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產業空間組織理論和空間計量方法的城市酒店區位研究

1城市酒店區位研究的意義1.1理論意義區位是城市和經濟地理學的重要傳統，也是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正是在這個重要問題上，地理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貢獻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總體而言，經濟學家側重提出理論模型和政策含義，而地理學家則側重進行實證分析和規劃應用。繼杜能（Thunen）、韋伯（Weber）、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和廖什（Losch）先后開創農業區位論、工業區位論和商業區位論（也即城市區位論）①之后，區位理論進一步向深度、廣度發展，并且涌現出大量實證研究文獻。理論方面，以艾薩德（Isard）、胡佛（Hoover）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凱恩斯的影響下，將區位研究由之前的微觀分析擴展到宏觀分析，開創了新古典區域經濟學以及更廣泛的區域科學；另一方面，阿朗索（Alonso）的競價地租模型，將杜能模型應用于分析城市內部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區模式，開創了新古典城市經濟學。實證方面，主要是以貝利（Belly）、加里遜（Garrison）、哈里森（Harrison）、普雷德（Pred）②等為代表的一批計量學派地理學家進行了大量統計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驗證和發展了區位理論（尤其是中心地理論），成為現代城市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重要源流③。除此之外，區位研究的領域也繼續在微觀上延伸到各個具體的行業部門，如設施區位和工廠區位，前者的研究分為韋伯型設施區位問題和帕蘭德型設施區位問題，后者的研究則從單工廠企業區位發展到多工廠企業（公司）區位、再到跨國公司區位；此外，還有學者研究了另類區位問題，如旅游區位和R&D區位④。城市酒店屬于一種重要的旅游接待設施，因此，其區位與上述設施區位和旅游區位相關，但是也有本質的不同。設施區位研究的主要是城市內部服務設施（如超市、警署、劇院）的選址，這些設施主要是為城市本地居民服務的；而城市酒店則主要服務于外地游客。另一方面，旅游區位主要研究旅游景區的空間分異規律，故而受到旅游資源分布的強烈影響；而除了個別單純的旅游城市，絕大多數城市的酒店更多地服務于城市商務公務游客，觀光游客則相對次要，因而多數城市酒店偏離旅游資源而接近城市中心。因此，城市酒店區位不能直接應用設施區位和旅游區位的研究，故而具有進行專門研究的學術意義和價值。1.2實踐意義空間位置對于酒店業而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與制造業或其他服務業相比，酒店業更依賴區位戰略進行市場競爭。相對于其他服務業，酒店往往投資巨大，一旦酒店落定再重新選址或進行重組將面臨極高的沉沒成本，因此，區位構成酒店業的重要退出壁壘。而相對于制造業，酒店的業績對于區位條件更為敏感，許多實證研究已證明區位在酒店經營中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劣勢的區位條件極可能導致酒店的投資失敗。另一方面，大量實證調查表明，無論對于商務游客還是觀光游客，區位的便捷度都是一個強烈影響游客酒店選擇的關鍵因素，尤其對商務游客而言是最重要因素。此外，交通的便利度是游客事后評估酒店服務質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事實上，正是由于區位在游客事前選擇和事后評估中的重要性，才使得（以游客為上帝的）酒店的業績對區位條件如此敏感[1]。區位對于酒店投資和經營的重要性，不僅在學術界，而且在業界和政府已被普遍公認。