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學術話語體系的中國轉向如何可能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界出現了一股強勁的學術自覺和學術復興運動，這場學術自覺和學術復興運動的核心是如何構建中國獨立的且具有全球可溝通性的學術話語體系。與此同時，國際學術界越來越重視利用漢語學術界成果了解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機遇，如何理解構建獨立的學術話語體系與國家自主創新、核心價值和軟實力的關系，國際學術話語體系的中國轉向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我想就以上幾個問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怎么看中國社會科學發展面臨的機遇學術界目前普遍認為中國社會科學的國際學術地位不高，中國還不是世界學術的生產中心。這個判斷基本屬實，但局面正在發生扭轉，我們不應該盲目自卑，而要知后而進，尤其要有看到機遇并抓住機遇的意識。從整個國際國內學術生態來看，21世紀以來有這樣幾個機遇，預示著國際學術話語體系出現中國轉向的可能。第一，文明對話的天平在向有利于非西方特別是中國的方向傾斜。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和推廣的國家建設模式在其內部及非西方世界出現問題，人類在社會、政治和國際秩序再組織等問題上出現了對西方模式集體反省的趨勢。東方文明的智慧和知識主旨是對話而非沖突，和諧而非制衡，合作而非對抗，統一而非對立，在提供關于秩序的知識資源上有巨大的再整理、發現和復興的可能。第二，中國在國際學術界話語權雖然不大，但中國是世界上少數擁有初步獨立的社會科學體系的國家之一，奠定了國際學術話語體系發生中國轉向的重要學科基礎。新中國與其他許多后進發展中國家的最大不同，是在國家建設上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和政策，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國家制度體系、社會體系、工業體系和科學體系，這是國家自主創新的重要前提。第三，國際學術議程和話題由西方主導，但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積累了豐富的可以轉化為學術議程和話題的實踐資源，使得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學術界圍繞中國發展中的“謎題”產生了許多辯論話題。第四，借助物質力量對比格局的轉變，中國的思想和學術出現了從受動思維，即外部沖擊-內部反應向能動思維，即為世界貢獻理念和思想轉換的巨大契機。中國的發展除了帶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識以外，還帶來中國人世界意識的復蘇，中國的文化和精神會升華到更開闊的時空格局。再看21世紀前十年中國本土的學術生態，有這樣幾個自覺性的變化。變化之一是學術自覺和學術復興運動。學術復興運動背后的動力是中國人的文化自覺意識。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這股動力尤其明顯，表現在中國學者開始格外強調從中國本土實踐中發掘新材料，提出新觀點，探究新方法。變化之二是中國學術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出現比較強勁的勢頭。所謂本土化，是指從中國本土的實踐和思想出發，解釋中國和世界的關系；所謂規范化，說到底是如何利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現象；所謂國際化，則是指如何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自己的問題和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推動社會科學成果的國際對話水平和國際傳播深度。變化之三是中國教育管理者和學者開始意識到中國要有自己的社會科學獨立評價體系。國際學術合作不能步有些產業的后塵，在國際合作中丟了市場但沒有換來技術，丟了學術陣地又沒有獲得國際學術話語權。這就需要我們建立獨立學術體系之上的評價體系。目前國內一些頂尖的社會科學雜志和專業雜志已經開始自覺地在朝這個方向努力。獨立學術話語體系與自主創新的關系有人會說，以英美國家為主的西方社會科學體系沒什么不好，它代表著“潮流”，并且在中國也很風行，為什么我們要超越這個知識體系呢？我覺得至少有這樣幾個理由：第一，中國在經歷政治獨立、經濟發展以后，如果跟著別人的話語體系走，文化上難免會逐步產生依附。從構建國家核心價值體系來說，需要有獨立的學術話語體系來支撐。第二，西方的學術話語體系并不是建構新文明世界的好體系，它有部分可取之處，但已經帶來很多問題，在此背景下，在為21世紀人類新文明標準的確立上，中國人應該提出自己的理念。