均適合日本血吸蟲發育。并以氣象學家預測的2030年,全國平均氣溫將上升1.7℃和到2050年全國平均氣溫將上升2.2℃為基礎,預測到2030年血吸蟲病潛在分布地區將出現北移,主要北移至江蘇北部、安徽北部、山東西南部、河北南部等部分地區,而2050年將進一步北移,涉及到山東省及河北省,而且中國西北部的新疆局部地區也成為適合血吸蟲病潛在傳播的區域;俞善賢等利用海南省8個氣象站歷年1月的月平均氣溫資料分析海南省冬季氣候變暖的趨勢和幅度。以21℃作為適于登革熱傳播的最低溫度,利用GIS評估氣候變暖對海南省登革熱流行潛勢的影響,結果表明,到2050年,冬季氣候變暖將使海南省半數以上的地區具備登革熱終年流行的氣溫條件。另外,程楊等通過對歷史疫病文獻收集和疫病種類考證基礎上,建立了基于GIS的疫病年份、疫病種類、流行時間、受災地域、災害強度、疫病誘因等時間序列數據庫并對明清時期疫病的時空分布進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發現除昆明以外的大多數地區災病的發生都與旱澇災害有一定的關系,旱年和澇年,瘟疫發生的幾率比正常年大。在東部和南部區域,往往旱澇指數高的當年或者后一年疫災發生的頻率比較高。3.4城市流動人口健康與生活環境健康研究近些年來,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明顯加快,城鄉之間環境質量的變化、生活方式的轉變和人口流動等,都對人類健康產生一定的影響,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市空氣質量惡化的健康威脅。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城市空氣污染仍然比較嚴重,就污染物種類來說,工業仍是中國城市大氣污染的首要污染源,同時城市交通的貢獻率已經開始穩步上升,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的大城市、特大城市,這種趨勢更為明顯。這一格局決定了中國城市大氣污染物的構成將仍然以顆粒物和SO2為主,NOX、O3、VOC、苯等污染物的比重居于次要地位,但呈現出逐年增加的趨勢。目前中國大氣污染的健康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基于環境流行病調查,重點研究敏感人群(兒童、交警等)的健康狀況及其與污染物的關系,二是基于環境風險評價模型的健康風險評估,其核心是暴露評估。城市飲水安全問題。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由于環境污染的廣泛存在,城市水源地環境健康風險評估受到重視,二是有關飲用水氯化消毒副產物(DBPs)健康安全問題,如葉必雄等通過對我國典型城市飲用水中消毒副產物三鹵甲烷和鹵乙酸含量的分析表明,天津和鄭州飲用水中的三鹵甲烷已超過國家規定標準,天津和南方城市長沙、深圳鹵乙酸含量偏高,這些均構成健康風險,北方城市消毒副產物的健康風險大于南方城市。生活方式變化對健康的影響。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國人群慢性病死亡持續上升,相關危險因素流行日益嚴重。王隴德等通過對2002年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中國大城市、中小城市18歲及以上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分別為6.1%、3.7%,與1996年相比,在6年時間中我國大城市人群糖尿病患病率上升了40%;中國人群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快速上升。2002年,中國有近3億人超重和肥胖,其中18歲以上成年人超重率為22.8%、肥胖率為7.1%。1992年至2002年10年間,中國居民超重和肥胖患病人數增加了1億,其中18歲以上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率分別上升40.7%和97.2%。超重、肥胖已成為城市兒童青少年突出的健康問題。城市流動人口的健康問題。目前研究涉及流動人口的醫療和社會保障;工作環境與健康;生活環境與健康等領域。