1980年代初，一些大型國際酒店聯號總裁、總經理共同確定的評選世界最佳飯店的十條規定中就有一條：“地理位置的選擇要十分恰當，最好是在商業繁華的中心區，以方便客人的各項活動。”⑤而美國酒店聯號之父——埃爾斯沃思·斯塔特勒強調，對任何酒店來說，取得成功的三個最重要因素是“地點、地點、地點”。1990年代中期，國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涉外）酒店星級評定標準》就有一項以酒店是否“位于交通便利地帶（適于觀光型飯店）、市中心或CBD（適于商務型飯店）、旅游景區或度假區（適于度假型或商務型飯店）”以及其位置與飯店功能的匹配程度作為評分標準。上述規定或標準均沿用至今。2城市酒店區位研究現狀2.1國外研究述評國外城市酒店區位研究對理論和實證并重，從中可以歸納出4種理論模型（模式）：歷史旅游城市模式、單中心城市模型、集聚模型和多維模型。歷史旅游城市模式：源于阿什沃思和坦布里奇（Ashworth&Tunbridge）對歐洲中型旅游城市的實證研究，歸納了6種酒店區位帶類型：傳統城門區域、火車站/引道區域、主要道路帶、風景帶、過渡帶、高速公路和機場運輸轉換的城市外圍區域[2]。蒂莫西和沃爾（Timothy&wall），歐普曼、迪恩和阿姆里（Oppermann,Din&Amri），貝根（Bégin），沙佛和科恩—海塔布（Shoval&Cohen-Hattab）分別研究了雅加達、吉隆坡、廈門、耶路撒冷的酒店分布，發現該模式適用于當地酒店區位。吉隆坡案例中得到7種區位類型，尤其“新CBD區位”包括大型現代化酒店和豪華購物中心。耶路撒冷案例中還存在其他重要的區位因子，如政策變化、文化差異[1]。單中心城市模型：基于杜能的孤立國和阿朗索的競價地租理論，除野（Yokeno）提出了一個包含酒店區位的單中心城市土地功能分區模型，酒店區布局在CBD和商業區兩個圈層之間[3,4]。伊甘和尼爾德（Egan&Nield）進一步提出一個考慮了不同層級酒店的模型，由于競租能力的差異，豪華酒店、經濟型酒店A、商務型酒店、經濟型酒店B將依次定位于同心圓城市的中心區、中心邊緣、郊區、城市邊緣。實證研究方面，伊甘、陳和張（Egan,Chen&Zhang）研究了北京、上海、深圳的高星級酒店區位，結果顯示其基本符合Egan&Nield模型[5]。沙佛證實Yokeno模型能夠解釋耶路撒冷的酒店分布，他還擴展該模型，區分出散客旅游酒店區和組團旅游酒店區，源自兩類游客在知識和交通方式上的差異[6]。集聚模型：英格瑞姆和英曼（Ingram&Inman）考察了尼加拉瓜瀑布周圍的新建酒店，顯示酒店區位的集聚效應是顯著的。卡尼那、恩茲和哈里森（Canina,Enz&Harrison）認為集聚的原因來自簇群內酒店的資源優勢和需求優勢[1]。鐘和卡爾寧斯（ChungandKalnins）對德克薩斯州酒店業的研究發現，酒店從集聚效應中獲利是不均等的，并非所有酒店都能從中獲利。在同一樣本中，卡爾寧斯和鐘（Kalnins&Chung）發現：高端酒店不傾向和各類酒店集聚，而經濟型酒店傾向集聚；高端酒店更愿意靠近同類型酒店布局，并盡量避免擁有大量經濟型酒店的區位，而經濟型酒店則傾向于布局在高端酒店附近[7]。卡尼那、恩茲和哈里森也發現，簇群中正外部性的接受者和施放者是不同的，高端酒店會對其他酒店施放正外部性，但當其被低端酒店過于接近時，將遭受集聚產生的利潤侵蝕；而大部分低端酒店傾向于從正外部性中獲利。多維模型：鮑姆和哈夫曼（Baum&Haveman）在研究曼哈頓的酒店發展時，提出一個同時考慮產品定位和地理區位的酒店市場進入決策的多維模型。假設酒店在空間上選擇集聚或分散，也就是說，新酒店在選址時在產品維度和地理維度上要么區別、要么靠近于既有酒店，他們考慮了地理距離、價格距離、規模距離三個維度，結果顯示，地理維度上新酒店傾向于布局在現有酒店附近，這和價格維度類似，而與規模維度相異[8]。厄塔森和古鐵雷斯（Urtasun&Gutiérrez）應用多維模型研究馬德里的酒店區位，并增加了服務維度，結果顯示，新酒店傾向于靠近不同價位的酒店，但在規模和服務上接近[9]。國外研究中還得到一系列城市酒店區位的決定因素，可以歸為兩大類：一是區位的一般屬性，如可達性、集聚效應、城市化進程；二是酒店的個體特征，包括規模、星級、產權（為影響中國酒店布局的特殊因素）、服務多元化。有學者在對北京星級酒店區位的分析中綜合了多種模型和因素，結果顯示：星級、集聚效應、交通可達性、城市化、服務多元化、產權、旅游景點易達性決定酒店的選址；五星級酒店不追求集聚效應，而較低星級酒店喜歡來自相鄰酒店的外部經濟[1]。