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毛澤東學”研究領域若干基本問題考察

一、概念辨析以及研究動機和出發點的考察1.“國外毛澤東學”概念辨析從字面上看，筆者所說的“國外毛澤東學”，由兩個部分構成：一是“國外”，二是“毛澤東學”。這里的“國外”是指中國“大陸”和港澳臺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但需交待的一點是，港澳臺三地的毛澤東研究雖然不能算是“國外毛澤東研究”，但它又與傳統意義上的“國內毛澤東研究”有實質的不同。關于“國外”這個概念，也不同于“西方”這個說法，“西方”這個概念，是相對于東方而言的，最初這種劃分只是在文化和文明的意義上進行的。但是，在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后，“西方”這個概念逐漸就與“資本主義陣營”聯系起來，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使用“國外毛澤東學”這個說法，目的是區別于“西方毛澤東學”和“西方毛澤東研究”。比如說，蘇聯的毛澤東研究，自然也應當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毛澤東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蘇聯不是西方，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組成部分。再來看一下這里使用的“毛澤東學”概念，一般而言，指的是關于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學術研究和理性思考，如果從寬泛一點的角度看，國外學者在政治運動和“革命實踐”中對于所謂“毛主義”的解讀，也應當容納到“國外毛澤東學”的概念中來。2.研究動機和出發點一種研究的展開，總要有個目的和動機。對于國外毛澤東學加以關注，展開研究，同樣也有一個出發點和動機的考察問題。或者說，關注這一研究的意義和價值體現在何處。國外學者關注毛澤東，有復雜的原因和動機。早期的國外毛澤東研究，主要是外交領域對華政策咨詢的需要，無論“左”、中、右三派在這一時期都或多或少受到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在毛澤東逝世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關于毛澤東的研究呈現出愈來愈強的學術化傾向。澳大利亞學者尼克·奈特認為，也許毛澤東研究在國外還算不上一個專業化領域，但不能否認的是，對于毛澤東的研究是一項重要任務。在毛澤東生前時代，研究毛澤東具有緊迫性與現實重要性，因此對毛澤東的一生與著作的分析曾一度在中國和西方流行；毛澤東逝世后，毛澤東已經不再是西方青年崇敬的領袖。這一情形意味著對毛澤東的研究將日益成為少數專家的事。他們的興趣由于研究對象政治意義的減弱而日益具有學術性。①可以這樣說，在當代，無論國內國外，毛澤東研究已經不再是“顯學”。這在某種程度上倒可能是深入推進對于毛澤東的學術研究的重要契機，客觀上使我們有了可以給出毛澤東學術思想肖像的一個較好時機。如果再加一種補充解釋的話，是不是也可以說是“距離產生美”？對當代中國來說，毛澤東時代已經成為歷史(時間維度)；對國外毛澤東研究者來說，他們眼中的毛澤東是一種異域(空間維度)的“審美對象”。相比較歷史的當事人來說，旁觀者雖不能說一定就清醒，但是研究、反思和審美的確是需要時空距離的。關注國外毛澤東研究成果意在引導研究者開拓理論視野，尋找新的理論生長點，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解決全部問題，而是提出毛澤東研究領域可能存在的新的“真問題”，進而引發思考與爭論。由此，我們或許才能在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學術與政治的多重張力中實現毛澤東思想肖像的完整勾畫。二、學科定位問題作為國外地區研究中“東方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外中國學又可以分為經典漢學(也稱傳統漢學)和現當代的“中國問題研究”。毛澤東研究是“中國問題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早期“中國問題研究”的主干成分。此外，國外毛澤東研究還可以在政治學、歷史學的范疇內被理解為國外領袖學研究和人物研究中的一個部分。1.經典漢學所謂經典漢學，一般是指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國外經典漢學，不是西方人對中國的一般的感性認知，而主要是一種思想史層面的研究，研究重點是中國從古代到近代的經濟史、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從實質內容上看，國外漢學，不同于基于中國本土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其最大的區別在于立場不同、認識框架不同、方法論背景不同。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與從中國本土立場反思自我相比較，得出的結論盡管在總體上不可能都迥然相異，但總的來說，“異”的層面的東西是顯見的。在西方，傳教士充當了漢學研究的開路人，他們集中于中國語言文字、文物、歷史、地理和思想文化，主要是給西方人做一些資料性質的介紹。這種研究既缺乏學術性，又缺少思想性，但其為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貢獻還是不能抹殺的。法國推動漢學研究向近代轉變，成為歐洲漢學研究的重要基地，美國的漢學研究始于19世紀30至40年代。美國的漢學研究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色彩。在他們所謂的“全球普世價值”面前，中華文化是愚昧和落后的象征。