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經濟理論視角下轉型經濟研究軌跡

在眾多經濟理論流派中，演化經濟學是既古老又年輕的一支。說它古老是因為這一思想的起源非常早，早在1898年凡勃倫就在其經典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一門演化的科學》中主張運用演化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說它年輕則是因為演化經濟學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才逐漸被西方經濟學界認可，溫特和納爾遜在其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以滿意為假說，提出了遺傳選擇－變異創新的分析框架，恢復了老制度主義、奧地利學派和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傳統，徹底地改變了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一統天下的局面。與上述二人同期的研究還包括博爾丁和史密斯，雖然他們關注的角度和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都可以視為演化經濟思想復興的標志。

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演化經濟學進入了大發展的時期，研究日益系統深入，新成果不斷涌現，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多西、魏特、安德森、梅特卡夫、楊格、霍奇遜和多普菲。經過這一時期的發展，不同學者對于演化經濟學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其下一步發展的關鍵就是開始著手建立自身的理論體系。

該理論體系的構建決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抽象，而是需要對大量歷史案例和現實問題的研究來不斷形成和完善。因此，一批從事演化經濟學研究的學者開始構建這一理論并運用該理論來解釋經濟現象。其中成果很多，較為活躍的一個領域就是對轉型經濟的研究。與此同時，還有一批長期從事轉型經濟研究的學者也開始吸收借鑒演化經濟學的思想與方法，并將其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一、基于演化經濟理論的轉型經濟研究的有關成果及其核心觀點

初步梳理轉型經濟領域研究的有關情況，可得出以下研究成果及其核心觀點。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就是轉型

理論界對于“轉型”，概念的理解一直存在著分歧，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轉型是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持有這種觀點的組織和學者包括世界銀行、斯蒂格利茨和羅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轉型是指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包括薩克斯、胡永泰、楊小凱和科爾內。這二者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憲政規則的改革是否應該屬于轉型的范疇，或者是說市場這種資源配置的方式能否和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相容。如果二者可以相容，那么中國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存在著合理性，否則中國的轉型就不完全成功，或者說不徹底。本文并不對上述兩種觀點進行更多的評述，但是只要對比一下中國和東歐國家的轉型效果，就可以發現薩克斯等人用短期的負面影響和長期的正面效果來闡釋轉型的做法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為“大爆炸”政策辯解的成分。

演化經濟學則從進化論的角度出發，認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種選擇機制。任何變異與新奇在整個經濟系統中能否存在及傳播都由這種選擇機制來決定。因此，在評價經濟演化結果的時候，依然可以沿用生物學的“適者生存”標準來加以判斷。所以，演化經濟學充分承認中國改革所取得的成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認為這恰恰是人類社會發展多樣性規律的一種體現。所以，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就是轉型。

微觀參與者是轉型的主體

推動經濟轉型的主體到底是政府還是從事市場活動的微觀參與者呢？這是轉型經濟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指導東歐國家進行轉型的休克療法主張限制政府的行為，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作用。可是，休克療法卻使得東歐國家陷入了長期的衰退之中。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亞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斯蒂格利茨和尤素福等學者在反思東亞奇跡的時候就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針對上述問題，演化經濟學也給出了自己的觀點。與“制度設計論”不同，演化經濟學認為從宏觀層面觀察到的“社會整體”或者是“經濟體制”并不是自己發生變動的，而是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上都具有具體性的一些領域中，微觀主體相互作用，不斷累積，促使這些主體的性質和行為方式發生了變化，進而改變了生產方式，最終促使轉型實現。

轉型的過程是極其復雜的，可以視為系統性的制度變遷。諾斯將制度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正式制度是由一些作為人們行為規范的法律和規則組成的，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執行。它雖然會對人們行為的形成產生影響，但是它卻不能阻礙微觀主體的演化。因此，在現代社會中，政府并不居主導地位。經濟中的一些贏利性或非贏利性參與主體才是真正的規則制定者，隨著他們對現行法律和規則的態度與情緒不斷的積累，最終就會影響政府和其他參與主體，以實現對正式制度的修改。所以，在研究轉型經濟時就不能單純關注政府所發揮的作用，還必須把其他參與人的作用也考慮進來，二者共同促進經濟演化。其中，作為微觀參與主體的組織或個人產生影響的主要途徑就是非正式制度的形成，這包括規范、標準、習慣、價值觀和道德判斷等。

以八木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基于上述觀點，提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其實并不是按照最初的意圖來進行的，而是基層廣大群眾的行動，以及政治機構和思想觀念的變化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演化形成的，并且這是一個極其曲折的過程。