盡管歷史旅游城市模式在實證文獻中非常流行，但它僅僅來自對該類城市酒店分布模式的經驗歸納，正如阿什沃思和坦布里奇所指，它只是一種分類學模型而非解釋性模型，只是特征的分類描述，而沒有解釋酒店選址背后的機理和規則[2]。單中心城市模型源自傳統區位理論，有可靠的邏輯基礎，并從宏觀的角度說明酒店的區位，即從整個城市的競價地租曲線分析。然而，該模型的缺點在于其單中心、同心圓、放射狀城市的假設過于理想化，以致其僅能粗略地解釋城市酒店的區位。集聚模型的最大貢獻是考慮了酒店區位之間的空間關系。然而集聚模型對于實證研究更具有導向性，也未能在研究決定區位的其他屬性方面取得進展。如果該模型能夠考慮除集聚效應以外的其他區位影響因素，將更具可信度和合理性。多維模型同時考慮酒店在地理和其他重要屬性（價格、規模、服務）方面的定位，避免了孤立研究地理定位問題，更加接近酒店企業決策的實際。但目前仍主要是一個用于統計分析的概念框架，尚未建立邏輯嚴密的數學模型，以揭示酒店為何以及如何在多個維度之間進行權衡和統籌[1]。2.2國內研究述評國內酒店區位研究文獻集中在三個方面：全國或省內酒店的宏觀分布、具體城市內部的酒店布局研究、酒店區位的理論探討。理論探討集中在酒店選址和酒店集聚兩個方面。其中，對酒店選址的開創性理論貢獻來自保繼剛，他分別研究了大中小不同尺度的旅游者空間行為規律，并據此得出酒店宏觀和微觀選址應遵循的一些經驗性原則[10]。有學者分別對該理論作了一些應用性研究。王榮、王興中等學者則總結了賓館微觀選址的區位因素，包括對外交通、內部交通可達性、地價成本、周邊區域功能、設施集聚、視覺可見度等[11]。另有學者應用產業集聚理論，指出酒店集聚源于三種機制：經濟活動的區位指向、關聯性和集聚經濟。傅慧應用波特（Porter）的產業集群和競爭優勢理論，指出酒店的柔性集聚能實現規模效應和資源共享效應，從而提高集群競爭力[12]。此外，部分學者還分別對溫泉酒店、公寓式酒店、經濟型酒店的選址原則進行了初步探討。國內文獻更多的是對某個具體城市（群）內部酒店布局特征的實證研究，涉及的城市（群）案例有廣州、南京、北京、武漢、福州、大連、青島、寧波、天津、珠三角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12－17]。各案例城市的酒店空間分布特征可以總結為：（1）酒店總體上集聚分布，存在若干酒店高度密集區（帶），形成酒店產業集群（符合酒店區位的集聚模型）；（2）各個酒店密集區（帶）的具體區位，往往依賴于主要商務或商業區、主要交通干道或樞紐、主要（旅游、會展）吸引物、城市主要入口等（與歷史旅游城市模式相近）；（3）酒店布局存在核心—邊緣結構，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并向城市邊緣漸次擴散，由中心到邊緣，酒店數量在空間上呈現較明顯的階梯，大致隨區域地價的下降而遞減（與除野的單中心城市模型本質上是一致的）；（4）不同檔次的酒店形成不同等級組合的空間集聚區，高星級酒店多布局于CBD邊緣地帶，經濟型酒店通常更偏離商業核心區，分布在高星級酒店的外圍（大致印證了伊甘和尼爾德的單中心城市模型）；（5）酒店分布與區域的經濟實力和人口密度顯著相關，多分布于人口高度密集、經濟實力較強的城區（這些地區通常正是城市中心和主要商務區，因此這一點已是上述第2、第3點的題中之意）；（6）其他特征：與城市發展規劃大體一致，接近黨政機關，等等。影響各城市酒店區位的因素則大同小異，可歸納為交通、市場、吸引物、設施、環境、成本、規劃、歷史八大類。總體來看，國內研究的水平明顯落后于國外研究。理論研究方面，一則國內文獻較少，而且多為對選址原則的經驗總結或對國外理論的簡單應用，方法上則均為定性探討，缺乏獨創性的理論模型。實證研究方面，雖然國內文獻眾多，而且大多采用定量方法，但幾乎所有研究都不外乎對城市個案的酒店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的描述和簡單歸納，而沒能從中提煉出一般性的理論模式，眾多的個案研究雖然豐富了對城市酒店區位的經驗認識，卻無助于了解其背后的機理和規律，因而也就無法推廣到未知個案或預測本案的未來。