因此，研究中國的目的就是如何征服中國，用現代文明改造中國，使其融入西方的價值觀體系。進入20世紀，美國的漢學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建立“哈佛燕京學社”(1928年)和中國學圖書館。學社成立以來，不僅培養了一批美國漢學研究和現代中國學領域的學科帶頭人，而且培養了一批能夠運用西方學術理論、治學方法研究中國的新一代學者。同時，這項合作使哈佛大學成為美國研究中國的中心，形成了中國研究的學術傳統。2.“中國問題研究”20世紀30年代以后，國外中國學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逐步向以歷史研究、政治研究、經濟研究、社會研究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學演變；在研究方法上，也改變了重視傳統，輕視現實的漢學研究傳統，開啟了以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為主的新局面。在美國，從“漢學”中衍生出來的“中國問題研究”逐漸成為與傳統漢學研究相并列的一個分支學科。今天看來，在世界范圍內，如果說歐洲尤指法國是傳統漢學的中心，“中國問題研究”則以美國為中心。在美國中國學發展的過程中，費正清是公認的中國學創始人，是“中國學之父”。他打破了美國傳統漢學只注重古代漢語研究的模式，重點研究近現代的中國，從而確立了美國現代中國學的研究。“中國問題研究”，指的是近代以來圍繞西方對華政策咨詢所生成的一種中國問題研究。這種研究，是經典漢學的一種局部性突變，造成突變的原因是政府的干預。在20世紀上半葉，如果說經典漢學的一批學者還沉浸在“玩味”東方異域文明當中，那么政府直接的對華政策咨詢則對漢學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費正清是“中國問題研究”的奠基性人物，同時也是海外經典漢學與“中國問題研究”之間的一個過渡性人物。“中國問題研究”與海外經典漢學研究有交叉的地方，但是，經典漢學主要是一種思想史的背景性考察，過于深奧、晦澀，與直接的政策層面有比較遠的距離。然而，倘若要深入了解中國人的思維和中國文化的特點，是離不開經典漢學研究的。但就“中國問題研究”而言，則是政策咨詢的產物，其目的是直接為政府提供決策咨詢。20世紀20年代末，美國的漢學研究開始向地區研究逐步轉變，為了適應戰時國際斗爭的需要，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的漢學研究發生分化，最終使中國問題研究徹底擺脫傳統的束縛，從經典漢學研究中分離出來。這種分離始于20世紀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的標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學會的成立。如果把太平洋學會作為向地區研究轉變過程的起點，那么，遠東協會的建立就是這個過程的終點。美國“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專家群，最初主要是由漢學家構成的。后來，這一研究逐步獨立出來，專業從事“中國問題研究”。在美國這個重鎮中的重鎮就是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即現在的“哈佛費正清中心”。中國學從漢學向中國研究的轉換，在哈佛大學表現得最為明顯和突出。斯諾關于毛澤東的傳記，是這一轉換的重要契機。當然，這一轉換與費正清本人的學術和人生經歷更是分不開的。因此，考察早期西方的毛澤東研究，重點就要考察美國太平洋學會的左翼進步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和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這兩個人。3.國外毛澤東研究或“國外毛澤東學”國外學者對于毛澤東的研究，實質上是“中國問題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外毛澤東學圍繞毛澤東及其思想展開的研究，之所以能成為一種研究比較集中的區域，是國外對華政策咨詢直接催生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進入了海外中國學研究的視野。海外中國研究與毛澤東研究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漢學在經歷了經典漢學、傳統漢學向“中國問題研究”的轉變之后，毛澤東研究實質上充當了早期“中國問題研究”的主干成分。把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與毛澤東研究貫通起來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以斯諾為代表的美國左翼新聞記者的戰時中國報道。為了能夠給美國政府提供對華政策決策的服務，美國的地區研究特別是遠東地區研究發展起來。當時的中國研究，對于現實問題的研究是最為薄弱的環節。漢學家們既無力回答現實中國所發生的很多問題，又囿于學術的嚴肅而不愿意過多地接觸現實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非學術問題。可以說，毛澤東既連接了中國傳統和當代中國，又連接了中國本土和海外國家，是當代中國與傳統漢學之間的一個橋梁。毛澤東使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他生活在中國由傳統、由近代向現當代轉換的時期，而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一個組成部分。要理解當代中國，要理解古代和近代中國，就不能不研究毛澤東這樣一個重要的過渡性人物。