初始條件的差異決定了轉型結果的多樣性

轉型的起點和終點分別是什么？東歐的政治家接受了西方學者的建議，采用休克療法以實現轉型。那時，他們認為轉型的起點和終點是十分明確的，就是根除計劃經濟體制，用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取而代之。可是，這樣來定義“轉型”的起點和終點就過于簡單了。因為，各個國家的初始條件是有巨大差別的。而根據演化理論的觀點，初始條件的差異將會對演化的結果產生巨大的影響。初始條件是過去累積的產物，而轉型的過程具有多樣性的特點，不同的國家由于初始條件的差異，其轉型的結果自然也不會收斂于同一點。

具體來說，初始條件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經濟基礎，另一個則是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以往的研究已經注意到了前者，而演化視角則更為關注后者對轉型的影響。諾斯認為在過渡時期，由法律等構成的正式制度急速地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可是非正式制度一般還受到以前社會主義體制的影響，其演化是非常緩慢的。大野健一為了把握轉型過程中的連續性提出了“基層社會”的概念，他認為從社會主義時期繼承來的習慣和價值判斷實際上是會被長期保持的，即在轉型過程中非正式制度存在著慣性，這也正是構成基層社會的核心要素，并進一步提出基層社會是不能跳躍發展的命題。梅德維杰夫也發現社會和心理領域的問題同樣會對轉型產生重要影響。他認為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社會民主主義，為了推動這種社會勢力的成長當時唯一的辦法就是恢復國家的權威。波茲南斯基也認為不可逆的思想觀念需要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

演化形成的混合經濟必然會長期存在

在轉型之初，西方學者和東歐的政治家都認為計劃與市場非此即彼，而混合經濟是最壞的選擇，必須要排斥。可是歷史并非如此，在很多轉型國家都出現了混合經濟。由此可見，混合經濟在一定時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會長期存在。因此，在計劃和市場二者之間還有廣闊的領域值得學者們去深入探究。特別是與混合經濟相適應并且在特定環境下演化形成的一些特殊治理模式往往會在轉型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其中，網絡治理模式就是最為典型的一種。查萬斯和馬格寧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匈牙利和捷克等國出現了一些緊密連接的網絡組織。這主要是因為在轉型的過程中，國家并沒有為市場經濟在法律、產權、交易和會計等方面提供足夠的制度保障，這就使得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要面對一個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市場。為了緩解不確定性的影響和避免高昂的交易成本，企業之間出現了一種結合的動機，希望以此來保證長期穩定的交易關系。可是，這種網絡卻逐漸地演化形成了非正式的壟斷，制約市場體制的形成和作用。斯塔克和布魯茲特在研究這一問題時，就提出了“擴大化的責任說明”概念。他們認為企業之間彼此闡明責任是經濟交往中的必要行為，可是非正式壟斷的出現則是一種被擴大化的責任說明行為。其背后的經濟涵義是國家必須幫助企業在轉型過程中建立一種信任的關系，否則市場機制就不能發生作用，或者走向另一個極端－壟斷。此外，產業政策的實施也是一種介于計劃和市場之間的模式。它的實施必須以政府職能的明確界定為基礎。這是因為政府一旦創造出了市場就意味著它本身只能在市場經濟中扮演裁判員的角色了。如果政府不能做到這一點，那么就會對經濟造成不利的影響。俄羅斯在對國有資產進行再分配的時候就是因為沒有限定政府的權利，造成了對國有資產的侵吞。在中國，地方政府具有同樣的問題，由于他們會為自己管轄范圍內的企業利益考慮，因此在執行國家相關政策的時候便會大打折扣。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變化后的正式制度和還處于演化過程中的非正式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演化形成了轉型時期常見的“混合型制度”。馬格寧認為混合型制度可能是像羅根所講的“因為組合而出現的新事物”，它可能表現出持續的生命力并且會對體制的將來和宏觀經濟效果產生長期的影響，即鎖定。

轉型的關鍵在于市場能否創新

創新是演化經濟學中最為核心的一個概念，所以演化理論就以新奇的創新作為評價轉型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標志。傳統的計劃經濟之所以要被放棄，就是因為這種僵化的體制束縛了人們的創造性。哈耶克指出由只具有有限理性的人來制定全體社會成員的生產計劃就必然導致低效率的出現。

因此，轉型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而是通過改變資源配置的方式來刺激創新，進而不斷地提高社會福利水平。“休克療法”之所以沒能給東歐的國家帶來經濟增長就是因為它只關注國家職能的解體和市場的建立，而忽視了對創新的引導和保護。