如楊瑩瑩等在北京市大興區2006年的調查發現,病毒性肝炎、梅毒、麻疹、痢疾、流行性腮腺炎、其它感染性腹瀉,流動人口發病率顯著高于常住人口發病率。楊智聰等在廣州市的研究也發現流動人口傳染病發病呈上升趨勢,從1997年的2266例升至2001年的3643例,其中以血源及性傳染病居多,多個疫苗可預防的病種發病明顯高于常住人口,發病職業主要集中在民工、工人、家務待業、散居兒童等。2006年底,中國衛生部、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杭州市和北京市進行了城市流動兒童保健現狀基線調查發現,杭州市和北京市流動兒童過去兩周內腹瀉的患病率分別為16.5%和13.3%,咳嗽的患病率分別為34.2%和30.4%,明顯高于1998年全國貧困農村的水平。此外,有關城市垃圾、城市原工業區用地功能的轉換等,都會對人類健康產生一定的影響,在我國場地污染環境健康評價中都有一定的涉及。與城市環境健康研究相對應,中國農村環境健康研究中,除傳統的地方病領域外,近兩年也開始關注其他環境健康問題。如農村室內空氣污染的健康問題,與城市不同,農村室內空氣污染主要由燃料燃燒而產生。研究的內容涉及不同類型燃料燃燒釋放的可吸入顆粒物種類、數量及使用方式等對健康的影響和風險。如崔萍等通過對中國不同地區農村燃料及其釋放污染物的研究,發現中國農村室內空氣污染健康風險的總體分布格局是北高南低,南方的貴州省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室內空氣污染健康風險較高,其余各省各類污染物的健康風險均低于北方地區;農業生態系統污染和農產品安全問題,包括農藥、化肥、污水灌溉、農村鄉鎮企業污染對土壤和農業生態系統、農產品品質的影響等;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包括水質安全評價、水傳疾病等;鄉鎮企業的職業健康問題;和農村留守老人與兒童的精神和環境衛生問題等。3.5信息化和網絡化研究近兩年來,地理信息系統除在環境模擬、環境監測、環境評價與管理等方面得到廣泛應用外,在疾病空間分布及成因分析、疾病監測和環境健康管理等領域也到一定的應用。主要研究領域有:疾病的空間流行規律的研究。包括疾病的空間分布差異、疾病發生、擴散、流行的時空差異等。如王麗萍等通過收集整理1990-2006年安徽省各縣區瘧疾疫情監測數據,采用地理信息系統對病例進行空間掃描聚類分析,確定瘧疾發生的時空熱點區域;遲文學等收集山西省和順縣1998-2001年新生兒神經管畸形病例數據,采用核密度估計和Ripley’sK函數進行空間點格局分析;李森等采用RS與GIS技術手段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探索廣州市登革熱的空間分布機制;武繼磊等利用北京市公布的2003年SARS病例數據,采用空間數據相關性分析手段,分析了SARS的空間擴散過程;曹志冬等根據廣州市SARS感染者的家庭住址信息進行空間化處理,并用數據模型定量表達了廣州市SARS疫區的傳播中心及其置信范圍等。疾病成因及其與環境要素的關系分析。重點通過空間數據分析技術來對人群生存環境進行分析,揭示某些疾病發生的原因或者危險因子。如馬立廣等利用地理信息系統分析了中國102個人群的身高與地理環境相關性;劉美德等應用地理信息系統對云南省南部勐臘縣的龍塘村及東方紅村的中華按蚊和杰普爾按蚊種群與環境因素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吳庫生等在地理信息系統(GIS)及遙感(RS)支持下探討中國1/10人口抽樣地區食管癌死亡率與氣候、地理等空間環境因素之間的關系;王勁峰課題組將平行坐標圖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統結合來進行出生缺陷地域的相關性和影響因素分析等。疾病傳播和擴散模型。一方面通過上述對疾病與環境的關系分析,建立環境疾病風險診斷模型;另一方面針對某些特定疾病,建立傳染病傳播模型。如韓衛國等以香港和北京SARS疫情數據為實例,采用SIR模型對SARS傳播的時間過程進行參數反演,通過參數反演很好地解釋了SARS時間傳播過程,并建立了SARS傳播的動力學模型。疾病監測。如董毅等利用地理信息系統結合遙感和全球定位系統技術,對云南山區平壩型血吸蟲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