第三，中國要走和平發展道路，更不能借助西方的霸權話語體系。很簡單，一旦你像“西方霸權話語體系那樣去思考”，你的發展道路選擇必然也是霸權和擴張。因此，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需要中國有自己親和的、可對話的、促進人類相互理解的知識體系。獨立的學術話語體系對自主創新的意義絕不可小視，我想從管理學上的維持性創新和突破性創新談兩者的關系。應該說，中國學術目前還沒有發展到系統地替代和取代西方概念的地步，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社會科學中的概念基本都是從西方進口過來的，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術創造大多還停留在、或不得不依靠這些概念范式進行維持性創新的階段。在科學研究中，維持性創新是一種縱向創新，也就是在別人研究的基礎上做縱向挖掘，或者為別人的研究提供個案支持；短期就能很快得到既有話語體系的承認，但很難取得重大成果，甚至還會被別人的概念和話語牽著鼻子走。突破性創新則意味著脫離既有的概念系統和范式，依靠全新的經驗和概念在一個更高的知識系統中研究問題；短期不會被既有知識體系承認，但一旦產生突破、進入到更高的解釋體系，則學術議程的設置能力會大幅提高，創新會形成放大、連鎖和倍增效應。從許多后進國家學術發展道路看，大部分選擇的是接受西方學術話語體系進行維持性創新的這條路，由此在國際學術體系中大多處于依附地位，日本是典型的例子。要走出西方的學術話語體系，走突破性創新的第二條道路，中國的社會科學可在以下三個方面做探索。第一，重新回答人類面臨的永恒的、本質性問題，通過對本質性問題的解答，共同確立21世紀人類的新文明標準。人類的本質問題是，世界是怎么來的，當下世界出現了什么問題，世界該向什么方向走？例如，當前國際秩序面臨的核心問題是世界政治能否跳出戰爭的歷史周期律，世界經濟能否避免循環性的經濟危機。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探索是走互利共生、和平發展的道路。這條道路如能成功，必將對21世紀的世界秩序設計產生重大影響，在此實踐基礎上抽象而成的國際關系和外交理論的中國學派，自然就能挺立于學林。第二，獨立學術話語體系的結構是由核心概念鑄造起來的。核心概念的確立，一是通過對已有的概念給予新解釋，例如流行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正義、法治等；二是對未被重視的概念進行再挖掘，例如政治哲學中的公私關系、國際關系中的亞洲體系等；三是在歷史和實踐中提出新概念，例如和諧世界、共生、關系性、擴展的熟人社會等。第三，知識與實踐之間存在相互轉化的可能。從實踐中抽象出來的概念，仍然能夠指導、走進實踐，這種理論是活的、有生命力的。例如，中國在國際關系中對“不干涉內政原則”、“用盡談判原則”的堅持和堅守就是個例子，它已經成為中國向國際上宣示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標志之一。這些原則和概念構成了中國國際關系和外交理論體系的知識和實踐資源，與歷史和當下的霸權理論迥然有別。中國獨立的學術話語體系應該而且必須是開放和包容的，各種社會科學知識相互學習借鑒，取長補短，是學術賴以成長的必備生態。最后，最能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上提供解釋和解決方案的體系，自然會在知識選擇過程中脫穎而出。知識存量對中國轉向的意義知識生態的第一個問題是獨立的學術話語體系，第二個問題是知識存量。知識存量的豐富對學術話語體系構造影響很大。提到創新，現在很多人將創新不足歸咎于科研體制。這個問題沒有這么簡單。我覺得學者除了反思自己做了什么以外，也可以集體反思一下我們的知識存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我個人覺得創新不完全是科研體制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與科研工作者浸泡的知識存量格局有關系。僅就社會科學而言，簡單講，我們的知識存量主要集中在有關“中國”的知識上，但有關“世界”的知識存量略顯不足，從而制約了從更大時空格局進行知識創新的潛力和能力。而目前關于“外”的知識，又過多集中在屈從于別人的學術話語體系來研究別人，從而無形中降低了自己的國際學術話語權。英美知識體系所以在全球產生如此大的擴散力量，從其供應的知識形態上看，不完全是英美的“內”知識，而是“外”知識。前面提到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升華，這個升華并不僅僅是停留于“內”的知識，更多是要借助“外”的知識來滋補，最終形成內外一體、互相兼容的知識體系。這種新的知識體系是由人類從孤立到整體的發展以及各國內外聯系卯榫相合的現實決定的，也是大國的政治系統從國內系統向全球系統提升的需求所造成的。要形成中外知識相互刺激、聯想生成的良性循環，就需要大力加強涉外分支學科研究的投入。在現在所有社會科學學科內，都有部分涉外分支學科，但目前，我們有關世界的知識是一個短板，既不利于中國知識本身的提升，也不利于在國際學術界有關“世界”的研究上爭取話語權。