2.3實證研究方法述評綜合國內外實證研究，多數都采用了數量、比例、密度等簡單統計量；部分研究還應用了一些測度性指標，如標準差、變異系數、距平百分率、區位商、基礎規模和基礎率、地理集中指數、空間洛倫茨曲線、等級相關系數、聚集分形維數、最近鄰居指數、空間聯系指數；少數研究運用了加權求和評分、相關和偏相關分析、聚類分析、因子分析、判別分析、二項式回歸、三次趨勢面回歸、多元線性逐步回歸等數理統計方法；國外學者還采用了一些更為復雜的統計和計量模型，如次序性分對數回歸、條件對數單位模型、聯立方程模型、模糊層次分析、模糊多準則決策模型[18]。除上述統計方法之外，在空間技術工具方面，多數研究者都使用了地圖來直觀描繪酒店分布，但僅有少數研究者應用了GIS技術，而且僅用于：專題圖層的疊加以制作各種空間分析圖件；進行各種SQL查詢分析（如緩沖區分析），生成各種酒店分布報表。然而，結合了統計、計量方法以及地圖、GIS技術的空間統計、空間計量方法，在酒店區位研究領域尚未見有文獻采用。3城市酒店區位研究展望區位選擇的另一種表述為產業布局，這也是產業地理學和產業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因此，從經濟學角度而言，傳統區位（產業布局）理論可以視為區域（城市）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的交叉領域。然而，1990年至今，區域（城市）經濟學的研究前沿，已經由艾薩德、阿隆索等開創的傳統區域（城市）經濟學，發展到由克魯格曼（Krugman）、藤田昌久（Fujita）等開創的空間經濟學⑥。而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前沿，也已由傳統的產業結構、產業演進、產業布局的發展經濟學范式，過渡到1960～1980年的哈佛學派SCP（產業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分析框架，進而發展到1980年以來梯若爾等人（Tirole,etal.）開創的產業組織理論。近年來，空間經濟學和產業組織理論的交叉，形成一個新的前沿——產業空間組織理論，它可以視為傳統區位（產業布局）理論的現代版本。與傳統區位理論孤立地研究個體的區位選擇相比，產業空間組織理論的重要進步是強調個體之間的空間關系和相互依存、個體區位選擇之間的交互影響，這種空間關系和交互影響突出表現為產業內企業之間的空間競合博弈、空間外部性與溢出、空間戰略互補性。這意味著，我們不能滿足于考察產業在空間上的總體分布特征、集中分散格局，而需要進一步考察空間鄰域內的企業個體之間的競爭或合作、容忍或排斥、共贏或互損，以及由此導致的個體進入或退出該區位的決策，從而在空間截面上導致不同區位上個體的密集或稀疏、集聚或分散，在時間序列上則導致各個區位上個體數量的此消彼長乃至區位自身的興衰。產業空間組織理論所揭示的空間關聯性正是地理現象的本質所在，然而，由于地理學家通常專注于實證分析，這一理論的數學模型基本是由經濟學家建立的。而在實證研究方面，早在1970～1980年，傳統的數理統計和計量經濟與處理空間信息的GIS工具相結合，形成空間統計和空間計量方法，恰能夠定量地描述研究對象之間的空間關聯性，因而是驗證產業空間組織理論的極好工具。近年來，該方法引起既強調空間關系又側重實證研究的地理學家的強烈興趣，成為當前經濟地理學實證研究的前沿方法。反之，盡管經濟學家也廣泛采用計量經濟學從事實證研究，但由于過去長期忽視空間因素而形成的路徑依賴，空間計量分析在經濟學的實證研究中尚不多見。產業空間組織理論和空間計量方法本可以相互印證，是刻畫空間關系的一對絕配，但由于學科的藩籬，迄今基本上是割裂的：經濟學家陶醉于構建產業空間組織的數學模型，而很少采用空間計量方法進行實證研究；地理學家則熱衷于空間計量的實證研究，而很少關注產業空間關系的理論建模。如前所述，城市酒店區位問題的現有研究，其理論基礎仍是傳統區位論與城市經濟學，而方法基礎仍是傳統數理統計和經典計量，在理論和方法上均滯后于經濟學和地理學的研究前沿。因此，如果能引入前沿的產業空間組織理論和空間計量方法，重新審視城市酒店區位選擇背后的機制與規律，則將大大推進對城市酒店區位領域的深入研究。進一步而言，還能以城市酒店區位領域為試驗場，整合產業空間組織理論和空間計量方法對空間關系的邏輯演繹和經驗實證，以理論來指導和驅動實證、以實證來檢驗和推進理論。最后，這一研究設想，還有可能在地理學和經濟學之間架設一道橋梁，向彼此表明，經濟理論和地理實證在研究空間問題上可以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經濟學和地理學這兩大學科是可以對話與融合的，道雖不同，卻可以合謀⑦。