東方與西方，中國人與外國人，從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立場出發，雖然共同關注過毛澤東及其思想，但在毛澤東的認識和評價問題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在研究逐步展開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對毛澤東的研究，離不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毛澤東這個人的身上積淀著濃厚的中國傳統色彩。同時，影響毛澤東思想發展狀況的，除了東方的傳統外，還有西方的一些東西。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東西方之間的交流已經比較廣泛。鴉片戰爭后，列強進入中國，不僅在物質層面沖擊了中國，而且在精神層面使中國這個相對封閉的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化，各種外來思潮進入中國后，或直接或間接都對毛澤東的思想構成了影響。這樣一來，毛澤東的研究，成為東西方兩種文化交融匯合的一種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魅力，正在于東西方思想都在其身上有所體現。一方面，毛澤東認為自己一生所從事事業的指導思想是源自西歐的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毛澤東的哲學特別是其政治哲學中又有著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這種色彩又使得“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不能完全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等同，甚至不能與“蘇聯馬克思主義”完全等同。對于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馬克思主義”來說，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究竟是“教條式的照抄照搬”，還是一種“背離和異端”？在這些問題上，引起后來東西方研究者們廣泛的爭論。這種爭論的背后，顯示出他們對毛澤東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成果的淡漠和忽視。三、理論立場和研究視閾考察外國人研究中國，外國人研究毛澤東，有其特定的理論立場和研究視閾。西方人眼中的東方，與真實的東方之間，一定是存在差異的。當然，若是從嚴格的解釋學的角度看，即使是東方人研究自身所處的東方，中國人研究中國，中國人研究毛澤東，也必然不能是與其研究對象完全實現“視界融合”的。可是，比較起來，總是每一位研究者都會有自己先在的認知框架，這種先在的框架性質的東西不能不體現到最終的研究成果上。既然國外學者對于毛澤東的研究是一種跨文化的閱讀，那么東西方兩種文化的關系是這種閱讀的重要認知背景。近現代以來，東西方文化之間表面上看只是地域的不同，相互的觀察和閱讀中都含有“異域的情調”。但從實質上看，由于東西方國家在由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進程中步調并不一致，在現代化的征程上有快有慢，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又穿插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和分歧，因此，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外國人眼中的毛澤東，不能不包含發達國家對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偏見和歧視，不能不包含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誤解和敵意。也就是說，東西方之間的比較，不簡單是不同文化與文明之間的平等交流和對話，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西方人眼中的東方，有其先在觀察標準與體系。凡是與此體系相一致的就反映了文明和進步，凡與此體系不相一致的，就是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詞。這種論調發展到極致，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盡管費正清是美國現代中國學和毛澤東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但他研究近代中國的基本框架和模式是“沖擊-反應”模式，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論”色彩。進入當代，在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領域”，費正清的另一位弟子柯文在他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中提出了與其老師費正清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中國中心觀”②。柯文認為，西方在近代與東方的接觸，從現代化理論一般的分析模式看，是西方在幫助落后東方加快發展；從帝國主義理論分析模式看，是落后東方遭到了西方的“入侵”。這兩種分析方法共同存在的問題是不同的立場與“中心”。柯文對指導中國研究的以“西方中心論”為主要特征的思想框架的批判，有力地擊中了美國中國研究的要害。