以比較政治學為例，我國老一輩比較政治學家大多通過實地調研或駐外使領館提供當地國的一手材料來開展研究，從而確立了中國比較政治學的學科體系。但近些年來，外國國情、黨情、民情數據和材料的滯后，制約了比較政治學和發展政治學的進一步發展，而不得不依賴、轉用別人的二手研究成果。如此，自然難以獲得國際學術話語權。涉外知識存量應該格外重視口述、音像、圖片、檔案、族志、考古、博物、社會和經濟的系統數據、稀有語言等的采集和存留。豐富和完善這部分知識存量，有很多途徑，例如通過國際組織、駐外記者、跨國公司研究型職員、孔子學院、海外公益組織、海外研究中心、國際合作研究、外交官群體等進行交流和匯聚。過去西方國家掠奪非西方世界的非物質文化，于是在今天的非西方世界研究上因壟斷關鍵材料和數據而掌握著巨大的話語權。今天中國絕不可能也不會再走文化掠奪的老路，在涉外知識存量的累積上只能走國際合作的道路。外部世界的知識存量增加除了有利于促進本土知識體系升級、構建學術話語體系、幫助國家建設以外，還有助于促進國家政策的外部宣示。中國在國際上提出了許多非常好的理念，但傳播范圍和影響深度仍比較有限。為什么？這種現象當然與別人學術和媒體的自覺過濾有關，但從內因上看，與我們在這些理念上的社會科學研究積累不夠有關。也就是說，沒有扎實的社會科學研究配合，會降低對外政策宣示的影響力和穿透力。比如，中國提國際關系民主化，就是個很好的理念，但要為人接受，那你還得在以下問題的研究上形成知識鏈，而且這些研究成果還要設法走進別人的大學課堂和教科書。例如，在比較政治和比較經濟研究上，得有一系列的成果證明，西方式民主國家的國內民主如何導致國際集權；有些國內制度安排如何刺激了國家對外轉嫁危機，且損害了國際民主；國際組織的公共政策如何偏離了平等和正義原則；霸權國家的強制行為如何損害各國自主自由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如此等等。而且，在國際上還要形成某類問題的學術共同體或學派。這樣，政策宣示的傳播力就會得到加強，相關的學術研究也會獲得國際話語權。政治上的話語體系強調核心價值和意識形態，但是一旦沒有獨立的學術話語體系，而為他人所支配，學術對政治話語不起配合，反起解構作用，那是很危險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知識分子普遍用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來解構本土價值和知識，這對其國家價值認同以及國家建設是不利的，值得發展中國家反思。國際學術話語體系的中國轉向如何可能獨立的學術話語體系的國際擴散取決于很多因素的相互配合，包括漢語的對外推廣戰略等。就構建學術話語體系本身來說，目前有三種主張。第一種是將中文社會科學成果翻譯成外文，主要是英文。第二種主張是用英語在國際一流刊物發文章。甚至有人主張接受和參照國際(所謂國際就是英語學術界)評價體系，而所謂國際評價體系，主要是SSCI刊物、美國一流大學出版社等。此種路徑比較極端，很可能步日本人的后塵。對一個有著豐富文化資源和歷史文明的大國，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拱手讓給SSCI和美國一流大學出版社，既不可思議，也極傷自尊，相當于讓法國學者把用中文在中文雜志發文章作為衡量其學術水平的依據，這對其無異于是一種文化羞辱。我不反對用英語發文章，我周圍很多優秀的學者都在SSCI上發表文章，但保守地看，我并不贊成用別人的學術評價體系取代或凌駕在自己的評價體系之上。畢竟，沒有一個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背后是沒有價值約束的。第三種是我所主張的態度，也即把工夫下在確立本國獨立學術話語體系上，進而在國際學術界爭取平等的對話權，提高話語權。那么，國際學術話語體系的中國轉向如何可能？或者說，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怎樣在國際學術界產生擴散效應？我覺得，與以下兩個因素有很大關系：第一，中國本身的成功經驗蘊含著許多謎題，使別人既有的知識體系解釋不了你，進而吸引別人自發來研究你、學習你。金融危機以來，西方主流媒體出現越來越多對中國政治制度正面的報道，這反映了別人開始逐步客觀評價中國政治制度的變化趨向。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自己能把成功的經驗抽象為一種內外都能接受的學術話語體系，并能寫進可以傳播的教科書中，從個性知識轉化為共性知識。日本在經歷經濟奇跡以后，在社會科學的提升上下了很大工夫，但并不是很成功，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社會本身沒有復雜到產生大部分共性問題并提供解釋大部分共性問題的理論。另外，日本過度依賴西方學者的研究來傳播其成功經驗，日本當時投入巨資資助大批國外學者研究日本，但是最后用英語產生的日本研究成果主要還是落在西方社會科學框架體系下，從而使其經驗只是成為證明西方社會科學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