4未來的深入研究方向4.1城市酒店產業的空間漲落產業空間擴散是一個時空過程，截取其一個時間斷面，即為空間截面上的產業分布。空間擴散模型源自生物學，并在地理學和經濟學中有廣泛應用，如著名的Logistic方程，這類模型能夠較好地擬合時間和空間過程；可從城市間和城市內兩個尺度進行實證研究，考察這類模型在酒店產業空間擴散中的適用性。然而，空間擴散模型只是一個經驗規律，可以用于實證分析，但不是一個解釋性模型，為了解釋空間擴散背后的經濟機制，則還需要建構一個理論模型，可資利用的工具是產業空間組織中的演化博弈理論。演化博弈借鑒生物學進化論思想，考察區位內的種群（酒店）個體的學習和模仿、競爭和演化、優勝和劣汰，導致酒店個體對該區位的進入或退出，由此可以得到種群數量在不同區位上的漲落。4.2城市酒店空間分布的模擬理論上，借助產業空間組織中的“跑道經濟”模型和“平地經濟”模型，通過數值模擬方法，可以得到酒店區位的理論分布圖式。實證上，借助空間計量中的地統計分析，在理論模型指導下選擇變量，使用酒店的實際數據，可以模擬酒店區位的實際分布圖式。對比理論分布圖式和實際分布圖式，調整變量的參數值以得到不同的理論圖式，使其最終接近實際分布圖式。4.3城市酒店間的空間交互影響這是對酒店區位的集聚模式進行深入研究，集聚存在外部性和溢出，而且集群內酒店彼此競爭或合作、容忍或排斥等戰略行為，都可能對彼此的業績產生交互影響。理論方面，諾貝爾獎得主謝林的合作博弈論和青木昌彥的戰略互補性理論是有用的工具，可以借助其來對集群內酒店的空間交互影響進行分析。實證方面，以酒店利潤率或客房出租率為酒店業績的變量，針對某一城市酒店產業集群，采用空間自相關分析和空間馬爾可夫鏈方法，考察集聚對相鄰酒店業績的彼此影響，即酒店間的業績是否因集聚程度的增加而發生“俱樂部趨同”及其趨同速度如何。4.4多維決策下的城市酒店最優定位國外酒店區位研究提出的多維模型，指出酒店決策會同時考慮在位置、價格、規模、服務多個維度上的定位。雖然該模型目前還是一個概念模型，但為我們提供了理論上的啟示。理論上，產業空間組織中的空間競爭模型同時兼容了位置定位和價格定位，而一般產業組織模型可以兼容價格定位和規模定位。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展，建立一個多維決策（同時兼容位置、價格、規模定位）下的城市酒店最優定位模型。實證上，截面多元回歸模型或模糊多準則決策模型適合檢驗該理論，可以選擇其中之一進行實證分析。4.5政府介入對城市酒店區位選擇的影響政府的介入可能會使酒店的實際區位偏離純粹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最優選擇，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考察這種影響：（1）城市規劃對酒店區位選擇的影響實證上，可以某個城市為案例，具體考察城市規劃因素對城市酒店布局的實際影響，分析規劃影響的程度、途徑以及酒店對規劃的反應。理論上，可以建構一個規劃部門與酒店企業之間的博弈模型。但是，在國內，城市規劃基本上是一個強制性的外部因素，企業可能未必具有博弈地位，則上述博弈模型可能缺乏實際意義。因此，這項工作是否值得進行，還有待實際調查和實證分析后再確定。（2）產權制度對酒店區位選擇的影響產權制度是影響中國酒店布局的特有因素，源于中國過去的計劃經濟以及當前政府對酒店建設的主導，很多酒店尤其老酒店是國有的，往往附屬于各級政府機關或國有企事業單位。由于這些酒店的用地可能是無償劃撥的，并在區位上常靠近所附屬的機構，而且在經營上未必以經濟利益為首要目標，所以必然使城市酒店的實際分布偏離理論上的最優布局。實證上，可以某個城市為例，考察國有酒店和非國有酒店、國有老（改革前建立的）酒店和國有新酒店的區位布局的總體差異，并考察相鄰區位上不同產權酒店的業績差異，建立計量模型分析這兩方面差異是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理論上，可采用轉型經濟學中的“預算軟約束”模型，分析由于國有酒店的預算約束軟化（由于土地無償劃撥以及不太注重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