馬埃夫斯基通過對俄羅斯的實證研究印證了上述觀點。1992－1993年，俄羅斯發生了通貨膨脹。這是因為經濟中出現了革新者集團，是經濟演化所必須經歷的過程。俄羅斯政府卻指令性地調高了能源的相對價格，并且緊縮金融和財政，這就使得國內革新者無法向新產業進行投資。所以，他們的地位就被國外資本所取代。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俄羅斯的經濟惡化，但卻促使俄羅斯對外國的技術越來越依賴。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在于俄羅斯缺乏機構投資者和商業銀行強有力的信用供給。因此，馬埃夫斯基建議俄羅斯成立可以擴張信用的國家開發銀行，以便為革新者提供資金，實現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布魯納秉承了熊彼特的傳統，也認為轉型的終極目標在于賦予經濟系統以創新的能力。因此，他提出了“技術機會”的概念，其涵義就是指技術創新的可能性。技術機會主要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已經積累的技術基礎和該領域可供繼續研究的空間。另一方面是社會為技術創新活動所提供的經濟基礎設施，它涉及到制度、組織和能力，并且這都需要政府和民間組織的相互作用來形成和完善。當然，技術創新還必須是以生產為導向的，因此供銷網絡也對創新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由于轉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任何微小的欠缺或者是進度上的不同步都可能導致市場的失效。馬格寧就通過對比匈牙利、波蘭和捷克三國的轉型過程，得出了如下結論，即以自組織方式進行的轉型未必能夠實現理想中的高效率市場。因此，政府必須要在鼓勵和協調創新等方面積極地發揮作用。

轉型的績效受到國際互動關系的影響

演化經濟學一直主張采用整體觀的研究視角，并且試圖通過構建一種復雜系統理論來解釋形形色色的經濟現象。“蝴蝶效應”就是對這一思想最為直白的表述。可是，復雜系統理論的發展要依賴于數學方法的創新。當自組織理論、遺傳算法和神經網絡等研究工具逐漸發展成熟之后，一些學者就開始嘗試運用復雜系統理論來分析經濟問題。在這一領域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來自于富森，他運用自組織理論，從國際互動的角度探討了波蘭產業結構升級的原因。

富森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起，波蘭與德國的貿易互動是促使波蘭產業結構升級的根本原因。他借用了生命關系學創始人清水博提出的“關系子”概念，以此來隱喻經濟中的參與人。關系子具有自律性和多樣性，但是具體哪種性狀被表現出來卻是不確定的，這要依賴于與其他參與主體之間發生的相互作用和被引入其中的特定關系。此外，經濟中一些約束條件還會決定自組織化運動的方向。當把上述理論應用到對波蘭的實證研究時，參與人則具體指波蘭和德國的企業。其實在二戰以前，波蘭最大的貿易伙伴就是德國，在戰后才被蘇聯所取代。當轉型開始后，一方面波蘭希望擴大出口，迅速發展經濟；另一方面德國也看中了波蘭勞動力廉價的性狀。因此，兩國的參與人開始進行自組織化運動，當這種運動突破了一定的臨界點后，經濟狀態就發生了突變。由于德國需要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因此就加大了對波蘭的投資力度和技術支持，這作為約束條件更加強化了自組織化運動的方向，最終促成了兩國貿易“爆炸式”的增長以及波蘭的產業結構升級。

轉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必須協調發展

轉型的初衷是為了解決經濟增長中的低效率問題，可是轉型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卻決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以往的理論研究往往只關注經濟問題而忽視社會問題，或者自然地認為解決了經濟問題后，社會問題就會隨之得到解決。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亞當斯從實證的角度研究了印度轉型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社會問題，并且發現了很多與想象中不同的現象。在1991年，印度以財政緊張和外匯儲備急劇下降為導火索，放棄了尼赫魯型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尋求新的發展道路。這一時期印度經濟實現了較快的增長，可是地域間的經濟差距開始擴大，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問題開始突現。在印度，貧困率低、收入高的州卻通常在社會發展方面比較落后，其中最為顯著的一個指標就是這些州的女孩和男孩比例非常低。相反，在一些中等收入的州社會發展卻比較平衡，表現出識字率高、新生兒死亡率低、人口壽命長和人口增長率低等特征。在那些最為貧困的州則經濟社會各方面都非常落后。亞當斯認為印度政府的最大失誤就是只注重經濟增長而忽視了社會的發展，可是恰恰是社會領域的失衡構成制約印度今后發展的最大瓶頸。他給印度開出的藥方是在保持年均6%增長率的基礎上，著力調整結構，縮小地區差距，解決社會問題。由此可見，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不但是保持穩定的基礎，而且是促使轉型不斷推進并最終獲得成功的關鍵。

二、結論及有關啟示

從新古典經濟學到演化經濟學是一種范式的改變。因此，演化視角下的轉型經濟研究會帶來一些與以往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不僅可以幫助理解從“華盛頓共識”到“后華盛頓共識”的轉變，而且還會加深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的認識。例如中國在轉型過程中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否有利于革新者的創新活動。柳欣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中國的名義GDP和投資快速增長，通貨膨脹嚴重，而恰恰也是在這一時期中國解決了商品短缺問題，實現了由賣方市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