這一批判從更深的層次上揭示了60年代末期左翼批判思潮已經接觸但又未完全澄清的“爭論的中心問題”，使人們的思考真正轉向中國研究的學術發展方向問題，把中國研究從“西方中心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柯文看來，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研究西方沖擊之后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最嚴重的問題一直是由于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要把這種歪曲減到最低限度，把自己解脫出來，從一種西方中心色彩較少的新角度來看待中國歷史，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種新角度就是“中國中心觀”。在中國研究和亞洲研究中，并不是說建立起“中國中心觀”或“亞洲中心觀”以后，就把問題全部解決了。事實上，建立起這樣的觀點和取向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還必須把中國研究、亞洲研究放到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加以考察。這樣一來，既看到各地區發展的特殊性，又看到世界歷史發展的共性。在這樣的歷史考察中，沒有誰是中心這樣的問題。總之，澄清“歐洲中心論”與“中國中心論”的景觀轉換，同時說明構建一種盡可能體現客觀與主觀相統一、學術中立性與歷史真實性統一的研究模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成為我們認識和把握國外毛澤東研究成果的重要知識背景，這也為毛澤東思想肖像及其認知圖式的勾畫和測繪提供了基本的理論地平線。四、國內譯介和研究情況隨著翻譯工作的深入進展，國外“中國研究領域”和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已經在陸續進入中文世界的言說域。一方面，大型圖書館之間的館際互通和互聯網大型數據庫的共享，為查閱外文圖書資料帶來方便；另一方面，大量外語文獻中的優秀成果已經翻譯成中文，且這部分資料目前已進入整理、消化、吸收的階段，為以后的深入研究和創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準備。在此基礎上，已有一系列關于國外毛澤東研究的綜述性研究作品相繼問世。這些研究成果是對國外毛澤東研究成果的初步整理和初步消化。漢譯國外毛澤東研究專著和論文方面。截至目前，海外漢學、海外中國研究之類的叢書大量出版。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當然，他們所做的主要工作在早期主要是經典漢學，近期才是逐步開始關注“現代中國學”和“中國問題研究”領域。此外，中華書局亦圍繞海外漢學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具體到毛澤東研究領域，國內從事譯介工作的主要是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國社科院系統的專家學者。石仲泉、李君如、蕭延中等主持了大量的譯介工作。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就是“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選輯”(共10輯)。值得注意的是，石仲泉和蕭延中共同組織編譯的8卷本“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近期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龔育之、金沖及、李君如和李忠杰等國內毛澤東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擔任了這套《譯叢》的學術顧問。這套叢書中的5本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國外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10卷本的修訂再版，另外3本是首次譯出。這些作品是國外毛澤東研究的重要參考讀物，其意義和價值是不能低估的。筆者以為，目前的翻譯工作還不夠，不少重要作品仍需譯出。除著作外，在論文方面，蕭延中等做了比較重要的工作。由蕭延中主持編譯、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外國學者評毛澤東》，主體是單篇學術論文，也收入了一部分已經譯出的國外毛澤東研究專著中的個別章節。單篇論文往往能反映研究的最新進展，具有較強的時效性，十分便于國內研究與國外研究的學術對接。文獻分類方面。(1)政治傳記類。國外學者關于毛澤東的政治傳記不同于一般的人物傳記，政治傳記盡管也使用編年的順序，但重在體現政治立場、政治觀點，重在體現思想變遷和邏輯結構。已經譯成中文的政治傳記主要包括以下幾部藍本型作品：首先是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目前已有好幾個版本，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自述》亦是斯諾采訪本，這是毛澤東所有傳記中最為重要的藍本。其次是施拉姆的《毛澤東》，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傳》，迪克·威爾遜的《毛澤東》和陳志讓的《毛澤東與中國革命》。施拉姆在其《毛澤東研究：回顧與展望》一文中對威爾遜和特里爾的兩部傳記作品做了非常好的比較，分析對照了兩部作品對毛澤東不同時期的理論和實踐在關注程度上的不同，對其核心觀點的認同程度的不同。(2)專題研究類。除了10卷本的“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選輯”和石仲泉、蕭延中主編的8卷本外，可以再羅列以下作品：莫里斯·邁斯納的《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起源》、《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